滇西慰安妇的“黑色往事”/组图

金牛银熊

日军侵占畹町时，在一道桥(地名)靠山脚有一片草房曾是日军的军妓院，门口有日本兵站岗，里面有五六十个十七八岁、20岁左右的姑娘，在日本人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她们不得穿衣服，赤条条的，身上裹着一条军毯，见人就讨吃的。她们当中，又多是过了几个月就不见了，多半是被折磨死了。过不了多久，日本兵又拉来一些新的姑娘，供其继续玩乐。



正在建设中的龙陵县侵华日军滇西慰安妇制度罪恶展览馆。



滇西唯一站出来为自己讨清白的李连春老人。

去年11月，中宣部拨款200万元在保山市龙陵县建侵华日军滇西慰安妇制度罪恶展览馆，建成之后，该馆将成为世界上继日本东京、韩国、中国上海之后的第四个慰安妇制度罪恶展览馆。

不识字的李连春老人生前曾说：“我很穷很穷，我一生什么都没有。我最宝贵的是我的身子和清白，但是却被日寇夺去了。我要到日本去，不是要钱，不是要名誉，我要的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我的清白。”

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不忘历史的警钟又一次在人们耳畔震响

去年11月，中宣部拨款200万元给保山市龙陵县，建侵华日军滇西慰安妇制度罪恶展览馆。展览馆按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抗战时期日寇在龙陵县城董家沟董家大院内建的原慰安所。为保证展览馆的质量，今年8月，龙陵县邀请国际著名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大博导苏智良教授，多年与苏教授一起从事慰安妇问题研究的陈丽菲教授，北京多年免费为慰安妇打国际官司的律师康健，以及保山市从事抗战研究的有关人士在龙陵召开研讨会，对布展情况进行研讨。

目前，全世界建成的慰安妇制度罪恶展览馆只有3个，分别在日本东京、韩国、中国上海，建成后的龙陵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罪恶展览馆将是第四个，而且是由国家拨款、建在战时的慰安所内。苏智良教授建议，展览馆的框架分为6个部分，即：日本军国主义和慰安妇的出现，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建立，慰安妇制度的推广，日军对滇西的侵略和慰安妇制度在滇西的实施，慰安妇制度下的受害者，国际上关于慰安妇制度罪恶的索赔、审判和对慰安妇制度罪责的声讨。苏教授还特别提到，要给受害者——滇西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李连春和韩国的朴永心另建一个展室。

在龙陵侵华日军滇西慰安妇制度罪恶展览馆建设过程中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不忘历史的警钟又一次在人们耳畔震响。

漫漫长夜中凄迷的哭声

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的慰安妇制度，使亚洲相关国家的妇女受到残酷摧残，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1942 年5月初，日寇入侵滇西，5月4日保山县城被轰炸，5月10日占领腾冲，从此滇西人民陷入了无尽的苦难。日军占领滇西期间，在占领区建的慰安所约有20多个，另外还有一些临时慰安所。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滇西用作性奴隶的女性约有800余名，其中500余名是被日军抓来的滇西妇女。

据潞西市公安局退休民警姜兴治回忆，解放初期他任公安员时，听目击者讲，1942年8月的一个晚上，日军突然包围了芒市的广姆、芒黑、等项3个村子，抓走了两车小卜哨(傣族姑娘)，约五六十人。这些被抓的姑娘，多数都有去无回，只有3个返回家的。其中，家住芒黑的一人后来曾向人述说了她当年的遭遇，被儿孙知道了，横加指责，以后她就缄口不语。姜兴治也去采访过她，她仍是不说，直到离开人世。

日军在芒市、畹町、遮放等地也陆续建立了不少慰安所。遮放慰安所开始时只有8个慰安妇，后来，又从广东拉来一批中国慰安妇，这样一来，日本慰安妇就成了军官的专属，而中国慰安妇则成了日军士兵的性奴隶。

现在的芒市镇第一小学，日军入侵时是一个寺院，内有树包塔景观。日军曾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慰安所，目击者告诉我们，在日军占领期间，附近的住户常常听到里面传来凄惨的女性的哭叫声。

1943年7月12日，驻德宏勐嘎的日本宪兵队长中岛竟宣布：“年龄在16岁以上的女子，无论是否婚配，一经本部官兵选中，即应与本部官兵结婚。”

据德宏畹町芒满村老支书曼映回忆：日军侵占畹町时，在一道桥(地名)靠山脚有一片草房曾是日军的军妓院，门口有日本兵站岗，里面有五六十个十七八岁、20岁左右的姑娘，在日本人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她们不得穿衣服，赤条条的，身上裹着一条军毯，见人就讨吃的。她们当中，又多是过了几个月就不见了，多半是被折磨死了。过不了多久，日本兵又拉来一些新的姑娘，供其继续玩乐。

腾冲光华街熊家当时曾设有慰安所，由10多个日军负责看守。日军将熊家和后面杨家的隔墙拆开打通，成了一个很宽敞的慰安所。远征军收复腾冲时，日军将这里的几个慰安妇丢到井里淹死了。

腾冲沦陷时，日军看中了洞山村的尹老焕，扬言不将她送到驻地，就要杀光、烧光洞山村。万般无奈，当地维持会只好将她送到日军驻地。日军撤退时她回到了洞山村，成了一个木讷的人。后来她嫁了一个憨丈夫，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由生产队作为五保户供养到去世。在村人的记忆中，她总是拖着鞋子，披头散发，目光呆滞，步履缓慢地从村道上走过，不时地回头看上几眼跟在她身后向她叫着“日本老焕”的不懂事的顽童们。

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抗日老兵许国钧老人回忆：“1944年9月14日早晨，我们攻进腾冲县城时，只见到处是日军尸体，在日军慰安所里，我亲眼看到有17个中国慰安妇和几个婴儿被日军刺死在那里，有一个慰安妇死了还紧紧地抱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婴儿，真是惨不忍睹！”

1944 年2月3日《新华日报》的一则报道说：“敌寇去岁(1943)屡次犯我腾北，遭打击后，大部敌兵都感觉厌战，敌酋无法可想，只得以强拉民间妇女供士兵娱乐，来提高情绪。又在腾冲西华街设立俱乐部一所，由汉奸强拉我妇女同胞14人，凡敌兵入内取乐，每人每时收军票5元，战地负伤者免费。这些妇女不堪蹂躏，多忿而自杀。”

1944年9月26日的《扫荡报》刊有战地记者潘世徵的一篇题为《腾冲城内一群可怜虫》的报道：当腾冲城门尚未打开的时候，中国远征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六十个随军营妓被包围在里面。到了9月14日上午，远征军攻克腾冲城最后一个据点，在防空洞里发现一个10岁左右的中国小女孩。她报告说，她是被日军抓来替慰安妇们打洗脸水的。当时，她们全都躲在一个大防空洞里，一天黎明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用枪逐个结束了营妓们的生命，一共13人。小女孩吓昏过去，捡了一条性命。这篇报道还说，“又在一处城墙缝里，发现了十几具女尸，她们都被蒙上了眼睛。这些可怜的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判处残忍的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

潘世徵还报道：中国远征军刚攻下腾冲城，他就在城南参观了几处慰安所。有的叫营妓公馆，一个院子有几十间房子，每间房门上都贴着慰安妇的花名以及卫生检查合格证。慰安所房内的陈设，犹如日本式家庭，大约是想造成“这里就是家乡”的气氛，以提高士兵的战斗情绪。日军为掩人耳目，给众多的慰安所取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或叫某某军妓院，或叫某某俱乐部，或叫某某娱乐部，或叫某某庄，如“翠明庄”、“清明庄”等等。

龙陵松山腊勐大垭口的一块山坡地上，设有一个为松山守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据目击者讲，这个慰安所是用竹子搭起来的简易房子，里面用报纸糊起，一个慰安妇一小格，随时准备犒劳打仗下来的日军。她们多是日本女性和朝鲜女性。

有个叫朴永心的韩国老人，当年就是被日军从她的祖国掠到这里当慰安妇的，并且还怀了孕。2004年老人故地重游，到腊勐大垭口慰安所遗址进行了指证。这位老人已于2006年去世。

李连春，滇西唯一站出来为自己讨清白的人

滇西有许多被日军强迫当慰安妇的女性，但由于种种原因，绝大部分都不肯站出来指证日军在滇西实施的野蛮的慰安妇制度。只有她勇敢地站出来指证，因为她知道，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灾难和耻辱，而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和耻辱。她，就是李连春老人。

李连春是龙陵腊勐白泥塘人，日军占领了她的家乡后，她在卖马草的途中，多次被日军强奸。出嫁后因失过身被夫家看不起而出逃，途中被日军抓到腊勐慰安所当了慰安妇。在慰安所，她天天以泪洗面，经常挨领班的打。她多次想逃跑，都因日军岗哨看管太严而未成功。约一年后，在慰安所打工的同胞帮助下，她才逃出了虎口。

笔者曾多次到她家看望和采访她。老人因年老多病，记忆力已严重衰退。这位苦难深重的老人，在2004年1月10日因脑溢血去世了。

就在李连春呆过的腊勐慰安所里，还有20来个中国慰安妇，大多数也是被日军武力强拉去的当地妇女，还有15个朝鲜慰安妇(据说有的是中国东北人)和三四个缅甸妇女，此外还有几名日本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各人的结局不尽相同，但都是悲惨的。中国慰安妇多数在滇西反攻战役打响后不久就被日军杀害了。龙陵县文史资料选集《松山作证》中载：沦陷区妇女被敌人奸污的难以数计。

2006年12月，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多年坚持免费为中国慰安妇到日本诉讼的康健到保山、德宏调查中国慰安妇受伤害情况。她的调查得到了隆阳区政协的大力支持，让本单位滇西抗战研究人员全程陪同调查。此次调查又有两个新慰安所遗址发现，一个是松山大垭口李正早老人指证的，位于松山半山腰；另一个是龙陵县城酉天赐老人指证的日军在县城建的水泥碉堡前(作为日军侵华罪证保留，是龙陵抗战纪念馆的一个展品)。

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岁月虽然过去了60多年了，但日军在滇西的暴行，特别是残暴的慰安妇制度，滇西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日军当年建立的慰安所遗址还在，腾冲二战实物收藏家段生馗收藏的慰安妇装化妆品的托盘、铜质脂粉盒，慰安妇使用过的茶具还在，这一切的一切，都揭示着那个不堪回首的落后挨打,落后受欺凌的时代。

不识字的李连春老人生前曾说：“我很穷很穷，我一生什么都没有。我最宝贵的是我的身子和清白，但是却被日寇夺去了。我要到日本去,不是要钱,不是要名誉，我要的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我的清白。”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