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欧洲的“极右翼”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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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欧洲的“极右翼”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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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时前

　　

最近，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成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起因，是该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一跃成为第一大党；相比之下，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中右翼老牌政党基民盟，得票率暴跌至17.2%。尽管距组阁所需简单多数仍差3席，相比二战以来德国任何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都更接近执掌州政权。

　　这在欧洲政坛引发“强震”。多国领导人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是令人担忧的信号、结果极为难堪。但无论这些老牌政党的精英是否承认，欧洲加速向“右”已是事实和趋势。

　　欧洲的“极右翼”到底是个啥？如何看待它在政治版图中的位置？

　　9月6日，选民抵达德国马格德堡一处投票站。图源：新华社

　　一

　　所谓极右翼，在欧洲政坛通常指政治立场位于政治光谱最右端的人士或组织。

　　他们一般支持本土主义，主张严控移民，反对多元文化和主流政治精英，对欧洲一体化抱有质疑。与维护现行体制的传统右翼相比，极右翼立场更激进。

　　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些欧洲国家吸取历史教训，主要由中左翼、中右翼等传统建制派主导政坛，极右翼处于权力边缘。比如德国的主流政党就约定“防火墙”，拒绝与极右翼政党合作组阁。

　　但现在情况变了。

　　欧洲The PopuList数据库一项涵盖31个欧洲国家的研究显示，1995年，仅有5%的选民支持极右翼政党，十年前的支持率约10%；现在，这个数字已超23%，极右翼政党加速迈向政坛中心。

　　比如意大利，2022年大选，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获胜，与中右翼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兄弟党被外界视作极右翼力量；法国2024年国民议会选举中，勒庞带领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赢得超120席，与马克龙的中间阵营和左翼阵营三足鼎立。

　　在德国，极右翼的选择党不仅在州议会选举中战绩辉煌，联邦层面也不断壮大。2025年联邦大选中，该党得票率约两成，一跃成为联邦议会第二大党。

　　英国改革党、荷兰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瑞典民主党、西班牙呼声党、葡萄牙“够了”党……这些政党有的已进入本国中央或地方议会，有的参与联合执政。在欧洲议会，极右翼政党也抱团组建跨国党团，有研究指出已占约1/4席位。

　　这是2024年6月1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拍摄的欧洲议会选举临时结果，结果显示右翼和极右翼政党席位增加。图源：新华社

　　二

　　国观智库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毛竞告诉侠客岛，如今活跃在欧洲选举政治舞台上的极右翼，并不是过去大家想象中的“光头党”“新纳粹”或街头暴力分子，而是熟悉游戏规则的政治力量。

　　具体而言，这些极右翼有完整组织和纲领，擅长通过选举、社媒、议会辩论等进入公共生活；不公开否定民主制度、不崇尚暴力，竞选和执政纲领不乏务实性，只在适用范围及执行方式上有争议；为吸引公众，他们抓住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产业外流、治安焦虑、就业不足等真实社会矛盾，但简化归因，说复杂经济和治理问题是移民、欧盟、全球化和自由派精英等造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指出，欧洲极右翼正经历几个关键转变：

　　从批评主流政党转向争取上台：一些极右翼政党推出各类改革主张，加速从反对者变为改革者，抢夺原本支持传统右翼的选民群体，以完成主流化进程；

　　欧洲社会和主流政党的认知变化：以前把极右翼视为洪水猛兽、拒绝接触合作甚至打压，近年出于现实政治考量不断松动立场，试图改变自身支持率下降窘况。在一些国家，主流政党与极右翼之间立场差异愈发模糊，政治屏障愈发脆弱。

　　极右翼与传统右翼相互拉扯：极右翼持续攫取传统右翼选民基本盘，传统右翼为保住自身支持率，不得不在部分政策议题上向极右翼靠拢。但从德国等国现状看，传统右翼试图靠政策调整收复失地的效果并不理想。

　　5月3日，游客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国会大厦顶层参观。图源：新华社

　　三

　　到底是哪些人在给极右翼投票？

　　毛竞这样描绘选民画像：产业衰退区的工人、农村发展滞后区的居民，担心地位下滑的中产。工厂关门、工作被取代、公共服务缩水等，是他们最关切的问题。

　　在他们眼中，主流政党已没有多少代表性：传统左翼大谈气候、身份、价值观，早不是普通劳动者代言人；传统右翼强调秩序，却不敢在移民问题上动刀。

　　极右翼恰恰填补空隙：他们把产业保护、福利优先、文化保守、反建制等情绪打包在一起，自称是“普通大多数”的代表。

　　换言之，部分选民与其说投的是对极右翼的“信任票”，不如说是给建制派投“惩罚票”。

　　极右翼支持者不只是中老年，年轻人、知识阶层也开始加入其中。他们之中许多人并没有失业，也不一定住在最贫困社区，但对现有政治体制、对欧洲一体化感到失望；还有一些对国家方向、人口变化、自身地位下降怀有深层焦虑，更容易受到媒体叙事和政治动员影响，被反建制观点吸引。

　　焦虑背后是欧洲十余年来的危机。

　　崔洪建指出，2009年的欧债危机，打破了欧洲经济平稳、福利完善的美好滤镜，让民众产生强烈经济不安全感；此后，难民危机、地缘政治危机、能源危机、通胀压力接踵而至，民众的不安从经济蔓延到社会、安全、国家发展方向等多个领域。

　　面对这些结构性难题，不少欧洲国家主流政党要么推诿责任，要么回避深层改革，政策治标不治本，导致矛盾持续积累，民众对现行治理体系信任感越来越弱。

　　当传统左翼和右翼都让人失望，选民会想：既然A不对，B也不对，为什么不试试C？极右翼遂抓住移民、民生、治安等议题，成为民众宣泄对主流政党、对政府不满的“情绪蓄水池”：德国选择党喊出“一切皆有可能”，承诺让德国人“重拾国家自豪感”；意大利兄弟党强调“意大利人与意大利优先”，西班牙呼声党要“让西班牙再次伟大”……

　　崔洪建认为，欧洲极右翼崛起和美国MAGA运动存在明显呼应。两者都对现状不满，都批判精英统治与主流政党运作模式，都以民众代言人、改革代言人自居。

　　在面临相似危机的西方世界，极右翼崛起已是普遍政治现象。

　　7月30日，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图源：新华社

　　四

　　极右翼政党掌权，是否真会如承诺般带来改变？

　　意大利是可供观察的样本。

　　执政4年来，梅洛尼政府在财政纪律、就业、政治稳定等方面有一定成就。2025年，意大利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降至3.1%；2026年7月失业率降至5.8%，就业人数较上年同期增加约30万；意大利共和国成立以来，该政府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届。

　　但同时，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该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缓，低生产率、创新投资不足、就业增长难以转化为长期发展。今年底欧盟复苏援助资金到期，明年意大利经济下行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有观察人士评价，极右翼擅长捕捉民众不满、抛出社会议题，但缺乏破解复杂结构性难题的完整方案。

　　比如移民问题。梅洛尼政府收紧非法移民管控，但推出的阿尔巴尼亚离岸移民安置计划多次被意大利法院判定违规，并存在人道主义风险。为缓解用工短缺，梅政府计划3年内引进50万名非欧盟务工人员，引发部分支持者质疑。

　　崔洪建分析，极右翼政党竞选主张落地存在明显限制。一旦在核心议题上妥协，会流失基本盘；立场过于极端，民意支持度又严重受限。谋求主流化的极右翼政党如果处理不好这对矛盾，最终只会走向消亡。

　　同时，极右翼政党执政后的政策走向难预期，联合组阁会受多方势力约束，内政外交政策则基于执政需求重新取舍。

　　毛竞表示，联合政府的内部制衡、欧盟法律与制度限制、司法系统审查监督、财政赤字硬性管控、企业用工需求、地方政府执行能力等，都可能让极右翼政党竞选主张难以完全落地。

　　但极右翼上台可能给欧盟带来连锁冲击。

　　毛竞分析，极右翼崛起改变了欧洲政治讨论的边界和议程，移民、治安、福利和国家主权等议题不断推动主流政治整体向右。过去某些被视为“排外”的观点，现在很自然地进入公共讨论，长期而言可能导致社会信任下降，不同群体矛盾外显，引发更多撕裂与冲突。

　　崔洪建指出，极右翼政党上台未必直接造成欧盟分崩离析，但会显著抬高欧盟内部达成政策共识的成本。当下，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有集权倾向，希望收拢更多权力；但在移民、财政、防务等现实议题上，成员国受国内右倾政治压力影响，政策回旋余地受限，相互博弈过程拉长，讨价还价成本增加。这是极右翼快速发展背景下，欧洲一体化出现双轨趋势的真实状态。

　　极右翼是欧洲诸多矛盾的产物，并非解药。它已改变欧洲，但恐怕很难治愈欧洲。

　　文/子木

　　编辑/点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