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饼还没吃，上海滩已经打起来了

源济

月饼还没吃，上海滩已经打起来了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收到一些月饼。

有熟悉的餐厅和酒店送的，有合作伙伴送的，有朋友送的，去年还收到过完全想不起是哪一年来往过的人送的。

收到每一份我都蛮开心的，因为不管盒子大小、是什么馅，送月饼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对方在准备中秋礼物的时候想到了你。

一年里，我们能郑重想起一个人的机会，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月饼就是其中一个。

它其实是一句没有说出口的问候：

“中秋快要到了，希望你一切都好。”

有人借月饼表达惦记，有人用月饼维持关系；有人在意月饼的馅料，有人更在意礼盒是不是足够体面。小小一张月饼，慢慢变成了人情场，也是生意场。

这件事，民国时候的上海人，比我们懂得更早。

而且玩得比我们凶得多。

月饼还没吃，上海滩已经打起来了。

上海人的中秋，是提前开始的。

《上海通志》记载，中秋前数日，亲友之间就要开始走动。分居的子女要回去看望父母，带去的节礼包括月饼、酒、梨、藕等。

月亮只圆一夜，礼却要送上好多天。

民国时期，广西中学语文老师许瑞棠说得更加直接：

“月饼之最大用途是为送礼。”

一只月饼，如果只是买来自己吃，最多买一两只搭搭味道；一旦拿来送礼，事情就复杂了。

上海滩的月饼市场，原本是苏式月饼的天下（《大公报》的报道），最先杀进来的搅局者是广式月饼。

因为广式月饼显示出了一种上海商场十分欣赏的本领：会做生意。

1887年，新开张的怡珍茶居在棋盘街五马路口登出广告，一口气推出了三十八种月饼，我给你们看看月饼届的“报菜名”，顺便说一句，尽管我是五仁爱好者，但是“五仁甜肉”这种邪教，我真的达咩。

一年之后他们又增加了四五种，我这次看得更加眼花缭乱，这次受不了的是“鱼云肉月饼”。

怡珍茶居生意蛮好的，我为啥这么判断，因为怡珍之后，同珍、怡参、奇芳居等广式茶居相继入场（中国人就是喜欢噶闹忙，你做得好，我做他做隔壁阿二也要做），这几家店店名取得相像，卖的东西相像，铺子都集中在四马路、五马路一带。

苏式月饼不甘落后，随后，越来越多的月饼品牌进入战场，包括不限于怡珍、同珍、奇芳居、稻香村、老大房、泰丰、群芳居、陶陶居、安乐园、大三元、杏花楼、新雅、泰康、冠生园……叫得出名号的食品商家，差不多都想在中秋生意里分一块饼。

各家先比口味。

百果、豆沙、莲蓉、椰蓉、五仁、金腿，这些都不算稀奇，连鸡丁、鸭腿、烧鸡、叉烧、香菇和蠔豉都能塞进月饼。

1928年，泰康公司的广告里已经出现“鲜肉月饼”。

1930年，冠生园又推出“奶油椰蓉”和“奶油莲蓉”，可能因为含有“奶油”，就把它们称作“欧化月饼”，外面包上银纸，再放进玻璃锦盒——感觉这也算一种性质的洋货了。

苏式月饼与广式月饼的拥护者，各自看对方不大顺眼，于是开始打笔战。

1933年，冼冠生（注意这个名字，后面会讲！）在《食品界》上发表《月饼研究》，毫不客气地批评江浙月饼“花色欠多，甜味过浓，装潢随便，炉焙也很简单”，认为其销路落后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到了1935年，上海《机联会刊》上的一篇《谈月饼》，也替广式月饼总结起胜利原因：

 苏式月饼制法陈旧，不知改进，口味又比较简单；广式月饼却使用杏仁、瓜仁、桃仁、湘莲、蜜枣、火腿等几十种原料，还讲究称量、配味、审查和焙制。

然后我发现为苏州月饼呐喊的只有苏州人范烟桥，尽管有人嫌广式月饼块头太大、馅料太杂，一口咬下去，简直“不知何味”，但渐渐地，苏式月饼确实在上海滩沉寂下去了。

如今每到中秋，网上总要爆发一次五仁、鲜肉、莲蓉和云腿之间的战争。

上海人微微一笑，民国时期，大家已经为月饼吵过一轮了。

比完口味，再比谁更会制造声势。

1926年，武昌路上的安乐园酒家举行了一场“月饼大会”，专门请新闻记者前来“大嚼”，这大概是最早的kol邀请制。

然后我发现邀请的kol还挺大牌——作家周瘦鹃。

周瘦鹃

据周瘦鹃在《宴罢归来》中记载，月饼大会设在酒家三楼，席间还有粤曲助兴，“繁弦急管，别有风趣”。

周瘦鹃与包天笑等人同桌，一口气尝了十多种月饼，最后认真排出名次：

莲蓉第一，豆沙第二。

探店测评达人种草，一百年前的上海，已经全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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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口味，也拼包装。

1928年的《常识》已经注意到，从前的月饼盒并不怎么讲究，但近三四年来，商家忽然都在包装上下起了功夫，美术纸盒、铁盒、木箱、玻璃锦盒纷纷出现。

玻璃锦盒还要分成定胜式、扇形式、七星式和六角式。

有些高级月饼，甚至不再论“盒”，而要论“座”。

1925年9月26日，《申报》报道冠生园特制月饼的价格：

“中山高月”每座十元，“蟾宫吐月”每座二十五元，“共和月饼”每座一百元。

一百元买一座月饼。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轻工业男工的月收入大多只有十元至二十元，最贵的那座月饼，大致抵得上一名普通工人几个月的收入。

买它的人肯定不是买来送给自己的，他买的是一份让人无法忽视的节礼。

商家对此心知肚明。

1929年9月3日，冠生园在《申报》上登过一则广告，标题就叫：

“有特别关系需要送特别节礼者注意。”

广告说，如果你和亲友有“特殊的关系”，正好可以趁中秋“特别地联络一下”，送上一个科学炉焙的特别大月饼，对方收到以后，双方的感情“一定能更进一步”。

不装了，冠生园几乎是在直接告诉顾客：

关系特别，礼物就不能普通。

到了1936年，豪华月饼的竞争更加惊人。

当年《大公报》列举各家的代表作品：冠生园有一百元的“众星拱月”，先施公司有一百元的“航空赏月”，永安公司有七十元的“永安岁月”，新新公司也有七十元的“众星拱月”，泰康则推出八十元的“蟾宫攀月”。

众星、蟾宫、航空、岁月，不知道的还以为要卖月饼给马斯克。

苏式月饼和广式月饼，只用了三十年就分出了胜负，1936年9月30日，《大公报》上海版刊登《上海的月饼市场》，广式月饼已经“雄视一切”，上海市场几乎被它“独霸”。

然后，广式月饼开始内斗了！

当时上海广式月饼的几家大户，是冠生园、陶陶居和锦芳饼家。

有一家决定奋起直追，尽管这时候他们才刚开始做月饼，还没能想到，再过几十年，他们会成为上海滩月饼的扛把子，甚至成为江浙沪家庭的月饼普及，他们就是——杏花楼。

谁家没有这个嫦娥奔月盒子装各种零头线脑！！！

杏花楼的经理李金海把几家对手的月饼全部买回来，请师傅逐只研究，又把试制的月饼送给酒楼老顾客品尝，听取意见。

光在厨房里研究还不够，中秋节之前，他在北四川路陶陶居的对面，临时租下一间门面。

重新装潢，挂起彩旗，拉来一支吹打乐队，还请了几位漂亮的女营业员站在门口招徕顾客。

路人从北四川路经过，不用看报纸，也知道这两家打起来了。

第一仗输了。

围观看热闹的人不少，真正掏钱的人不多。许多顾客在杏花楼门前站一会儿，最后还是转身去了陶陶居。

广告赢了，月饼没赢。

李金海知道了，营销手段做得再好，产品不行，都是乌虚空！

他重新研究自家的产品，然后发现，要做好月饼，用料一定要精选。杏仁从新疆采购，赤豆选海门的大红袍，椰蓉从海南运来，玫瑰则到苏州去买。饼皮、馅料和烘烤火候，也重新逐项改进，是为“科学月饼”。

据上海地方商业史资料记载，杏花楼第二年便在销售上压过了陶陶居，几年后甚至有了“海上第一饼”的名声。

李金海随后又开辟邮寄业务。

每到中秋前一两个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和美国等地的订购电报便陆续来到上海。

这一仗，从北四川路一直打到了海外。

一只月饼好吃，原料重要，营销手段重要，技术当然更重要，新雅为了卖月饼，直接抢师傅。

20世纪30年代初，新雅从广东请来三位糕饼师傅研制月饼，但同一条南京路上的大三元，月饼卖得比它更好。

原因是大三元有一位被同行称作“月饼泰斗”的师傅：

宋泰来。

当时报纸说宋泰来做的月饼被评为当年的“饼王”

新雅老板蔡建卿看中了宋泰来的手艺，几次邀请，终于把人从大三元请了过来。

宋泰来一到新雅，店里原来的三位师傅却不服气，三个人一起研究新月饼，想在颜色、口味和松软程度上压过这位新来的“泰斗”。

结果做出来一比，还是宋泰来更胜一筹。

2019年，《新民晚报》报道了新雅留存下来的一本《月饼配方》，立册于1936年。从糖浆的比例、火候、重量，到饼皮应该怎样配合软硬不同的馅料，全都记录得十分仔细。另一本则是这位“月饼泰斗”宋泰来留下的《制饼摘要》，有椰蓉、蠔黄、烧鸡、鸭腿、冬菇肉等不同月饼配方。其中有一只“蠔黄月饼”，是加了“蠔豉”，我想起广东餐饮前辈蚝爷的月饼，原来早就有源流。

《月饼配方》

《制饼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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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出场的冠生园，却不满足于争一个师傅、抢一间门面了。它要把科学焙炉、报纸、轮船、火车、电影明星和整座大世界，一起拖进战场。

如果说杏花楼打的是巷战，新雅练的是内功，那么冠生园打的就是全面战争。

这就不得不提到冠生园的创始人冼冠生。

冼冠生

冼冠生，广东佛山人，家贫，仅仅受到几个月的私塾教育。15岁跟着亲戚到上海，先在饭馆当学徒，因为以前跟着母亲做过糕饼，所以后来攒了点钱开饭馆，但是一直失败，到30岁，仍然一事无成。

他的第一桶金是做陈皮梅。做好了挑担子去新舞台戏院门口卖，结果大受欢迎，尝过的人都说：“小广东的陈皮梅，价廉物美，好吃来!”。当时戏院的几个名角夏月珊、夏月润、薛瑶卿还有戏院的薛寿龄等五人找到冼冠生，要求六人各出五百银元，一起合伙经营“陈皮梅”。有了这三千元启动资金，冼冠生就此大展拳脚，并由“陈皮梅”进而生产糖果、糕点、罐头食品等产品，销路大开，“冠生园”一炮而红。

我看过冼冠生的很多访谈，都谈到他和一般资本家不同，即便是开厂之后，他的太太仍旧工作，他平时和职工同吃同住，每天必到工厂督导生产。白手起家的冼冠生自奉甚俭，收入都用在发展工厂，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他都先处罚自己。冼冠生以“四不”作为员工守则，即“不吹烟（鸦片）”、“不酗酒”、“不赌博”、“不讨小老婆”；而自己除了听听京戏，几乎没有个人嗜好，也从不涉足歌厅舞场。这在当时和现今的企业家中，都是凤毛麟角。

想到他的结局，实在唏嘘。

冠生园要做月饼的时候，已经从一家小店发展到15家工厂及门店的千人大厂了。

冼冠生也成为名盛一时的“食品大亨”。

别人说自己的月饼好吃，他觉得不够。

别人挂彩旗、请乐队，他也觉得不够。

1933年9月30日，大世界在《申报》上刊出“月饼大会”的广告，宣布一只巨型月饼将在当天晚上正式开放。

根据广告，这只大月饼高三丈二尺，周围十丈五尺，厚一丈一尺，里面装有扶梯，做成三层楼，可以让游客直接登上去参观。大世界四层楼屋顶还配上了冠生园制作的各式灯彩。

这当然不是一只真正能够切开来吃的月饼，而是一座披着月饼外衣的临时建筑。

广告规定，当天下午三点到六点，观众凭门票可以领取一个由冠生园出品、锦盒精装的广式月饼，“祇送三个钟头，过时立即停止”。门票仍售小洋二角。

这一招很聪明。

巨型月饼负责把全上海的人吸引到大世界，小月饼则让每一个买票进场的人真正尝到冠生园的味道。

广告的目的达到了。

上海人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月饼，纷纷前去围观。月饼从点心变成了奇观，买月饼也变成了赶时髦。

这里不插播一个我们的云腿大白饼的广告有点说不过去，这张大白饼卖了很多年了，虽然也有小块的，但是我还是喜欢这种大月饼，它天然要求人们围坐在一起，摆上桌，拿刀切开，一起分享。

第二年，冠生园又请来当时最红的电影明星胡蝶，为月饼展销活动剪彩。

广告上写：

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

明星、巨型装置、现场活动、报纸广告，一样不少。

影后胡蝶参观冠生园月饼与冼冠生先生合影

后来冠生园还推出“买月饼送赏月游览券”：买到一定数量，可以乘船去吴淞口看月亮，或者坐包下来的火车去郊外赏月。

这哪里还只是在卖月饼。

分明是在卖一整套中秋体验。

这大概是冠生园最风光的时候。

冼冠生大概没有想到，二十年后，冠生园和他自己的故事，会以另一种方式结束。

1952年，上海餐饮业发生了巨大滑坡，我买的一份资料里显示，冠生园几乎只剩下了月饼业务。但是每月须发工资2.4亿元（旧人民币），资金周转十分艰难，这时候，已经居家养病七八年的冼冠生被揪到公司逼迫发放工资，被留在办公楼内四十多个小时。4月21日，他选择从漕河泾的工厂跳了下去，结束了自己65岁的生命。

写到这里，忽然觉得前面那些月饼大战、电影明星、彩灯、轮船和火车，忽然都安静了下来。

一张月饼可以被造成三层楼高，可以引来全上海围观，也可以帮助一个人建立庞大的食品王国。

但它挡不住时代的洪流从一个人身上轰隆隆压过。

源济

人活一辈子，真正能够握在手中的，往往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

也许只是一顿饭，一壶茶，一块在某个晚上与人分吃的月饼。

1912年的中秋，鲁迅住在北京。

那天晚上，他和朋友喝过酒，十点钟回到住处，看见月色很亮，觉得像故乡的月亮。

他在日记里写：

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

我们迅哥儿，明明想家了，但不写感伤的长句，他只是忽然想起，不知道故乡的家里，今年是不是还照旧拿月饼祭月。

言下之意是，他们切饼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我呢？

十四年以后，1926年，鲁迅已经到了厦门大学任教。

这一年的中秋：

语堂送月饼一筐予住在国学院中人，并投子六枚多寡以博取之。

林语堂送来一筐月饼，给住在国学院的人。众人拿六枚骰子来博，按照点数决定谁得到多少。

这是闽南的中秋博饼。我特别喜欢这个游戏，我自从学会博饼，便觉得吃月饼多了很多乐趣。骰子落进碗里，叮叮当当地响。一桌人等着看点数，有人得意，有人懊恼，有人什么都没有博到，却还是坐在旁边笑。

1912年的鲁迅，对着北京的冷月，想的是故乡。

1926年的鲁迅，在厦门和一群暂住于此的人，分林语堂送来的月饼。

同一个人，两个中秋。

月饼当然没有把他送回故乡。

但至少在那个晚上，他身边有了一群可以一起掷骰子、分月饼的人。

月饼留不住离开的人，不能让所有家庭团圆，更不能替我们解决生活里的那些难题。

但它可以替一个普通的夜晚，留下一个记号。

许多年后，你可能已经忘了那年月饼是什么馅，却还记得是谁把饼切开，先递了一块给你。

今天，我们当然已经不缺月饼了。

超市里有，单位会发，朋友会送，我们嫌它太甜，嫌它太油，嫌包装太大。收到得多了，甚至还要发愁怎么才能吃完。

1963年的中秋节与国庆节重合，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购买月饼的顾客。

可我们真正缺少的，也许从来不是月饼。

是坐下来，好好吃完一块月饼的时间。

总觉得中秋年年都有，这一盒可以过几天再拆，这顿饭可以明年再约，这通电话晚一点再打也没有关系。

但每一年的月亮看起来都差不多，月亮底下的人，却不会永远一样。

有些人今年还坐在桌边，明年便去了另一座城市。

还有一些人，已经只能在看见月亮的时候想起。

所以，这几年每到中秋，我都会认真地给自己选一块月饼。

不一定要贵，也不一定要有多么漂亮的礼盒。

但要是自己真正想吃的。

和家人在一起，就把它切开，一人分一块。

朋友来了，就泡一壶茶，慢慢吃。

哪怕今年只有自己，也可以找一只盘子，把月饼好好装起来，而不是站在厨房里，随便咬两口就算过了节。

所谓珍惜当下，并不一定要把日子过得轰轰烈烈。

很多时候，它只是趁月亮还圆，胃口还在，想见的人还能见，认真吃完一块月饼。

上海滩的商家为了月饼打了一百年的仗，他们争过大王，争过名师，争过广告版面，也造过可以让人登楼参观的巨型月饼。

可到了最后，最好的一块月饼，不一定属于赢得商战的那一家。

它属于那个愿意和你分着吃的人。

如果身边暂时没有这样的人，也不要紧。

给自己选一块真正喜欢的月饼，好好吃掉。

时代的洪流，我们当然挡不住。

但眼前的小日子，不妨过得认真一点。

1、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4月。

2、许瑞棠：《月饼》，《珠官脞录》，民国时期，具体刊行日期待考。

3、未署名：《四明秋景》，《申报》，1889年9月16日。

4、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泰东图书局，1924年2月。

5、周瘦鹃：《宴罢归来》，《上海画报》第151期，1926年。

6、安乐园酒楼：《安乐园酒楼月饼品名价目》，《申报》，1927年8月28日。

7、泰丰公司：《欢迎泰丰月饼大王》，《申报》，1927年9月7日。

8、泰丰公司：《泰丰月饼盛行》，《申报》，1929年9月8日。

9、群芳居：《群芳居中秋月饼广告》，《申报》，1930年9月29日。

10、冼冠生：《三十年来冠生自述》，《食品界》1933年第4期，1933年。

11、冼冠生：《月饼研究》，《食品界》1933年第5期，1933年。

12、上海大世界、冠生园：《月饼大会》，《申报》，1933年9月30日。

13、未署名：《胡蝶在冠生园园游会》，《新闻报》，1934年9月12日。

14、冠生园：《星月交辉》，《申报》，1934年9月20日。

15、楚人：《上海的月饼市场》，《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9月30日。

16、刚鲍申：《上海月饼的种类》，《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9月30日。

17、鲁迅：《壬子日记》，《鲁迅日记》，1912年9月25日。

18、鲁迅：《日记十五》，《鲁迅日记》，1926年9月21日。

19、杨奎松：《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一品人文历史，2009年2月10日。

20、黄俊飞：《话说那些年，沪上月饼市场那些事》，上海老底子，2021年9月21日。

21、周松芳：《广式月饼北伐记（下）》，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3年7月5日。

22、陈祝义：《在“群英竞沪”的上海月饼界，广式月饼是怎样一种存在？》，《档案春秋》，2024年9月18日。

23、上海黄浦：《原来，TA才是沪上月饼“顶流”！》，上海黄浦，2025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