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罗拉多州垃圾清运创业者卡特·格兰德博伊斯(Carter Grandbois)
16岁那年,卡特·格兰德博伊斯还在科罗拉多州约翰斯敦市一家垃圾清运公司打工,他注意到这行来钱很快。老板卡车中控台上总堆着厚厚一沓现金。格兰德博伊斯回家跟父亲商量,几天后,父子俩就购置了一辆拖车。第一单活儿只花了30分钟,就赚了500美元。“这真让我大开眼界。”现年18岁、已全职自主创业的格兰德博伊斯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
格兰德博伊斯介绍,他的公司Carter's Junk Away旺季月营收最高可达1.5万美元。他的正式员工都是高中同学,但他坦言,在自研报价计算器、开始追踪数据,并通过系统化方式获取稳定客源之前,公司始终无法扩大规模、实现盈利。
“我特别热衷于氛围编程、开发软件。”他解释道。“那之后,我们每一单都能赚钱。”他颇为自豪地说。“团队外出工作时,每次报价都精准到位。所以即便我本人不跟车,每完成一单,我们也能赚50至200美元不等。”他表示,每完成一单垃圾清运业务,他的收入在125至1000美元之间。随着业务扩张,他越来越多地在家统筹业务,这就是他所说的“不跟车”的含义。
格兰德博伊斯还打算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这套赚钱方法(他的TikTok账号:american.junkremoval)。“我当时就想,‘嘿,其他人也完全可以用这套工具开展自己的业务。’”如今他开发了两款计算器:一款面向所有人的通用版,另一款是“垃圾清运专属计算器”,据他介绍,后者功能详尽,面向“经验更丰富的垃圾清运企业”。当被问及这么做会不会给自己培养竞争对手时,他不以为意:“免费分享内容就会面临这个问题,你永远不知道谁在看你的视频。但说到底,我知道自己在帮助所有正在尝试创业的人。”
毕竟,他说,这正是他的灵感来源。上一代人可能是在《财富》杂志上读到沃伦·巴菲特的故事,而他回忆道:“现在可能就是刷Instagram短视频,看到‘那家伙有辆兰博基尼,那哥们有辆迈凯伦,心里就会想,凭什么我不能拥有?’”
萨姆·皮勒(Sam Pillar)今年44岁,家政服务软件公司Jobber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服务超10万家企业和40万名服务从业者。他看到了其中的关联。“很多人都想当网红。”他告诉《财富》杂志。“你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生意,一切由自己掌控。”他补充道,网红生活和蓝领自主创业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格兰德博伊斯本人就是Jobber的客户。)
皮勒不想对Z世代广为人知的社会主义政治倾向做过多深入的剖析,但他确实在运营一家面向蓝领创业者的软件即服务公司,其中不少客户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认为这群年轻人“感到挫败”:“他们很难分享到资本主义带来的红利。”于是他们开辟了新道路:往往跳过大学直接赚钱,同时努力经营社交媒体。
“我最喜欢举的例子是捡狗屎。”皮勒说。十六七岁有抱负和干劲的年轻人,可以骑车去富人社区,“在富人家后院捡狗屎,向他们收费,然后把粪便丢进垃圾桶。这是门槛极低的创业机会。”他补充道,Jobber就服务这类企业,“如今有些已发展成为百万美元规模的企业,最初就是这样起步的。”
利维·博伊德(Levi Boyd)亲身经历了这种跨界。这位20岁的Algo Landscaping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大约在赚到第一个一万美元时,开始在Instagram发布内容,他说网络曝光“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推动我前行”。他自称会回复“每一条评论、每一条私信”,手把手解答新从业者的基础问题,比如该买哪款割草机,同时也会在大博主帖子下留言请教。
博伊德回忆自己十几岁当学徒时,和带他的老师傅一起坐在卡车里,看着那位上了年纪的师傅愤愤不平。“他看到别的同行就会说,'我讨厌那家伙,他为什么在这儿干活?’纯粹是敌视业内同行。”博伊德说,这件事反倒启发他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导过素未谋面的承包商,芝加哥就有一位从业者从零起步,如今购置“大型卡车、拖车,雇了员工,配齐高端设备,业务模式几乎和我一模一样”。
当被问及为什么在社交媒体上对名义上的竞争对手如此慷慨时,博伊德耸了耸肩。“活儿多的是。”他说,并补充道,依托AI工具和社交媒体,他的公司规模飞速壮大,并披露了营收数据:公司第一年营收约2.8万加元,第二年11万加元,今年迄今已达到32.3万加元——这些数字已得到《财富》杂志证实。“我的目标是实现百万营收,明年定能实现。”博伊德补充说,他大学学的是金融,很多同学仍在从事相关工作。“他们现在在银行上班,听着就很煎熬。”他表示,至少眼下,他觉得自己修剪草坪比在银行上班赚得更多。
格兰德博伊斯与博伊德是小企业创业浪潮的代表人物。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去年全美新企业申请量达560万,几乎是疫情前的两倍,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小企业占美国企业总数的99.9%,在2023至2024年间贡献了近九成的新增净就业岗位,吸纳了45.9%的私营部门就业人员。与此同时,《金融时报》记者约翰·博恩-默多克(John Burn-Murdoch)近期指出,长期劳动力市场趋势使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男性成为数十年来处境最差的群体。格兰德博伊斯和博伊德,要么是引人注目的特例,要么预示着未来趋势。
这种文化变迁的后果,李·鲍斯(Lee Bowes)博士深有体会。她经营营利性劳动力安置机构AmericaWorks,近四十年来见证大量年轻人前来求职。总体而言,她接触的年轻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热爱什么,没有明确目标”。来到她这里的求职者普遍频繁跳槽,每半年就换一份工作。人们告诉他们要追随热爱,可到头来,他们只拿到传播学学位,面对的却是严峻的就业市场。
鲍斯补充道,这些年轻人“十分看重”远程办公、充足假期与个人时间,却很少意识到这些待遇需要靠自己争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家长的问题。”鲍斯说,并补充道,自己就来自一个“非常迷茫的波西米亚家庭”——父母创办了波士顿第一家剧院,大哥是作家,弟弟是画家。
鲍斯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帮助有犯罪前科的人找到有意义的工作。数十年间,她致力于搭建刑释人员就业渠道。她说:“世上最美好的事,就是亲眼看到一个人的生活因工作而改变。这是我的信念,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当被问及是否愿意直接把这番话讲给Z世代听,她坦承自己也曾心存怀疑,是工作重塑了她的人生,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非常乐意对任何人讲这番话。”
鲍斯还举了另一个例子,一位员工是移民的女儿(“谢天谢地有移民。”她说),她在选专业时非常务实。这种清醒的规划实属难得,而联邦政府的相关制度却缺位。她说,她经常和劳工部讨论,联邦劳动力安置的政策框架自1973年以来“几乎没有改动”。
这种观念转变也体现在调研数据上。三年前,Jobber发布的《蓝领行业报告》显示,79%的Z世代受访者表示,父母希望他们读四年制大学,仅有5%将职业学校视为选项。如今,92%的低龄儿童家长表示,如果孩子感兴趣,会鼓励其从事技能工种。当前,长期就业稳定性成为首要考量,但40%的Z世代表示,自己了解到技能行业时为时已晚,已经很难认真考虑入行。
利维·博伊德的父母就经历了观念反转。他说,他们“本身理财认知有限”,这也是他们让他读四年制商科院校的部分原因。“他们根本不想让我修剪草坪。”他说。他在校成绩不错,完成了两年高等教育,但并不后悔辍学。
“我只是擅长死记硬背,并没有真正学到多少东西,但GPA确实不错。”他无法接受学费如此昂贵,也不打算重返校园。“说实话,我每天刷几个小时Instagram,学到的东西远比在学校多,大量实用知识触手可及。”他说社交媒体还帮他拿下业务——他从Instagram上学会如何在拖车上喷涂大型标识,之后就拿下大型商业地产订单。“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大的合同。”
斯科特·肖(Scott Shaw)拥有十余年私募股权工作经验,之后在新泽西州职业院校林肯技术学院任职22年,如今担任该机构首席执行官。他说,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最大变化就是社交媒体。焊工、电工开始发布自己的工作日常,这些短视频的宣传效果,远超院校数十年的宣传。“我很惊讶这些内容热度这么高,但它们实实在在起到了科普作用。”
肖表示,美国一直有创业的传统,而过去的默认路径是成为科技百万富翁(甚至更富有)。”人们意识到,进入技能行业,你也可以当老板。”他说。
这正是16岁的格兰德博伊斯站在老板卡车旁领悟到的道理,也是博伊德开始扩张园林团队时的感悟,更是皮勒创办科技公司的核心理念。Jobber今年针对Z世代劳动者的调研显示,77%的受访者希望自己创业,认为通过技能行业实现这一目标的比例(46%),几乎是靠大学创业比例(24%)的两倍。
垃圾清运是体力活,现阶段卡特靠的是自己18岁的年轻身体。卡特没有传统的雇主医保、401(k)退休计划或其他可以依靠的保障。
肖认为,企业普遍“丧失入职引导、培训和带教新人的能力”。Z世代却被鲍斯这样的人贴上忠诚度低、频繁跳槽的标签。肖反驳道,留任危机是雇主造成的,却被归咎于员工,他的很多学生因此选择远离这样的职场。
格兰德博伊斯可能还没有兰博基尼,但他已经买了一辆福特F-250(二手车,里程仅1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他的业务也扩展到垃圾清运咨询领域。”我们开始做辅导,帮助有意入行的人快速开展垃圾清运业务,”他说。据他估计,咨询业务和清运业务各占公司营收一半,今年仅咨询业务就带来约4万美元收入。他补充说,多亏了社交媒体,”不少四十多岁的父亲也想做这门生意。”
博伊德则希望自己逐步从业务中抽身。“我想把整套流程自动化,彻底抽身出来。”他说。他是AI重度用户,也在使用Jobber的AI前台。他表示,公司正从园林施工转向商业定期维护合约,目标是完全脱离一线现场作业。他估计大约还需要两年半时间。扩大规模已不再是难题,难点在于从当初给自己带来财富的一线工作中抽身。“这更多要靠脑子,而不是双手。” (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