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王眉
多年来，中国一直鼓励企业将人工智能投入应用。如今，中国政府也开始为一部分劳动者可能被AI替代的可能性未雨绸缪。
在一些中国科技公司，管理者正在追踪员工使用AI的情况，并把相关数据纳入绩效考核。其他地方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AI接手了原本由人完成的工作，企业开始削减外包人员、减少应届毕业生招聘，或缩减生产团队规模。
到目前为止，这些裁减通常都进行得很低调。这或许正是政策用意所在。
北京希望AI提升全经济的生产率，从工厂和物流到医疗和金融。但中国也正面临消费者信心不足以及严峻的就业市场，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如果出现一波高度可见、由AI驱动的裁员潮，将与上述两大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政府已经开始为这场冲击做准备。今年7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另外三家政府部门，发文要求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体系。政府计划研究这项技术如何影响就业，引导创新资源投向更有望带动就业的领域，并扩大面向劳动者的人工智能技能培训。
文件的表述直截了当。按照这份政府规划，其目标是降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
这种担忧正值一个糟糕的时点。今年将有创纪录的1270万名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其中许多人正在寻找的，恰恰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日益能够胜任的那类入门级白领工作。
花旗估计，中国大约有7000万个工作岗位（占总就业量近10%）面临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高风险。20多岁的年轻工人面临的风险更大。客服、广告、文娱、基础计算机编程以及其他办公室类工作，不少企业已经开始尝试用 AI 替代部分工作任务，而非继续增聘员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知名劳动经济学家蔡昉用十分直白的表述阐述了这一权衡取舍。
“我们欢迎人工智能前所未有的创造潜力。但它前所未有的破坏潜力，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加以控制和管理。”他说。
这并不意味着，AI最终会摧毁的工作岗位一定多于它创造的岗位。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新的就业机会最终将超过被AI取代的岗位。不过他也警告说：“转型过程将伴随阵痛。”
中国企业已经显现出一些迹象，表明它们在应对这种转型时与美国同行做法不同。一些企业并非宣布大规模的AI相关裁员，而是通过人员自然流失来减少员工数量、削减外包用工，或干脆减少招聘。中国法院还在多起劳动者被解雇并被AI替代的案件中，作出了对雇主不利的裁决。
京东的案例，可以让人一窥背后政策考量如何发挥作用。这家电商巨头正大举投入仓储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AI。尽管如此，创始人刘强东仍表示，公司将保护被机器替代的一线员工，并对他们进行再培训，帮助他们转岗到其他工作。
对投资者而言，上述差异十分关键。
人工智能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经营杠杆效应：企业无需增员就可以产出更多产品，或是用更少人力维持原有产出。腾讯、百度、京东以及其他中国大型企业，本有大量机会收获这部分效率红利。
但北京对这个等式的后半部分可能没那么自在。大规模裁员会给本已疲弱的劳动力市场增添压力，并可能进一步削弱居民信心与消费。
这可能会在政治层面形成一条非正式的限制，约束中国企业把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转化为裁员行动。
就业并不是北京发现“成功应用AI会带来新问题”的唯一领域。
9月2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表示，针对AI滥用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已清理超过560万条违法违规或不良信息，处罚或关闭了4.9万个账号，并对约2400个网站和应用程序采取了处置措施。
有关部门正严厉打击AI生成的虚假信息、仿冒、诈骗、有害内容以及涉及未成年人的滥用行为。警方今年早些时候表示，在2026年前六个月，已对170多起涉及AI生成网络谣言的案件展开调查。
这些问题不太可能让中国在AI发展领域退缩。北京希望将这项技术深度嵌入各行各业、公共服务以及日常生活之中。
真正的挑战，越来越聚焦在技术落地之后会发生什么。中国第一代互联网监管往往是在相关行业已经膨胀到极其庞大、其社会问题也变得难以忽视之后才姗姗来迟。游戏、教培行业的监管变化，也让投资者见识过，一旦政府判定社会成本过高，政策转向可以来得多么迅速。
而在人工智能方面，决策者正在尝试一种不同做法：在鼓励这项技术的同时，努力预判其可能带来的后果。
这种做法或许能让投资者少一些过去那种监管突袭式冲击。但它也可能限制企业所期待的、由AI带来的部分收益。
北京想要获得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但它并不愿意为此接受毫无约束的社会扰动。
狗仔卡
发表于 2026-9-6 03: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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