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美沙芬、普瑞巴林等药物,到添加替来他明的“上头电子烟”,青少年滥用药物的情况不断变化——一种药物被管制后,另一种作用相近的物质又会成为他们的新选择。不断“换药”的背后,有对刺激的追求、对现实困境的逃避,也有同伴和圈子的影响。“两米多高、没有面孔的黑衣女鬼出现在我的眼前,长长的头发缠住我的腰,一股力量把我向下拽。”今年5月,闫江在幻觉中失去对现实的判断,从自家五楼的阳台坠落,万幸掉到楼下一张凳子上缓冲了下坠,他保住性命。但全身二十多处骨折,一米八五的大个子,身上“打满了钉子”。这场“致命幻觉”,是他吸食上头电子烟叠加注射麻醉剂所致。
上头电子烟外形跟普通电子烟相似,但烟弹里面加入依托咪酯、替来他明等麻醉物质,吸食之后容易出现眩晕、幻觉和意识混乱等反应。这也不是闫江首次因为上头电子烟进医院。去年10月,他在延吉处对象,在出租屋内一次性抽完了二十多个添加了依托咪酯上头电子烟的烟弹。药效发作,闫江腿软摔倒,“伤了眼眶,差点把眼睛磕瞎。”之后闫江意识昏迷,被对象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药物中毒,他在ICU躺了两天才脱离危险。
《杀人者的购物中心》剧照
闫江20岁,他最初接触上头电子烟是在去年秋天,从朋友手里拿到这类改装烟弹。他听说,抽这个能获得特殊快感。闫江之前也过量服用过曲马多、普瑞巴林等药物。曲马多属于管制类中枢镇痛精神药品,在临床上主要用于癌症或者大手术后的镇痛治疗,普瑞巴林则是治疗神经痛的口服处方药。闫江说,这些药物能让他感觉兴奋、“得劲”。哪怕是过年全家团聚的时候,他也会当着长辈的面大把往嘴里塞药片,药性发作时,不顾家人阻拦,穿着拖鞋就冲出家门。在这些药品管控收紧之后,圈子开始流行添加麻醉物质的上头电子烟,不少人把它当作药片类药物的替代品。
家人曾送闫江到长春市第六医院接受专科的治疗,可入院之后,接触不到上头电子烟,他就吃偷偷带进去的两盒普瑞巴林,他称医院压抑的环境让他难以忍受,只待了两天,他就跑出医院。回到家中,父亲把他锁在家里进行居家干预,给他买来小剂量的替代药品,想要慢慢帮他减量脱离药物。但闫江并不安分,还是偷偷找替代品。
闫江告诉本刊,长期滥用药物,导致他神经受损,有不少后遗症。他在夜里常常出现类似电击、灼烧一样的肢体抽痛,“腿、脚、头部轮流疼,还频繁抽筋,两三秒抽一回,一回持续十多秒,尤其睡前发作,疼得睡不着。”但即使如此,出事之前完全没有主动戒药的想法,直到从五楼坠落的重伤给了他当头一棒。在ICU昏睡的日子,他被动完成了生理层面的药物戒断。清醒过来,看着身上的钢钉,他才生出恐惧,“再碰这些(药),人就彻底废掉了。”
《女神蒙上眼》剧照
徐杰是北京高新医院戒毒治疗科主任、北京博睿检测司法鉴定中心技术负责人,这两年他接诊过多例滥用替来他明改装电子烟的青少年患者。他介绍,上头电子烟里的替来他明属于分离性麻醉物质,药理作用和氯胺酮(K粉)相近。“替来他明本身是兽药,严禁用于人体,药物如果出于非医疗目的被滥用,会直接破坏中枢神经系统。”徐杰说,市面上滥用的替来他明大多是黑市自行化学调配出来的,算不上正规药品。滥用上头电子烟的人,不知道自己吸入物质的实际剂量。大量吸食之后,极易发生呼吸抑制、窒息,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
19岁的岑钰跟闫江一样,也是在身体接连发出警报后,才下定决心戒断药物。她已经有三年的“嗑药史”。期间多次发生药物中毒,检查出疑似肾衰竭。岑钰告诉本刊,她曾一次性服用了过多的右美沙芬,这是临床常用的中枢性非麻醉性镇咳药,严重时神经系统失去对肢体的控制,手抖、脚抖,“整个人躺在床上像死鱼一样不停抖动”。药物还让她身体痛感变得迟钝,身上常常莫名出现淤青,记忆力也明显衰退,有时半天想不起好朋友的名字,很多过往记忆变得模糊。
徐杰告诉本刊,他所在的科室2016年接诊到第一例青少年药物滥用患者,此后就诊人数逐年上涨,疫情过后增长趋势更加明显。目前,药物滥用病例已经占到成瘾治疗患者的主流。他介绍,临床上常见的滥用药物包括泰勒宁、曲马多,未成年人使用情况较多。除此之外笑气(一氧化二氮)这类成瘾物质也十分多见。很多来就诊的青少年在未成年阶段就已经接触各类管制、非管制药品。“部分患者是出于好奇或者同辈压力,开始滥用药物,进而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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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出生的王霄尹告诉本刊,他最早接触右美沙芬,是看网上有人说吃了这个会很舒服,勾起了他的好奇。他在药店买了一盒,吃完之后全身发麻,大脑一片空白,人不停地说话,一整天都不会觉得疲惫。彼时他只是出于好奇尝试,并没有成瘾。之后他因事退学,进入沈阳一所技校就读,身边的朋友都在嗑药,“不吃就显得跟他们不合群”。他告诉本刊,身边嗑药的大多是常年混迹夜场的、家里父母不管的孩子。
那时的王霄尹,也向往“社会人”的生活状态。在他的感受里,不同药物带来的体验也不同,“曲马多让人保持清醒并且感受到快感,右美沙芬让人在眩晕中感到快乐。”王霄尹更喜欢前者。随着持续服用,身体抗药性不断变强,服药剂量也一步步往上叠加。最开始吃4粒曲马多,两小时后再追加2粒。“只要身体产生情绪波动,今天开心就吃两板,希望更加开心。而今天不开心,也要吃两板解决情绪。”一旦停药,折磨人的戒断反应便会袭来。“身上如同有蚂蚁在爬一样。”王霄尹说,甚至会出现自残的念头,会想尽一切办法寻找药品。
跟单纯追求刺激、跟风玩乐的年轻人不同,岑钰嗑药是为了短暂逃离现实的痛苦。岑钰在小县城长大,母亲在她14岁那年因病离世。父亲有了新的恋情,于是她被安排到姑妈家生活。父亲和姑妈起了争执,两边都来找岑钰诉苦。她很苦恼,明明不是她的事,却总要把她卷进来,岑钰心里憋得难受。家里的事不顺意,她在学校还很孤独。读初中时,岑钰跟班里成绩比较好的女生喜欢过同一个男生,那个女孩因此经常在班上嘲讽她的长相,还抢走了她的好朋友。“不管我跟谁玩,她就去找那个人,把我孤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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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她上厕所、吃饭都有同伴,之后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总感觉别人盯着我。”心里实在熬不住,岑钰就在网上翻看各类信息,看到了氢溴酸右美沙芬的相关内容。2023年10月,她动了轻生的念头,打算靠吃这种止咳药了结自己。那时候右美沙芬在普通药房就能买到,一盒十元左右,岑钰一共买了三十多块钱。在高中教室里面,她就着咖啡,把五十多片右美沙芬吞下去,之后晕倒在地,鼻子喷出早上吃的粉条。同学把她送到校医室,之后她迷糊记得自己上了120救护车,进了医院。她在医院住了六天,回家休养半个月才慢慢恢复过来。
经历过那次过量服药,岑钰感受到右美沙芬带来的特殊感受。“发晕,好像灵魂要飘出去,还有类似兴奋剂的快感。”吃过药之后,现实里那些糟心事还记得,但心里不会再觉得难受。最开始她一个月才吃一两次,后来越吃越频繁,变成一周一次。身体慢慢产生耐药性,吃的药量也不断往上加,从一次12片,加到16片、24片,再到一次吃下48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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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每个月生活费只有两百五十元,吃饭尽量省着花,不买零食,省下钱来买药。大多是遇上不顺心的事之后,她选在晚上吃药,吃完就睡觉,睡醒照常去上课。家里知道她吃药之后表示反对。但她在校寄宿,一周只有五个小时的回家时间,家人也管不着她。“心里没有苦楚,谁也不会愿意做这种事。”她说,旁人简单一句不要吃药,相当于把一部分人仅有的情绪出口堵死,外人很难真正体会我们经历过什么。
徐杰也发现,前来就诊的青少年当中,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的孩子占比更高。沾染药物的动机各有不同,一部分是受圈子、朋友教唆,出于好奇尝试。还有一部分,是为了逃避现实痛苦。学业压力导致滥用药物的只占少数,更多是得不到老师和家庭关注或是遭遇人际关系困境,走上药物滥用的道路。
多位受访者告诉本刊,他们从未成年开始滥用药品,但是从未吸毒,理由很简单:“吸毒是违法的。”徐杰说,传统海洛因这类毒品,价格高昂、获取难度大,青少年很少接触。而过去很多成瘾性药物十几、几十元就可以买到,更容易流入青少年群体手中。但徐杰强调,非医疗目的滥用药品,实际危害等同于毒品。
在临床中,徐杰也观察到一个普遍现象:青少年滥用药物会不断“换药”。一旦某一种药品被列管管控,难以买到,他们就会去寻找还未被管制的替代品种,部分药品被管控之后,还会转向复方制剂继续滥用。“把好几种药混在一起吃,或是药片、电子烟类物质换着来,中毒、伤内脏的风险会成倍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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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江常吃的一种药物曲马多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第二类精神药品,普通人没有相关诊断证明,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开药。闫江没有对应病症,无法凭正规处方购药,只能寻找非正规渠道。据他讲述,吉林当地有部分药店私下倒卖药品,借着开药的名义囤积货源,拆开药品的外包装盒,把药片装进密封塑料袋,通过熟人圈子私下售卖。这类药品原价仅二三十元一盒,黑市却拆分按板、按粒零售,一板售价高达180元。商家起初只拆掉外包装售药,后期连铝塑板都不再出现,只用透明的密封塑料袋分装。闫江通过朋友推荐的联系方式私下购药,电话沟通后对方送货上门。
随着相关部门对曲马多生产、销售的管控持续加码,违规倒卖被不断查处,地下货源被挤压,曲马多在圈子里变得越来越难获取。曲马多货源收紧之后,普瑞巴林开始在滥用圈子流行开来,闫江便大批量囤积这类药物,一天最多要吃掉三四板。等到普瑞巴林的流通管控落地、货源再度收紧,他又转而吸食上头电子烟。
《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提到,国内滥用物质种类发生结构性变化,麻精药品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快速蔓延,滥用人数不断增多,青少年滥用问题突出。《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又指出,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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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在跟着现实的滥用情况,不断更新管制名单。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各类复方制剂纳入二类精神药品;2024年7月1日,单方右美沙芬列入二类精神药品;2026年4月,国家出台新规,对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实施等同于第二类精神药品强度的流通管控措施;2026年7月1日,非药用替来他明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目录》。
在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禁毒与治安学院教授张汝铮看来,监管永远是后置的。“往往是某一种药物已经形成滥用风潮之后,才会进入监管视野。很多时候,这些被滥用的物质本身是合法的医用药品,这也造就了监管的现实困境。”她解释,大量具备中枢神经作用的药物本身拥有正经医疗用途,如果全部列管,正常的生活生产、普通患者的正常就医用药就会受到冲击。
张汝铮说,青少年不断更换滥用药,除了管控带来的倒逼,另一面则是因为市面上能找到功效相近的替代物质。张汝铮解释:“就像红霉素刺激肠胃,很多人就会选用阿奇霉素,这套同源替代的逻辑同样被移植到药物滥用圈子当中。”圈子内部口口相传,不需要高深的化学知识,年轻人就能找到药效相近的品种。当某一种药物被管制,只要药效类似的药品还在流通,滥用者就会主动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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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调研中也发现,大量年轻人正在滥用的物质,被看见的只是浮出水面的一小部分,暗处还藏着更多未知滥用情况。张汝铮坦言,目前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管控可以“消灭”掉某一种正在流行的滥用品,但很快又会有新的替代品冒出来。“我们能做的是在它选中某种物质后,会跟踪并查看。”再根据滥用的实际情况,选择直接列入目录管制或是实施流通层面的监控,同时辅以科普宣教工作。
不过,已经形成药物依赖的孩子,面对的是漫长艰难的戒断过程。徐杰告诉本刊,这类成瘾青少年患者封闭式住院治疗通常需要1-3个月,每个月费用大约两万元,治疗成本偏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医师杜江介绍,治疗会先停止患者正在滥用的药物,根据停药后出现的戒断症状对症给药。如果患者伴随抑郁等负面情绪,会使用改善情绪、抗抑郁的药物,同时开展心理治疗,针对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问题做干预疏导。“治疗应当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戒断对药物的依赖,二是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
躯体层面的药物依赖相对容易戒除,但心理依赖,也就是俗称的心瘾很难处理。徐杰发现,患者出院三个月内,药物成瘾复发率能够达到50%以上。在他看来,复发的根源在于现实困境没有得到解决。“人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之前的压力、人际矛盾、原来的社交圈子还在,很容易再次被裹挟。”
(闫江、岑钰、王霄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