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天评《波斯湾五千年》｜风从海上来：海湾历史的叙事与空间

源济

张若天评《波斯湾五千年》｜风从海上来：海湾历史的叙事与空间

波斯湾五千年：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东海湾地区

[美]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著

马百亮、尤玉金译

中信出版社

2026年1月出版

320页，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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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若天

2月28日下午，我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国家档案馆结束当天的工作，回到住处才得知伊朗遇袭的消息。接下来的几天，我依旧前往档案馆，馆员们则照常聊天、处理事务，神色悠然。只有临近档案馆的马斯喀特国际机场，少了往日频繁起降的航班，让天空显得愈发澄澈和宁静。在战火的边缘，阿曼作为中立者和调停人，被安置在风暴之外。然而，互联网所呈现的海湾却是另一种面貌：在伊朗，空域关闭，网络限流，我常用的伊朗数据库全都无法访问——这个国家的过去与现实，正被压缩成一段无法解码的错误信号。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牵动国际油价起伏，迪拜、卡塔尔等地的机场不时遭空袭波及；海湾地区作为石油中心和全球航空枢纽，一向以高流动性著称，此刻几度陷入瘫痪，暴露出它在全球体系中的脆弱。

从石油到航空，人们习惯于将海湾的“全球性”想象为“现代性”的产物，而海湾自身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宗教传统、部落家族式的政治组织形态又常被视为现代性的阻碍。在《波斯湾五千年：全球史视野下的中东海湾地区》（The Center of the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the Persian Gulf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Present）一书中，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Allen James Fromherz）想告诉我们：海湾的多元性并非全然是现代的产物，商业、共识与世界主义也并非西方强加于海湾地区的概念，相反，它们深深植根于海湾的历史脉络之中，一种曾长期主导世界史叙事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认为，全球化始于十六世纪现代欧洲帝国的崛起。然而，弗洛姆赫尔兹指出，海湾地区的全球化历程并非仅限过去的五百年，而可以上溯至五千年前（35页）。

从地中海到海湾 

弗洛姆赫尔兹并非首位从长时段视角挑战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学者。早在1990年代前后，一些学者已指出：一个多中心的世界体系先于欧洲崛起而存在。因此，欧洲霸权的确立并非开创了新体系，而是在十六世纪后进入并重组了一个更古老的体系。然而，这类修正仍以宏阔的文明单元为基本叙事单位，在深层逻辑上延续了世界体系论的“中心—边缘”结构。真正将空间转向落地而改变分析单位的是布罗代尔以降的海洋史研究：自《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问世以来，学者们开始发现并书写各自领域的“地中海”，这些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印度洋、太平洋等宏阔的地理单元，聚焦至孟加拉湾、北部湾、红海、南海等区域性海域，研究重心也日益转向这些海域彼此连接而成的动态网络。于弗洛姆赫尔兹而言，海湾就是那另一片“地中海”，他试图将视野重新聚焦于这一边缘化的海洋空间，重新勘定其在全球史中的位置。

布罗代尔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弗洛姆赫尔兹自身的学术履历，是寻找另一片“地中海”的一个缩影。弗洛姆赫尔兹的学术视野长期聚焦于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地区。他于2006年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以研究早期伊斯兰世界闻名的休·肯尼迪（Hugh Kennedy），2007至2008年在卡塔尔任教，现为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并担任爱丁堡大学马格里布研究系列主编。在本书问世前，弗洛姆赫尔兹已经著有三部深耕西地中海世界的代表作，分别关注十二世纪雄踞突尼斯、摩洛哥与安达卢西亚的阿尔莫哈德王朝（The Almohads: The Rise of an Islamic Empire），生于突尼斯的伊斯兰思想巨擘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Life and Times），以及中世纪西欧与北非在西地中海地区的互动（The Near West: Medieval North Africa, Lati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Second Axial Age）。据弗洛姆赫尔兹自述，在卡塔尔大学的任教经历使他将目光转向海湾，他发现不仅海湾历史研究仍处于学术版图的边缘地带，且阿拉伯与伊朗史学传统之间也横亘着深刻的隔阂。与此同时，他在当地的生活经验也与欧美主流媒体的报道屡生抵牾。这些体认促使他先完成了一部卡塔尔现代史（中文版见《卡塔尔：一部现代史》，赵利通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随后于2018年主编了一部以海湾作为全球枢纽的跨学科论文集（The Gulf in World History: Arabian, Persian and Global Connections），并最终写就了这部综观海湾全局的通史性著作。

弗洛姆赫尔兹著《卡塔尔：一部现代史》

正如弗洛姆赫尔兹坦言，他是带着对地中海研究的关怀转向海湾研究的（作者讲座可见“The Center of the World | Book Launch with Allen James Fromherz,” lecture video, YouTube, April 27, 2025）。近年来，以印度洋为单位反思大西洋中心主义的叙事已成为一股重要的学术潮流。若仅停留于空间的横移，类似的方法论便难免流于平庸。因此，要确立海湾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单位的主体性，首先须说明其区别于其他海域的独特性。弗洛姆赫尔兹认为，与地中海和印度洋相比，海湾区域范围更小，却更难以掌控。海湾虽作为联通亚欧非三大洲的枢纽，但在历史上时常位于帝国的边缘。伊朗一侧陡峭的扎格罗斯山脉、两河流域潮湿的沼泽与阿拉伯半岛炙热的沙漠，共同构成了海湾的三面天然屏障；沿岸分布的沙洲与礁石，进一步阻碍了周边帝国的渗透与控制；唯有霍尔木兹海峡，是海湾通往印度洋的开放通道。由此，这片狭窄的海域总体上形成了一个去中心化且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空间，商业寡头控制了沿岸的城邦与港口，依赖于农业的大型国家并未在此出现（11-19页）。

海湾的三时段

弗洛姆赫尔兹将海湾视为一个不受任何帝国支配的空间。那么，哪些历史经验与行动主体能够承载并映照出它的独特性？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海湾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关联，并在这种关联中审视海湾内部发生的变迁？

弗洛姆赫尔兹试图以六座港口城市串联海湾从古典时期到当代的历史。第一章始于阿拉伯半岛东部沿海地带的迪尔蒙（Dilmun），公元前4000年至前800年间，迪尔蒙作为连接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河流域的商贸枢纽而兴盛。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章并未以迪尔蒙为中心重构海湾古代史，而是依然以苏美尔、巴比伦、亚述、阿契美尼德与萨珊波斯等古文明为主线，将迪尔蒙塑造为游离于王权掌控之外的海洋边疆。作者的用意需置于古代近东的学科源流中考察：二十世纪的古代近东研究长期以两河与埃及为重镇，视野向地中海、伊朗高原及安纳托利亚等地区延展，而海湾、红海和阿拉伯半岛腹地通常被排除在核心叙事之外。随着更多考古证据出土，海湾地区在前伊斯兰时期的历史面貌日益显现，但依然被视为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网络中的配角。从事阿拉伯半岛考古工作的学者对此提出批判，主张要发现海湾自身的历史动能。面对这一学术脉络，弗洛姆赫尔兹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没有正面挑战将海湾边缘化的叙事，而是接受了“边缘”这一定位，但将其重新定义为海湾独立性的来源。在他看来，恰恰因为海湾游离于王权之外，才能长期维持对文化差异的包容，成为去中心化的商业空间。

巴林城堡，该土丘包含七个分层，由公元前2300年至十八世纪的各个占领者创建，包括迦勒底人、希腊人、葡萄牙人和波斯人，使其成为波斯湾地区最古老的防御工事。

弗洛姆赫尔兹指出，七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在海湾的传播并未迅速造就一个同质化的逊尼派世界；伊巴德派、什叶派、卡尔马特派等少数教派依托险峻的环境维续独立。尽管未能实现单一教法权威下的政治统一，但穆斯林逐渐将重心转向信仰内部的统一。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到来并未使其他异教传统立即消失。正是在这样一个多元传统并存的海湾，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第二章聚焦阿拔斯王朝扩张过程中的巴士拉：八至九世纪，巴士拉象征着阿拔斯王朝在军事、商贸和文化上的“黄金时代”。它融汇了波斯、非洲、希腊、南亚等地的风俗、语言与思想，孕育了富有人文精神的伊斯兰教思想，是当时重要的科学文化中心。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加速了巴士拉的衰退，使巴士拉不复昔日帝国港口的荣光，但世界主义的色彩并未褪去。

第三章以尸罗夫（Siraf）为个案，展现了一个因长途贸易而兴，又因外部变局而衰的港口。十至十一世纪，尸罗夫作为连接巴士拉和设拉子的枢纽曾盛极一时；但随着阿拔斯王朝与白益王朝的衰退，红海商路的竞争与地震的破坏，这座缺乏腹地资源的港口最终走向没落。然而，尸罗夫的衰败并未摧毁海湾的贸易网络，具有强大经济韧性的海湾呈现出多中心结构，商人、资本和航线从尸罗夫转往基什，再迁至霍尔木兹。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的势力扩张至海湾地区，他们在沿海地带修建堡垒以维持商业殖民模式，并将海湾门户霍尔木兹纳入其全球堡垒网络。第四章的核心论点在于：葡萄牙人虽然为海湾带来了火炮、绘图和新的造船工艺，但葡萄牙人并未颠覆当地的社会经济体系。在这个维系了上千年的贸易网络中，真正掌握主导权的是霍尔木兹的本地居民，以及经营贸易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印度人。葡萄牙人不过是众多参与者之一，最终被海湾世界主义的多元社群所接纳，并融入这一跨区域的贸易秩序中（124页，149-153页）。

 1746年贝兰所绘欧洲地图上的霍尔木兹王国

在讨论了葡萄牙人的短暂介入之后，弗洛姆赫尔兹将视线拉长，在第四章追踪了一个海湾帝国从近代早期到现代的兴衰轨迹，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从雏形到成型的整体进程。弗洛姆赫尔兹将阿曼帝国视为一条与“大分流”相悖的历史线索：十七世纪中叶，伊巴德派联合印度商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马斯喀特，建立了雅鲁比王朝，并将商业触手拓展到东非。十八世纪中叶，苏哈尔的总督艾哈迈德·本·赛义德（Aḥmad bin Saʿīd）驱逐了阿曼的波斯势力，建立了延续至今的布赛义德（al-Bū Saʿīd）王朝。十九世纪上半叶，奴隶制和海上贸易共同支撑起桑给巴尔的种植园经济，并推动阿曼帝国走向鼎盛。1840年帝国迁都到桑给巴尔后重心进一步向西印度洋转移，但1856年赛义德苏丹（Saʿīd bin Sulṭān）去世后帝国随即分裂为马斯喀特与桑给巴尔两个王国。在海湾一侧，英帝国通过其条约体系，将地方家族或划为海盗加以打击，或纳为盟友加以扶植；与此同时，珍珠产业孕育了复杂的金融与劳动分工体系。1920年代后，石油开始取代珍珠成为海湾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并推动国家主权和边界的形成。作者强调，英国在海湾的成功在于不追求直接统治，至少在石油繁荣之前，其政策重心是保障通往孟买的航线而非榨取财富。这种不干预使海湾阿拉伯人得以保留其自身的文化、身份和制度，因此独立后，其经济发展也未受到激进的反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拖累（192-196页）。

桑给巴尔石头城的阿曼苏丹宫殿

自1950年代起，海湾地区开始发生剧变：新的民族国家、公民身份与地理边界相继确立。海湾阿拉伯国家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推进现代化，带动了公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第五章以迪拜模式为例，强调海湾现代化发展的本质，在于借助国际主义与全球化让相对少数的公民受益（202页）。这些国家注重文化遗产的复兴和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并为庞大的外籍非公民群体营造了开放包容的世界主义氛围——尽管这背后是外来人口与本地公民在人口比例和权利上的失衡。作者批评一些学者依循西方固有范式，将海湾阿拉伯国家视为“新传统主义国家”（Neo-traditional State）：这种国家建立在食利经济之上，以高福利换取政治顺从，并设立有限协商机制疏导民意，实则是在瓦解部落与宗教势力，将权力集中于核心领袖，最终形成一种以现代形式包装传统合法性的高度集权统治。弗洛姆赫尔兹认为，该范式过度依赖“正式制度”与“经济产出”来理解权力，而轻视文化、象征与历史（226页）。他指出，一些政治学家假定国家与民族的形成会创造新的官僚体系，导致传统中间精英衰落（228页）。但以“马吉利斯”（majlis）议事会为代表的非正式渠道和部落网络并未瓦解，这种对血缘与身份的重视并非原始残余，而依然具有活力和灵活性，在社会各层级维持国家的运作（219-221页）。作者最后强调，海湾的现代化异于欧洲，不宜以“传统的发明”解读其对遗产保护的重视，因为这种保护隐含着对协商传统的维护，使统治者与公民的联系成为国家合法性与凝聚力的基础（234-235页）。

据弗洛姆赫尔兹自述，他在讲述海湾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时借鉴了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与布罗代尔关注历史时间的多重节奏及其本体论意涵不同，弗洛姆赫尔兹对“三时段”进行了更具结构主义色彩的改造：长时段对应地理维度，强调海湾的三面封闭与欧亚枢纽的区位特征；中时段指向文化维度，指向海湾的世界主义，居民身份认同在人类共同体意识与地方部落认同之间取得平衡；短时段指政治维度，关注港口及其统治者如何依赖对外贸易维持长期自治。总的来说，弗洛姆赫尔兹与布罗代尔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将历史主体从“海洋”重新定位到“人”。如其在引言中所问：“人类内心深处究竟是部落性的（仅为所属群体谋取最大利益），还是天然具有‘帝国式’的社会属性（始终渴望为更大的政治体或目标而联合）？”（24页）这一问题想要对话的对象更像是伊本·赫勒敦，而非布罗代尔。弗洛姆赫尔兹的回答则是：海湾居民具备将地方身份认同与世界主义相结合的能力。同样，当他将这种能力视为海湾延续数千年的文化模式时，他依然在审视海湾与更大人类社群的关系。由此，海湾成为“世界的中心”。

作为知识空间的海湾

囿于自身经历，弗洛姆赫尔兹对海湾近代早期之后的论述明显偏重阿拉伯视角，弱化了伊朗（波斯）视角，对1950年后伊朗在海湾角色的处理尤显粗糙。作者在一场与伊朗研究学者对谈的讲座中坦言，出于出版时面向大众与市场的需要，他不得不在标题中使用“波斯湾”这一伊朗人喜闻乐见的称谓。几位伊朗研究的学者认为，以全球和海湾为整体的研究视角固然重要，但依然有必要回到各自的民族历史传统中去理解海湾（Fromherz, “Center of the World”[lecture video]）。有趣的是，在本书英文版出版的同一年（2024），纽约大学的伊朗裔学者阿朗·凯沙瓦尔齐安（Arang Keshavarzian）也出版了一部聚焦海湾的著作，名为《为海湾营造空间：区域主义与中东的历史》（Making Space for the Gulf: Histories of Regionalism and the Middle East. Stanford）。凯沙瓦尔齐安早前曾著书探讨伊朗巴扎与国家的关系，同样致力于剖析伊朗的非正式权力网络，这与弗洛姆赫尔兹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思考有共通之处（详见Bazaar and State in Iran: The Politics of the Tehran Marketpl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凯沙瓦尔齐安也曾撰写过《波斯湾五千年》的书评，详见Middle East Journal 78, no. 4[Summer/Autumn 2025]: 486–488）。

 阿朗·凯沙瓦尔齐安著《为海湾营造空间：区域主义与中东的历史》

不过，《为海湾营造空间》和《波斯湾五千年》在解释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凯沙瓦尔齐安拒绝将海湾视为一个预先存在的、自然化的地理空间，而将其理解为持续的“区域化”（region-making）过程：不同政治、经济与社会力量通过人口、商品与资本的流动、边界划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化和空间表征，不断生产、分割并重新连接“海湾”这一地区。帝国野心、民族对抗与移民梦想在此交汇，并通过具体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表征相互竞争。海湾由此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帝国边缘变为了资本主义的新边疆，民族国家将海湾进行了主权化的切割，而全球资本主义又重新缝合了这一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十九世纪以水域为核心形成的社会纽带逐渐失去了在战略规划和空间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以领土主权、边界划分和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空间秩序：英国首先通过港口、特许权与保护关系建立影响，随后逐渐推进领土化的边界秩序；二战后美国霸权则更多借助星罗棋布的军事基地和物流网络维持霸权。凯沙瓦尔齐安由此批判地缘政治思维将海湾抽象化为一个战略地理单位或不稳定之源，而遮蔽了社会内部的联结与摩擦。与此同时，他质疑全球化必然削弱国家主权的论述。通过基什岛（Kish）和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JAFZA）的案例，他指出，国家并未退出全球资本主义，而是借助特殊法律将资本流动纳入新的空间秩序，并以新的形式重构主权。而海湾城市化的案例说明，多元化未带来平等，族群共居仍在城市与法律空间中生产新的区隔。

弗洛姆赫尔兹从文明史和长时段视角追溯海湾的全球联系，而凯沙瓦尔齐安则借助政治经济学与空间批判，揭示了海湾区域形成背后的权力关系与内在冲突。然而，二者均较少追问1950年代以来海湾研究中不同知识传统之间的纠葛，以及这些纠葛如何与地缘政治、资本和国家权力交织，共同建构了“海湾”这一空间。那么，当弗洛姆赫尔兹等学者将海湾定位为世界史或中东研究的边缘时，这一判断或许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海湾的边缘性是由阿拉伯、伊朗和欧美学界共同制造出来的。

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埃及学者为海湾历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们关注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在海湾的殖民活动、部落组织、现代酋长国的兴起等区域性议题。其核心关切在于将海湾历史从西方主导的知识框架中夺回，拒绝将其视为英帝国史的附属，并强调海湾是阿拉伯历史空间的一部分。不少埃及学者亲赴海湾任教，帮助当地大学建立课程体系并指导学生（代表学者是贾迈勒·扎卡里亚·卡西姆[Jamāl Zakarīyā Qāsim]，他已出版五卷本的海湾史著作，详见Tārīkh al-Khalīj al-ʿArabī al-ḥadīth wa-al-muʿāṣir, 5 vols, Dār al-Fikr al-ʿArabī, 1996）。随着大部分海湾国家在1970年代正式独立，一些本土学者从维系官方统治的立场出发撰写民族历史，但因史料匮乏和准确性不足，这些研究未能产生太大影响。随后，越来越多本土学者开始学习英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以更严谨专业的方法处理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国际史视角，进而细化为更深入的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等方向（al-ʿAfīfī, Fatḥī, “al-Khalīj al-ʿArabī: al-Ittijāhāt al-Ḥadītha fī Kitābat al-Tārīkh al-Muʿāṣir – Dirāsa fī Taṭawwur al-Manhaj al-ʿIlmī,”al-Majalla al-Tārīkhiyya al-Miṣriyya50 [2016]: 609–642）。这一时期，阿拉伯学者在质疑西方著作立场与准确性的同时，也以“阿拉伯湾”这一命名来突出海湾的阿拉伯属性，以此回应伊朗方面的主张。其内部持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立场的学者，早期曾强烈抨击国别史、区域史、王朝史、部落史和国际史，并反对使用“海湾文明”“海湾人”等术语——他们认为这是对阿拉伯世界整体性的破坏（al-Najjār, Muṣṭafā ʿAbd al-Qādir, “al-Ruʾya al-Qawmiyya li-Kitābat Tārīkh al-Khalīj al-ʿArabī,”Dirāsāt Tārīkhiyya 27–28 [1987]: 7–32）。总之，与埃及、黎巴嫩等史学发达地区相比，海湾本土史学起步较晚，早期不仅要应对去殖民化的挑战，也处于阿拉伯学界关注的边缘地带，其进入主流视野的过程伴随着持续的怀疑与审视。

与海湾南部的阿拉伯国家不同，伊朗具有相对悠久而发达的文献传统。但对许多伊朗人来说，波斯湾地区其实是遥远而陌生的边疆。直到礼萨·巴列维统治之前，围绕波斯湾的历史写作多以游记形式出现。出于领土主张和整合南部少数民族的需要，巴列维时期对波斯湾的历史研究开始走向制度化，与此相伴的是，南部地区兴建了大量服务于资源开采与科学研究的工程技术院校。进入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伊朗对波斯湾的叙事从王朝民族主义转向革命民族主义，相关研究高度政治化，并通过学术机构、档案整理和基金项目被系统性地嵌入国家机器。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伊朗学者以波斯湾的地方石油产业、军事地理等主题，贡献了颇具学术价值的作品（关于伊朗学界对波斯湾区域研究的学术史，部分文献详见Shīmā Vazvāʾī, “Sīyāsat-i hūvīyatī-yi yak paykarah-yi ābī: Darbārah-yi muṭālaʿāt-i Khalīj-i Fārs dar Īrān,” GlobIS Review, Āẕar 1404 [November–December 2025]; Aʿzam Khātam, Kāveh Eḥsānī, and Ārang Keshavarziyān, “Ofogh-hā-yi Naw dar Moṭāleʿāt-e Khalīj-e Fārs,” GlobIS Review, 20 Bahman 1404 [9 February 2026]）。

因此，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伊朗本土史学并非缺乏活力。二者之间的差异与张力，恰恰折射出在民族主义、地缘政治、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等遗产交织下，所形成的学术壁垒与不平等。相关学者对海湾研究制度化发展的年谱式梳理表明，二战以后，西方对海湾产油国投入了持续的战略关注，而欧美学界的海湾研究已从偏重人文的东方学范式，向兼顾当代事务的区域研究拓展。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国际会议、研究中心、学会和期刊相继建立，至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新增的学术机构、会议、项目已超过此前半个世纪的总和。而这一制度化进程不仅是量的增长，海湾研究在二十一世纪也逐渐不再孤立，与中东研究、印度洋研究等领域的对话日益紧密（James Onley and Gerd Nonneman, “The Journal ofArabian Stud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ulf and Arabian Peninsula Studies," Journal of Arabian Studies10, no. 1 [2020]: 1-50）。

然而，这种制度化的增长不能等同于海湾研究整体学术生态的改变，仅凭学术自由这一项标准来加以衡量，也远未触及问题的全部。据我在阿曼的观察，一位刚从英国完成博士学业（研究桑给巴尔）回国的阿曼老师，在阿曼的一所公立大学里需承担美国史的教学任务。学生毕业论文多以本地遗产与古物为主题，与欧美学界时兴的印度洋研究议题存在错位。这也呼应了昂利和诺内曼对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的观察：当时国际学者进入海合会国家面临严苛审查与高昂成本，而海合会派遣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也因繁重的教学负担而学术成果寥寥。尽管自1990年代以来，多所美国大学的分校和研究中心相继落地海湾，但它们高度集中于卡塔尔、阿联酋等少数国家。究其根本，这种布局得益于资本在海湾的流动与重组。《波斯湾五千年》同样诞生于这一背景下，要深入理解该书的学术坐标，需要进一步反思：这些机构和项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本土的知识生产条件，并促成了不同学界之间的对话。

海湾研究中不同史学研究体系的错位，蕴含着未来研究走向真正多元化的可能。海湾研究不应仅限于与中东研究、印度洋研究接轨，更需要主动与其他区域和学科范式展开反思性对话。最终，更值得付出长期努力的是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学术平台，将全球南方本土学者真正纳入知识生产的核心。以阿曼为例，欧美学界对其海洋性的偏重，部分原因在于研究者依赖英属印度等地的殖民档案。然而，阿曼内陆的尼兹瓦等地区不仅发展出了大规模的椰枣种植园与法拉吉灌溉系统，更在历史上长期与沿海的马斯喀特形成对峙。阿曼本土历史学家以阿拉伯语撰写过大量内陆历史的著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非阿拉伯学者所见。而以印度洋为主导的研究范式，正在将本土学者对内陆的观察进一步边缘化。与此同时，阿曼民间存有大量未被官方机构收录的文书，十分适合开展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沿着弗洛姆赫尔兹所说的“非正式网络”展开，并尝试回应更具全球性的问题。沿着这一思路，《波斯湾五千年》将海湾与海洋、商业相绑定，或许本身遮蔽了根植于内陆的社会经济联系。

阿曼内陆古都尼兹瓦城堡

在理论层面，本书虽标举以海洋为核心的空间转向，但海洋仍然沦为了沉默的布景。布罗代尔对后世史学的启发，不仅在于“三时段”的区分，更在于回到具体的“境地”（milieu）之中思考人类与环境等要素如何构成有机的整体。因此，海湾历史研究也需要更情境化地把握海洋、大气、土地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此外，“长时段”之于海湾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一种文化模式，还在于将海湾的重商传统置于比较视野下重新审视，深入辨析早期商业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关联。商业、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并非本质化的范畴，而是需要在具体情境中不断加以检验的议题。例如，作者虽然强调海湾的包容和连续性，但在书中忽视了蒙古人对欧亚贸易的整合，认为蒙古人破坏了海湾贸易，这似乎制造了一个海湾的“皮朗命题”。这些问题将留待后进的海湾历史学家辨析，使海湾进一步成为产出理论、范式与反叙事的知识空间。

今天来看，《波斯湾五千年》的核心立意与作者在结语中的警醒显得尤为可贵——海湾不应被任何内部或外部霸权宰制。面对今天的海湾，值得追问的是：我们是否还能乐观地相信，海湾将在长时段中维持自身的韧性？在战争的破坏与创伤中，我们又该如何重新理解共同体的意义？相信若干年后，若有新的海湾全球史著作问世，2026年的这场战争注定会成为历史学家反复回望与书写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