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过张伯驹的舞女，后来成了百乐门血案的主角

源济

追过张伯驹的舞女，后来成了百乐门血案的主角

最近的快乐是读荣宏君先生发现的张伯驹自传体小说《过江梦》。

这是本自传体小说，写的是男主从北平到上海，看戏唱戏泡妞，重头戏大概两个，一个是和潘素的恋爱史，一个是和余叔岩唱戏。张伯驹的偶像包袱很重，泡妞要说是潘素追的自己，唱戏要说自己除了声音小其他也没啥可以指摘。

张伯驹先生的小说和他的京剧一样，是真的吃过见过白相过，但是呈现水平确实麻麻地。

给人物起名字的方式都很好笑，梅兰芳在书里的名字叫“杨蕙芬”，“红豆馆主”在书里是“绿豆馆主”，“端方”是“瑞圆”，他的好兄弟赵南田是“宋北畴”……

当然咯，他也没有放过自己。

主人公叫“章孟龙”。

章和张，孟对伯，龙对驹。

把这本小说当做史料来读却着实有趣。

比如讲他叫朋友帮他找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理由是因为他的姨太太绿琴昼夜颠倒，只喜欢打牌，不爱外出，他想在上海找一个人陪他去杭州看花。

到了上海，桃花运一下子来了，不仅潘素哭着喊着主动要嫁，还有一位当红舞女陈玉英也对他有意思。

荣宏君老师在这个名字下面有一段注释，他认为陈玉英就是陈曼丽。

陈曼丽的确叫玉英，结合张伯驹的诗句，这个考证是没问题的。（《过江梦》里除了陆素娟之外所有的女人都用的本名）

只是，注释里关于陈曼丽身世的另外几处说法，和我找到的同时代史料不完全相符。

这倒勾起了我的兴趣。

因为我们今天提起陈曼丽，差不多只剩下一个故事：

百乐门最红的舞女，因为拒绝给日本人跳舞，被日本人派来的杀手枪杀。

像一个特别正确的电影故事。

不过，也许并不一定是真的。

今天的推送，就从《过江梦》里这个一闪而过的女人讲起。

我们来讲一讲舞女陈曼丽短暂得几乎来不及展开、却又传奇得让后人不断替她添枝加叶的一生。

陈曼丽，在《上海生活》第三年第七期封面

1940年陈曼丽死后，上海有小报给她算了一笔年纪，说她“今年二十二岁”，原籍芜湖，闺字玉英。

如果这个年龄没有报错，她出生大约在1917、1918年前后。

陈玉英的童年时代，是在日本长大的。

她的父亲陈慕森早年在中国驻日领事馆做小职员，后来失了业，在东京开过理发店。

因为这段经历，陈曼丽的日语说得极好，也会一点英语。

父亲在日本失业后，一家人回到上海。多年在外，并没有攒下什么钱，一家老少挤在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的一间亭子间里。

生活逼迫之下，“老头儿就把女儿送进了跳舞场”，她最初进的是圣爱娜舞厅。

圣爱娜舞厅

那时候她有多穷呢？报纸说，她住在武定路某理发店楼上，只有一床一桌一凳，别无长物，有时候客人来了，她只能临时向理发店借小凳。

又说，她身上总披着一身旧衣服，连一双像样的皮鞋也没有。

“虽然面孔很美”，却没有客人点她。

天生丽质在舞厅是不够的，你还要看上去像一个值得为你花钱的人。

陈曼丽在圣爱娜舞厅坐了不到三天，就转去了维也纳舞厅。沈西城先生的文章里曾经有所提及：

跟扬子并称一级者为维也纳舞厅，三三年七月开幕，地处大华路六号。维也纳舞厅气派更阔更大，分室内和室外两部分、花园部分设有观鱼舞池和喷泉舞池，另外辟有自由神、中正桥、波浪屿等景观，还曾开过哥尔夫球场和溜冰场。香港丽池夜总会的模式即沿袭维也纳舞厅。维也纳舞厅精于于卖广告，有「舞于园中凉风徐来心俱快；舞于厅内清气风高爽溽暑尽消；携眷偕舞唯维也纳最为高尚；避暑解闷舍维也纳当然莫属。」当系文坛高手所撰。

陈曼丽到了维也纳舞厅，运气这才来了。

在这里，她遇到了贵人杜月笙。据说，因为“杜先生和她跳了一支舞”，她从此就红起来了。

怎么算红？普通舞女通常没有什么固定薪水，最主要的收入是舞票：客人买票，请她跳一支舞，她从中抽成；但这笔钱并不是全归舞女，还要在舞厅、大班和本人之间拆账。除了舞票，红一点的舞女还有坐台、礼物、宴请，以及客人的长期捧场。

挣得多，花得也多。房租、伙食、衣服、化妆、应酬，样样要钱。有研究根据当年的账目估算过，一个需要补贴家用的舞女，每月支出可以达到三百五十多元；如果客人少，单靠舞票，甚至可能入不敷出。

1946年的舞业统计，把舞女分成“红星”和普通舞女，最顶级的红星注明三个字：

“不坐位”。

什么意思？

就是红舞女是不需要固定坐在位置上等客人来点的，因为舞票太多，所以人一到场，客人自己排着来。

陈曼丽后来就到了“不坐位”的那一层。

当年有一篇讲“红舞女秘诀”的文章，作者总结，一个舞女要红，无非几样东西：

“提携”、运气，还有“做作”。

今天听“做作”好像是骂人，当时讲的其实更接近自我经营：怎么穿衣，怎么说话，怎么让人记住你，怎么让舞客觉得你同别人不一样。那篇文章特意拿陈曼丽做例子，说她在维也纳能起来，离不开舞厅方面的提携，也离不开自己的自我经营。

陈曼丽在1935年果真红了起来，这一年《社会画报》，已经把她的照片登了出来，下面写着“大广寒著名歌女陈曼丽”。

她也不只会跳舞。

她会唱京戏，还参加慈善伴舞。我找到一张她和顾爱兰的合影，照片下面特别注明，陈曼丽在一次慈善活动中“一人独募三千元”，唱过平剧之后才和顾爱兰留影。

这时候，一个真正有钱的人出现了。

刘晦之，名体智，安徽庐江人，父亲是晚清四川总督刘秉璋，打过中法战争。

刘秉璋是李鸿章的心腹与至交，两家结为姻亲。刘晦之的大哥娶了李鸿章六弟的女儿，而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则先后娶了刘晦之的大姐和二姐为妻。

刘晦之早年进入金融界，1919年做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后来又做到总经理。他在中国实业银行，最有名的事迹是举办“有奖储蓄”。这是1930年代，八年一期，每年开奖四次，特奖一万元，到期还本付息，有一点像存款、彩票和抽奖活动的三合一，当时非常受欢迎，全国疯买，中国实业银行的储蓄资金迅速膨胀。

1935年法币改革前后，中国实业银行改组，刘晦之逐渐离开实际经营，回家玩他的收藏去了。

他有一个著名的藏书楼，叫“小校经阁”。

所以刘晦之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舞客”。

陈曼丽遇见的，是当时上海最有钱、也最有文化资本的一批人中的一个。

当年的小报写他们第一次相遇，完全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办法：

刘晦之一看，惊为天人。

他替她做衣服，置办东西。

不久，住亭子间、连皮鞋都没有的陈曼丽，搬进了辣斐德路花园坊十九号。

屋里换成“全新的法国木器”。

手上也有了金刚钻戒指。

小报说，从此“身价十倍”。

这大概是陈曼丽第一次“上岸”。

我之所以要给“婚姻”两个字加引号，是因为当时小报一会儿说“嫁”，一会儿说“妾”，一会儿又说“离婚”，我们很难确认他们究竟有没有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

但至少可以确认，她离开过舞场，和刘晦之生活在一起。

她的父亲甚至因为刘的关系，捞到了一个海关的官当。

可是，陈曼丽对于刘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他长这样——

刘晦之

而且比陈曼丽大了三十多岁。

刘晦之也不大允许陈曼丽外出交际，不过他鼓励她的唱戏爱好，还给她请了老师。陈曼丽因此认识了张伯驹，和张演过一次《游龙戏凤》，张伯驹曾经写过一首诗：“游龙戏凤又登场，天子微行宝暗藏。流水无情花有意，抽薪釜底费周张”。这首诗的注解中，张说当天演出完毕，刘晦之请客吃饭，陈曼丽一定要和自己坐在一个车里。第二天张家请客，陈曼丽又在“席间极表爱慕”。两天之后张伯驹回北京，陈曼丽就写信给他，说自己想要来北京学戏，叫张伯驹给自己介绍教师。张伯驹说，他意识到大事不妙，于是写信给好兄弟孙仰农，孙告知了刘晦之，刘随即和陈曼丽离婚。

有句港句呢，张伯驹和刘晦之相比么，是个人都会选张。

张伯驹

另外，《游龙戏凤》这出戏真是有魔咒，唱了的男女很容易好上，比如梅兰芳孟小冬。

不过，我认为陈曼丽也未见得一定是看上了张伯驹，她只是真的不喜欢刘，想要和刘分手。

为了逼刘晦之放自己离婚，她曾经“佯吞鸦片，向刘要挟”。

刘晦之是个忠厚人，他知道陈曼丽留不住了，就主动遣她下堂，“厚币遣之”，给了一笔丰厚的离婚赡养费，陈曼丽成了下堂妾。

没过多久，陈曼丽又上新闻了，这一次，出现了另一个年轻男子。

朱瑞甫，绸缎庄小开，小报叫他“朱九公子”。

陈曼丽的父亲坚决反对他们来往。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旧式父亲看不上女儿男朋友的故事，看看当年的两则庭审新闻，才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1937年5月，陈父告到地方法院，告朱瑞甫“和诱未满二十岁之女子”，侵害了自己作为父亲的亲权。

陈曼丽自己上庭，承认自己十九岁，是陈慕森的亲生女儿，也承认此前曾经“嫁”给刘晦之做妾，不久又离开刘家。

但是她接着说，和刘晦之分开的时候，刘晦之给过她现款和首饰，父亲“取了一份”。但是因为父亲“向好虚荣”，拿到钱以后很快“挥霍殆尽”，后来又来向她“强索私蓄”，她不肯给，于是父女“感情恶劣”，所以她决定要分居两处。

因为陈父告的是诱拐，所以庭上传了看弄、娘姨、汽车司机来作证，追究那天早晨究竟是谁把陈曼丽带出了家门。但陈曼丽说朱瑞甫是她的“好友”，并没有诱拐她，她是自己要走的。

最后，法院判朱瑞甫无罪。

这场官司，感觉像是陈曼丽迟来的“成年手续”。

她想要脱离父亲，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最终，她成功了。

官司之后，父女分居两处，她和朱九后来有了一个孩子，但两人一直处于非法同居状态，因为朱九是有家室的。

他们一度也闹过分手

1939年1月，朱九因急病突然死亡，陈曼丽出钱给他办了葬礼。朱九生前有一辆汽车，曾经卖给陈曼丽，朱九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来要回，陈曼丽居然也给了。不仅如此，陈曼丽为了朱九三个月不进舞场，就同居关系来说，也算是情深一片了。

1939年下半年，陈曼丽再次回到上海舞场，先到圣爱娜、维也纳，然后是百乐门。

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穿旧衣服、没有皮鞋、坐三天也没人点的姑娘了，一出现，捧场的人“实不在少数”。

客人等她，画报拍她，小报写她。

到1940年，她已经是百乐门最著名的几个名字之一。

她也没丢了自己的京剧爱好，成了上海滩的著名票友。梅花馆主郑子褒曾经撰文回忆，说她曾经有次和名票孙钧卿合作《四郎探母》，因为名字位列孙之后，有点不高兴，想要回戏。虞洽卿给她打电话说：“这戏是我老头子办的，要看我的面子。”陈曼丽答应了，但要求把孙换成陈少霖，并且要让陈去她家里和她对戏。陈一开始不愿意，说我怎么可以去舞女家里呢（你不也是个唱戏的吗？），后来央求郑和自己一起去，结果到了陈家，发现陈曼丽不仅彬彬有礼，而且唱得很不错。当天的演出，也确实因为陈的关系，挤得人满为患，募捐也超出预期，陈少霖对郑说，原来陈小姐这么厉害。

她并不吝啬钱财，百乐门慈善募捐，她每次都捐最多，社会上的募捐晚会，她也积极参加，上文所写的票友演出，就是一次募捐活动。

她一辈子活到这里，也才二十二岁。

然后，枪响了。

源济

1940年的上海，有点邪门。

开年就死了一位叫任黛黛的舞女。

我第一次知道任黛黛这个名字，是陈定山在《春申旧闻续》里说，敌伪时期的扬子饭店曾经闹鬼，赌客半夜回来，发现床上躺着一个鲜血淋漓的女人；又有一对苏州夫妇看见，最终众人壮着胆子把床翻开，发现棕棚下面绑着一具女尸，下身还插着一把日本倭刀。

陈定山说女人是自己认识的米高梅舞女任黛黛，又是任伯年的孙女，后来参加抗日，被派去刺杀日本宪兵队长，于是遭到报复。

这当然有很多问题，第一，任黛黛的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菲律宾人，并不是任伯年的孙女。

第二，我找到了当年的报纸，任黛黛是在自己家静安别墅被杀的。

任黛黛离奇死亡一个月，轮到陈曼丽的最后一夜。

1940年2月25日大约零时五十分，百乐门舞厅照常营业。

刘伯荣、王祖康、彭秋堂等几个客人和陈曼丽、陈雪影等舞女，坐在乐台左侧聊天。

有人跳完一轮，又回到舞池里去。

陈曼丽坐在那里和客人说话，一个穿西装的年轻男人突然从乐台左侧出现，对着陈曼丽连开三枪。另外两位舞客也中了流弹，枪手趁乱逃走。

陈曼丽被送往医院抢救，子弹伤到腹部，肠子受损，医生替她开刀，甚至割去了一只“腰子”，还是没有救回来。

凌晨两点左右，她死了。

同案中受伤的彭秋堂也去世。

彭秋堂尤其倒霉。他是个茶叶商，根本不是陈曼丽的舞客，平日最捧的是丽都舞厅的红星郑雪影。百乐门出事前大约两个小时，彭秋堂先去了丽都，本来约了郑雪影一同出去玩，偏偏郑雪影那时候已经有客人。彭秋堂等了一阵，郑雪影看他一个人坐得无聊，便叫先去百乐门等待，她一会儿也陪这个客人去百乐门，应酬得差不多，再去找彭。彭秋堂到了那里，因为别人都是成双成对，他一个人等着无聊，看见熟人刘伯荣正在另一边坐着，就过去打招呼。刘伯荣身旁就是陈曼丽，彭秋堂就坐了下来，城门失火，他就这样成了遭殃的池鱼。

上海滩的小报众说纷纭，有说陈曼丽是死于情杀的，有说是凶手和另外一个客人争风吃醋。

三天之后，重庆的《中央日报》发了陈曼丽的新闻，说并不是争风吃醋，是陈曼丽拒绝和一个汉奸跳舞，于是被枪杀。

1946年发行的《中国抗战史演义》中说暗杀陈曼丽是日伪吴四宝的徒弟张国震所为，可是刺杀地点却说成是金门酒家，但是金门饭店要到1940年12月才有，所以这个说法仍旧需要谨慎看待。

我后来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一本案发后马上出版的《陈曼丽血案》。

《陈曼丽血案》书影

里面有不少入殓现场的照片，嚎哭的母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孩子，连虞洽卿都到场祭奠。

左右滑动查看相关照片，最后一张为入殓特写，可能引起不适，谨慎观看。图源《陈曼丽血案》

电影公司也闻风而动，报纸很快出现了“百乐门大血案搬上银幕”的消息。

可是，陈曼丽的死因，始终是一个谜。我们只能做出以下推断：

第一，她并不是因为“当场拒绝和日本人跳舞”而被枪杀。

最早的现场报道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她在座位上同人谈话。

第二，许多流传版本说这件事发生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以后”，那就更不可能了。

因为陈曼丽死于1940年2月25日。

第三，枪手始终没有抓到。

“情杀”“76号报复”“日本人暗杀”“重庆方面锄奸”，尽管什么说法都有。

但没办法下定论。

我曾经看到写上海舞潮案的马军老师提出过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线索，他说陈曼丽唯一的儿子后来经过相当严格的政治审查，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之后又赴苏联留学。马军因此推测，陈曼丽可能确实卷入过抗日活动，她的遇害也有可能同此有关。上海静安区后来介绍百乐门历史时，也转述过这一判断。

当然，这仍旧是推测。

陈曼丽被杀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没有更为可信的直接证据。

陈曼丽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她最吸引我的地方，好像并不是悲惨而扑朔迷离的结局。

这个只活了二十二岁的女人，她几乎从来没有把自己命运的决定权，真正交到别人手里。

陈曼丽小姐，逍遥摄

对父亲如此。

她十几岁进舞场挣钱，后来跟刘晦之分开，手里有了现款、有了首饰，也有了自己的积蓄。父亲从中拿过钱，花完了，又来向她索要。她不肯。

这件事最后闹上法庭，她也没有替父亲留面子，当着法官和记者，把账一笔一笔说清楚：谁给的钱，父亲拿走多少，后来又怎样向她“强索私蓄”。

十九岁的女儿，在那个时代可以被父亲拿“亲权”告上法庭；但她已经很明白一件事：

钱是我挣的。

给不给，也应该我说了算。

对刘晦之也是如此。

从亭子间搬进花园洋房，有法国家具，有钻戒，有一个银行家替她安排好衣食起居。这已经是当时一个舞女能想象到的最体面的归宿之一。

可是她要走。

刘晦之不肯，她就佯装吞鸦片，逼他松手。

这个办法谈不上漂亮，甚至可以说是笨拙的，但陈曼丽好像从来不太在乎姿态好不好看。

陈曼丽，梁庭赠

她要走，就一定要走。

对于朱九公子，这个任谁看来都是不靠谱的同居关系，她为他生孩子，替他料理丧事，为他服丧，她做了许多一个“妻子”才会做的事，却不像旧小说里那种“从此托付终身”，她还是那个舞场的女王陈曼丽。

她回到舞场的时候，仍旧可以重新挣钱，成为顶流。

回头看她二十来年的生活，会发现她一直在被别人推着走，可是对于命运的决定权，她始终不肯交出去。

除了最后那一晚，那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枪手，那致命的三枪。

这大概是陈曼丽二十二年里，唯一没能替自己争到的一件事。

陈曼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