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副教授辞职读硕士，他决定从零开始 | 谷雨

源济

41岁副教授辞职读硕士，他决定从零开始 | 谷雨

文 | 林子牧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今年1月，西湖大学讲师，前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副教授权新峰决定辞去教职，去澳大利亚重新读一个硕士学位。他是化学博士，却在41岁的年纪去读教学硕士（Master of teaching）：在不同高校任教十余年后，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他依然有困惑依然想求知。旁人不理解他的决定，但他我行我素，离职前为了花完校园卡里的钱，还去染了蓝色的头发。

权新峰算不上一个叛逆的人，他出身农村，是那种典型意义上的好学生，靠着一步一个脚印的苦读，成为了应试教育的胜利者：从陕西咸阳的村小，到西安市的重点中学，他参加化学竞赛，本科保送复旦大学，博士就读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学成回国后，顺利进入高校，评上副教授，可以谈得上人生顺遂。而他最后任教的西湖大学，能开出比肩美国高校的薪水，被认为是国内高校“天花板”级别的待遇。

但问题是，权新峰说，“可是我仍然好像还不满意。”

大部分高校老师都将科研放在教学之上，毕竟前者才是立身之本。从这点来说，权新峰一直是特别的，他所在的两所高校都没有科研压力，他本人也对教学更感兴趣：如何启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如何学会思考，让学生不再唯分数论。他自己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但甘苦自知，并不愿学生们和过去的他一样，除了考试，对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创新，没有真正的体认，在科研的道路上难以走远。过去十年里，他将讨论和小组学习引入课堂，组织教学工作坊，但却总有碰壁的时候：学校冷眼旁观，学生也不总是满意，相比鼓励创新，他们更喜欢愿意打高分的老师。还有学生投诉：老师上课总谈教育，化学讲太少。

他自己的总结，在高校的经历就像撞了一堵墙。虽不至于头破血流，也让他感受到了挫败，辞职重新去读书，去探求自己心中的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念头一起也就难以遏制。另一个让他下定决心的因素是，他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他未来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教育。

以下是权新峰的口述。

“创业失败”

过去十年来，在高校的经历像是撞到了一堵墙。今年1月，我选择离开西湖大学，去澳大利亚读教学硕士。离别前同事们聚会，给了我20分钟时间做演讲，我讲了自己这么多年对教学的投入，我的教学想要做什么，末了我和大家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了，我要走了。

权新峰离开西湖大学前在办公室门口的自拍

离开的那天，感觉像是做生意失败了，但至少我曾经奋斗过。我平时很少拍照，那天我专门和印有我名牌的办公室合影，背后的墙报是过去两年做的教学研究。

此前我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现更名为四川大学奥克兰学院）任教。这是一个中外合作项目，学生前2年在国内，后2年去国外。我在2015年加入，一开始就有小组学习式的课堂。老师只讲不到一半的时间，其余交给学生来探索和分享。

过去，我接受的也是传统的教学方式，老师在讲台上疯狂讲，学生在下面疯狂听。有一次我和海外老师一起上课，我们一桌一桌地参与学生讨论。我忍不住说，这样多没有效率，为什么不能在黑板上讲一遍就过了呢？他盯着我，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Education is not about efficiency.（教育和效率无关）”

一开始学生不接受这种方式，他们还带着高中的惯性，听讲，做题，参加考试，这些才是他们熟悉的。有个学生冲进办公室，指着鼻子骂我们不负责任，“你们上课不讲课，我们花了这么多学费，怎么能让我们自己来学呢？”

为了让学生感兴趣，我开始学习他们的语言。当时学生都爱玩《和平精英》这个游戏，我也下载下来玩。课堂上讲到养成学习习惯，我说这和打游戏是一样的，“虽然我刚开始打得也不好，现在低端局我也能吃到鸡（获得胜利）了！”学生们哈哈大笑。

我经常在课堂上拆解某个定律或理论，让大家不要翻书，先小组讨论，“单晶的铁在不同方向受压时，弹性模量为什么不一样？”有同学一头雾水，我就一步步引导，先找到相关的元素，再检查元素之间的逻辑关联，“在压缩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形变？”大家的思路开始拓展，开始拼凑答案，“能量的转换！”“势能发生了变化！”“不同方向上的力对原子间键的破坏是不一样的！”

我常常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讨论，“同学们，如果你们早生一两百年的话，你就是那个有名的科学家！”

类似的课程设计在学术上叫做inductive teaching（归纳教学法），通过某个具体的问题或现象，进行分析，归纳，总结，最后的结果是老师和学生一起构建出来。它的对立面是deductive teaching（演绎教学法），老师直接把公式和规律告诉你，最后再举几个例子。后者非常省事高效，但学生只知道结果，根本没有参与探索的过程。

2019年，我参加川大的教学比赛，大多数老师都是自己在台上讲，他们的PPT可漂亮了，有渐变的颜色，各种特效。我的课堂是和学生互动的，PPT做得很简单，写了几页纸介绍我的教学理念：技能比知识更重要，在我的课堂上，化学只是载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方法论，高阶思维，沟通协作的能力。

没想到受到了评委的认可，拿到了一等奖。这个奖对我特别重要，我还把奖杯带到了澳大利亚。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我相信自己的教学方向是对的。

那是我的巅峰时期，下课铃响了，学生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我的评教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生私下还会做我的表情包。从美国回来的学生，说在我课堂上受到的训练对出国很重要。

权新峰参加四川大学教学比赛颁奖仪式

我没有想到，疫情来了，评价体系被改写。出国留学的人少了，保研名额突然变成了香饽饽。学生宁愿去别的学院修两门水课，也不愿意上本学院的专业课。我的课突然不香了，又难又耗时间。

评教和薪资挂钩，给学生任务明确一点，挑战小一点，分数好一点，你的评教成绩就不会差。但我不想讨好学生，学生当然不满意，我的评教成绩掉到了倒数。

我萌生了离开的念头，当时西湖大学成立不久，聘用了很多有留美经历的学者，我也想在新环境里试一试。

我在2022年加入西湖大学，这里的学生都是纸面考核的佼佼者，但我带实验课才发现，他们普遍缺乏动手能力。问学生如何检查气密性，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但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装置漏气了。连接胶皮管和玻璃管，在我看来是五六岁的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有些学生却手抖得厉害。我不怪学生，我心疼他们。毕竟除了提笔写字，他们也没用这双手做过什么。“家务你不要做，好好学习就行了。”这种现实我懂。

和过去一样，我的课堂有大量的讨论，推理，但学生总想着套公式，而不是理解背后的逻辑关系。别的老师十分钟能讲完的一个内容，我用一节课去和学生推理，学生就觉得浪费时间。我在课堂上提问，没有几个人回答，有学生在讨论环节做着各自的作业。还有学生投诉，我上课总在讲教育学，没有在讲化学。

课堂之外，我和老师们自发做teaching seminar（教学研讨会），我们讨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一个具体教学方法诞生的背景和实施的细节，描绘我们想做的教育的模样。Teaching seminar一学期开七八次，来参加的都是我们负责教学的老师，做科研的老师几乎不感兴趣。我想成立一个教学研究中心，有了学校的支持，我们可以把教学讨论做得更专业化，但校领导没有明确的回应。

田野与操场

我出生在陕西咸阳的一个村庄，因为竞赛成绩好，一步步保送到复旦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匹兹堡大学读博士，才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有的同学背不出化学元素周期表，但开始发论文了，我却没什么进展。

竞赛和科研的逻辑有本质不同。竞赛有标准答案，要在考试时间内把难题解出来，追求的是效率，比拼的是谁积累的知识多。但科研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意味着探索，试错，在未知的世界里不断尝试和验证，时间是以月，以年为单位计算的。这是截然不同的游戏。

你说我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但我想说明一点，现在孩子们的应试教育和我们当年完全不是一回事。现在甚至出现了“幼小衔接班”，孩子和家长都焦虑于“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学生们成长的空间都在被考试占据，这是很恐怖的。

哪怕我们当年也是应试教育，我有操场，有田野，有大把时间去河里抓青蛙，去林子里捉知了。村子是典型的关中平原景象，田里种麦子和玉米。麦子还青着没有发黄的时候，偷偷把麦子摘下来，烤着吃，那可真是人间美味。

我不是很爱和村里的孩子玩，我喜欢在家里做手工，自然课上发一个装满零件的小塑料袋，里面有各种纸板，木板，铁丝，小轮子，放大镜。没人教你怎么做，我自己对着说明书鼓捣，正着折，反着折，用胶水粘上。我做了一个纸板的“照相机”，上面装着凸透镜，从后面可以看到颠倒的成像。

虽然我妈妈很忙，但她很重视子女的教育，我妈会骑一小时的自行车，带我到城里表姐的家里看书。从学校回来，她总要问问我今天学了什么，放学路上别的小孩子都在玩，我心里想的是怎么跟我妈讲。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习惯，学任何东西，我都在脑子里想怎么跟别人讲清楚，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费曼学习法的精髓，通过向他人解释巩固自己的理解。

我从十岁开始接触竞赛，这些稀奇古怪的题，能把它解出来，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成就感。那时候村里常常停电，烧蜡烛又贵，提前睡觉又睡不着，一家人坐在炕上，讨论我的数学竞赛题，比如“鸡兔同笼”，“鸡有两条腿，兔有四条腿。”

聊着聊着我就知道题目该怎么做了。稀里糊涂就到了该睡觉的时间，然后全家人都睡着了。对着黑夜，我们在脑海里共同思考一件事，特别美好。

初中的一次班会上，老师让大家讲讲自己的理想，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咸阳市永绥街上开一家面馆。每天放学走过这个街口，我都能看到这对恩爱的夫妻，男的在擀面，女的在卖面。不知道说了什么，妻子把沾着面粉的手往丈夫脸上抹了抹，两个人笑得好开心。这个画面就是我当时对幸福生活的想象。

可能是因为我成绩好，刚走上讲台，同学们开始起哄，“科学家！科学家！”那个卖面的愿望突然就说不出口了，我竟然真的改口，说自己想要当科学家，哪怕我连科学家要做什么都不知道。

我学习上一直挺幸运的，只要稍微努力就能考得很好。一个农村户口的小孩，去市里上初中能免掉借读费，凭着竞赛成绩保送到西安交大附中。省城高中里的学生，富有程度超过我的想象。他们谈论C语言，《红楼梦》，带着日本进口的随身听，要一千块钱左右，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两百块。

写作业的本子卖一块五，我嫌贵，食堂里一个鸡腿才两块钱。我专门跑到批发市场，那里的本子只要七毛，我批发了几百本回去卖。按一块钱定价，比学校外面卖的便宜，我也能有点赚头。

后来我保送到复旦大学，大学接触到科研，对待这些未知的，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无力。在美国读博，导师说给我的课题做出来能发《nature》《science》这样的顶级期刊。但许多概念我不理解，下意识去翻教材找答案，读得云里雾里，我更不知道怎么做了。

权新峰2010年在美国读博时的照片

现在回看，当时的我没有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处理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应该先拆解核心问题，和教授还有同行讨论，形成一套工作计划。但我当时就像是坐进了一间考场，这道题我解不出来，别人还给了我无限的时间。我只能一遍遍尝试，一遍遍重复，怀疑自己智商有问题，不适合做科研。

让我真正感到快乐的是读书。从住的地方到学校要坐半小时公交，我在公交车上读了几百本书，王小波，卡尔维诺，休谟……那时候科研是任务，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读书，从太阳落山一直读到晚上十一点，想的都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命题。

我慢慢意识到，对化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我并没有那样强烈的兴趣。夜里12点，在实验室里调参数，突然出现了结果，我应该感到快乐，但那个情绪只持续了三十秒。在这个堆满化学仪器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不断地重复，好空虚，没有意义。

我不想研究分子间的关系，我对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更感兴趣。刚回国的时候我教了一年托福，有学生真诚地对我说过，权老师，你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表面故作镇定，其实特别开心，我每天是坐地铁回家的，结果那天一路走回了家。“你改变了我的人生”，这比赚钱的快感强烈太多了，至少值100万。改变这些年轻的学生，就是我选择做教学的初衷。

悠长假期

很多人不理解我辞职去澳洲的决定，还有人略带嘲讽地和我说，去了澳大利亚，就要从零开始了。

我们作出这个决定，孩子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他快两岁了，我们希望他换一个教育环境，去澳大利亚做老师，对我来说是比较适配的职业，不过在此之前要读一个教学硕士，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两年没有收入。

初为人父的权新峰

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说是可接受的，在世俗的评价标准里，稳定、高薪的工作是重要的，但这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价值追求。为什么会有一套既定的价值标准呢？价值的源头就是个人的追求，可是人一直在变化，学习新的知识，新陈代谢带来的身体改变……一条既定的路和一个时刻变化的人，这难道不是冲突的吗？

我有个中学同学，高知家庭出身，什么时候考托福，什么时候申请学校，每一步都被安排得清清楚楚。我曾经羡慕过他，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之处。中学时他找我诉过苦，说他活得很憋屈，做什么事情都是家里规定好的，不像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

辞职后一周，我就坐上了去澳大利亚的飞机。从北半球飞到南半球，从冬天一下子到了灿烂的夏季，一次坐在火车上，列车经过天鹅河的入海口，看见窗外的景色，我突然有种轻松的解脱感。

班上的同学有多元的背景，有中国的学生，也有来自印度、越南、不丹这些国家，还有英美和澳洲本地的学生。我和澳洲的同学交流，他们觉得中国同学有一些共性，优点是很认真勤奋，但在小组讨论时略显沉默。讨论环节老师会给每个人发一张纸，澳洲同学讨论的认真，写的也认真。而中国同学的纸通常是空白的，不在讨论中发表观点，也不去提问，怎么能真正理解呢？

这背后还是教育形成的思维差异，中国学生的习惯是抄下来，背下来，不懂的问题课后再想办法，不会通过当场提问来解决。害怕犯错尴尬，害怕打断老师的讲课节奏，英语表达不自信……

教学硕士（master of teaching）读完后，可以在当地的中学任教。我目前修了四门课，《中学教育》《发展和学习理论》《跨学科读写和算数》《中学教学实习1》。通过对澳洲教育的了解，让我对之前在文献中学到的一致性建构原则（Constructive Alignment）有了更深的感触。这个原则恰好是一位澳大利亚教育学家提出的，他说教学要有效，教学目标，教学手段和学习测评三个核心环节就必须一致。在国内课堂讨论之所以很难做，探究式学习很难开展，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测评仍然以闭卷考试为主。而在澳洲，没有中考，也没有和中国大陆类似的高考选拔制度，教学的目标也就能够涵盖那些无法通过闭卷考试检查的能力。我最近学的一门课，是关于如何在学科教育中给学生传授数学技能和文学技能。比如一个计算每周碳足迹的问题，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但并不是算出答案就结束了，老师要引导学生拓展，一辈子的碳足迹是多少？算法是不是合理，在计算的过程中有什么反思？

需要补充的是，实际上学生可塑性是非常强的。前三个月（第一个小学期），中国学生小组学习能力确实还薄弱。但是第二小学期（过去两个月），至少我上的两门课，中国学生小组学习和课堂讨论质量提升明显。这和我之前从教经历也相符。学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个鼓励讨论，遵从社交学习理论的环境里，学生终究还是会开口说话的。

最近我们上课讲到了实践部分，要自己设计课程，我又有点找回了当老师的感觉，想象自己怎么给七年级的学生上课。我的工作好坏，来源于我给学生带来了多少成长。在澳洲，学生的标准化成绩不能决定老师的奖金或升迁，但老师的责任是让每个学生都有所成长，尤其是成绩没那么好的学生，还要专门为他们制定学习方案。

科廷大学轻松惬意的开学典礼

脱离了之前熟悉的环境，我也认识到自己身上的标准化思维。我在院子里种菜，我儿子把还没长成的萝卜揪下来咬了一口。我第一反应就是生气，把他拉开，让他不要乱动我的菜地。我爱人在读一本育儿的书，书里的妈妈遇到类似的情况，但她的反应却是“I looked on, thrilled””（我在旁边看着，欣喜若狂）。

我听完非常羞愧。站在孩子的角度讲，他才22个月，当他在一堆草丛里选中萝卜，兴奋地咬了一口，有了这样新奇美好的体验，作为父亲，不是应该感到激动吗？但我给他的反应却是负面的。前两天他又揪下一个萝卜跑过来，我脑子里像是有两个小人在打架。最后，理性占了上风，我笑着说，“胡萝卜好！快去拿给妈妈。”他那个下午表现得特别喜欢我。

我希望我的儿子有一个开心的童年。他成长过程中对任何事物产生兴趣，不管是做生意，踢足球，还是写诗，绘画，音乐，我们都会全力支持。我很期待他未来长成的任何样子。就像手捧着一盒巧克力，你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滋味，心情就像是要开奖一样。

现在我学会享受简单的快乐，在院子里种菜，修剪草坪，带孩子出去露营一天，在家里生火烤个羊肉。为日常开销苦恼的时候，我会想，就当是带着家人出去住酒店，过为期两年的悠长假期。（来源：腾讯新闻）

◦ 头图、封面图及部分配图来自文中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