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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漫谈] 被大厂争抢的“超级中学生”,为什么都涌向这个极客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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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8-3 07:1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被大厂争抢的“超级中学生”,为什么都涌向这个极客比赛?

张从志 三联生活周刊
2026年8月2日 23:02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过去的科学教育是先学习知识,很多年后才有机会动手去做;但AI兴起后,技术的门槛被大大降低,青少年也有机会先进入真实情境,把想法付诸现实,然后在过程中学习理论和知识。这不仅会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也影响着孩子们看待世界、理解现实的方式。


主笔 | 张从志

校园里的“黑客松”

半夜2点,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旁边的一间教室里,一顶顶蓝色的帐篷通体透出蓝光,映出里面的人影。有人在对着屏幕调试代码,有人在改产品设计,也有人在跟不同的AI对话,试图让模型更加理解自己的需求。

13岁的李嘉怡长了一张瓜子脸,瘦瘦的,留着长发,个子比同龄人高。她在开发一个面向视力障碍女性群体的“AI美妆教练”。按照设想,有了这个工具,视障女性可以对着手机镜头化妆,AI则实时反馈哪里涂抹不均、眉毛是否对称或者口红有没有越界,并通过语音引导用户完成化妆。从提出构想到完成产品的最小原型,李嘉怡和她的三名队友一共只有48小时。他们要争分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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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4日,来自世界各地的800名青少年聚在杭州梦想小镇,参加青年“黑客松”AdventureX(视觉中国 供图)

这是2026年2月初在北京一所创新学校——探月学校举办的中学生“黑客松”Moonshot 48。这场“黑客松”的主题是“我AI学习”。“黑客松”(hackathon)原本是“hack(创造性编程、快速解决问题)”和“marathon(马拉松)”两个词的组合,指的是一种持续24小时到数天不等的高强度编程协作活动。在这种活动形式下,参与者要现场临时组队,围绕某个真实问题,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产品原型,然后进行路演、答辩。在过去,“黑客松”是技术极客圈子的小众活动,参与门槛较高,参与者通常都是大学生或者程序员、工程师群体——很多人都把它当作一种创业训练。但这两年随着AI的发展,尤其是AI辅助编程能力的极大提高,“黑客松”的参与门槛大大降低,参与者也越来越多元,眼下已经成为AI学习社区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

与此同时,各种青少年版本的“黑客松”也在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其背后的组织者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商业机构,也有的是私立或公立学校,“黑客松”也变成了一种新的教育现场。探月学校是北京较早尝试举办“黑客松”的学校。从2025年初到2026年2月,他们已经办了五届。今年这一届“黑客松”的规模有所扩大,最终有72名学生从全国2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他们的年龄跨度从12岁到18岁,平均年龄15.46岁,男女比例2∶1。除北上广深、杭州、南京等城市外,还有来自河南滑县、湖南平江、宁夏固原、安徽黄山、福建南平等地的孩子。有人从小学习编程,是信奉代码“手搓”的技术大牛,有人对编程一窍不通,也有人刚刚接触AI工具几个月,还有不少孩子是人生中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来北京参赛。探月学校把校园里的空间全部打开,还在教室和活动室里专门设置帐篷过夜区,让孩子们自己搭帐篷、铺被褥。

李嘉怡是探月学校六年级的学生,典型的技术小白,没学过编程,也不是AI的深度使用者,她更喜欢人文的东西。她一开始挺犹豫要不要报名参加“黑客松”,担心自己不懂技术,跟队友无法沟通。但老师说,“黑客松”要的就是科技和人文的碰撞。于是,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报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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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李嘉怡(右二)正在探月学校“黑客松”的现场进行路演答辩(受访者 供图)

在探月学校负责“黑客松”活动的海石告诉我,每届“黑客松”,他们都是按照大家事先提交的资料,根据每个孩子各自的技能点,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小组里。“我们不鼓励孩子们提前组队,现场‘开盲盒’会更贴近真实社会的状态,比如在一个公司里,很多时候你就没办法选择你的队友。”今年的Moonshot 48一共分成18个小组。李嘉怡所在的小组是全场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成员是两男两女。两个女生都不太懂技术,两个男孩有一定的编程能力,还打过信息竞赛。领到号码牌后,他们找到各自的队友。48小时倒计时开始。

李嘉怡和队友首先要进行头脑风暴,找到他们的创意方向。李嘉怡是个观察比较细致的女孩,她平时看社交媒体,知道很多女生都是跟着网上的视频学习化妆。有一回,她联想到视障人群如果也想学化妆,或者想体验一下,该怎么办呢?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黑客松”上,这个点子一下子跳进她的脑海。她给队友们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小组里的另一个女生对李嘉怡的想法有共鸣,觉得可行,但负责技术的两个男生对这个需求却提出了疑问。

这样的分歧在“黑客松”上经常上演,小组内部的合作常常不是一帆风顺,甚至有的干到一半,小组成员产生冲突,互相看不顺眼,差点撂挑子。李嘉怡相信自己的点子不错,但也没法强行让大家接受。于是,他们把各自能想到的选题列出来,一个个讨论,有时还得求助一下AI。“AI美妆教练”的提案最终得以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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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月学校的线下集体学习。也许是一场辩论,也许是一个项目,真正用上知识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学习(于楚众 摄)

确定方向后,四名队员迅速分工,男生们负责技术,把创意变成产品,他们开始大量调用AI进行编程开发;女生们则继续做调研,细化需求和功能,还要测试产品体验,准备路演的PPT。李嘉怡虽然不懂代码,但沟通、协调能力好,也是创意提出者,成为实际上的“产品经理”。她要对接组员的进度,还要在现场遇到困难时寻求外部帮助。在这个过程里,她自己也开始跟着学习AI编程,最后的成果是亲手改动了几行代码。她觉得还挺有成就感。

参加探月学校2025年第一届“黑客松”时,高一学生徐浩铭也没有任何技术背景。那一届的主题是“AI与教育”,比赛第一天晚上,小组成员围坐在一起头脑风暴。有人提出做点读笔,有人想开发学习工具,也有人直接抛出已经成型的产品方案,认为可以模仿。讨论持续了很久,却始终难以推进。

“很多人一上来就在讲解决方案,却没有说清楚需求是什么。”徐浩铭回忆。这让他想起自己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相比技术,他从小更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发现,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和冲突其实都源于沟通方式本身。非暴力沟通理论已经存在很多年,但真正能够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实践它的人并不多。于是,他在小组里提出了一个想法——开发一款“非暴力沟通输入法插件”。当用户输入带有攻击性或情绪化的表达时,系统会自动发出提醒,并尝试提供更温和、更有效的表达方式。这个想法最终成为团队项目的核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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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小组》剧照

李嘉怡的小组最终用48小时完成了产品“妆点你的眼”。他们在这个产品雏形里采用人脸识别、实时颜色检测和Web语音技术,为视障人士提供智能美妆指导。登台路演后,台下的评委们认为,这个项目挖掘出了视障女性的化妆需求,用AI帮助她们变得更美,极具科技人文情怀。最终,“妆点你的眼”拿到了全场一等奖。

过去,一个孩子如果想做一个硬件或者软件项目,往往需要先学习很长时间的编程、硬件设计、开发框架,而AI的出现大大压缩了技术门槛,使孩子们能够直接从真实问题出发,先动手做起来。但“黑客松”毕竟是一种临时性的活动,这种探索和背后的理念能否在日常的教育中落地?

用真实项目驱动学习变革

李嘉怡以前上的是一所排名靠前的公立学校,也是老师们眼中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但她不太喜欢那种按部就班的学习节奏,希望能更加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她和父母商量后,决定转学到探月学校。探月学校创办于2018年,是一所以教育创新为使命的学校。2025年,探月学校启动了一个叫作“一小步”的项目,旨在打造一个全新的、颠覆式的高中阶段教育实验计划。学校为入选的孩子设计了一套全新的、涵盖人文和科技的课程体系——因为老师们相信科技和人文必须达成平衡,对一个人的培养才算完整;学校还给每个项目的学习者提供最长四年的全额奖学金,他们将用一半的在校时间跟着工程师、设计师和创业导师去做真实科技创业项目。

“一小步”项目的负责人陈雯是生物学博士,她介绍说,在“一小步”之前,探月学校就一直在想怎么在传统的教育路径之外,给孩子们再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他们过去这些年做过不少尝试,2023年,随着AI的爆发,他们认识到,创业者所具备的思维和素养其实是AI时代,能够支持学生更好面对未来的关键素养。而且,当时已经有不少高科技企业开始录用高中生的报道,也有中学生因为对AI开源社区的贡献而受到科技大咖关注,还有的已经用AI创业,拿到投资。时机似乎正在成熟。但怎么找到具备这种潜质的孩子成为第一个难题。这正是探月学校2025年2月举办第一届“黑客松”的背景——他们希望看到更多有科技和人文情怀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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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步”项目负责人陈雯博士(受访者 供图)

这几届“黑客松”办下来,探月学校收到了上千份报名申请,最终有两百多个孩子来到“黑客松”现场。学校也和一些AI学习社区、科技企业达成合作,邀请到不少创业者和工程师担任技术指导和导师。目前,已经有七八个孩子进入“一小步”项目,李嘉怡也拿到了入选资格,明年可以正式加入。她打算在那里把“AI美妆教练”的想法进一步落地。

探月学校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在学校体系之外,也有很多人开始行动。2023年,大模型横空出世不久,马渊洁就选择了辞职。她当时在一家头部教培公司工作,负责公司编程课程的教研工作。她在大学里学的是园林设计,一直读到硕士毕业,2015年,她进入一家“中字头”的设计院。但她实在不喜欢这份工作,干了三个月就提出了辞职。因为家里人当老师的多,她试着找了一家教育公司。当时他们正在尝试引进国外的STEM教育模式。STEM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指的是一种跨学科的教育理念,力图通过真实世界的情境与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动手实践与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

马渊洁认同这种理念,但那是十多年前,国内对STEM教育和项目式教学(PBL)的接受度普遍不高。马渊洁所在的公司从国外花重金引入了很多完整的课程,但在国内水土不服。“愿意买单的家长不多,很多孩子也不太能接受这些课。比如STEM里面有很多属于思辨课,大家一节课坐在那里讨论、辩论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大部分是不习惯的,从小也没有形成批判性思维的能力。”PBL的理念是让学生围绕一个真实项目去学习,自己找资源、解决问题,本质上是因材施教。但马渊洁说,在AI出现之前,PBL在实践中往往难以真正落地。问题卡在知识的边界上。她举了一个例子,他们以前引入的一个STEM课程项目里涉及拱券结构——要搭建一座能让火车通过的拱形桥,学生需要弄清楚拱券的受力原理和搭建方式。“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她说,去问其他老师,也没人能答上来,找外教同样没有结果。这个问题就这样悬在那里,项目推进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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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真实的项目去学习,青少年更容易激发兴趣,打破学习的边界(受访者 供图)

公司逐渐难以为继,马渊洁后来就转到了当时兴起的编程教育领域,用STEM教育的方法论来设计编程课程。虽然课程在全国推广的效果很好,但她知道,编程学习仍需耗费孩子大量精力去记忆语法细节,这对未成年的孩子而言是巨大的认知负担,容易渐渐消磨他们的兴趣,也并不符合真正的素养教育理念。2023年,马渊洁和她的同事们开始使用各种AI工具后,都意识到“教育的天要变了”。

她辞职出来后做了一个小范围实验:带着身边几个朋友的孩子,利用周末的时间一起学习AI。来的多是成绩普通的孩子,有的在学校还遭遇过霸凌,也有休学在家的孩子,年龄有大有小。一开始,马渊洁自己一边学,一边教,教的主要是工具和技能。但这就出现一个问题——AI发展太快了,这个月还流行的工具,可能下个月就被淘汰了。比如早期大家都在教怎么写提示词,后来又流行过一阵Coze(扣子)工作流,到了今年,又有“龙虾”智能体,很多过去需要的能力都被更强大的AI覆盖了。过去三年,马渊洁也迷茫了一段时间,暂停了手里的实验。她后来认识到,不应该去教工具,而是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创造,而且要从身边最微小、最真实的事情做起。

比如,一位开游泳馆的妈妈要做一个预约小程序,市场报价最低8万元、最高15万元。孩子们觉得这个项目不难,接了下来,最终实现交付,收了4万元,孩子们分了2万元,另外2万元给项目指导的工程师,大家都很开心。还有个孩子发现附近的中医馆产品包装不好看,提出来帮老板做设计,本来只想收甲方500元,但对方很满意,直接转了他们5000元。马渊洁说,这种体验对那些长期在传统教育中受到否定的孩子来说,是找回信心的开始。

技术时代,教育更需要回归现实

张云豹是安徽省阜南亲情高级中学(简称亲情高中)的数学老师。今年2月,他带了十几个学生到探月学校参加“黑客松”。出发前,他还是有些忐忑——相比北京、上海那些早已熟悉编程和国际竞赛的学生,亲情高中的孩子大多来自乡镇家庭,此前很少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没接触过项目开发。

“黑客松”现场确实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冲击。“很多孩子的思考、表达能力,包括成熟度,要比我们乡镇里的孩子好得多。”但孩子们融入的能力也比张云豹预想的强。几天下来,孩子们也逐渐放开,能融入各自的小组里,开始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张云豹学计算机出身,在北京做过几年程序员,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回家乡当了老师。

亲情高中位于安徽省阜南县王店孜乡,是一所民办学校,生源以留守儿童为主,师资和生源流失问题过去一直很严重。前些年,留学归来的年轻校长接手学校后,开始大规模引入数字化技术以弥补资源不足,他们还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实验:选拔一批成绩排在中上游的学生组成“零班”。这个班级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任课老师,学生们根据自己的节奏自由安排学习进度和内容。张云豹担任了“零班”的班主任,一开始,他和学生都要努力适应。他最初还是会经常出现在班级里,但待的时间一长,就会忍不住去观察学生,想要干预他们的状态,学生也可能出现表演性的学习行为。后来,他只好强制自己减少在教室里出现的时间。而学生们遇到困难或者问题,需要自己去想办法,要么去查资料,要么求助老师。他们认为,这样有利于学生形成更个性化的学习模式。“零班”的十几个孩子最终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大部分学生都考进重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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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年时代》剧照

近两年,亲情高中还把AI平台全面引入教学,他们的每个学生都有平板电脑和账号,学校也接入了第三方AI学习平台。“好多资源,原来以我们的师资力量是获取不到的。”在张云豹看来,AI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乡镇学校师资等资源的不足。如今,亲情高中还在尝试将“零班”的经验和模式进行升级,打造一个“学习中心”,把不同年级、不同层次的学生纳进来,更加彻底地摆脱传统分科教学的束缚。

除了校园之内的学习,当不用按照整齐划一的节奏在固定教室里上课后,近两年来,张云豹每个学期还会带着“零班”的学生去不同的城市待上一个月。这件事成本并不高——他们一般都是联系当地的合作学校,借用对方的宿舍和教室,每周有五天让学生一起自主学习,剩下两天出去搞社会实践。前不久,他带孩子去了海南,学生主要负担的只是往返交通费,吃住都在合作学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地有什么著名的文化建筑、博物馆、历史典故,或者值得一看的自然景观,都可以成为学生们探索的对象。整个过程中,老师只给学生一个大概的方向和目标,活动方案由学生自己制定:去哪里、怎么去、坐什么交通工具,全部自己规划、自己安排。“我们这边大部分是农村的孩子,很多没出过远门。”张云豹说,第一次带学生出门,有孩子连地铁都不会坐。“所以我们更需要去创造不同的场景,让孩子们去经历,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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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狗骨头》剧照

和大城市的学校相比,乡镇学校确实面临更复杂的现实。在安徽阜阳这样的地区,很多家庭长期处于“双重留守”状态——父母从小缺少陪伴,如今又继续外出打工,爷爷奶奶也没有余力,教育的责任几乎全压在学校身上。与此同时,“考上大学就改变命运”的路径正在变窄。“现在不仅要有文凭,还要有能力,这个能力应该越早培养越好。”张云豹说,如果技术手段能把老师从繁重的备课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把更多精力放在“育人”上,对乡镇教育来说意义重大。

在“黑客松”上,孩子们使用AI的场景也让技术出身的张云豹感到惊讶。他说,以后的竞争可能不再是谁更会编程,谁更懂技术,而是谁更有想法、更能提出问题,并且可以组织协作,去解决问题。教育必须适应这种剧烈的变化,否则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

武锐是“友AI大学”的发起人之一。过去两年里,他也组织过不少面向青少年的创业体验营。在他看来,AI最大的意义不是让孩子更快学会编程,而是让他们第一次有机会把脑海里的想法真正变成现实。他们带的孩子里,有人发现丢掉的咖啡渣很可惜,做出了一套咖啡渣空气净化系统;有人痴迷《哈利·波特》里的“魔法手势”,于是尝试设计一种通过手势控制灯光和设备的交互装置;还有一位学习森林保护专业的大学生,因为担心未来就业困难,索性给自己做了一个AI系统,自动爬取全球相关岗位信息,每天推送新的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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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我温暖你》剧照

“AI技术其实是小事,”武锐说,“关键是你能不能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想清楚。”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创教育往往围绕着比赛、奖项、升学展开,孩子们被鼓励扮演“小CEO”“少年创业者”,仿佛越早进入商业世界,就越接近成功。武锐见过不少所谓的“创业营”——几天时间里,孩子们拜访投资人、模拟公司架构、完成商业路演,最后由台下的“投资人”举牌投资。但在他看来,这种训练更像是在模仿成年人世界的成功叙事。

相比之下,他觉得我们应该更关心另一件事:孩子是否真正创造了什么或者提出了什么。比如你做的东西是不是以前没人做过的。这种“没人做过”,未必是什么伟大的发明。它可能只是一个解决个人困扰的小工具,一个满足个人兴趣爱好的小装置,或者一个帮助身边人的简单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可能会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创造者;不仅是在完成别人布置的问题,也能够提出属于自己的问题。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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