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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被进一步瓦解 冲突升级之下,黎巴嫩内部的社会结构与国家运作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南部地区居民大量北逃,城市人口骤增,使贝鲁特、北部城市及山谷地区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达到承载极限,而撤离行动往往伴随桥梁和主要交通要道的破坏,加剧了人员流动的混乱。 这种流离失所不再是偶发事件,逐渐成为黎巴嫩社会的“常态”。根据阿联酋媒体《国家报》(The National)综合各大机构的数据统计,黎巴嫩流离失所率已从2%上升至22%,成为继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之后中东地区流离失所最严重的国家。 流离失所不仅重塑了人口分布,也给民众的基本生存与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大量被迫迁移的居民陷入不确定状态,住房缺乏保障,基本生活需求难以维系。 ◆不少流离失所者准备在沙滩上过夜。(图源:美国近东难民援助组织) 伊萨告诉《凤凰周刊》,这种冲击在灾难初期尤为剧烈:“我们很幸运,没有遇到太多问题,但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在逃离过程中面临极大困难。第一周时,许多人根本找不到庇护所,只能睡在路边、公园、海滩,甚至自己的车里。一些人不得不购买简易帐篷,至今露宿街头。”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也挤压了本已脆弱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联合国难民署驻黎巴嫩代表卡罗琳娜·比林(Karolina Lindholm Billing)说,以军对南部关键桥梁的损毁让救援通道难以打开,整个南部地区陷入隔绝状态,数万人因医院、供水站等基础设施被毁,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医疗服务。 由于大量学校被征用为临时避难所,超过15万名学生的学业被迫中断。比林直言,最近的袭击包括不少人口稠密的社区,那里原本被许多人视为安全的避风港。“无数家庭如今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这种心理创伤,尤其是对儿童造成的心理阴影,将远远超过当前冲突持续的时间。” 随着人口迁移打断原有的社会网络,社区内部的互助机制逐渐失效。在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不同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眼下,黎巴嫩社会正呈现出一种逐步“内部分解”的趋势。 一个突出表现,是针对什叶派流离失所者的歧视有所增加。此次冲突的核心区域主要集中在真主党势力较强的什叶派社区,而逃离的居民往往被迫进入不同地区,由此引发新的社区摩擦。这一过程中,宗派身份成为获取庇护的重要边界。“有些人一旦知道你是什叶派穆斯林,就会拒绝提供帮助;在某些地方,什叶派甚至会被驱逐出特定区域。”伊萨说,“我还没有遭遇这种情况,但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经历过。” 这种人口重组不仅加剧了当下的社会紧张,也唤醒了深植于黎巴嫩社会中的历史记忆与未解的内战创伤,使原本隐伏的裂痕开始显现,并为社区间新的对立与冲突提供了温床。 长期居住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群体也承受了更为严峻的压力。随着冲突升级,已有约12万-13万人返回叙利亚。但那些无法返回的难民,成了最易被牺牲的群体。 法蒂玛居住在贝鲁特南郊一所难民营,这里靠近达希耶。轰炸初期,她曾躲到朋友家避难,但不久后,朋友所在街区也遭到空袭。尽管黎巴嫩设立了一些流离失所者安置点,却仅对本国公民开放,法蒂玛一家因此无处可去。与此同时,她也无法返回叙利亚,因为她来自戈兰高地——一个已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几经辗转,法蒂玛只能回到原本的难民营。 “我和女儿厌倦了流离失所,所以我们回到了难民营,至少还能把这里叫作‘家’。难民营现在空空荡荡,有一种诡异的安静,尤其到了晚上。”法蒂玛对《凤凰周刊》自嘲道,“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反而变得有些平静了。哪怕房子在爆炸中震动、发出巨响,我们也没再离开。就像曾在大海里溺水过,再要蹚过一条小河,就显得容易多了。” ◆3月3日,逃离以军空袭的叙利亚难民在叙利亚杰迪代特·亚布斯边境口岸登记入境。(图源:美联社) 难民处境的恶化,也凸显出黎巴嫩国家治理能力的失效。在冲突升级的过程中,黎巴嫩政府表现出种种无力:一方面试图维持中立,避免被卷入冲突;另一方面被民众指责缺席、消极应对,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协助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 在黎巴嫩军队撤出南部地区、未能保护部分基督徒村庄之后,国内舆论迅速转向对政府的批评。流亡法国的黎巴嫩政治难民、脱口秀演员莎登·埃斯佩兰萨(Shaden Esperanza)讽刺道:“这代表着政府对所有宗教群体一视同仁——它既不保护什叶派,也不保护基督徒,真正体现了宪法的‘平等原则’。” 政府的不作为进一步加剧了公众态度的分化。在什叶派社区,仍有相当比例的人支持“抵抗”。 “黎巴嫩所有教派都支持国家军队,但我们的军队过于孱弱,无法承担防御职责。美国不允许我们武装军队,不允许我们为保护人民而战。”伊萨认为,外界对真主党存在“污名化”,“超过九成什叶派民众希望真主党参战。自2024年11月停火以来,真主党没向以色列发射一颗子弹,但后者的轰炸却从未停止。我们很清楚,在黎巴嫩南部,没人能够抵抗以色列,只有真主党愿意这样做。所以,真主党只是把这次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弈看做抵抗以色列的重要时机。” 对越来越多黎巴嫩人来说,对“生存”的渴望逐渐压倒“抵抗”。旅居加拿大的黎巴嫩喜剧演员约翰尼·哈格(Johnny Hage)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获得超过一百万人次转发:“我不支持真主党,但我支持黎巴嫩;我反对以色列,但政府却不支持抵抗。我到底属于哪一方?就像从树上被砍下的一根枝丫。” 这种身份与立场的撕裂,成为当下黎巴嫩社会的普遍感受。战争不仅在边境推进,也在社会内部扩散,在不同宗派、不同阶层乃至不同个体之间持续制造新的裂痕。 战争将黎巴嫩带向何处? 这场冲突表层上表现为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军事对抗,更深层却在重塑黎巴嫩的空间结构、权力关系与国家边界。 眼下,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正逐渐清晰。相较于以往以“威慑”为主的有限打击,此轮行动更接近于对黎巴嫩南部安全格局的重塑:通过压缩真主党的活动空间,进而为在南部建立长期军事存在创造条件。 从战略层面来看,这一“缓冲区”构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在黎巴嫩境内建立纵深缓冲,以色列试图把火箭弹、反坦克导弹等威胁阻挡在更远的距离之外,从而降低北部城镇直接承受打击的风险。地面控制意味着可以持续干扰真主党补给线路、指挥网络与人员调动,尤其限制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长期部署能力,从而改变其依托边境进行“消耗战”的条件。此外,一旦“缓冲区”成为既成事实,以色列将把领土转化为谈判筹码,在未来任何停火或政治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然而,这一战略并非没有代价。真主党并未在军事上被动承受打击,而是持续通过跨境火力维持战场压力。自3月初冲突升级以来,真主党多次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目标涵盖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梅龙监测基地等军事设施,并一度尝试打击能源基础设施;其反坦克火力亦在边境地带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3月30日,以色列海法,伊朗和真主党同时对一处炼油厂发动报复性袭击,现场冒出浓烟。(图源:阿纳多卢通讯社) 据联合国方面统计,仅冲突最初几天,真主党即发射超过200枚火箭弹。随着战事推进,这类袭击逐渐常态化,不仅牵制以军兵力,也在心理与政治层面持续对以色列北部形成压力。 地面推进所带来的持续消耗,也让战事难以迅速结束,并不断降低“短期胜利”的可能性。伊萨解读说:“以色列想把黎巴嫩变成加沙,但他们做不到。黎巴嫩南部不像加沙那样完全被封锁,这里地势开阔、地形复杂。以色列每天都会损失士兵和坦克,他们不可能无限期维持这种状态。” 这一背景下,真主党的做法呈现出矛盾性:持续空袭与定点打击削弱了其军事能力,指挥体系与基础设施遭受损失;但战争本身也在重新巩固其政治合法性。尤其是对什叶派社区而言,“抵抗”不仅是一种军事行为,更是一种身份与存在的确认。 “真主党拥有约十万名战斗人员,他们了解这片土地,也知道如何与以色列作战。”伊萨说,“开战至今,他们仍在希亚姆(Khyam)和宾特朱拜勒(Bint Jbeil)一带坚持作战——这些地方距离边境只有几百米。以色列没有预料到会陷入如此长期的消耗。”在他看来,战线迟迟无法突破边境地带,说明这场战争远比以色列最初设想的更为复杂。 随着地区对抗的升级,黎巴嫩正被更深嵌入到伊朗与以色列的博弈之中。这不仅意味着真主党的行动空间受到外部力量牵引,也意味着黎巴嫩自身在战争中的自主性被压缩。 相比之下,国际机制的失效构成另一层结构性困境。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为代表的维和体系,在此次冲突中未能发挥实质性约束作用。 ◆3月14日,黎巴嫩南部城镇布尔吉卡拉维耶,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维和人员驱车经过一栋被摧毁的医疗中心大楼。(图源:法新社) 联合国确认,其阵地曾被炮火击中、巡逻队遭到射击,甚至不得不在部分情况下自卫还击。3月下旬,至少3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在黎巴嫩南部的轰炸中身亡,另有多人受伤。英法等十国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因此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近期针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袭击,但这些声明并未改变战场现实。 在伊朗与以色列全面对抗的背景下,国际舆论与外交资源更多集中于整体战争格局,而非黎巴嫩这一“前线延伸”。黎巴嫩再次陷入一种熟悉的处境:战争发生在其领土之上,却并不由其决定;代价由其社会承担,却难以获得相应的国际关注与干预。 当下的问题不仅是冲突何时结束,而是黎巴嫩在战争之后将走向何方。随着南部地区可能被长期占领、国家权力持续弱化、社会结构加速撕裂,这个本就脆弱的国家,正面临一种更深层的解体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