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责任、毁容在她的脸上交汇，扎下根，栽进她的命运里。
2024年底，我劝在隔壁县做帮工的母亲回老家。她独自在外，又瘸着腿，我不放心。我担心她被人下套，也害怕她遭遇欺辱沉默不语。
“我咋子就让你担心了，非要我死了才过得！那样就放心了。”她秒回我，是一条38秒的语音。
“晓得了。”片刻，她又补了一句。
1967年冬，琼出生在川南偏远山村，是外婆外公的第一个孩子。川南的丘陵高高低低，外婆的土墙房子龇牙裂缝地镶在半山腰，房子右侧半个山坡都是葱茏的竹林。鸟儿在竹林中飞来扑去只听得叫唤，簌簌地腾起来倦在两山拉起的电线上，倒看得真切了。
那会儿，川南管把鸡蛋立在掌心算命的叫“仙娘婆”，她能从鸡蛋的摇摆晃动中预测吉凶，常给患病遭祸、家中不顺的人指点迷津。琼出生后，“仙娘婆”拿着她的生辰八字对着鸡蛋比比画画后断言：“这个娃儿一岁前有灾，不遭烧到都要被烫到，不破相就活不久。”
有了半仙的预言，外婆煮饭、烧火都不让琼靠近，但琼还是在一岁前遭了灾，破了相。
那天，外婆外公冒雨上坡挖红薯，把琼放在家里由外公十岁的妹妹看着。琼在堂屋里爬来爬去，把“火提”给打翻了，滚烫的炭从薄灰中钻出来，吻了她的右脸。
“火提”是外公编的竹烘笼，在笼中置了一个樘后，用火钳从灶里夹来火红的炭，放上一层薄薄的灶灰，提着、夹着、抱着都能暖手暖脚。一般刚加了炭，手放在上面取暖都要隔得远远的。外公那时学了篾匠手艺，家里院坝的晒席、床上的凉席、装红薯的撮箕、兜玉米的箩筐、上坡用的背篼……全出自他手。
外公把琼抱去了诊所，涂上火烧油膏，又去山里找草药，还把野鸭毛烧成灰敷上。
琼的命保住了，但右脸永远留下了巴掌大的“僵疤”，疤痕微微扯着眼角，深浅不一地嵌在脸上。琼遗传了外婆白皙水润的皮肤，唯独这块疤僵硬又死板，她右边的眉毛好似野火掠过的草地，一茬茬东倒西歪，所以琼笑起来总带着一丝奇怪的扭曲：左脸在笑，右脸被拽住了。
外婆在琼之后陆续又生了四个子女，琼耳聪目明，作为家里的大姐，栽秧打谷、挑水干活、放牛喂猪，都是一把好手。她的青春花季，习惯了整日整日当牛做马地劳作，习惯了穿大人缝缝补补的破烂衣服。比她小两岁的二妹，即使是旧衣服，也要送到有缝纫机的地方改成碎花裙。
在那个饥荒年代，贫瘠和饥饿算不上特别的苦难，都是家家户户稀松平常的事儿。儿女多，父母顾不过来，琼身为“大阿姐”像当妈似的拉扯弟弟和妹妹。
贫困、责任、毁容在她的脸上交汇，扎下根，栽进她的命运里。
20岁时，经人撮合，琼嫁给了冯老三，也就是我爸。
“你老汉儿小时候扛起扁担，挑两个撮箕捡狗屎，等到捡满两撮箕才能回去，我说他是被扁担压来长不高的。”外婆说她同意这门亲事是看中冯老三老实本分。
冯家在外婆家对面的山，两家隔田相望。冯老三身高一米六，生得白净，一家七姊妹挤在一个屋檐下，日子同样困苦。冯老三父亲一直在乡上兽医所帮忙，谁家的猪病了走不动了，他就背上兽药包，蹬个旧自行车走乡串户。
外婆说，琼和冯老三半斤八两也算般配，一个不嫌矮，一个不嫌有疤。
婚后，琼夫妻二人和公婆、妯娌、兄弟姐妹十来口人住一个屋檐，分得的两间土屋是自立门户的全部家当。
琼在婚后半年怀了孕。怀孕八个月时，她还得去山脚的水井挑水，取水时需整个人跪地俯身趴到井口，把水桶灌满再硬提出来，一左一右挑着，晃荡地挪到坡上的老屋。
我出生后，琼更抬不起头。在重男轻女的贫苦农村生了个丫头片子，成了她的罪过，她整天闷声干活，从不顶撞公婆，连一句重话都不敢说。
冯老三跟我爷学了些兽医手艺，平时也照葫芦画瓢似的背个军绿色的帆布兽药包东奔西跑。因而，家里的地和孩子都由琼揽了。
琼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这个三口之家，她干起活来像一头没有倦意的牛，躬着身子在我们家分到的边边角角田地，翻啊、挖啊、栽啊，盛夏把自己插进水田，用弯刀把勾腰驼背的稻谷割下，脚踩打谷机，手拎起一把把稻穗翻来覆去地脱粒，完了还把稻穗在机器上重重铲两下。秋天，她把红薯、瓜果蔬菜一背篼一背篼地驮回。
我的奶奶是从不帮衬琼的。她身体硬朗时，是一只好斗的公鸡，四个儿媳妇的娘家都是她的“死对头”，直到她幺儿娶了个泼辣媳妇，才收敛些。
她尤其见不惯琼从娘家得丁点好处。有次琼回娘家匀了半袋油菜籽榨油，当晚奶奶站在院坝边，对着山阴阳怪气：“又不是吃不起饭了，哪个稀罕你的油！”“讨口都不得讨到你那匹坡”“娘家有人带娃了不起，生的女也姓冯”。
一个屋檐下住够了。我三岁多时，琼把卖苞谷、花生和冯老三替人看病猪的钱攒下来买砖，又在外婆的山坡上砍了些杉树、青冈树，请来砖瓦匠，在离老屋一公里的马路边盖了三间屋的白砖瓦房。
这是她和丈夫靠双手挣来的一砖一瓦。她以为熬过了最苦的日子，殊不知，这世上的苦楚和委屈是无穷尽的，有自找的，也有他人塞过来的，总之你咽得下一口，就有十口等着。
单家独户后，琼照旧揽了家里的活，冯老三比往常更见不着人。两口子心生摩擦，不再藏着掖着了。
农忙时节，冯老三不是在给病猪打猪针，就是赶着家里那头公猪上门给其他村民的母猪“配种”，公猪膘肥体壮，走起路来后臀左摇右摆，晃得厉害。有一次，我哭着闹着非要跟着冯老三出门，他到了后把公猪赶进母猪圈，就急忙捂住我眼睛，说“小娃儿看不得”。
农闲时冯老三就更神出鬼没了，他学着我外公农闲打牌的做派，动不动就坐进街边茶馆里。
琼反感他打牌，但粗重的农活像一把锁，把人牢牢困在了田间地头。她没时间管丈夫，她甚至没被丈夫正儿八经地介绍给熟人认识。
我五岁那年，冯老三上街打牌彻夜未归，第二天一早赶着种猪走进院子，琼透过灶房的钢筋窗户瞅见，抄起锅铲就对准冯老三扔出去。“哐当”一声，锅铲尖砸到冯老三的额头，他捂住头，鲜血顺着指缝、手肘直流。
第一次见父母打架，是天大的事。我哭着跑到附近的四叔家，结结巴巴报信。那是修房造屋第二年，冯老三把家里仅有的生活费输得一分不剩，连上街包扎都是找四叔借的。
随后，他们又因打牌赌钱吵得不可开交，冯老三的身材和琼差不多，但琼的力气要高一截，两人对峙时，他下意识地缩着脖子护着头，活脱脱一只受惊的鸟。没多久，我爬树意外摔伤，左手骨折和骨错位，等摩托车送到骨科医院的间隙，琼横抱着我瘫坐在屋檐下，她背靠着白砖墙壁，泪水“呜呜”地从她脸上的疤痕淌过，一滴一滴砸到我仰起的脸上。我至今仍记得那个傍晚，那只带着僵疤的眼睛，流出的一个农村女人深不见底的绝望。
孩子摔伤，成了大人背井离乡的最后一根稻草。手术后，他们把我放外婆家休养，卖掉了家里的种猪，匆匆收拾了田地，背上牛仔包顺着务工潮去了江浙一带编织袋厂。
我在外婆家如脱缰的野马，成天疯跑在丘陵间错落的田埂与小溪，和小伙伴用淤泥把小溪最逼仄最浅的地方垒断，两端截流，把围堵的水域用小桶一桶桶抽干，最后用撮箕把无处可逃的鱼啊、虾啊、泥鳅黄鳝通通装进篓里。
琼和冯老三的消息一开始我所知不多，外婆隔一两个月上街赶场时，会用商店的公用电话和他们联系，主要是互报平安。
直到同村一起外出的工友回来时，我才知道，编织袋厂的活多不容易，琼很能干，而冯老三照例是个拈轻怕重的主。
“编织袋厂的机器很大很响，一台机器就有几千根线要穿，只有每一根线都穿好了，织出的塑料彩条布才合格。”
“你妈很能干，每月产量很高。”
“24小时倒班，辛苦得很。”
“你爸躲懒，经常蜷在废丝里打瞌睡，休班时呢，三朋四友扎一堆打牌最攒劲……”
从1994年到2007年的13年，琼和冯老三都在外打工，有些年份，他们并未回老家过年，我只得自己孤零零地跑去对面山的冯家老屋吃“团圆饭”，叔伯们最爱拿我开玩笑“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他们永远不回来了！”直到把我逗弄哭才消停。
1997年，我读完小学二年级，走读的村小合并到乡上的小学，我结束带饭到学校蒸午饭的村小生活。升入三年级，琼和冯老三与在乡上做生意的大伯商量好，我住大伯家，和比我大两岁堂姐挤同一张小床，大伯家离新学校很近，走路只要五分钟，他们付生活费给大伯。
那时村上外出挣了票子回来的年轻人都爱赌，村里的红泥巴路蜿蜒到每家每户的瓦房，堂屋的白炽灯下，光线昏暗但人头攒动，有时坐好几桌，停电了点蜡烛也能通宵。根据大家喜好程度分类，三人一桌的有长牌“二七十”，四人一桌的有“三打一”“甩2”“凑14”扑克牌，遇到人多不好分配干脆就男女老少围一大桌“抓鸡”。琼过年回来时，喜欢加入“抓鸡”，如若她以小搏大侥幸“偷鸡”赢了，洗牌时她就阔绰地甩一张钱进牌桌中央，给刚刚输掉的对手“铺个底”。和她在同一个厂里打工的姑姑，就不沾牌，勤俭得带点吝啬，她的抄手馅儿舍不得加鸡蛋，常以豆粉代替。
2000年，姑姑因家中有事回了趟老家，我从她嘴里听说了琼怀二胎。她说琼肚子越来越大，冯老三和工友休班时也赌得越来越多，休班睡一觉后打七八个小时牌是家常便饭，上工时又哈欠连天。
工友们围一桌，夹着烟洗牌、发牌，吞云吐雾，琼大着肚子坐在冯老三旁，脖子伸老长和他一起盯牌，怨冯老三打得不好时就上手，从冯老三握着的牌中抽出来打出去。
冯老三厌烦女人杵在旁边，连决定出哪张牌都要女人指指点点，他宁愿琼另起一桌，也不愿分出纸牌的绝对操控权。有一次因出“Q”还是“K”，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输多赢少，免不了大吵大闹。
“给你说再打一圈就行了，非要打个通宵，败光了就对了。”
琼怀孕八个月时，他俩又干了一架，赌多了、闹够了，冯老三若无其事地躺在厂房宿舍里呼呼大睡。琼抱着大肚子，一个人闷闷地走出厂区，她没有哭，像小时候涂烧伤药膏时不吭声一样，没有人看出她的异样，她独自踉跄了好久，看到火车轰鸣疾驰而过，直勾勾地走向冰冷的铁轨，把笨重的身体挪到粗糙的砂砾上。她闭眼躺下，肚子在铁轨上隆起，躺成一座坟的模样。没等来轰鸣声，路人看到了，三个人把她连拖带抬挪到一旁。
“那几个好心人好说歹说，让她想通点。”姑姑说，琼一开始麻木地不开腔不出气儿，她不想活了，连同她没见天的孩子。隔了半晌，才睁眼有气无力地回答路人关于“家住哪”“家里有什么人”的问题。
“人家跑到厂里找到你老汉儿时，他睡得像个猪样，噗鼾吼。”被摇醒后，冯老三还对工友带过来的陌生人充满警惕，只是琼确实不见了，所以他才跟着赶到铁轨旁把人接回了厂。
人们总是劝别人好好活着。世上真的有太多无法感同身受的痛苦，就像有人传授“要做自己，活得精致美丽”经验，而有人在温饱线挣扎身不由己一般。
不知道当时的路人是怎样苦口婆心地把一个执意要死的人劝离铁轨的，他们必定不是觊觎什么——一个脸上带疤的孕妇，既无美貌也两手空空，更何况他们素不相识，必定无法设身处地给琼规划怎样活着。或许，只是对生命最原始的敬畏与尊重，让路过的陌生人，愿意停下脚步，向一个绝望的灵魂施以援手。
饥寒交迫的人，吃饱穿暖，才有活的力气。可世间的饥饿，又不仅仅只存在肉体，那些生不如死、行尸走肉的人，往往是精神上的极度耗尽。当一个鲜活的人和那看似“屁大点事”较上劲儿，真的会鲁莽到连命都不要了，在她那一瞬间的认知、感受里：那件事，就是比命还重要。
琼卧轨的这一年，我11岁出头，弟弟差点永远留在娘胎里。我在老家拼命学习，考双百分，拿“三好学生”，也没在琼的世界里照进一丝光亮。
第二年初，爷爷过世时，琼和冯老三抱着半岁的弟弟回来了，闭口不提铁轨的事儿，我默契假装不知。
那之后，我和他们“一家三口”近三年没见面，大伯家安装了座机电话后，我偶尔会接到冯老三的电话，大多是问“期末考了多少分？”“要好好听大伯和伯娘的话”。
那时，我已从小学升入初中，因成绩拔尖中途从乡上初中转到了镇上初中，重复着周末回大伯家，寒暑假去外婆家或亲戚家的日子。伯娘贤惠，我和堂姐小学时的衣服都是她靠在洗衣台手搓的，好些时候她都像妈妈，琼也像伯娘，好像总归还是别人的妈。
在镇上初中，我住进了30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压在枕头下的二十块被偷、身体开始羞于启齿的变化、经历月经初潮，无数个黑夜，我控制不住幻想母亲在身边“会好一些”，很多艰难的事情能迎刃而解。
再一次见到琼，已是2004年春节，她和冯老三牵着三岁半的弟弟扛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回来时，生疏得像个来串门的亲戚。我僵在外婆的院坝里，嘴唇难为情地颤了颤，偏偏叫不出那一声日思夜想的“妈”。
琼比原来老了一截，脸上的皮肤糙了不少，可能编织袋厂24小时倒班的缘故、又或者是带弟弟没少磨心磨肺，总之她脸上疤痕的颜色沉淀得更深了。
对于打牌的人来说，赶着收完春节的饭桌就是牌桌。琼把猴一样的弟弟抱坐在腿上，弟弟哪会乖乖听话，把琼面前叠着的钱一张张拿起来东晃西扔，又伸手去把桌上的扑克搅得乱七八糟。琼干脆架着弟弟的两个胳肢窝，把他利落地往后背一甩，拿出罩裙裹上，背带在胸口交叉勒成一个大“×”，这下就把弟弟牢牢绑在后背了，她又继续站着晃着摸牌。
“今年我不出去了，留在家带你们。”到了正月初八，琼说她能留守在家，我受宠若惊。
十年了，我如同离群的候鸟留守和迁徙，如今琼回来了，可太好了！
琼确实留下来了，她在镇上初中附近租了两间土瓦房，临街的房间有一个木头竖条窗户、一个蜂窝煤炉子、一张小方桌，里屋的卧室放了一张小床和一张豹纹样式的沙发，沙发平放下来是床。晚自习后，揭开煤炉上的锑锅，回锅肉、青椒肉丝、黄豆烧鸡热气腾腾。久别的疏离感让母女俩不那么亲近，但偶尔我们还是会在黢黑的夜里找点话题卧谈，大多是听她讲外面打工的事。
那时，镇上建了第一批商品房，爱好的二姨凑了五万块买了一套120平米的。我们去看她的清水房时，琼站在那个凸出的弧形阳台上，扶着栏杆出神，眼睛在疤痕中定住。
“我们可以买一套，以后你们就不种地了，摆摊做个小生意。”我满怀期待。
“要买的话，我们也有钱买，你爸说不花这个钱，老家的房子不能丢。”琼的回答让人心一沉。后来大伯娘的幺妹在乡上修了小产权房，想优惠卖给我们，3万元一套共80平米，冯老三说自己没资本坐街，“买来咋子，街上没得生意没得收入”。
琼在老家待了半个月，冯老三的电话来了。我晚自习回来时，弟弟还没睡，他把头埋进胸口脚一蹬在床上翻筋斗呢。
“厂里还需要看机台的。”琼没看我，冷不丁地说她得外出打工看机器。
“挣钱才是出路，一人找钱三人花是行不通的。”她和父亲有商有量，计划满满。
夜里我扯被子蒙过头，罩住整个身子，压抑的呜咽湿了被子。先前的期望和那晚的眼泪一样，浩浩荡荡地流走了。我多希望她留下，毕竟那一年我要中考，况且我和她还没亲近起来，她就又要带弟弟外出了。她的选择和去留，向来是不由我做主。
6月的中考，我竟超常发挥，后来被市上一所重点高中录取，大伯坐汽车送我去报名。之后，在城里住校一个月后，因成绩跟不上、寝室格格不入，我又回了镇上的高中就读。
琼再回到老家，是弟弟该上小学，我离家上大学的2007年。
周遭的亲戚邻居陆续修房建屋、置办家业或买房搬到镇上和城里，日子早已不似从前。他们揣着5万块存款回来，白砖房年久失修频频漏雨，请工人翻新了房梁和瓦片。冯老三和琼依然重复着十多年前的分工，男方重操旧业跑乡看病猪，后来流行对母猪人工授精后，也揽了打精液的活儿。
“冯老师，好久有空，我的猪儿又不吃东西了，不晓得咋回事。”冯老三的手机铃声大得响彻瓦房。家有病猪的唤他“冯老师”，邀他打牌的狐朋狗友称他“冯老板儿”，他都爱听。
仗着兽医手艺，冯老三和琼商量着在家办猪场，他们在房屋右侧加建了两百平米的石棉瓦猪棚，加上原来砖房一左一右的猪圈，最多的时候养了两百来头猪。
四十岁出头的琼比从前更辛苦了。她还是那股舍死忘生的架势，干起活来比男人还野蛮。
她常年穿着暗红格子全包围的罩衣，把猪饲料扛进猪圈、一把扯开，舀三瓢饲料进桶里加水快速搅拌倒进猪槽里，这个圈的猪还没吃完，那个圈的已经拉了还踩来踩去，又拿起推把对准猪屎猪尿推进茅坑，再用张牙舞爪的竹扫把清扫，她干活时顺滑刘海永远耷拉着，稀疏的发尾髻在后颈，像是拔秃了毛的短尾巴。猪圈也关住她了，在巴掌大的地儿打转，一天天一年年地重复着，每天浑身散发着臭烘烘的猪屎味。
冯老三也有顾家的时候，比如哪家收了新花生送他尝鲜、蜂糖李熟了、桂圆甜了……他都会带回来。
好些时候，养猪场让琼气不打一处来。冬天母猪产崽，琼把稻谷草铺进箩筐，筐上拉来电线装上保温灯，得熬通宵守着母猪生产、开关保温灯、定时把小猪仔倒出箩筐吃奶；满月猪从圈里钻出栏“出逃”，在门口的玉米地撒欢乱窜，琼捏着竹竿躲猫猫似的在玉米杆间围追堵截；还有一次琼赶场回屋，发现200多斤的肥猪少了四头，打电话才知道冯老三找人来家里卖了猪，至于钱呢，他扯东扯西扯不出个所以然来。
“另一个兽医没看好的猪，我才配了一道药，就能站起来吃东西了。”治好了病猪后，冯老三对这门手艺颇有心得，特别是酒桌牌桌上吹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只有琼知道，“你老汉儿对自家的猪都不上心，拉稀拉了几天了，还没时间管呢”。
琼种了大片大片的红薯、一年收三百斤黄南瓜、半坡的玉米，这些连同榨菜籽油剩的残渣、小麦麸皮都进了猪槽。可那时，街上麻将风靡起来，她成天的劳作为养猪服务之余，也见缝插针地骑摩托车上街搓麻将。正当他们幻想赚得盆满钵满时，非洲猪瘟来了。
猪瘟像一团猛火，快速席卷了全村的猪圈，家里的猪死的死、病的病。那时农户家病死猪一般就地掩埋，不像现在集中杀菌处理。白砖房门口那几百平的庄稼地，死一头猪，琼挥起锄头挖松红土刨个坑埋了，昨儿五头、今儿七头，越到后来，红土地被刨得千疮百孔，密密麻麻的像是土地溃烂的疮疤。这疤，在琼的脸上，在她的地里，也必定击溃到了她内心。
门口的地，都不够埋了。
琼回老家后，生活不算顺遂，丈夫白天不着家，地里、猪圈里事儿不少，但牌桌琼也没缺席过，常常比冯老三坐茶馆的输赢更大，也更快。
养猪成了无底洞，养得多时行情不好、有瘟疫，养得少时卖猪的价钱抵不过饲料钱。家里唯一的现金流就是冯老三每天背在身上的兽药包，他喜欢别一个腰包，拉链保管着的现金就是身家了。几轮猪瘟后，农户养猪养怕了，家家户户的猪越养越少，顶多养一两头肥猪过年，冯老三的兽药生意也随之下滑。
琼原本坚定地认为养猪能赚大钱，猪频频“贱卖”后，又相信冯老三说的种桉树是一门靠天挣钱的好生意，冯老三买了些桉树苗，琼和他一起把我们家的自留山开荒、打窝、栽苗、施肥、除草。
干不完的活，见不着的钱。
桉树哪能只靠天就活下来呢？滋养树木除了阳光雨露，更多的是琼。
我发现我和琼还是不亲，她听不进我提出的“外出打工”“镇上上班”建议。
2011年，我本科毕业，在离家130公里外的隔壁城市进了一个企事业单位，第二年我确诊甲状腺乳头状癌，在工作地医院做甲状腺全切和淋巴结清扫手术加碘131治疗，他们挤了6000块作医疗费。琼要照顾家里的猪，没法来照顾我，冯老三虽人来了，可反而是我的男友和朋友们要匀出精力照顾他，叫醒在病床上补瞌睡的他、带他吃饭、送他到旅馆。
2013年，“冯老板”借钱在乡上租门市开了一个兽药小铺面，主营兽药、猪饲料，除了逢场那天上午冯老三开门坐在门市的藤椅上，其余时间都陷在茶馆里。家里养的一二十头猪，一天吃两次，琼早晚管猪吃喝拉撒，空闲时又开始独来独往上街打小牌。
同年秋，冯老三和琼又合计了一件大事，在乡上买一块100多平方米的地皮修房。乡上距离镇上十多公里，由两条街组成，平时逢场赶集才有人气，这里的房子全是自住的小产权房。那时他们回老家的几万块积蓄早就花光，因养猪、打牌总共负债好几万，买地皮的十几万是找亲戚借的，想着房子修好后其余可以卖出去，折腾一番至少能实现“留一套自住，底层门市是自己的”，他们就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地找承包人、打地圈梁开工。
那几年里，琼始终忙忙碌碌的，停不下来。
2013年10月29日一大早，很少联系的幺舅打来电话，让我赶紧回去，琼上吊了。
白砖房外的青冈树有六七米高，琼趁着麻黑，搭楼梯往上挂了一根拇指粗的绳子，她把绳子挽在半腰的树杈，再把垂下来的绳子打个死结，系成一个可以绞杀的椭圆。谁也不知道，她啥时候把脖子放进了那个圆里。
“我做了个噩梦吓醒了，起来看到堂屋门大开着，喊了几声妈没人应。”天蒙蒙亮，上初中的弟弟从房间转过院坝进堂屋没找到人后，准备回房间继续躺之际，突然被院坝角落边上青冈树窸窸窣窣的晃动怔住了。
穿着昨天的黑白条纹衫和牛仔裤的琼，吊在青冈的绳子上。弟弟愣了几秒，赶紧跑过去，看清绳子已深深勒住母亲的脖子，赶紧把青冈树旁的那根木条凳移到琼垂落的脚下。微微托住后，他双手揽住母亲的身体，回头对着屋内大喊，“爸！老汉儿，快出来！”“老汉儿！还有气！”
他大声叫喊冯老三的全名，终于把屋里的人嚷醒。冯老三踏双拖鞋，慢条斯理地走出来，还没来得及责骂几句，也慌忙跟过来。他用一只脚踩住条凳，膝盖抵住琼的小腿，扶住琼的腰，弟弟托住她的脖子下方，这才把人从套中取出来。
“取下来的时候，脖子勒紫了，脸铁青的，再晚一会儿就没气了。”弟弟是等琼醒来的时候才哭嚎出来的，这个才13岁就长到一米七的男孩子像溃堤的洪水，浑身发抖地嚎了半天。
“昨天，我上街打牌输了，隔壁村那个黄六儿喊我换个地方打，我们就上了辆面包车。”琼说，她晕车，一直昏昏沉沉，喝了黄六给她的一瓶矿泉水。面包车在邻镇停了下来，他们进了一个茶楼包间，整个牌桌就她、黄六和开面包车的小伙子。
“前面赢了我没走，后面越输越多，我没钱了，他们就说记账打，欠着有钱了拿就行。”琼说，他们都没带纸，临时用的包间内茶楼记账单。
那场牌两个小时，茶楼记账单上琼输掉的数字越垒越高，等记到六万块的时候，那小伙子说“今天有事不打了”，表示可以晚点还钱，但“手续要到位”。根据输赢结算金额，琼用茶楼记账单写了一张六万元的借条。
她恍恍惚惚回到家，压根不敢吱声半个字，担惊受怕了一整夜。没有六万块钱，就只有打命的主意。趁天还没亮，她把头塞进绳圈里，那绳子，是家里用来拴猪、捆猪、卖猪时用的。
琼以为从此长眠，就可以把她的秘密带进土里了。可实际上，她只躺了一天，就在外公外婆的唉声叹气、冯老三的追问下，不得不把这个“秘密”抖出。
琼的眼泪又怯怯地滑落，她虚弱地恢复了，这也意味着，活着就得面对那张欠条。不久，开面包车的小伙子催账无果后，一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琼悉数还清。
我查了很多关于“仅有借条”的案例和法律法规，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要求借贷双方当事人不仅要意思表示一致，还要有出借人交付借款的行为，民间借贷合同才能生效，虽然小伙子持有借条的形式真实存在，但借条仅是合同成立的依据，合同生效与否仍需原告继续举证。
真正开庭走的是庭前调解程序，由于对方拒不承认赌债、有借条、双方均拿不出其他任何证据，我们提出“小伙子无业无正当收入不具备出借能力”“双方既无亲戚又非邻里朋友且事前素不相识，现金出借6万给琼有悖常理”“琼没收到6万元借款”等多个存疑点，请求法庭认定“原告是否真实履行借款这个实质性、关系到本案是否真实存在这一关键事实”，对借款事实不认定。
对方拿着白纸黑字的借条，一口咬定是琼说家里修房“急需用钱”才现金出借6万金额，一来二去，法庭调解协商结果变成了：6万金额认定3万元，须两年内还清。
“法院都出结论了，就当个教训。以后千万不能碰大牌。”我和弟弟宽慰琼大不了重新开始，别做傻事。我凑了一万块给琼，她也由此开始空闲时在镇上打零工，几百一千地攒，在后来的两年里陆续还完了余下两万块。
“我是不得管你的！”“自己造的孽自己还。”此后，冯老三整天骂骂咧咧的，这两句话成了他挂嘴边的口头禅。他总像鼻子里哼着气，依旧一天天不着家，早出晚归，不知道在忙个啥。
三个月后，冯老三拉着琼去离了婚。法律上离了，就不会引火烧身。考虑到弟弟，他们依旧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双方各管各的穷。弟弟和琼亲，可能琼说话更笨拙，也可能因为她脸上有疤，弟弟学校的家长会，每次都叫冯老三去。
2014年，我嫁给了当年照顾我做甲状腺手术的男友，办婚礼时，包了一辆依维柯汽车把能参加的至亲都接到我工作的城市。婚礼前一晚彩排时，冯老三和琼都缺席了，他们在酒店里招呼老家来的亲戚打牌到凌晨。
那之后，我们的联系依旧不多，我怀孕快生时，冯老三打电话让我帮他借几万块修房。
乡上的房子磕磕绊绊，早就让人骑虎难下了，修到一半，他连当天请小工的钱都拿不出来，河沙水泥、钢筋都需要补充才能动工。弹尽粮绝之际，冯老三找到琼商量着，先去办了复婚，又一起去银行签了贷款合同。耗时近两年完工后，虽然留了一套几乎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的自住房和2个小门市，可为此至少付出了三十五万块以上的代价。
2015年7月，产假完了，我求琼，“妈，你来帮我带娃吧。”
她的回答干脆利落：“走不脱。把娃送回老家，给你带。”
等我别无他法真的把娃送回老家后，她又因打零工、春种秋收、打牌忙前忙后，带娃任务由我的外婆兜底。
后来，我离婚了要了女儿抚养权，挨到娃三岁，我接回工作地上学，过上加班忙碌、女儿托管、起早贪黑的日子。琼目睹这般，叹息我的劳累，没再向我伸手。
2016年，乡上的新房装修好，他们搬了进去，兽药门市也搬到楼下了。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家的田已经不种稻谷了，白砖房猪圈也渐渐不养猪了，地里不再种成片的红薯，就栽一些油菜和豇豆、四季豆、茄子、丝瓜、苦瓜这些时令蔬菜。
12月23日深夜，我梦里只身走到黑黢黢的悬崖，一脚踩空猛地重重坠落，吓得整个人从床上弹坐起来，心脏惊恐地跳动。与此同时，电话响了。
“姐，三娘跳河了。”堂弟的电话让人瞬间清醒。
那段时间，冯老三的手机常常收到“我想你了”“赶场过来找我”诸如此类的暧昧消息，琼怀疑冯老三在外有人了。
她跟踪了冯老三，发现他真的去会了另一个女人，天寒地冻的冬夜里，琼一气之下骑摩托车冲到了镇上的河边，闷声扎进河里。
“幸好三娘穿的厚羽绒服，跳下去被水草网住了。”羽绒服把她的身体在寒冷的水面托起。路过的两辆摩托车停下来，一个中年男人取下头盔跳了下去，拎着她在水面浮着往边上靠，几个人合力才把她从水面拽到岸上。救护车把她拉到镇医院，救回了一命。
冯老三并不承认和那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年过五十岁的他靠在堂屋椅背，常年熬更守夜、睡眠不足导致他眼袋鼓起、眼睛下方沟壑纵横，他把成捆的叶子烟抽出，掐成食指长的样子放在大腿铺平，再从后往前裹成一支黑不溜秋的带脉络纹路的卷烟。伴着烟雾腾起，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后来，我背着冯老三用他的手机约了那个女人。
见面那天，她穿了一身绯红的V领连衣裙，裙子是欧根纱加绣花材质，女人有点微胖，眉毛上挑。比起人老珠黄的琼，再不济都是香的。
“你认识冯老三不？你们什么关系？”
“认识啊。”“一天背着个腰包，不知道的还以为多有钱呢。”她既不解释，也不澄清，还讥讽不稀罕跟着冯老三。
“你也晓得他没钱啊！晓得就好，请你别纠缠这个老头了！”我气愤又恼怒。
“外面的女人咋可能死心塌地和你过日子？”回家后，我把面对面见那个女人的场景告诉了冯老三。
“你不要以为你在乡上修了房，就真的变成冯老板儿了，修房的债你还没还清心里没数啊？”
“你把钱给人家花，摩托车加油没钱了问我妈要50元，算啥子？”我质问冯老三，他把跑乡医猪的手艺钱拱手让人，却对琼“鸡脚杆上刮油”。
“你们俩要在一起过，就一起过，要不然就再离一道婚，也别住一个屋檐下，互相不干涉。”
“你不是说你能管好自己吗？保重好自己最要紧啊！”我望向琼，她的脸在傍晚更加黯淡无光了。
“这个日子我是真过不下去了。”闷不吭声的琼总算挤出一句话，说她和冯老三商量好，这套房子和门市全都留给弟弟，他俩都“净身出户”。我安慰她，过不下去就别和他过了，“不要听老汉儿安排你干活，你自己找活做自己有收入硬气。”
往后，我们一家四口保持着四分五裂：我一直在外地工作婚姻生活一地鸡毛，冯老三坚持在老家泡茶馆，弟弟高中毕业后到另一个城市读书，琼独自到隔壁县当帮工，没有谁想回家。
给琼打电话时，她总是在接起来后，因摸牌说着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我索性一丁点也不想和他们联系，年假我总也不愿回去。
冯老三和琼后来没离婚，还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一个锅里吃饭。偶尔我和弟弟回去时，如果琼在家的话，第一天我们回去她会买点新鲜肉，炖一锅猪蹄粉肠汤吃两三顿，她不愿意花更多的心思在柴米油盐里，总是三下五除二把饭做来吃了好出门。乡上的茶馆热闹，组局方便快捷。时间久了，谁回去也别想耽误琼打小麻将。
当我以为冯老三和琼的关系随着年龄增大变缓和时，琼的腿又受伤了。
2018年，琼就曾因在老家砍香樟树榨樟油卖钱，砍树用力过头斧头误伤了膝盖骨，紧急送到骨科医院手术、上钢板，2021年，她又因干活伤到了同一条腿的小腿胫骨，同样开刀手术、上钢板，两次手术住院，我分别请了一周假去照顾，其余在医院的照料只有托舅妈和亲戚，连我70多岁的外婆也去陪护了十来天，冯老三因家里丢不开只来医院看了一圈。可是，家里已经不养猪、不种地了，有什么丢不开的呢？
第二次出院后，琼受伤的腿就足足要短上几厘米了。她回家后一开始还只能坐轮椅在家里滑动，我外婆有空就来做饭，冯老三偶尔在外面下馆子也会想着给她打包回来，她自己也可以滑到厨房，单腿站立煮个鸡蛋、煮碗面条应付。半年后，琼连腋下拐杖也可以取了，只是两条腿长的长、短的短，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
2023年开始，冯老三的兽药门市生意惨淡得一两天可能只有一单生意，琼可以零零碎碎干点活，打麻将更是精神。冯老三开始找人四处承包荒山，琼也逐渐跟着上山开荒、栽树、施肥。曾经，他们在我们家自留山栽下的桉树苗已拔地而起，有树干碗口那么大，冯老三连同边角地里长大的桉树成吨地卖掉。一车车的树拉走，但买地皮的债、修房的账、装修的钱新账旧账叠一起，卖再多的树也无济于事。当冯老三再次想买桉树苗借钱时，亲戚朋友们找各种理由关门拒绝，担心他们把钱葬送在牌桌。
我劝他们双双外出务工，我不奢望他们“高产量、高收入”，能实现“打牌夫妻”强制离开牌桌和“入可敷出”就好。
2023年的年夜饭上，我照例劝他们出去务工。
“我的事不要你管！”冯老三依旧逞能，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能摆平一切。
“不要我管就别把我生下来啊！我不想来到这个世界！不想投胎在这个屋头！”我气得眼泪夺眶而出，和他撕破了脸。
琼站在我们之间，她拉住我坐下，我把这当作是她给我的拥抱。她埋着头说她没做好，没能给我们好生活。
“啥子是好生活？我没求父母让我穿金戴银，你们不要一天天地在屋头找事行不行？你们回老家后，养猪、买地、修房哪一样我没反对？喊了你好好爱惜自己，一根脚杆全是缝的针！天天牌桌子上就养得好了？”我反问她。
琼没有回答，我看着她，发现她的衰老早已加速了，她脸上的褶子越来越多，皮肤黄黑黄黑的加上松弛，疤反而没那么明显。
那天，我在他们面前撕心裂肺地大哭了一场，算是对这些年的宣泄。
那些为数不多，与琼、冯老三的同框时光，反而把家的温暖撕扯得支离破碎，夺走了我对家的所有幻想和期待，让人窒息，迫切想要逃离。
不久后，冯老三检查出糖尿病，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一辈子确实不是财大气粗的主，干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服老了，也对琼没那般凉薄了。
2024年9月，弟弟工作后，攒工资给琼买了一条黄金四叶草项链，琼很欣慰，为此还跟着短视频学基础涂脂抹粉和描眉。
2025年2月，琼和冯老三终究迫于经济压力双双外出务工了，还是进的编织袋厂流水线，两人每月工资总共能拿一万多。冯老三偶尔会给我打视频，琼上夜班时，他会做好饭送到机台上去。
回想起有记忆的这31年，我在老家因摔断手休养和小学、初中、高中的13年，他们远走沿海务工，每每想起，心疼又想念；我外出上学和工作后，他们折返故土养猪、栽树、开门市、修房子、坐茶馆，前前后后折腾近18年。
2010年，我刚去报社实习时，跟着带我的资深记者四处采访。我写的诗歌、影评可以单独刊发，但新闻稿得和记者老师一起署名刊发。每次的新闻稿总是我先写，记者老师再改，我常搬个板凳坐在他背后看他一字一字地改我的初稿。
那天，我们去了棚户区采访，回来我把稿子整理出来后，记者老师对电脑看了半天不说话，我问他：“稿子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稿子太自卑了。”记者老师这样说了一句后，旁边的同事扑哧笑出来了，笑他：“你到底是说人还是说稿子？稿子哪看得出自卑。”
这个对话场景一直在我记忆里，我常以为遮遮掩掩的自卑只有自己心如明镜，没想到如此轻易被人击穿。
我是怨琼和冯老三的，他们给了我分崩离析的家庭环境。
当我还是孩童时，我刻板地认为，一穷二白的家庭，父母外出打工后，孩子理所当然地应该留守在家，直到弟弟半岁过年回来父母走哪都带着，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父母也会舍不得骨肉分离、他们也会放心不下。
工作后，我有了自己的落脚之地和收入，但那种求而不得的自卑始终烙印在我的身上，在我需要妈妈的时候她永远不在。我还记得，住在大伯家时，我和堂姐争洋娃娃没争赢，眼泪窸窣而出，淌的枕头都是别人家的，我多想有妈妈的怀抱让我放肆哭上一回。
后来，我更多的是恐惧，抛开大规模养猪、开兽药门市、种树这些是付出劳动力求收成的不谈，我怕冯老三一晚上赌通宵输几千，或天天流连茶馆对茶馆老板、亲戚朋友“只借不还”积少成多，还怕他在老家去沾惹哪个不知名的女人夺走家里刚修的房屋和门市，更怕琼伙着牌友，悄无声息跟着面包车去荒山野岭的简易牌桌输掉几万块，然后又“不哭不闹只上吊”以死来瞒天过海。
川南的农村丘陵起伏、绿树掩映，吞噬一个想死的人太容易了。我们老家有旱粪池，棚里还常年放有农药，房子周围很多树、竹林、水泥路、水塘和荒坡，我怕它们会一不小心杀死我唯一的母亲。
我至今仍无法坦然面对我的家庭，血浓于水，一刀两断是不可能的，而我现在的能力也不足以让年近六旬的父母停止跋涉，我只能敬而远之。
需要人撑腰的时候背后空无一人，怎么可能不自卑呢？还懦弱得不成样子。
想不通的时候，我会把自己的不幸、选择全都归咎于原生家庭特别是至关重要的母亲，但她已一瘸一拐，我又怎敢再怪罪和迁怒于任何生我养我的人，只能在这里恩将仇报以文字讨伐。
“他们至少把你养大了，供你吃供你穿，还供完你上大学。”朋友安慰我说，拮据的父母没有让子女办助学贷款已是仁至义尽。这个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心存怨恨是大逆不道的。所以，钻牛角尖时始终无法心平气和，时好时坏。
不钻牛角尖时，我会想，琼是有局限性的，她没有文化，她在重男轻女的大环境中颠簸长大，她力所能及给我一切了，就像我，也是不完美的妈妈。我会想，如果能和琼生在同一时期那就好了，那样我们就可以长年累月地在满眼的红壤劳作，庄稼地是红的、没有草的荒坡是红的，连外婆家当时的土院坝也是红的。我的生命、记忆均由琼开始。我并非想回到她出生的艰难岁月，只是我从她的身上掉下，却掉落在了另一番光景，我无法与她情感相通，也从未真正了解她，从未。
卧轨、上吊、跳河，十多年里琼自杀了三次，她像一头年轻又绝望的倔驴，昂着头，想方设法去死。
我总会想起《沙漠之花》的句子，“只有死才是完全免费的。”对琼来说，是否好好活着，本身就是奇迹呢？毕竟筋疲力尽的人，两眼一闭反倒轻松。一命呜呼说得轻巧，死确实用不了多大力气，可活着才是勇敢至极，要用尽全力。
母女一场，盼着琼，以后能好好活。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1-3 06: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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