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的今天，人们为什么还在排队看他的画？

源济

50年后的今天，人们为什么还在排队看他的画？

出差一回来，听见邻居王大妈在嚷嚷，北京画院最近排满了人，是不是送东西？

去看了，不是送东西，是丰子恺的展览。

展览叫“无限清凉”，但是这么多人排队，怎么也不可能清凉。

今年是丰子恺逝世五十周年，上海和北京都有丰子恺大展，观众都很多，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为什么是丰子恺？

丰子恺在长乐邨口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历史里，中国画坛诞生了那么多艺术巨匠，可唯独只有丰子恺，好像所有人提到他，嘴边都会浮起微笑。

你看，他理解儿童。

也理解母亲——这幅画真的引来许多围观姑娘们的笑声。

他理解孤独。

也理解热闹。

丰子恺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他像是一个最能共情你的朋友。

丰子恺总会提起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弘一法师，另一个则是马一浮。他曾经想画《无常画册》，马一浮对他说：“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这句话确实点拨了丰子恺，在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世间万象。那些看似简单的线条里，藏着他所悟得的“常”——是童真，是枯荣，是人间烟火，是生命本真。

今天的推送，我想带你来读懂丰子恺，读懂丰子恺画中的慈悲。

这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丰子恺创作的第一张漫画主题（同主题创作过不止一幅）。

最早将丰子恺作品公开发表的人是朱自清。1924年7月，朱自清、俞平伯合编的《我们的七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公开出版，首期便发表了这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也成为了他的成名作，可以说，出道即巅峰。

一把壶，几只杯，一弯新月，还有如月牙的窗钩，寥寥几笔。几分钟之前，这里还是人声鼎沸，如今，大家各奔东西，静谧月色下，留下亘古永恒。

分离是悲伤的，但丰子恺告诉你，曲终人散是人的常态，只有月亮不变，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如此，自古如此。

所以，不必悲伤。

这是丰子恺画作的底色。

“慈悲”二字，拆解开来，“悲”是根本。倘若一个人从未体验过失落，从未凝视过深渊，他或许能给予“同情”，却难以抵达“慈悲”的境界。因为真正的慈悲，始于对“悲伤是人类常态”这一事实的全然接纳。

丰子恺这一生，正是不断深化对“悲”之理解的一生。他将这份理解，化作了给予世人温暖与慰藉的“慈”。

他的父亲丰鐄，一位晚清举人，因科举废除而功名梦碎，终日郁郁，英年早逝。这件事给年幼的丰子恺心中埋下了第一颗关于“无常”的种子。父亲去世之前，他在大街上走着，有人上来叫少爷，有人塞给他糖果；父亲去世之后，门庭冷落车马稀少，这让他对事态炎凉有了最初的体味。

他的恩师李叔同，曾经如一道光，照亮了他因家庭变故而幽深的世界。这位老师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艺术与精神自由的巍峨大门，让他相信，美与人格是可以抵抗现实世界的粗粝的。然而，1918年，正当丰子恺沉浸在老师为他构建的艺术理想国中时，李叔同却决绝地转身，在虎跑寺剃度出家，从一个风华绝代的艺术家，变成了青灯古佛旁的弘一法师。

父亲的死，是一种不可抗力的、物理层面的剥离，让他学会了接受；而老师的出家，则是一种主动的、精神层面的舍弃。那个教他如何在红尘中发现美的人，最终选择了彻底地弃绝红尘。

1937年，他的“缘缘堂”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家园的毁灭，象征着他前半生所珍视的一切——安宁、诗意、田园牧歌——被彻底粉碎。长达八年的“艺术的逃难”，让他亲眼目睹了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这种巨大的、无处可逃的悲伤，是整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丰子恺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更深刻地理解，悲伤与失落，并非偶然的意外，而是人生的常态。

他的生命浸润在这样的悲伤底色之中，可是，他没有变得愤世嫉俗，也没有变得冷库麻木，他生出的是慈悲，是拔苦与乐的愿力。

要拔苦，必先知苦。因为丰子恺自己经历了失落与无常，所以他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

在《护生画集》里，他画“蚂蚁搬家”，画“羔羊跪乳”，因为他从战争的颠沛流离中，深刻理解了弱小生命在巨大暴力面前的无助与恐惧。在蚂蚁身上，是逃难的自己；在羔羊身上，是骨肉分离的同胞。

这份“悲”，是对一切生命的共情。

丰子恺《！！！》。图片来自丰子恺、弘一法师《护生画集（第一季）》（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1979年）

他画街边的黄包车夫，画深夜归家的父亲，因为他从车夫和父亲的疲惫中，看到了自己为生计奔波的辛劳。但他依然选择为这些疲惫的画面，点缀几分诗意的光亮。仿佛在说：再苦的生活，也值得被温柔凝视。

而这份凝视，恰恰给了我们这些看画的人，片刻的安慰。

他画儿童，因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成人世界里，“童心”是他能找到的、唯一能对抗悲伤的力量。无论是《瞻瞻的车》还是《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这些画作是给在苦难中挣扎的成年人的一剂心灵良药：“看，即便世界如此不堪，依然有这样纯粹的美好存在。”

悲伤，确实是丰子恺画作的底色，因为他深刻地洞悉，悲伤本就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常态。他的一生，从个人命运的无常，到精神求索的孤独，再到家国倾覆的苦难，无一不是对这一常态的亲身验证。

“悲”是入心，是直面深渊，是与哭泣者同哭。丰子恺的画笔下有对万物生灵最深切的体恤，有对人间苦辛最温柔的凝视。

“慈”是转身，是走出深渊，是将泪水化为甘泉。在理解了悲伤的必然之后，丰子恺没有选择沉沦或控诉，而是用艺术去构建一个可以暂时庇护心灵的港湾。天上的月、檐下的燕、桌上的茶、孩子的笑，这一切都不是对现实苦难的逃避，而是丰子恺给予这个悲伤世界最真诚的献礼与祝福。

所以，看丰子恺的画，我们感到被治愈。

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承受并消化了那份悲伤，而后，将提炼出的最纯粹的爱与温柔，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但你其实不知道，这些画作，曾经给丰子恺本人，带来过怎样的压力。

最早的的批评，来自丰子恺的友人、朱自清的学生曹聚仁。

在曹聚仁看来，丰子恺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描绘古典诗词的意境中，是一种与现实脱节的“开倒车”。他以丰子恺所画的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为例，指出：在国家危亡之际，去描绘一个仕女关心海棠花是否凋零的场景，这种纤细的、属于士大夫阶级的伤感，对于广大挣扎求生的民众而言，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是一种麻痺精神的奢侈品。

《丰子恺漫像》

曹聚仁的批评停留在文艺思想层面，接下来，左联骨干作家柔石的批评，则上升到了更为尖锐的阶级分析高度。柔石是丰子恺的同乡，更是坚定的革命者，后来惨遭国民党杀害，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

1930年，柔石在左联刊物《萌芽》上发表文章，对丰子恺的艺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将丰子恺定位为“有产阶级的学生”，认为其艺术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呻吟”。

丰子恺喜欢画梅花，柔石就说，这种审美趣味是建立在物质生活无忧的基础上的，对于食不果腹的劳动人民来说，梅花的美远不如一颗番薯来得实在。

对于《护生画集》，柔石的批评更为猛烈，他在1930年4月发表《丰子恺君的飘然的态度》，文末批评《护生画集》“荒谬与浅薄”：

“有一幅，他画着一个人提着火腿，旁边有一只猪跟着说话：‘我的腿’。听说丰君除吃素以外，是吃鸡蛋的；那么丰君为什么不画一个人在吃鸡蛋，旁边有一只鸡在说话：‘我的蛋’呢？这个例，就足够证明丰君的思想与行为的互骗与矛盾，有悖他的一切议论的价值了。”

——柔石《丰子恺君的飘然的态度》

对于柔石的批评，丰子恺回应说，他所说的“护生”，其实乃是“护心”——

“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待事——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故曰：‘护生者，护心也’。详言之：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再详言之：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人生，不是为动植物。”

“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

如果说三十年代对于丰子恺画作的批评还只是文人之间的交锋，到了1966年，丰子恺的画作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

而这场批判，居然是从一只叫“阿咪”的猫开始的。

是的，就是这次画展中你可以看到的那只伏在丰子恺肩膀上的可爱的猫。

1962年，丰子恺在《上海文学》8月号上发表了随笔《阿咪》，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这猫名叫“猫伯伯”。在我们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为“猫伯伯”。大约对于特殊而引人注目的人物，都可讥讽的称之为伯伯。……

四年之后，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针对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上说，“猫伯伯”影射的乃是最高领袖，乃“毛伯伯”也。

丰子恺为散文《阿咪》所作插图。发表于《上海文学》1962年8月号（总第35期）

信手拈来的一个词，让老画家立刻成为了“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最后，一跃成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

这次北京展出的好几张画，就是当时丰子恺的“黑历史”：

《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此画欢迎蒋匪反攻大陆。因为“好风”者，乃是好消息也。

《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这幅画迎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叛国行为制造舆论。

《城中好高髻》———恶毒讽刺、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这本书叫《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专刊，我特别去孔夫子旧书网上买过。

《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图片来自“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丰子恺及其背后黑手刘少奇的小册子（1967年）。

到了1974年的“批黑画”运动，丰子恺的《满山红叶女郎樵》被指控为用心险恶，理由是：“红”是红色的中国，“樵”就是要用斧子砍红叶，即反对红色的中国。在这种语境下，任何解释都显得多余。

很快，丰子恺被抄家，据说，仅仅是书画，就被抄走了四大箱子。存款也被冻结，他所租住的日月楼，原本用作起居室的底层被退租，另外住进了人家。（顺便说一句，我曾经参观过日月楼，非常美，可惜后来因为底楼邻居投诉被关闭了）

我最爱的，就是日月楼的大窗户

又很快，丰子恺要去“牛棚”上班了。“上班”是他自己的形容，在给广洽法师的信中，他说“弟每日六时半出门办公，十二时回家午饭，下午一时半再去办公，五时半散出，路上大都步行（十七八分钟可到），每日定时运动，身体倒比前健康，可以告慰故人。”一起去上班的还有巴金。有一次，巴金在去牛棚的路上，在淮海中路陕西路路口下车，还看见商店旁边的墙上贴着批判丰子恺大会的海报。

他被剪掉了胡子，但是他挺乐观，因为“使我年轻了。”

批斗完坐26路公交车回家，胸口挂的“牛鬼蛇神”牌子不准摘下，车上的人围观高喊“打倒他”，他一个人扶着车栏杆，眼睛望着窗外，人站得笔直。

热浆糊被小将们倒在背上，贴着大字报去示众，回到家时，他说：“不要去谈这些，不要管它，给我把酒斟满一点。”

去参加劳动，吃酱瓜乳腐，三两饭，劳动是采棉花，睡稻草床，铺在地上的。冬天下了雪，他和朱屺瞻在一起，枕边被上都是雪。

丰子恺日记，实际上，他每天会在早晨六点之前创作。

他渴望退休，日记里写：“我问题解决后，即可求退休，大愿遂矣。”1970年，他终于退休了，但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他生病了。

2月2日，丰子恺全身抽筋，神经性发作，把他送到医院一查，果然很严重，是中毒性肺炎。苏醒后，他反复问的居然是：“我有了病,今后是不是可以留在家里了？”

1975年8月，丰子恺忽然夹不起菜，接着又气喘说不出话，到华山医院，住在内科观察室九床，8月31日做超声波检查，正常，9月1日做脑电图，还是正常，9月2日转神经内科观察室27床，做X光片检查肺部，发现右肺的叶尖有一个拳头大的肿瘤。医生分析，可能已转移到了左脑，因此使右臂不能动弹。

弥留之际，丰子恺说不出话来，只有家人知道，他所担心的，是藏在家中的《落洼物语》等3部物语的译稿，那是最后的日子里，他做的唯一的事情。女儿告诉父亲，会把翻译稿交给弟弟新枚保藏，丰子恺连连点头，好像完成了一桩心事。

1975年9月15日，他于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病逝。

《护生画集》，乃是他送给恩师弘一法师的礼物。第一集是在1928年创作，第二集是在1938年弘一大师60岁。弘一大师从泉州来信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回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1918年在杭州，弘一法师（上）与刘质平（左）、丰子恺（右）

按照约定，最后一集应在1980年完成。那时候，丰子恺已经去世五年了。然而，人们忽然发现，丰子恺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他在七年前悄悄完成了一百幅，结束了这套画集的全部创作工作。

世寿不许，他也实践了诺言，这大概就是君子之诺。

今天，人们依然要去排队看丰子恺。

当然，在那些可爱的画作面前，那些从前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已经烟消云散了。

我们不再需要为他画中的一弯新月、一只小猫而胆战心惊。我们排队，挤在人群里，只是为了在他的画前，获得片刻的治愈。

这或许就是历史最大的慈悲：它曾无情地碾压过一个温柔的画家，最终，却把他的温柔，变成了留给所有人最珍贵的遗产。

如果你也在展馆里，在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前，你会明白，所有的喧闹终将散去，而不变的，是那份安静的力量。

丰子恺，他经历过我们不曾想象的苦难，面对过我们似曾相识的非议。他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然后用最温柔的笔触，将人世间那些坚硬的、冰冷的、令人悲伤的部分，一一化解。

去看展吧，在那一弯新月、一株杨柳、一个稚拙的孩童面前，你会找到答案。

我们真正要见的，不只是画家丰子恺，更是一种如何与苦难共处、与无常共生的生活态度。

我们致敬丰子恺，或许也是在致敬我们内心深处，那个从未放弃对温柔与美好向往的自己。

一念即慈悲，一念即清凉。

展览信息

无限清凉——丰子恺艺术展

承办单位：北京画院美术馆

展览时间：2025.9.5-2025.10.12

展览地点：北京画院美术馆一、二层

1、丰子恺文集（共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2、白杰明，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3、梦之仪，风风雨雨忆前尘——"文革"中的丰子恺，《江南》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