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阿姨》中，正在打扫卫生的家政女工。（片方供图）
全文共6261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与许多做家政工的姐妹一样，陈恩华的名字被隐去，转而以“姐”代替。她的姐姐是“大陈姐”，“小陈姐”便成为陈恩华后半生的另一个名字。
也有人对梅若表达过担心：如果阿姨打扮得漂亮，是不是就不像“阿姨”了？“她为什么所有的时刻都得像个阿姨？”
文｜南方周末记者 陈荃新
责任编辑｜刘悠翔
北京2025年的夏天格外多雨，8月的一天，天气难得晴朗。望京附近的一家电影院门口，候场观众正聊得火热。门口立着一张电影海报，一群中年女性轮番上前，给彼此拍照。这部电影的主演，是曾和她们一起度过许多个周末的姐妹。
片名叫《阿姨》，关于在北京务工的家政女工。这是一部既有虚构，又有非虚构内容的电影，其中的非虚构部分主要围绕北京第三届家政工艺术节的身体舞剧《分·身》的排练演出。2025年，《阿姨》入围第19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单元纪录长片。与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五十多名家政工及工作人员一起，南方周末记者参加了《阿姨》看片会。
大家的兴奋不止于一部有关自己的电影即将上映。疫情期间，一些阿姨丢了工作回了老家，这是她们长久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影厅里响起此起彼伏的乡音，直到灯光变暗，银幕上，一位裹着淡粉色棉服的女人朝着镜头走来。
陈恩华正在老家菜地里忙碌。那个时候正逢疫情最紧张的时期，她丢了两份活儿，女儿又刚结婚，陈恩华决定离开工作了25年的北京，回四川老家养老。
陈恩华于1997年来到北京，当育儿嫂的姐姐为她介绍了一份工作。与许多做家政工的姐妹一样，陈恩华的名字被隐去，转而以“姐”代替。她的姐姐是“大陈姐”，“小陈姐”便成为陈恩华后半生的另一个名字。后来，她的侄女也来到北京做家政，成了“小小陈”。
电影放映结束，南方周末记者在影院门口碰见陈恩华。她背着一个橘色双肩包，马尾辫，齐刘海，个子不高，白皙的脸上搽着淡妆，看起来完全不像近60岁的人。在老家待了半年后，陈恩华如今又回到北京。她在老家没真正享受养老生活，依旧做着两份小时工。老家的工资是北京的一半，她还有个没结婚的儿子，“总得有些余钱吧”。
梅若曾在2011年拍摄有关家政女工的纪录片。她发现，劳动女性在公共空间是处于相对失声的状态，自我表达的能力与渠道不多。这让梅若想创立一个专门服务于家政女工群体的公益组织——这就是后来的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鸿雁）。
不过，在创立初期，梅若身边的人都反对这个计划。在主流的公益议题中，“家政阿姨”似乎并非需要公益介入的典型群体，这些女性从老家出来做家政，多数并非因为自身经济困顿，而是因为家庭出现问题——家庭遭遇变故，或者遭遇家暴。
王淑华是内蒙古人，和丈夫分居多年。后来，丈夫赌博负债100万元，王淑华提出离婚，丈夫要求她替他还37万元，否则不同意离婚。王淑华答应了。2019年的农历正月初七，她办理了离婚手续。第二天，王淑华从海拉尔坐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坐五个多小时火车，来到北京。到的时候，她手上不到800块钱。
在熟人介绍的家政公司中，王淑华暂且住下。租房、住酒店太贵，在家政公司打地铺一晚只要15元，这是多数家政阿姨等待工作机会时的住处。环境可想而知：大家一个挨着一个睡下，每间屋子十七八个人，回来得晚了，就只能在靠近厕所的地方打地铺。
《阿姨》电影中有关家政公司的场景实际上是在鸿雁布景后拍摄完成。导演齐博最初尝试在一家家政公司拍摄，拍了两天就被赶走了。这两天里，他的感受非常复杂。负责人对家政阿姨的态度非常粗暴，拍摄阿姨的视频给雇主时，经理对阿姨呛道：“不会笑啊？笑一下！”
电影《阿姨》剧照。（片方供图）
梅若曾以雇主的身份去北京一家连锁家政公司，进门后，她被一群人高马大的小伙子围住，经纪人全是青年壮汉。她设想了家政阿姨在这里的感受：“她们很难不感受到压力。”
与此同时，家政公司既要赚雇主的中介费，也要赚家政阿姨的培训费。经理时常在手机上直播，宣称北京的活儿多，吆喝各地农村妇女来北京赚钱。“实际上，他们目的更多是让她们来交培训费，来了有没有活呢？再说。”
这点在后来得到了齐博的印证。在马驹桥拍视频时，齐博偶遇了一位刚到北京的大姐，没有手机，钱包里总共只有6000元。齐博将大姐带到自己认识的家政公司，想帮她介绍活干。家政公司的经理把齐博拉走聊天，10分钟后，齐博出来时，发现大姐已经交了4000元“月嫂培训费”。
直到最后，那个大姐也没有做成月嫂，因为培训结束后，还需要去妇产医院实习，“并不是他（家政公司）说的那么简单，你培训完了就能赚钱。实习有钱没钱还不好说，但是钱也花了。”
服务于家政女工的公益组织，为这些女性在这座城市提供了一个珍贵的空间。（《阿姨》片方供图）
在家政公司住了一个月后，王淑华“上了户”——在家政行业，这是指前往客户家，开始正式服务。她记得很清楚，那天是3月11日。幸运的是，她遇到的第一位客户很好说话、出手阔绰，王淑华在他们家一做就是五年。
事实上，遇到好的雇主是一件极其需要运气的事情，碰上难以磨合的雇主才是常态。
叶凤梅来北京打工的原因和王淑华几乎一样。她是甘肃白银人，2005年国企下岗，此后一直照顾婆婆和母亲，儿子上到高一的时候，老公做生意赔了钱。为了还债，叶凤梅做起了家政。
叶凤梅上的第一家户，家庭氛围十分压抑。男主人在外做生意，心情不好就挑叶凤梅和管家的刺儿，在家时不时把冰箱门拉开，在叶凤梅面前检查冰箱分类情况；家庭教育也让叶凤梅内心不认同，男人不让儿子吃肉和鸡蛋，孩子天天背着父母暴饮暴食，生病了也不给吃药，只吃保健品。
发生第一次冲突是在半年后。管家临时出门，女主人让叶凤梅临时看一下孩子的功课。叶凤梅打开他的作业本，全是“鬼画符”。叶凤梅提醒孩子，写字稍微认真点。孩子立刻嚎啕大哭，跑去向妈妈告状。女人从屋子里冲出来，劈头盖脸骂她：“用得着你教育吗！”
中年负债，背井离乡，在北京孤立无援，叶凤梅唯一宣泄情绪的方式就是站到过街天桥上，看着过往的车辆，默默地哭。
几乎每位阿姨都遇到过这样的委屈。陈恩华曾在一户人家做小时工，客户要求她擦地的时候不能蹲着擦，必须跪着擦，水龙头得擦到一盆水浇下去不挂一滴水珠，才算干净。
很快，陈恩华就提出了辞职。拿到工资下楼后，客户又让她回去。开了门，客户指着陈恩华的鼻子说：“我告诉你，你出门不要说我家里的事，你跟任何人说，我叫你现在手里的活干不了！”
鸿雁在2024年创立了家政服务的社会企业“百手家政”。在与雇主对接的群里，梅若更直观地看到了一些雇主对家政工的态度：“连尊重都给不到。”在梅若看来，尊重体现在非常具体的场景中，有的雇主张口就骂阿姨，阿姨实在忍不下去了，提出辞职，这在雇主看来又成了不专业的表现。
这是家政阿姨需要面对的工作日常。“她们没有后路的。”梅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旦下户，就没有地方住。你在偌大的一个城市里面，没有去处，你敢下户吗？”
休息日本应是放松的时间，但许多雇主不希望阿姨周末出现在家里，因此，对许多阿姨来说，如何度过休息日，更是一个问题。“小时工还好点，有个蜗牛般大小的房子，就可以休息。”陈恩华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自己做育儿嫂的时候一个月休息两天，她无处可去，最后在公园的椅子上躺了一天。
鸿雁则让散落在城市里的家政工找到了一个聚集的地方。在这里，她们共享着“家政女工”的身份，又并非以同事相处，关系简单纯粹，她们称呼彼此为“姐妹”。
鸿雁每周末都组织活动，每周四会在群里预告。每周五，叶凤梅赶紧报名。她当时的雇主住在海淀，到鸿雁需要两个小时，周六一早，叶凤梅就和另一个姐妹一起骑自行车过去。陈恩华也是如此，鸿雁办的活动对阿姨免费，陈恩华学了中医、手机电脑使用、雇主沟通技巧，王淑华则在鸿雁学了五个多月刮痧，成立了刮痧小组。
更多的时候，这样的机构提供的是一个寻找同伴、释放情绪的安全的空间。
安安是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木兰”）的一名志愿者，木兰是一个服务来京务工的打工女性的公益机构。她还记得在一个冬天，她从学校坐了近两个小时地铁，再转公交车，来到木兰的活动室。有一位姐妹带了自己熬的糖水，安安正准备进门，另一位认识她的姐妹立刻站起来，把安安揽进屋里，招呼她喝糖水。“外面很冷，但里面特别暖和，”安安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在那个时刻，你就会觉得你真的在北京有另一个家。”
无论是木兰还是鸿雁，通过艺术节、口述史、诗歌、游戏剧场等渠道，鼓励女性表达自我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木兰让姐妹们一个有地方能说自己的委屈，能说自己的难过，”安安说道，“很多时候，无论是在家庭还在社会里，流动女性都是不太能讲话的。在木兰，她们反而可以说很多话，甚至好像也只能在木兰说。”
这种安全的空间能够成立，和身为女性所共处的环境有关。安安观察到，外界的很多人很难想象，一个女性出来打工，会遇到什么困难：居住在城中村，被骚扰了没有地方说；和家人吵架后，被家暴了没有地方可以去。在木兰，“所有人都知道痛经是什么感觉、被性骚扰是什么感觉，因为性别被看不起是什么感觉，你也能感受到沟通之中女性特有的细腻之处”。
电影《阿姨》中的两位家政女工。（片方供图）
看片会上，陈恩华第一次看到自己参演的电影《阿姨》。“太心酸了，”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的剧情还比较看得过去，小谭那一段，我看得都流眼泪。”
齐博思考过用何种基调对阿姨进行银幕呈现——悲情还是欢快的？沉重还是轻松的？这个答案在《分·身》的排练中浮出水面。当一位家政工描述自己周末茫然孤独的状态时，台上的姐妹哭着抱成了一团，齐博也哭着完成了拍摄。
因此，他还是取用了相对沉重的基调。“我要展现这个群体的社会性的生存情况，以及她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剧情部分拍得很快乐，就不合适。”
然而，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仍旧有产生张力的时刻。
在FIRST电影展上，《阿姨》的主角何明英和谭启荣第一次看到影片。故事里，一天晚上，何明英骑着自行车，回到地下室里的房子，将热水倒进盆里，准备泡脚。特写镜头中，何明英慢慢俯下身，脱掉袜子，撕掉脚上的创口贴。工作一天下来，何明英的脚和手都有点肿，脚上伤痕累累。看到何明英的脚的时候，齐博感到十分触动：“她人生经历了很多事情，这双脚就是非常直观化的呈现。”
电影放映结束后，何明英对齐博说，她觉得自己的脚“很恐怖”。何明英也对梅若强烈地表达过，她不希望自己的脚出现在银幕上。
梅若理解她的心情：或许对大众来说，这样的画面足以打动人，但对于作为第一观众的阿姨们而言，第一感觉肯定不是被自己的故事打动，而是“我要上电影了，我这形象，好不好？”
在梅若看来，自信、体面地在公众面前展示自我，也可以给她们力量，“我不想让她们呈现一个大众喜欢的样子，而是一个她们喜欢的样子。”
每次做艺术节的时候，梅若对阿姨们说，上台时一定要穿上最喜欢的衣服，化上妆。去西宁参加FIRST影展的那天晚上，梅若陪着何明英和谭启荣换了十几套衣服。何明英担心自己的头发太少，发型不好看，梅若建议道，要不要弄一个假发？
“虽然我们是这个职业，虽然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狼狈，但是当我们展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新的叙事。”梅若说。
作为鸿雁的负责人，梅若也曾遇到这个困扰。有媒体拍摄在工作现场的她，没有打扮，“灰头土脸的”。看到片子后，她对自己的形象感到很不舒服，又对自己的这种“不舒服”产生了犹豫，“它符合大众对你的人设的期待，做家政工、劳动女性的公益机构负责人，她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但实际上我生活中不是那样的人。”
第一次与木兰的负责人丽霞见面时，与安安设想中女性公益人的“亲切和蔼”不同，丽霞是一名比较严肃、有距离感的人。后来她发现，这样的距离感或许是为了保护姐妹们的隐私。当得知木兰服务的群体后，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为之所用的题材，曾经有学生在没有告知丽霞的情况下，直接扛着摄像机就来到木兰进行拍摄。
在安安看来，如何呈现所谓的边缘群体很考验人——如果一个作品的主要目的是在加强对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那么，消费这个群体的成分会更多。大众谈论起流动女性时，似乎离不开“心酸但坚韧”这种描述，然而当安安与她们接触久了后，发现有忧愁的人，也有乐观的、幽默的、新潮的人。
“如果我们能把那种很刻板化、想象出来的‘坚韧’放下，才真的有空间去讲她们的处境。”安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们的苦是日常的，没有那么多戏剧冲突。可能只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没有办法想蹲着吃就蹲着吃，或者家里人都出去了，没有人聊天。”
后来，梅若会主动协商，是否能在剪辑视频时稍微做一点美颜？在发文选择配图的时候，可不可以选择一些阿姨更好看、更有神采的照片？
也有人对梅若表达过担心：如果阿姨打扮得漂亮，是不是就不像“阿姨”了？“她为什么所有的时刻都得像个阿姨？”梅若反驳道，“她们参加艺术节、脱口秀时不像一个阿姨，这才是正常的。她时时刻刻像一个阿姨，岂不是很怪？”
写作是一些家政女工度过闲暇时间的方式。（《阿姨》片方供图）
对外来务工的劳动女性而言，精神生活、个人成长重要吗？
齐博认识几位热爱写作的大姐，雇主家里不一定有纸，她们就趁手在纸壳上写，在家政公司打地铺的时候就趴着写，或者在手机上用手写输入法打下来。靠着这样的写作环境，她们的作品集成了书、签了出版合同。
在木兰的一次活动上，有个姐妹对安安说，自己不愿意躺在床上刷手机，但是她不知道除了刷手机之外还能做什么。“她们不愿意麻木，很不甘心在一个很匮乏的生活中。”安安说道，“如果不知道有地方能给你一个安全的空间和资源，大家就没有机会去做这些事。”
历时一年的排练，2023年，身体舞剧《分·身》在北京天桥艺术+艺空间展演。演出前，叶凤梅和其他姐妹互相鼓励，“台上不要哭，大家都忍着，都经历了那么多，一定要完完整整表演完。”如她们所愿，演出顺利完成。
“经历了那么多，我总会好的。”问及排练《分·身》对自己的影响时，叶凤梅说。
虽然鸿雁已经举办了四届家政工艺术节，梅若也并不希望夸大艺术给家政阿姨带来的影响。“一个人的改变有非常多的因素发生，很大的一部分原因还是她自己决定去起身，打开。艺术作品本身只是让这件事情可见了。我不希望误导大众，以为艺术创作就可以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
《阿姨》电影看片会结束之际，主演和鸿雁工作人员一起上台唱歌，歌词是：“我的生命是一本书/写着时间与地点/写着无怨 写着无悔/我的生命是一本书/写着沧海与桑田/写着地覆天翻……”
叶凤梅和王淑华分别在前年和去年回了老家。在工作的第三年，王淑华就替前夫还完了37万元欠债。叶凤梅为老公还了大部分的钱后，于2022年9月提出离婚，“他做生意赔了，大部头都是我还的，我走出去了，但没看见他一点儿的改变。”
2025年4月，叶凤梅问王淑华，干吗呢？王淑华说，在家待着呗。“你想出去玩吗？”“那就去呗。”
就这样，她们二人在西安碰面。两个人坐着卧铺火车，一人买下铺，一人买中铺。她们先去了洛阳看牡丹，又去了开封，看了清明上河图、逛了开封府。再一路南下，到张家界、凤凰古城，回程路上还去了长沙。
一路上，叶凤梅负责策划、做攻略，王淑华负责掏钱。两个人一起住七八十元一晚的民宿，到哪里都坐公交地铁，像两个一起出游的大学生。她们玩了二十多天，临近五一假期了才回家。在退休前，王淑华从来没有旅过游。
（应受访者要求，安安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9-30 07: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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