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希·内森·卡齐斯(Josh Nathan-Kazis)制药巨头在华押重注,与美政府政策背道而驰。制药行业数月来一直顺应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努力将制造和投资转移到美国,并试图将中美经济脱钩。众多大型制药公司已承诺投入数百亿美元在美国建设工厂和研发设施。
然而,就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制药公司同时大幅提升了对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兴趣,宣布了可能是迄今为止针对中国公司研发的实验性药物授权交易的最大几笔交易。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这几笔交易保持沉默。这些交易价值约250亿美元,包括预付款和潜在的里程碑付款,似乎与美国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
这些交易有朝一日可能会为患病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但它们也对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构成了重大风险。美国国内的药物研发管线依赖于大型制药公司(Big Pharma)的资金,而现在这些资金可能正流向上海的初创公司,而不是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
最近的交易源于去年美国生物科技公司Summit Therapeutics对其从中国公司康方生物(Akeso)授权引进的一种新型免疫疗法癌症药物的成功试验结果。在该试验中,该药物的表现优于默克公司最畅销的Keytruda,这燃起了人们对其可能成为癌症治疗重大突破的希望。
自那以后,大型制药公司纷纷争相获取自己的药物以与Summit的产品竞争。去年11月就有一笔交易,默克公司以约5亿美元预付款和另外27亿美元潜在里程碑付款的价格从一家中国制药商那里获得了一种实验性药物的授权。
最大的交易就发生在过去两周内。五月中旬,辉瑞公司(Pfizer)表示将向其中国合作伙伴三生制药(3SBio)支付13亿美元预付款,以获得其研发的Summit药物的竞争产品,外加数十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辉瑞还将向三生制药进行1亿美元的股权投资。
就在本周,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 Myers Squibb)宣布将在未来三年支付35亿美元,外加数十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以收购中国公司百利司(Biotheus)开发的类似药物的一半权益。这家公司几个月前刚被德国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收购。
对于任何生物科技授权交易来说,这些金额都堪称巨大——毕竟这些药物距离获批上市还很遥远。对于中国研发的药物而言,这样的支付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大型制药公司)是相当成熟老练的公司,它们在此投入了巨额资本,”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医疗保健项目主任克雷格·加思韦特(Craig Garthwaite)教授在谈到最近的交易时表示。“这证明了其科学研究的有效性。”
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大型制药公司正竭尽全力向特朗普政府表明它们能够适应总统的政策议程,因为该行业正试图避免受到威胁的关税和药品价格限制。礼来(Eli Lilly)、强生(Johnson & Johnson)、百时美施贵宝等公司今年都已宣布了数百亿美元在美国投资制造和研发设施的计划。
白宫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华盛顿方面对中国生物科技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日益焦虑。尚未获得国会通过的《生物安全法案》针对的是中国的复杂药物制造,而近期一份受国会委托的报告呼吁美国采取“迅速行动”与中国生物科技领域竞争。
在这些努力陷入停滞之际,中国生物科技创新的步伐正在加快。直到最近,美国制药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仍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视为提供更便宜的“仿制型”资产的来源,这些药物模仿但并非完全复制现有药物。如今,随着最近的抗癌药物交易,中国公司正在创新一类全新的药物,似乎每一家大型制药公司都认为自己必须参与其中。
去年让投资者、分析师和公司感到兴奋的Summit药物是一种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它结合了两种经过验证的抗癌工具。Leerink Partners的分析师黛娜·格雷博施(Daina Graybosch)表示,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一直在尝试类似的组合,但从未在人体中进行过测试。
这是因为早期人体测试在中国比在美国更便宜、更容易进行。根据Cantor Fitzgerald分析师李瓦特塞克(Li Watsek)的说法,除了最大的公司外,美国生物科技公司通常一次只开发一两种实验性药物,而规模类似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可能同时有十多种”不同药物在进行试验。
这些组合型抗癌药物最终未能让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感到足够兴奋并优先开发。但中国公司推进了不同的变体。当Summit及其中国合作伙伴在一种结合PD-1和VEGF的抗体上取得有希望的结果时,还有多家其他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也准备好了各自的PD-1/VEGF组合药物。
所有这些对美国生物科技行业来说都不是好消息,该行业近年来一直受到股价下跌、现金短缺和其他挑战的重创。
过去12个月,SPDR标普生物科技交易所交易基金(SPDR S&P Biotech ETF)下跌了11.5%,而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1.7%。
瓦特塞克表示,投资者的部分问题在于难以了解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实际在做什么。“目前这有点像黑匣子,因为很多这些中国公司,它们可能有资产,但无法追踪,”她说。“可能有十几种正在开发的分子你甚至都没听说过。”
从长远来看,担忧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
“在某个时刻,它将达到终极速度,我们将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竞争对手,”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担任高级政策官员、现为南加州大学谢弗研究所非常驻高级学者的约瑟夫·格罗根(Joseph Grogan)表示。“如果中国人建立起了我们构建的那种生态系统的飞轮效应——包括私营企业、研发、政府支持以及强大而审慎的监管基础——那我们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