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尔领衔的德国选择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位列第二，创下历史纪录。
文丨亦凡
编辑丨漆菲
从布鲁塞尔的立法机构到柏林的地方议会，极右势力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撼动欧洲。
德国是这一巨变中最引人瞩目的样本。刚刚结束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取得第二名的历史最好成绩，不仅击败了社民党等老牌政党，和第一名联盟党的得票率差距还不到8%。然而，德国主流政党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的“防火墙”，将选择党挡在总理府外。奥地利也差一点变天——去年9月，极右翼的奥地利自由党（FPO）在选举中拔得头筹，只是之后的组阁谈判未能成功，最终由兼容中左和中右立场的三个政党于今年2月27日组成中间派政府接管国家。◆奥地利组建了三党联合政府，极右政党未能入阁。
即便如此，欧盟27个成员国中，至少有7个国家的政府由极右翼掌舵，或是有极右翼参与执政联盟；而在欧洲议会，至少四分之一席位由极右翼党派占据。来自德国选择党的尼诺（Nino）告诉《凤凰周刊》，他认为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左翼的时代已经结束，全世界都将走向右翼，这对我们的身心至关重要”。
面对极右浪潮的汹涌来袭，建制派的焦虑溢于言表。尤当欧洲中间派力量日渐趋于萎缩，在政治碎片化的围剿之下，今日之主流政党面临走向边缘的危机。德国选择党的成绩代表了欧洲极右翼的又一次胜利。过去几年间，欧洲大大小小的选举证明，政治光谱两端的力量持续切分中间派的选票，但极右要比极左更为得势。作为欧洲主心骨的法德两国都是如此。法国去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国民联盟（RN）成为议会最大单一政党，此后左翼党派靠着合作组建“新人民阵线”取得最多议席，才得以阻击极右翼执政。自那时起，法国政坛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去年12月，时任总理巴尼耶因未经国民议会投票，试图强行通过2025年社会保障预算草案，而遭国民议会投票弹劾辞职。今年2月，现任总理贝鲁成功挺过两次不信任动议，总算让2025年国家财政预算草案过关。但议会内各党派之间关系依旧紧张，贝鲁政府仍被视为少数派政府，法国政坛僵局预计会持续下去。◆去年12月，法国国民议会进行不信任动议投票之前，时任法国总理巴尼耶（中间）在与人交谈。
2月28日，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将法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该机构指出，这反映出“在经济增长前景更加不确定的背景下，以及在解决法国巨额潜在预算赤字的政治共识薄弱的情况下，政府债务将不断上升”。除了在议会中左右政局，在一些国家，极右翼政党早已把控政府或加入执政联盟。在意大利，由乔治娅·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Fdl）在2022年选举中胜出，该国迎来二战后最右翼的一届政府，梅洛尼则出任总理。虽然梅洛尼声称兄弟党属于西方主流保守主义，守护传统文化和保守价值观，并非极端政党，但外界仍将其描述为右翼民粹、新法西斯主义、本土主义的结合体。荷兰与之类似。2023年，由海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PVV）在选举中意外获胜，斩获远多于其他主流政党的议席数量。因为在反移民和疑欧论上的言辞过于激烈，最终维尔德斯没能出任首相。不过，自由党依然掌管荷兰多个重要部门，新任首相斯霍夫也誓言将实施最严格的移民政策。◆2023年，由海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在荷兰选举中意外获胜。
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党（Fidesz）多次在大选中获胜，欧尔班长期以与主流相当格格不入的姿态活跃在欧洲政坛。在芬兰，芬兰人党（FP）已是执政联盟成员，它在此前的议会选举中排名第二。在瑞典，瑞典民主党（SD）也与执政联盟签署协议，派驻专员进驻政府部门，从而影响政府决策。极右势力的崛起不是转瞬间实现的，也非新鲜事物。尽管“极右”（far-right）的概念十分复杂，但通常蕴含一些显著特征。总部位于罗马的国际事务研究所（IAI）所长娜塔莉·托奇（Nathalie Tocci）向《凤凰周刊》解释说，极右翼政党希望将权力集中在行政机关手中，以此削弱分权和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它们也更倾向于潜在的独裁，往往伴随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极右领导人往往很懂媒体；它们还具有连贯的社会保守议程，强调宗教价值观，反对公民权利，如反对LGBTQ+、反移民等。除了极端民族主义、威权主义、激进保守主义等核心意识形态，历史上，极右的意识形态还包含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这样的历史沉疴也让欧洲主流社会对其深感恐慌。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极右便有复苏之势，这被视为对时代背景的回应——横亘东西方阵营的铁幕消失，全球化再度起航，无论民族国家还是个人生活方式，都在这一大趋势下遭遇变革与挑战。一个例子是，国民联盟得票率最高的地区和法国的老工业基地或不发达的郊区乡下高度重合，这些地区的选民大多因为全球化而利益受损。
◆2024年6月28日，国民联盟的支持者在法国巴黎郊区分发选举传单。法国年轻人过去大多不参与选举投票或是会投给左翼，如今对极右的支持正在激增。
要试图追溯是什么促成了极右翼在当下欧洲的壮大，原因可以是具象的。比如德国选择党成立于2013年，最初主要反对欧元，该党认为欧元对德国民主制度、法治体系、社会市场经济，乃至对于欧洲一体化都是有害的。该党首次进入联邦议会适逢移民问题在德国社会引发担忧，类似的社会背景或政策推行，此后都能为其所用，比如能源转型、新冠疫情期间的限制举措、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援助问题。在解释为何加入选择党时，尼诺给出了三大理由：一是众所周知的移民问题；二是他不想再为“传播虚假信息”的电视付费；三是他支持与美国、中国、俄罗斯三国搞好关系，“除了选择党，德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同时与这几个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他向《凤凰周刊》宣称，许多左派政党的人用谎言和操纵手段来抹黑选择党，“该党是德国最后的希望，是唯一能为德国人制定政策的政党。它只为德国人的利益着想，不为欧洲、不为世界、不为移民。”◆联邦议院选举后，德国选择党总理候选人魏德尔在该党总部挥舞着德国国旗。
在意大利，一些极右团体之所以能迅速扩张，也是因为遇上青年失业率激增。近几年的经济危机影响到意大利本就缩减的福利制度，后者恰恰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公民资格之上。于是，移民被置于舆论中心，被视为瓜分本土居民社会资源的罪魁祸首。托奇告诉《凤凰周刊》，十年前在理解极右翼的崛起时，这些解释的确占据主导，诸如经济下行、社会不平等、中产阶级的利益被侵蚀等。“它们在一部分上是对的，但并不充分。”托奇指出，至少几年前，欧洲年轻人还是和进步派及相关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在移民、气候、性少数议题上持进步立场，“可如今，年轻的白人男性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23岁的西班牙人伊万（Iván）是一位正在实习的土木工程师，他告诉《凤凰周刊》，因为不喜欢政党制度，他从不参与选举投票，但由于部分理念与西班牙极右翼的呼声党（Vox）接近，他对该党有一定好感。伊万说，与其一起长大的朋友中，真正亲密的只有两个人，“他们的观点和我比较接近”。而在大学，他的大多数同学偏向进步派和左翼思想。“但我觉得，他们以后会变得更加‘成熟’。”他补充说。伊万自认为是一个“保守而传统”的人——爱国，不认同全球主义。他有着右翼白人男青年的典型观点，认为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很重要，主张对抗当今流行的后现代思潮，尤其是“觉醒”文化。此前他参加过几场极右翼势力组织的活动，主题是反对西班牙出台的《综合性别暴力法》。抗议者六成以上是男性，整体年龄偏大。该法律旨在解决针对女性的性暴力，但伊万认为，该法律假定了某些犯罪动机是基于性别而产生的，有违无罪推定原则。针对欧洲青少年的右转现状，托奇将症结指向社交媒体。“一些白人青少年的网页上充斥着支持大男子主义、反对性少数群体权利的内容。”她向《凤凰周刊》坦言，“我对此不太理解，但背后肯定是（社交平台）扭曲的算法作祟。可要让我说这一切是如何开始、谁在推动的，我也未能完全掌握。”在她看来，仅仅拿经济原因来解释显然不够，“（这个问题）一半可以从物质角度理解，另一半则关乎文化认同，而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后者”。谈到媒体作用时，伊万措辞激烈地批评起传统主流媒体。“这些媒体都是为金主服务的‘娼妓’，谁出价高就听谁的。”在他看来，主流媒体与主流政党是一体的，前者依赖后者投放广告来赚取收入。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人类学系波兰裔助理教授阿格涅什卡·帕西卡（Agnieszka Pasieka）认为，作为极右翼意识形态的核心，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另一套道德框架和视角。比如福利国家制度具有明显的排外色彩，因为高福利来自于高税收，依赖于全体国民的共同付出与责任。这自然而然使很多人拒绝让新移民成为这一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不信任外来者会承担相同的责任。英国脱欧时，不少支持者的理由就是欧盟移民滥用了英国的福利体系，却没能为英国做出相应的社会贡献；国民联盟在说服法国选民为自己投票时，也会指责多生孩子的穆斯林移民家庭抢占了社会福利，导致国家入不敷出。上述背景下，主流政党却始终没能找到应对方式。极右翼针对移民大加挞伐，轻易挑起集体情绪和社会狂热，吸引本土选民划分出“我者”和“他者”的界限，主流政党此时一味强调包容接纳，反而显得苍白。随着大量移民涌入，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人们变得愈加多元化且异质化，大家使用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遵循不同文化传统。有的国家希望在宽容的基础上追求多元化，比如英国，因此不会干涉移民的宗教或文化偏好；有的国家则在尝试了“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后转向同化政策，例如法国采取的“共和模式”，以制度化方式弱化移民的族群意识，该国的穆斯林妇女就不被允许穿戴头巾等宗教服饰。
◆同化政策在法国推行得并不顺利，穆斯林融入困难且常遭到敌视。
近年来，法国社会因为移民话题变得更加撕裂，恐怖袭击、暴力抗议常常与之绑定，并促成国民联盟的崛起。这种情形下，为了与极右翼政党争夺选民，很多主流政党试图采取类似极右翼的方式来回应社会不满，例如对移民采取更为严厉的驱逐举措。德国候任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近来提出旨在加强移民控制的《移民流入限制法》，这一不具约束性的草案是在德国选择党的支持下通过的，因此掀起巨大的抗议浪潮。十多万德国人走上街头表示反对和谴责。就连卸任后鲜少发声的前总理默克尔也站出来批评默茨为推动本党提案，违背底线和承诺。◆2025年2月2日，人们在德国柏林亮起手机，抗议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寻求德国选择党的支持，在议会推进收紧移民的法案。
然而，多国的选举和民调表明，对于主流中右翼政党来说，妥协的过程只会导致它们进一步被极右翼“蚕食”。托奇认为，就算中右翼政党认同右翼民粹主义议程，将控制移民作为未来的政策重点，但选民只会倾向于选择极右翼的版本，而不是温和的版本。这一过程中，主流政党如何处理与极右翼的关系显得极为关键。托奇指出，“假如你是一个右翼选民，当你知道极右翼不可能掌权，也就不会投票给他们。但假如温和派向极右翼暗送秋波，那么极右翼在选举中面临的不利因素就消失了。”托奇将主流政党与极右翼的合作比喻为“政治自杀”，在她看来，欧洲主流政党一直走在这条路上。“至今没有一个例子能证明，当中间派和极右翼合作后，极右翼能变得温和、中间派得到强化，现实一定是相反的——极右翼得到强化、中间派变得更激进。”在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塔里克·阿布-查迪（Tarik Abou-Chadi）看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指出，主流政党在诸如移民问题上妥协，不仅不会带来选票的回流，还会赋予极右党派合法性，“因为投票给后者不再意味着越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情况，哪怕主流政党只是表示愿意合作，也会让极右翼变得更加强大。”阿布-查迪预测，欧洲的中右翼政党或将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被极右翼政党取代：“这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可我们仍像谈论边缘政党一样谈论它们。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将极右翼政党及其支持者视为边缘人群，属于相当过时的刻板印象。德国选择党成立时，曾被称作“教授党”，很多早期成员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拥有体面的社会身份，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理念充满了极右和反建制色彩。伊万所追求的目标听起来也非常“理性”，“我的目标是追求真相，而找到真相的方式就是辩论，同时保持一定的谦逊。”他有着自己的小圈子，也从不排斥与观点不同的人相处，“有重要的足球比赛时，我会和他们一起去酒吧看球，在那里辩论”。不过他承认，不是所有话题都可以拿出来讨论，“例如加泰罗尼亚独立问题或女权主义”。学者帕西卡辗转欧洲多国，对极右青少年群体进行了研究，关注他们的草根实践。她发现，“大多数投身极右翼活动的年轻人——借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令人恐惧地正常’：他们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学习、工作、社交，在空闲时间投身极右翼活动。”除此之外，极右翼群体试图让自己的行为趋于规范化，避免与暴力、混乱、亚文化等关键词绑定，这让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被外界接纳。比如法国的国民联盟会要求议员们穿西装、打领带。帕西卡在观察极右青少年的活动时发现，他们会仔细收集并扔掉游行时留下的垃圾。这意味着，极右翼运动是在一系列日常的工作和实践中完成的。在深层的政治裂变和社会分裂面前，欧洲大陆并不孤单，因为大西洋两岸的保守浪潮已成交响之势——五年前，美国极右团体冲击国会山的疯狂景象历历在目，并将美国社会拽入撕裂的深渊。
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为大西洋两侧的保守势力注入了强心剂。欧洲的极右翼领袖们显然大受鼓舞，由欧尔班牵头组建的欧洲议会新党团“欧洲爱国者”高调宣扬反欧盟、反移民、反自由派精英等政治主张。◆2025年2月8日，欧洲议会极右翼党团“欧洲爱国者”的领导人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集会，本次集会的口号是“让欧洲再次伟大”。
2月初，该党团在马德里召开盛会，欢呼着“让欧洲再次伟大”，号称要发起新一轮“收复失地运动”。“收复失地运动”指的是位于西欧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天主教各国逐渐战胜南部穆斯林摩尔人政权的运动。史学家以718年，倭马亚阿拉伯征服西哥特王国，以及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建国为收复失地运动的开端，以1492年西班牙攻陷格拉纳达为终。这场针对穆斯林的驱逐运动被极右政客们拿来强化反移民的合法性。他们声称，“我们是欧洲抵御伊斯兰主义扩张的屏障，我们准备再次这样做。”这些价值观与特朗普不谋而合，大洋两岸的保守力量早已联动。比如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就狂热支持德国选择党，身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南非移民，马斯克高呼“只有选择党才能救德国”，并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与该党的竞选集会，喊着特朗普口号的又一复制品：“让德国再次伟大”。然而，美国和欧洲极右翼的利益无法完全重合，特朗普追逐贸易保护主义、捍卫所谓的美国利益，其中不少已经化为打在欧洲身上的板子。比如他威胁将对欧洲征收25%的关税，再比如放弃对盟友的安全承诺，让欧洲通过提高军费自顾周全。欧洲境内也是类似境况，一方面各国极右翼政党共享着类似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尤其是反移民、反全球化、主张保守价值观；另一方面，极右翼并非铁板一块，内部也存在嫌隙，具体议题上可能持有不同的应对思路。德国选择党风头正盛，却不被法国的国民联盟认可，因为后者不希望与纳粹这样的负面标签扯上关系。德国选择党也未能加入“欧洲爱国者”党团，因为去年欧洲议会选举前，该党主要候选人马克西米利安·克拉（Maximilian Krah）宣称，“并非所有纳粹党卫军成员都是罪犯”，导致该党被逐出当时的“身份与民主”党团（即“欧洲爱国者”的前身）。◆德国选择党欧洲议会选举首席候选人马克西米利安·克拉（Maximilian Krah）的言论引发了激烈抗议。美国《纽约时报》分析称，在欧盟面临的很多问题上，右翼民族主义者持有不同意见。比如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匈牙利的欧尔班、荷兰的威尔德斯以及德国选择党都予以反对，但法意两国的极右翼势力却力挺乌克兰；各方在是否举行脱欧或进行欧元区公投等问题上立场也不统一。即便是各方都关注的移民问题，分歧也已显现。比如德国选择党主张完全拒绝移民和庇护政策，国民联盟则将矛头更多指向非法移民，各党派在是否与欧盟寻求妥协等问题上也立场各异。事实上，极右翼政党越是反对非法移民，这一问题越难得到解决，因为当谁都不想接收移民时，反而难以进行责任划分，就算将一切责任推给原籍国或者过境国也无法一劳永逸。尽管存在分歧，极右翼的扩张仍然值得关注——如托奇所说，他们已在气候、移民领域施展一定影响力。在欧盟层面，极右翼还将挑战欧洲区域一体化进程。这种影响可能是身份认同上的，许多极右翼政党都持疑欧立场，反对让欧盟掌握过多权力。这一背景下，欧洲人对欧盟公民的身份认同有可能会转弱。目前，大部分欧洲人仍对这一身份具备相当的认同。去年欧洲议会选举前，欧盟发布了欧洲晴雨表，针对所有成员国进行调查。数据显示，7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欧盟公民，比2023年上升2%。从过去十余年的数据来看，认同欧盟公民身份的人数呈现小幅上升趋势，近几年保持在七成以上。◆2024年的调查显示，74%的受访者认同自己的欧盟公民身份。只是，欧盟作为经济贸易联盟的一体化程度要远超政治领域，欧盟公民的身份赋予了该地区民众一系列的权利，比如参与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只是这个身份依然模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依赖于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伊万对欧盟有着颇多微词，他认为西班牙完全有能力实现独立，但问题在于“把太多责任交给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他们却向欧盟屈服，放弃了自主权”。在伊万看来，欧盟正在推行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于希望保持主权、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是有害的”。去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极右翼在政策层面的影响已经有所体现。托奇指出，“欧盟各成员国有着不同的政治运作方式，并不存在一个欧盟政府，议会中的多数派形成于具体的立法之上。如今在气候、移民等问题上，却涌现出另一层意义上的多数派。如果说‘防火墙’会在哪里崩溃，布鲁塞尔就是其中一个，这令人担忧。”类似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可能会倒退。极右翼支持经济民族主义，反对欧盟单一市场规则，这可能促使保护主义抬头。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遭遇挑战，不仅可能威胁到欧元的稳定，也会让法德面临的困境不断重演。比如极右翼政党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增加政府支出，可能会反对欧盟对预算赤字的限制——去年，法国、意大利等国因为预算赤字超过欧盟的3%上限而遭到批评。即便全球化有退行趋势，这个世界在各种维度上早已紧密连接，欧洲投下石头，涟漪会扩散到全球。如果欧洲选择保护主义，势必会影响到全球的贸易结构。绿色愿景也会因此受挫，欧盟过去多年扮演转型先驱者，如果放弃能源转型政策，将重新推高化石能源带来的排放。这既干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也可能引导别国放弃减排承诺，拖累全球气候治理。对乌政策同样将面临挑战，不少极右领导人不希望持续无条件地支持基辅。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给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信中说，欧盟内部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无法弥合的“战略分歧”。欧尔班呼吁欧盟效仿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谈判。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则明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当然，欧洲自身仍有一定的纠偏动力，当某个欧盟成员国偏离民主原则时，其他成员国会共同施压以维持稳定。比如，匈牙利在过去六个月内担任了欧盟轮值主席国，但欧尔班未能推动任何体现极右翼诉求的政策变革。尽管欧洲人对当前的状况感到不满，绝大多数人依然尊重民主制度，谴责任何破坏民主的行为。托奇认为，在面对极右翼力量的崛起时，主流政党既不能无视他们，也不该迎合他们，而应当努力解决问题，“一方面是经济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是文化认同问题，此外也要更善用社交媒体”。（实习生闫梓萌、徐岑对本文亦有贡献）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3-4 01: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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