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年轻人为何支持极右翼？

源济

德国年轻人为何支持极右翼？

Original 倾听远方的 凤凰WEEKLY国际 2025年02月25日 03:46

◆2月23日，德国年轻人进入投票站投票。

文丨碧德（发自德国柏林）

编辑丨漆菲

当地时间2月20日，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三天前，一场由德国华人公益机构主办的与各竞选政党代表线上互动会，吸引了近百名华人华侨参加。

这场对话的主角是一位居住在汉堡的德国六旬学者——马克·克雷默-瑟斯比（Marc Cremer-Thursby）博士。他头发花白，身着燕麦色西装，胸前别着一方口袋巾，身后是摆满书籍的书架和艺术画作，颇有老派绅士的儒雅风度。

瑟斯比以一句简短却诚恳的中文“你好”开了场，介绍自己是一位艺术史博士，曾在金融行业任职，如今专注于艺术策展工作。他透露，自己正在筹划一场关于中国汉朝艺术的巡展，将在中国以外的土地上呈现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谈及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深切兴趣，回忆起1990年代初的访华经历，并不时引用老子和孔子的箴言，流露出对东方哲学的敬重。这一切，似乎为这场跨文化交流奠定了温馨而友好的基调。

只是，这场看起来充满亲和力的社群互动却暗藏玄机，因为这位学者来自一个在他口中“没有那么危险的党”——德国选择党（AfD，下称“选择党”）。

选择党在德国政坛被视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反欧盟、反难民的强硬立场著称，其党内高层多次因发表涉嫌新纳粹倾向的言论引发公愤，甚至一度被德国国家安全机关列为重点监控对象。

◆选择党支持者经常拒绝“极右”标签，其中包括该党领导人魏德尔，她将该党描述为保守的自由主义运动。

过去，公开支持选择党被视为一种禁忌。该党的支持者往往与德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困境联系在一起，其刻板印象是一群低教育程度、失业或对现状不满的人，与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等负面标签难解难分。

但如今，事情已然起了变化。2月23日举行的德国大选中，选择党被视为最大赢家，以约20%的得票率跃升为议会第二大党，创下该党成立以来的最好成绩。尽管主流政党一致承诺不会与选择党联合组阁，使其短期内难以进入联邦政府，但该党“正常化”的叙事策略显然初见成效。

选举结束后，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告诉欢呼雀跃的支持者，历史性的结果表明，该党已走上执政之路，即使不是现在，也会在下次选举中获胜。

◆在大选中取得佳绩后，魏德尔在选择党总部进行庆祝。

“再移民”引发忧虑

瑟斯比的亮相，正是这一转变的缩影：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以文化为桥梁连接东西方，却站在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阵营中，令人不禁思考德国政治光谱的深刻裂变。

长达一小时的议程介绍中，他展现出对中国社群观念与思维的深刻洞察，直击多个“痛点”。他提到，旅居德国的中国朋友向他倾诉，德国的安全感正在消退——在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处，他们会感到恐惧。

他进而批评现任外长、绿党联席主席之一贝尔伯克的对华“脱钩”政策，主张德国应加强与中国的交流与贸易合作，强调这对双方是“双赢局面”。他毫不掩饰对绿党政客的批评，指出绿色能源转型让德国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削弱了其吸引外资的地理优势。

瑟斯比还呼吁应废除或大幅降低电视广播费。在他看来，当前每月18.36欧元的强制性收费，号称是为了维持公共广播机构的独立性，却加重了普通家庭的固定开支。他批评道：“民众每月缴纳高额费用，却只能看到主流媒体单一的报道，尤其在涉华议题上，这种偏见扭曲了德国人对中国的认知。”

只是，他对上述民生小事的“体恤”并未赢得所有听众的认同。一名中国听众在对话框中表达不满，要求他回归“核心问题”。

评论区里，更多声音聚焦于选择党的“再移民”（Remigration）政策。有人询问选择党会如何审查外国移民尤其中国移民，是否重现希特勒甄别犹太人的历史阴影；有人追问选择党定义的“外国人”是否是除“日耳曼血统”以外的所有人；亦有人提到，对于非“生物德国人（Biodeutsch）”的人权与财产权，选择党会施加何种限制。

“生物德国人”最初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外来词，指具有纯种德国血统的人。过去一年，这一词汇在德国社交媒体上频繁出现。德国语言批判行动评委会将其评为2024年的“年度恶词”。评委会认为，这个词将所谓“真正的”德国人和“二等”德国人区分开来，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种族歧视表达。

根据德国民调机构Infratest Dimap今年1月的调查，移民和经济是此次大选中选民最关注的议题。在“德国应减少接收难民”的问题上，68%的受访者表示赞同，相比十年前的21%，德国一度引以为傲的“欢迎文化”（Willkommenskultur）风光不再。

此外，85%的受访者认为朔尔茨政府在控制移民方面表现“糟糕”。由社民党（SPD）主导的“交通灯”执政联盟虽主张人道主义与融合政策，强调在欧盟层面解决问题，但执行进展缓慢，为选择党的强势出击提供了机会。

2024年1月，选择党发布关于“再移民”的官方立场文件，将这一术语推至极右翼话语的前沿。文件中，“再移民”被定义为“通过一切合法措施和激励机制，将有义务离境的外国人遣返回其祖国”，该党通过援引社会学中相对中性的“再移民”概念，强调法律秩序，试图淡化其背后的种族主义色彩和反移民情绪。

然而，“再移民”仍因其争议性被德国语言批判行动评委会评为2023年的“年度恶词”。评委会说：“在右翼以及极右翼团体的运动中，这个词汇成为其要求强制遣返甚至大规模驱逐有移民背景民众的委婉说辞。”

虽然魏德尔再三解释说，“再移民”不涉及合法居民或已入籍但“融入不足”的德国公民，但该党极端派的说法指向了更广泛的目标——可能波及已经入籍的移民后裔。

这也是不少华裔移民担忧的来源。据德国整合与移民研究中心（DeZIM）2024年3月公布的民调，约25%具有移民背景的受访者在假设层面上考虑过因选择党崛起而离开德国，这一比例在阿拉伯裔群体中尤为突出。

反抗柏林政治精英

“随着选择党的出现，德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情绪终于找到一个政治载体。研究数据显示，约20%的德国人持有非常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德国最大反右翼公民组织——阿马德乌·安东尼奥基金会（AAS）新闻官洛伦茨·布卢门塔勒（Lorenz Blumenthaler）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如是表示。

AAS的成立与德国统一后东德地区肆虐的种族主义暴力密切相关。该基金会以阿马德乌·安东尼奥·基奥瓦（Amadeu Antonio Kiowa）的名字命名，这位来自安哥拉的黑人合同工于1990年在东德小镇埃伯斯瓦尔德（Eberswalde）被新纳粹分子殴打致死，成为统一初期右翼暴力的标志性受害者。

自1998年成立以来，AAS致力于在全国尤其东德农村地区推动反对右翼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行动，为遭遇右翼暴力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并通过教育项目对抗歧视。

选择党将种族主义包装为“文化保护”或“经济焦虑”，以此吸引中间派选民的策略并不新鲜。然而，在德国经济连续多年负增长、生活成本高企、大企业纷纷裁员的背景下，民众钱包缩水，社会不满情绪随之上升，这个策略格外奏效。

“如果关注选民的实际需求，许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我的收入越来越少，连维持基本生活都变得困难？”布卢门塔勒说，“然而，回顾过去六个月的竞选活动，没有一个主流政党真正正面回应过这一核心问题。”

选择党恰恰抓住了这一痛点，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却令人生疑。“选择党注意到了民众的不满。”布卢门塔勒分析道，“但他们的方案却是：‘如果让其他人得到更少甚至一无所有，你就会感觉好一些。’这种逻辑显然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生活成本陡增的压力下，首当其冲的往往是学生和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与父辈相比，他们难以在短期积累起房产或其他财富。与东方文化中接受父母支持的习惯不同，德国年轻人往往依靠自力更生。然而，在高企的生活成本面前，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升成了遥不可及的童话。

以首都柏林为例，这座拥有众多高校和年轻人的城市，初入职场者的税后月收入通常在2000至2200欧元左右。而过去一年，在柏林热门地区，一套40平方米的独居公寓月租金普遍介于1100至1600欧元之间。加上超市购物和交通费用，每月还需400至600欧元，年轻人不得不大幅压缩外出就餐和娱乐休闲的开支，才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储蓄空间被挤压殆尽。

正因此，当年轻人接触到选择党宣扬的“难民免费获得住房”并高喊“德国人优先”的口号时，往往会产生强烈共鸣。选择党曾在 X 平台发布帖子称：“民调显示年轻人对未来充满恐惧——现在是为你的未来行动的时候了！”帖子指出，“年轻人不愿为非法移民或秘鲁的自行车道买单”。“秘鲁自行车道”指代联邦政府支持拉美可持续交通的外援项目。

◆选择党旗下青年组织Junge Alternative举行集会活动，标语上写着“我们的国家优先”。

选择党将主流政党和媒体描绘为漠视年轻人需求的势力，而将自己定位为“唯一的倾听者”，并通过“反抗柏林精英”等口号激发这些人的不满。根据波茨坦大学2024年的一项研究，TikTok平台的德国用户中，18岁至24岁的年轻选民接触到来自选择党的内容频率是其他政党的9倍。   

◆选举期间，魏德尔在TikTok平台上同年轻选民进行交流。

Infratest Dimap在此次大选后发布的数据显示，18岁至24岁的年轻选民在本轮选举中表现出明显的极化趋势。与中间派政党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将选票投向政治光谱两端的极左和极右势力。其中，21%的人支持选择党，25%的人支持左翼党（Die Linke）。这一数据反映出年轻一代在面对社会经济挑战和政治议题时，越来越倾向于寻求激进的解决方案，而非传统的中间温和路线。

为何吸引到年轻男性？

在针对德国选民的调查中，男性尤其年轻男性显现出向极右翼倾斜的趋势。根据德国公共广播联盟2024年11月的一份统计数据，德国18岁至29岁的选民中，男性对选择党的支持率明显高于女性，尤其东德地区，年轻男性的支持率接近40%。

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的一项研究亦发现，26%的德国男性对选择党持正面态度，女性的这一比例为11%，而持这种观点的男性比例自2022年以来上升了10个百分点。

◆勃兰登堡州一处选择党的投票宣传站。

这一现象与选择党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该党反对性别平等和女权主义，强调传统性别角色，并常常利用“男子气概危机”的焦虑叙事来吸引支持者。

德国世代研究所学者吕迪格·马斯（Rüdiger Maas）表示，左翼政党经常关注女权主义、平等和妇女权利等主题。“总的来说，男性没有在这些主题中看到自己。”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倾向于在投票中立场更偏右的原因。”

就连德语本身也成为性别议题的争论焦点。近年来，性别包容语言的倡导者推动改革传统德语中泛用阳性形式的习惯，例如用“Studenten”泛指所有学生。他们主张采用“Student:innen”或“Studierende”等形式增强对女性和非二元性别群体的包容性，提升后者对职业身份的认同感。

这一语言运动成效显著，许多德国企业在招聘中已广泛采用“:in”的后缀。例如，西门子在2024年的招聘广告中采用了“自动化技术工程师（适用于男性/女性/多元性别）”的描述，反映出对性别多元化的承诺。

然而，选择党却将德语视为民族认同的核心，强烈反对这一变化，认为这是对“德国性”的侵蚀。在他们眼中，上述符号让语言变得“丑陋”或难以发音，这是一种强加的“政治正确”，是左翼精英推动的“文化革命”。选择党将此趋势斥为“性别狂热”，并宣称：“Wir brauchen keine‘Lehrer:innen’, sondern echte Lehrer!”（我们不需要‘教师们’，而是真正的教师！），以此激发支持者的共鸣。

◆勃兰登堡州的竞选集会中，选择党的支持者身着蓝色服装，上面印有“祖国”的标志。

移民问题进一步放大了德国年轻男性的挫折感。2016年，科隆新年夜性侵事件发生后，《法兰克福汇报》发文探讨为何鲜有德国男性挺身而出保护他人。文章指出，战后的德国已迈入“后英雄时代”，传统男子气概的保护者角色被更平等、温和的性别规范取代。

此后，极右翼势力抓住西方男子气概“软化”的现象，在社交媒体大肆推进反移民宣传，将其与外来男性的“野蛮男子气概”形成对比，煽动公众情绪。

这直接导致针对移民的仇恨言论激增，甚至演变为暴力行动。根据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BKA）2023年发布的《政治动机犯罪报告》，极右翼暴力案件从2020年的1092起攀升至2023年的2232起，其中超过35%针对移民。

布卢门塔勒向《凤凰周刊》透露，他所在的基金会“每月都会收到来自极右翼的炸弹威胁”，因此不得不从活动经费中拨出一部分进行安全防护，如为员工住宅安装监控系统，以确保工作人员及合作伙伴的安全。

2025年2月19日，恰逢哈瑙枪击案五周年，相关话题再度引发热议。2020年2月19日晚，一名极右翼枪手在黑森州哈瑙的两家水烟吧杀害了9名有移民背景的民众，枪手随后自杀，此案被官方定性为极右翼恐怖袭击。

而2024年12月20日发生在马格德堡圣诞市场的车辆冲撞袭击事件则凸显出极右翼犯罪的复杂性：嫌疑人是一名沙特裔的选择党支持者，事件造成5人死亡、200余人受伤。选择党迅速撇清关系，坚称嫌疑人为“伊斯兰主义者”，还指责媒体“借机抹黑”，却难掩其反移民立场与事件动机之间的尴尬关联。

尽管德国政坛的“防火墙”仍将选择党挡在总理府外，德国社会已经悄然笼罩在对2029年联邦选举的悲观预期下。

这种隐忧很大程度上源于选择党的支持者正竭力摆脱“极右翼”这一带有强烈道德污名的标签，转而披上“民族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外衣。许多为选择党背书的网红自诩为“觉醒的德国人”“自由思想者”或“敢于直言真相的年轻人”，高举“真相”与“常识”的大旗，将关闭边境视为解决移民与经济困境的“务实之道”。

◆2024年9月，选择党的年轻支持者与该党政客马克西米利安·克拉自拍合影。

只不过，这种“正常化”的排外主义恰恰可能带来一种更深层的威胁——它不仅模糊了仇恨与理性的界限，更在无声中侵蚀着德国多元社会的根基。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年轻人的政治选择并未陷入“右转”的单一化迷思。18至35岁的青年群体依然将社会公平、气候变化与和平主义置于价值观的核心位置。本届大选中，左翼党的异军突起便是一个例证。通过差异化的政策定位，该党重新赢得部分年轻人的青睐。

比如左翼党提出比绿党更为激进的气候保护方案，并明确反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与外长贝尔伯克的“武装和平”路线形成分野。同时，左翼党推出的“青年保障计划”直击年轻人的生存焦虑，包括将住房成本控制在收入的25%以内、免除基本食品增值税等务实举措。

据统计，本届大选中，左翼党从绿党吸纳了约70万流失选民。选前公布的党员数据显示，新加入左翼党的党员平均年龄为29岁，女性占比高达53%。19岁的叙利亚裔德国新公民Marah Abo Zraa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她投给左翼党是因为该党拒绝煽动仇恨，尽管她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但对如今的政治右倾化现象还是感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