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历来出猛人，晚清的刘永福（1837-1917）堪称其中的代表。
早年的刘永福是一位草莽英雄，他加入广西天地会，成为这一反清地下组织的先锋将领。社会我福哥，人狠话不多，“胆艺过人，重信爱士”的他很快集结了两百多个忠实部下。刘永福率领的队伍以七星黑旗为标志，故世人称之为“黑旗军”。
清朝平定太平天国后，腾出手来收拾各地的反清起义军，广西天地会也在肃清之列。此时的刘永福只是个小人物，由于寡不敌众，被清军追着打，不得不率领黑旗军退入越南境内。
如果是在其他朝代，刘永福的故事可能到此就要画下句号了，但他身处晚清，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当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开辟山林、自耕自养时，法国人盯上了这片与中国西南接壤的土地，大战一触即发。
1873年，刘永福接受越南国王阮福时的请求，率领黑旗军抵御法军入侵。黑旗军疾弛至河内城外，利用河内西郊的丛林、田埂设下埋伏，随后刘永福亲率一队诱敌深入，等到法军海军上尉安邺的部队接近，伏兵从两侧杀出，打得法军狼狈逃窜，黑旗军阵斩法军上尉安邺。
眼见刘永福初战告捷，越南阮氏王朝却害怕法国的坚船利炮，畏惧法军的报复行动，不敢继续抵抗，命刘永福撤军，于1874年与法国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刘永福身为客将，虽得到了越南的表彰，被封为“三宣副提督”，但这个尴尬的结果显然难以令人接受，他将在日后继续为抗法而战，并蜕变为一位捍卫中国边境的民族英雄。
法国人作为不速之客，试图打破中国与越南长久以来的宗藩关系，他们与越南人签订的条约中规定，越南不再臣服于中国，并割让安江、河仙和永隆三省给法国，开放红河，允许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
可见，法国的目标远远不只是越南。在西南边境悄然升起的狼烟，最终演变为一场中法战争。
中国台湾学者张启雄认为，在晚清大变局中，将西方的国际秩序原理强加于东方，必造成东方国际体系的文化价值错乱。反之，将东方的国际秩序原理强加于西方，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19世纪70-80年代的越南之争中，中国和法国的矛盾根源之一，是中国历朝历代建立起来的中华宗藩体系。
在古代王朝的概念中，中国统辖华、夷两部分，前者是直辖领土，由皇帝直接统治，以下划分省府州县，而后者是周边的王国，“以不治治之”，作为藩属国听命于中国，中国对其拥有固有的宗主权。对于二者的关系，李鸿章在讨论朝鲜（高丽）问题时指出：“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属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
近代以后，西方列强用炮火洞穿了东方的大门，也带来了他们所谓的“国际法秩序”。
西方并不认同中国在东方建立的宗藩体系。西方人宣称，国家必须包含人民、领土、政府以及主权等四大要素，但是否符合这些要素，决定权掌握在他们手里。列强一边寻求通商，一边开拓殖民地，肆意侵占他国利益，签订城下之盟，完全不把亚洲的落后国家视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甚至以充当“保护国”为名，推翻中国原本的宗主国地位，从而侵夺原本的藩属国。这一时期，英国对缅甸的侵略、法国对越南的干预便是属于典型案例。
刘永福与法军初次交锋的十年后，法国人决定重启战火，进一步从越南北上，投入240万法郎的军费用于越南战场。
法国总理茹费理在议会中毫不掩饰地说：“难道法国只是个大陆国家吗？殖民地的每一寸领土，对于法国来说都是宝贵的，放眼世界地图，看看许多大国，他们是怎样急切地、如火如荼地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市场的！”
1883年3月，在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的猛烈攻势下，越南已接连丢失河内、南定等重镇。李威利占领河内后，声称“有雄心要扩张法国的势力”。
法军卷土重来，客居越南的刘永福再次成了越南人的救星。这一年，他47岁。
在过去的前半生中，刘永福的经历足够波澜壮阔。刘永福年幼时，他那位做杂货铺小贩的爹破产，一家人迁到广西上思一个不知名的小村投靠亲戚，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刘永福17岁那年，疫病接连夺走了他母亲、父亲的生命，他不得不外出打工，偿还债务。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岁月中，刘永福为了谋生，先后加入太平军和天地会。此时的他也许没有什么反清的壮志，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有时候，刘永福一领到工资，就“尽将钱买肥肉与豆腐，并煮而食”，原来，让这个苦命的男人感到满足，只需要一锅肥肉炖豆腐。
从事造反事业的刘永福被清朝赶到越南后，率领麾下的黑旗军进驻保胜（今越南老街），成为一支地方武装。他的旗帜是一面三角形黑旗，上面绣着北斗七星。据说，当初刘永福在广西的一座神庙中看到一尊手持黑旗的周公神像，于是将黑旗作为自己军队的旗号。越南对于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采取拉拢策略，想利用他守卫越南北部，而刘永福也打着为越王征战的旗号，在异国他乡站稳了脚跟，部下从原本的两百人扩展到三千人。
1883年5月，刘永福率领黑旗军，与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合兵一处，向连战连捷的法军发起反击。刘永福写了封战书，约法军上校李威利一决高下。李威利有些飘了，带着四百余人的军队从河内城出战，进攻刘永福的黑旗军。
刘永福在十年前伏击法军的老地方纸桥再次设下奇兵，但不同的是，这一次，刘永福自率一部作为预备队在后方督战，另外两支奇兵先跟法军主力交战，其中一支支撑不住，且战且退。当法军追击至纸桥时，扼守大道的黄佐炎部将他们阻击于此，黑旗军的军队也杀一个回马枪，几支军队围攻法军三小时，法军上校李威利被当场击毙，法军伤亡惨重，大败而归。
至此，法国人的入侵，将刘永福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历史舞台。本来流亡异域的他，转眼间成了捍卫边疆的英雄。纸桥之战后，刘永福慷慨陈词：“永福，中国广西人也，当为中国捍蔽边疆；越南三宣副都督也，当为越南削平敌寇！”
法国人得知刘永福原本只是被清朝驱赶的叛军，于是派人来招降，但刘永福严词拒绝：“本爵提督大清国广西省人也，父母之邦不可背；又越南极品元戎也，知遇之恩不可忘！”
▲刘永福。图源：网络
法国人在同一个地方再度跌倒后，当即恼羞成怒，增派军队，由毕业于巴黎理工大学的海军少将孤拔等率领，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
1883年8月，被任命为北圻舰队司令的孤拔，凭借法国军舰的强大火力，毫不费力地攻占了越南都城顺化。越南被迫与法国签订《顺化条约》，纸面上同意法国对越南具有“保护权”，实际上是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占领。
越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王阮福时向老大哥清朝发出求救信号，请求速派援军，抗击法国。
然而，对于是否出兵，清廷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朝中部分官员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比如，李鸿章认为，不应在完成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务计划之前和法军开战，“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因此“断不可轻于言战”，他主张以谈判来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以左宗棠、张之洞和张佩纶等为代表的“鹰派”，则主张对法国人硬碰硬，出兵助越南抗法，维护大清天朝上国的地位，避免唇亡齿寒的危机。
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张佩纶上书十余篇，发表主战论调。张佩纶结合当时的局势，分析清军必胜、法军必败的理由：一是法国经历普法战争后，国力衰退；二是中法距离遥远，法军劳师远征，如强弩之末；三是法国占领越南，不得人心，只要振臂一呼，越南人必会群起而响应。
慈禧太后看似举棋不定，实则有自己的小算盘。她一面敦促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一面从广西、云南方面派兵出境，进驻越南北圻（指旧时越南北部十六省），支援越军和黑旗军。
但是，清军在越南战场初战不利。
1883年9月，刘永福的黑旗军退守“山西”。此地位于河内以西90多里，是红河中上游的战略要地。由唐景崧率领的桂军、滇军也一同进驻山西，中越守军有八千人左右。刘永福在外城，带领部众不断加固城墙和河堤，并在河岸修筑炮台，唐景崧在内城督战指挥，黄佐炎的越南军队在城外相机策应。
12月，法军在孤拔的率领下，分水陆两路进军山西，共六千余人。这一次，法国人调集了军舰12艘，板船40艘，在摧毁沿岸炮台后，集中炮火轰击黑旗军。尽管黑旗军顽强坚守河堤，与法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但仍未能夺回阵地。唐景崧组织城中清军夜袭法军，也未能成功。
随后，法军大炮不断轰炸山西城。西门城墙被炸毁后，越奸阮廷润等投敌，遂使城中越军倒戈，很多越南士兵穿上白衣，开门投降。经过数日激战，刘永福、唐景崧不得不各自率军退出山西，转移至兴化后，二人相拥而泣。
山西失守后，清军失去了窥视河内、控制红河的战略据点，另一处军事要地北宁亦失去犄角之势，受到法军的三面进攻。
负责镇守北宁的前军主帅徐延旭是个“越南通”，常年在广西为官、筹办中越边防，著有《越南辑略》。但面对法国这个近代工业国，科举出身的徐延旭完全乱了阵脚，不知该如何御敌。他手下的将士，只有部分士兵接受了洋务运动的成果，装备有进口或仿制的洋枪，而且子弹稀缺、火力微弱。北宁守军多达两万四千人，但真实战斗力大打折扣。
1884年2月，接替孤拔成为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的米乐率军攻打北宁，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清军赶到了中越边界。至此，法军基本控制了越南北部整个红河三角洲的重镇。
远在北京的慈禧得知后大为震惊，将备战不力的徐延旭革职，判斩监侯，后改为发配新疆。但年近七旬的徐延旭还没来得及前往新疆，就病死了。
深谙权术的慈禧太后善于利用机会，她以越南局势失利、清军出师不利的罪名，追究军机处的责任，将洋务派的幕后大佬恭亲王奕訢罢黜，免去了奕訢和其他四名军机大臣之职，指责奕訢等人“委靡因循”。
之后，慈禧和妹夫醇亲王奕譞合作，改组军机处，另由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史称“甲申易枢”。在洋务运动中兢兢业业的奕訢从此“家居养疾”，退居二线。对于慈禧太后为了扩大个人权势，乘乱改易中枢的做法，时人讽刺为“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意思是，慈禧罢免了奕訢，可她提拔的奕譞、奕劻等满清贵胄，才能都不如奕訢。
▲晚清画报对中法战争的报道。图源：网络
话分两头，山西、北宁失守后，清朝对越南局势的讨论又回到了起点，是战，还是和？
当初，唐景崧退出山西时，见越南形势不利，曾上书朝廷，提出二策：若弃越南，清军可直接占领越南北圻诸省，不要让法国人占了先机；若保越南，则带兵南下，推翻现有的傀儡政权，在越南另立新君。但软弱的清朝统治者没有采纳。
朝中，李鸿章再度提出和议之说。李鸿章在这场战争中始终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在他看来，洋务运动还未成功，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李鸿章认为，“若此时与议，似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夺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这种妥协的态度，迎合了慈禧的意图。
于是，慈禧太后下达谕旨：“出师护越，越不知感，法又为难，兵连祸结，亦非万全之策。”
1884年5月，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条约中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并将驻越清军撤回国内。同时，条款规定，法国不索赔款，在与越南修约时，不许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说法。
然而，《李福协定》只是一份初步协定，本来计划三个月后由双方派遣代表，另外制定详细办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中法军队接防的时间。
这为中法战争重启战端埋下了雷。
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条约一个月后，1884年6月，米乐派遣一支九百人的法军前往谅山南部北黎附近的观音桥，要求驻守此地的清军退回中国境内，由法军接防。但清军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不敢擅自撤军，双方很快就擦枪走火。法国人一枪打死了前来营中交涉的清军代表，随后炮击清军阵地，清兵宁死不低头，要跟法军鱼死网破。在“北黎事件”中，清军虽然装备落伍，但是不落下风，成功打跑了法国人。
这下子，中法又杠上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和约，法国人甚至叫嚣，要清朝赔偿军费2.5亿法郎。这谁忍得了！
1884年7月14日，福建闽江口笼罩着战争的迷雾。
在越南与清军交过手的孤拔，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联合舰队司令，率领法国军舰惊现福建海域，摆出气焰嚣张的架势。在上海与清朝代表曾国荃重启谈判的法国外交官巴德诺直言道，如果中国不接受法国的要求，孤拔将消灭福建水师，摧毁马尾船厂，进而占领福州。
法国人打到家门口来了，作为洋务运动时期三大舰队之一的福建水师，迎来检验成果的时候。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马尾港，又称马江，位于闽江下游，是一处水域狭长、峰峦夹峙的天然良港，自古为福州门户。洋务运动兴起后，沈葆桢接替左宗棠，在马尾港一手建立起船政工厂和海军基地。
截至1884年，福建水师是清朝海军中装备国产化程度最高的舰队，有军舰11艘，其旗舰——“扬武”号巡洋舰，排水量1560吨，马力1130匹，航速12节，可搭载船员200-300名，并装备有一门威斯窝斯150磅前装六角膛炮作为主炮，这是当时福建水师所装备的最大口径火炮，另有8门副炮、2门小炮。
自北黎事件后，法国军舰打着“游历”的旗号，在马尾港附近窥探许久，日夜监视着福建水师。此时，主持福建军务的是钦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自中法爆发冲突以来，张佩纶就是坚定的主战派，他奉命到福建后，马上勘察闽江沿岸各要塞情况，并主张用沉船堵塞闽江口，以免法国军舰入内，但清朝正与法国和谈，不愿先发制人，否认了张佩纶的建议。
于是，马尾海战爆发前，出现了一幕“奇景”。法国军舰在马尾港肆意进出，福建水师却不敢轻易开火，只因清廷还未正式向法国宣战。到8月，泊于马尾的法国军舰竟有8艘，且均为配置重炮的铁甲船，而福建水师的军舰多为木肋兵船，很容易就被法国炮火击穿。
8月23日中午，法国驻福州领事向福建水师发出最后通牒，蛮横地要求清军舰队退出马尾港。闽浙总督何璟手足无措，将这个消息转告给船政大臣何如璋，二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对福建水师封锁消息。等到福建水师将士看到马尾港内的各国领事和商人纷纷离去，才知道法军可能有所行动，请求上级做好临战准备。
但为时已晚，到下午1点，孤拔按照法国政府电令，命法国舰队对福建水师突然开炮。经验老道的孤拔决定趁退潮时船身传向之机开火，这样福建水师的军舰恰好暴露在法舰炮火之下。
福建水师来不及做好准备，仓促应战，仅仅过去一个小时，11艘军舰先后被法舰击沉，马尾船厂也被法国舰队破坏殆尽，官兵伤亡达七百余人。在悲情的一小时内，仍有福建军舰对法国军舰发出最后一声嘶吼，“扬武”号在副管驾梁梓芳、二副林鹏等军官的操纵下，用尾炮轰击法国舰队旗舰“窝尔达”号，一发击中其舰桥，差一点儿就打中孤拔，可惜回天乏术，很快沉入海中。此战，福建水师几近全军覆没。
马尾海战惨败后，张佩纶作为“主战祸首，建言党魁”，在交战中却毫无建树，被群起而攻之。一向以清流自称的张佩纶因罪被发配充军，三年期满后投入李鸿章帐下。李鸿章得知张佩纶的元配妻子已逝，于是将小女儿嫁给张佩纶，将其招为女婿。当年以清流自诩的张佩纶，在现实的毒打下，只能退出朝堂，从此作为李鸿章的幕僚，不复昔日风采。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2-21 07:1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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