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季冬萍而言,共同生活二十年的老公没了,当保姆家的女主人没了,任凭她满腹心肠已磨成磐石,孑然一身的凄凉感,时不时也会悄然袭上心头。
2008年2月,春节刚过,上海的长街短巷依旧弥漫着浓郁的年味,季冬萍已坐上返回伦敦的飞机。
她此次回上海,是为了办理结婚签证。一切都意想不到的顺利,短短两个月批准通知便已下达。自此以后,她在伦敦不再是“黑人”,而是一位有合法居留权的居民。回国前的纠结,在领馆面谈时的忐忑,被签证官问话时的语塞和结巴,以及接到签证通知时的难以置信……各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季冬萍心累神伤,五味杂陈,使得十三小时的平稳航行里,她的心情却好似一直在不稳定气流里穿行,上下颠簸个不停。
季冬萍扭过头看向领座,林艾伦正在呼呼大睡。他也是她悲喜的一部分:虽然作为她的丈夫,在伦敦的后半生将有艾伦与她相依为命,可她心底因离开儿子、离开故土而渐渐干涸荒芜的那一角土壤,却是林艾伦无力浇灌的,她的遗憾,也是身边这个男人难以完全弥补的。
时隔近七年,重回故里又很快离去,季冬萍预感到,自己从此将彻底成为一叶浮萍,在异国的河流里随波逐流。
七年里,季冬萍经历了太多的担忧与恐惧,无奈与意外,那都是她即使想要忘记,也无法抹去的回忆。
2001年7月,一个微凉的黄昏,季冬萍和女伴走出希思罗机场,举目搜寻,却未见来接机的人。这是她们第一次出国,哪里知道该去电车站还是地铁站。好在季冬萍出国前临时抱拂脚,死记硬背了几个英语单词,TAXI就是其中之一。
茫然四顾一阵后,季冬萍两人跟着人群排队上了出租车。一路上,她们用夹杂着上海方言的蹩脚“洋泾浜英语”,结结巴巴地请司机送她们去唐人街。虽然她们在唐人街并没有认识的人,但到了那里,总会碰到说中国话的同胞吧,遇到同胞就总会有办法。怎奈何,虽然费了吃奶的劲,司机还是没弄明白俩人的意思。等她们付了70英磅车费下了出租,俩人才发现正置身于维多利亚车站前——这里离唐人街有半个伦敦的距离,唯一的相似之处是:人多嘈杂。
天色已晚,她们只能就地寻找过夜的地方。季冬萍两人走进一家酒店模样的楼房,一看价格,吓得忙不迭转身出来,继续拖着笨重的行李在附近的大街小巷游逛。
伦敦的夏夜,没有上海的暑气和温热。在夜色和冷风中盘桓不多久,两人很快便感到从肌肤到内里的寒凉,她们走啊走,看啊看,临近午夜总算找到一家廉价小旅馆。在异国他乡的第一晚,就这样在放着两张双层床的地下室渡过了。
接下来,怎么办?
当初收取季冬萍4万元中介费、代办出国签证的那个男士,噱头好唻兮,说的话像费正清唱的歌,又好听又上头。可真到了异国他乡,会发生被丢在维多利亚车站,两眼一抹黑,人海茫茫、四顾茫茫的窘况,他可是连一句提醒、半句警告也没说过啊。
但是,来都来了,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想办法找出路。
女伴打电话给上海的母亲求救,母亲转了好几圈联系上一位在伦敦办留学业务的乡亲。乡亲建议她们去伦敦西北的伊灵地区,并帮着找了个蝇头旅馆。住下后,季冬萍和女伴马上出门到处转悠,找租房,也找工作,她们在街上看到中国人,不管张三李四,上前就攀谈。在遭受一个个白眼后,她们终于碰到一位慈眉善眼的北京老画家,他认识一位广东来的房东,房东恰好空出一间房来。就这样,两个女人总算找到了临时的栖身之所。
住宿落实了,打工挣钱迫在眉睫。说到底,折腾一大通,砸锅卖铁,劳命伤财,出来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离开上海前,季冬萍是新世纪百货的床上用品部售货员,日子虽然紧巴,但凑合着也还过得下去,可季冬萍老觉得生活灰扑扑暗沉沉,看不到希望。她渴望过上更好的日子。
尽管出生在老闸北,也没上过大学,季冬萍却并不迟钝,也不缺乏勇气。她最大的心愿,是为即将上技校的儿子攒下将来开店谋生的资金,但这个愿望单靠卖床单被罩是无法实现的。何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让她急于摆脱现状:丈夫没个正经工作,整天浑浑噩噩混着,夫妻情分早在争吵和撕扯中消磨殆尽,分道扬镳的念头萌生已不止一天两天。
正是在2001年前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出国大潮不但席卷了大学生,也影响了打工人。季冬萍开始琢磨:如果出国一趟挣个十几二十万,儿子开店的本钱就有了,自己也不用过得如此紧巴。在美好未来的诱惑下,季冬萍找到了出国中介。那个西装革履的代理告诉她,去美国的难度和费用都增加了,建议她去英国,还意味深长地说:“趁你才四十几岁,赶紧去那边找个人,搞个假结婚,等再老几岁可就难办喽。”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在伦敦“抓”个人结婚就跟在外滩堵住个压马路的闲人似的,便当得很。
然而,如今真到了伦敦,季冬萍唯一的指望却是来自广东的房东。为了恳求房东给她介绍份工作,她放低姿态,摒弃作为上海人的优越感,主动为房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间。
房东为她介绍的第一份工,是去一户人家做留宿保姆。
那户人家在伦敦北面一个偏僻的地区,家里只有香港丈夫、马华太太和他们七岁的儿子。季冬萍的主要责任是照顾小男孩和打扫卫生。白天,季冬萍跟小男孩相守,无话可说;晚上,她关在自己的小房间,无事可做。在这极度的寂寞中,她感到一种身陷囫囵的恐慌感,仿佛跟这个世界隔绝了。
上工第三天,季冬萍去前院倒垃圾,屋前人迹寥寥,天空辽阔湛蓝,云朵稀稀拉拉地点缀其间,一架波音747从头顶掠过,一个念想刺进她心头:两周前,也是一架波音747,把她从上海带到伦敦,让她和儿子相隔万里。霎那间,眼泪不由自主地喷涌而出。天高地远,当然没人看不到她的狼狈相,只有身边的七岁小男孩,仰头问她:“你在哭吗?你为什么哭?”
总算挨到周六傍晚下工,按一周120磅算,季冬萍获得了四天80磅的工钱。男主人开车送她到公交站后,不会一句完整英语句子、不能辨识城东城西的她,独自倒换三路公交车,辗转回到了合租处。女伴打开门,看到她失魂落魄的模样,惊吓得连声问:“天啦,你怎么了?”
季冬萍后来没回那户香港马华人家,一是她不喜欢住在别人家的那种拘束,二是她无法承受那种与世隔绝的恐慌。好在经房东朋友的朋友介绍,她很快找到份食品加工厂的工作。虽然上下班通勤时间加起来要三小时,但工资不差,一周200磅,而且早九晚五的出勤时间给她一种工厂女工的正式感。只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她包的烧卖和饺子实在不符合标准,两个月后,她失去了这份很中意的工作。
到伦敦的第三个月末,季冬萍再次面临找工的境况。
然而,相较于找工作,更让她揪心的是,签证还有三个月就要过期。难道就这样打道回府吗?
为了这趟出国,季冬萍辞了职,又用买断工龄得到的补偿费付了中介费,剩余的积蓄换成2000美元,她全带了出来,不能就这样回去啊,别说离预期的二十万目标还差得很远,就连为这趟出国花掉的巨额费用,也还没挣回来呢。更何况,难道她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面对那个毫无生气的家和游手好闲的丈夫?
刹那间,出国中介的话在脑海里萦绕起来:去那边后赶紧找个人,搞个假结婚。
房东也极力劝她:挣满二十万就回去?也太短见薄识了!管它什么办法,留下来总能挣到更多的钱。
思前想后,季冬萍发现似乎别无选择,只能留下来成为“黑人”,同时想办法通过结婚获得身份。于是,在房东的出谋划策下,她凑了2000英镑的中间人介绍费,与潜在的结婚对象林艾伦,在一家中餐馆见了第一面。
语言上隔江隔海,交流上自然是疙里疙瘩。尽管签证过期的焦虑,搅得季冬萍如同激流中的溺水者,恨不得胡乱抓根浮木就当救生圈,可她的确从林艾伦的“卖相”和作派里,意外地发现了某种让她怦然心动的东西。吃完见面饭,艾伦的态度模棱两可,两人仅仅交换了电话号码。
这可是2000英镑买来的联系方式啊,她哪能就此放过?于是,她三天两头地给艾伦发短信,还主动请他在中国超市龙凤行楼上的广东餐厅饮茶。在倒茶夹菜之际,碗筷相碰之间,两人渐渐敞开心扉。艾伦告诉她,自已有轻微糖尿病,季冬萍马上保证:“糖尿病要靠食疗,我会在饮食上让你的病好起来。”
终于,在一个晴朗的周日,艾伦开车接了她,一同前往剑桥郡游玩。是的,就像新世纪百货的顾客被她说动一样,艾伦也动心了。
剑桥的空气里氤氲着特别的气息,花香渗透肺腑,柔波滋润身心。季冬萍感到心头深处原本枯干的一角,有些湿润松动起来。这种湿润和松动,不是出自实际利益的计量,而是来自内心的天然渴求。清风、绿草、碧波、古老庄严的建筑……流连之间,心旌摇曳,林艾伦在她眼里,从一个靠付介绍费而认识的男人,变成一个付了介绍费也难以碰到的男人。
林艾伦是马来华人,早年在英国海军基地服役做地面通讯员。退役后,他有资格选择定居英国或英联邦其它国家,他选择了英国。妻子病逝后,林艾伦当了十几年鳏夫,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独立,年逾五十的艾伦,就动了找个人过日子的念头。
两颗心靠近之后,季冬萍也开始进入林艾伦的生活。第一次到艾伦家,她一进门就找来抹布、拖把、吸尘器埋头干活。那天,她用光了两瓶清洁剂,将炉灶上的油垢刮得干干净净,厨房的污渍悉数抹掉,地板也终于现出该有的颜色。接下来的几周,她凭一己之力,重新粉刷了厨房、客厅。几个月后,当卧室也焕然一新时,她搬进了林艾伦家。
在与林艾伦加深关系的过程中,季冬萍的工作也变得顺利起来。
被食品加工厂辞退后,季冬萍辗转于各种零工之间,这儿干几天外卖,那儿干几天洗碗,直到两个月后,她才总算又找到一份稳定的保姆工作,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六年。
雇主罗娜是一位美籍华人,与白人丈夫共同养育了三个儿子,分别是四岁、二岁和十个月。每天清晨七点之前,季冬萍都会准时赶到她家,照顾三个小孩吃早餐。饭后,她会先送四岁和二岁的孩子去幼儿园,再带十个月的孩子去公园坐跷跷板。下午放学后,她要接回四岁和二岁的孩子,准备晚饭,收拾厨房,直到三个孩子洗完澡安顿上床,她才下班离开。
罗娜的丈夫性格随和,成天乐呵呵的,对季冬萍的态度和对邻居朋友的并无两样,这让她体会到平等和尊严。罗娜也只管大局,不会事无巨细地挑剔。唯有一次,因为三个男孩实在吵闹不休,季冬萍便给了他们每人两颗水果糖,事后被罗娜发现批评她时,她本能地说不是自己给的。罗娜为此很生气,严厉地告诫她:“如果今后再撒谎,这个活儿就不能干了,因为我不会再信任你。”
说实在的,早7晚7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间,喂饭洗澡、接送哄睡的工作内容,如果说不累一定是假话。况且这份工作责任重大,每次拉扯着三个小男孩过红绿灯时,她总是紧张得额头冒汗。但是,这家人让季冬萍觉得自在,没有主仆之差带来的尊卑,在接送孩子的路上,见到的也都是有礼貌的体面人。此外,把她栓牢在这份工上的主要原因,是从十个月大就开始照顾的三儿子对她产生了依赖:晚上从浴室抱到床上后,小孩哭喊着不要她离开,直到罗娜下令说:“他哭他的,你走你的。”
不久后,罗娜生了第四个孩子,是个全家盼望已久的小囡囡。而季冬萍也在不知不觉中,把因远离儿子而无处安放的母爱,倾注到了罗娜的四个孩子身上,尤其是三儿子和小女儿。
有工作,有恋人,季冬萍似乎已经在伦敦扎下根了,可她心里清楚,这是表象,真正的现实是,她的六个月签证已经过期,她已经“黑了”。她也不能马上和艾伦结婚,因为,她还没跟前夫离成婚。
和前夫的离婚远比季冬萍想象的更麻烦,足足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她有时直接跟前夫交涉,有时请朋友迂回劝说,一会儿用蜜糖哄,一会儿用炮弹轰,季冬萍反复向前夫保证,儿子成家立业的费用她全部承担,还会给他一定的补偿费。毕竟,这一切不过就是“假离婚——假结婚——拿身份”的手段嘛,一个过场而已。在三番五次的交涉和协商后,前夫也磨尽了拉锯的精气神,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2003年9月18日,在同居一年多后,季冬萍和林艾伦在富勒姆区政府正式登记结婚。
在登记结婚时,有一道将结婚双方的名字公布在登记大厅的电子屏幕上的程序,两周内无人对二人结为夫妻提出异议,才能正式办理登记手续。
看到屏幕上自己的名字时,再看着大厅里进进出出的人群,季冬萍的心情紧张多过喜悦,莫名地提心吊胆,仿佛自己被暴露于公审法庭。好在没人理会这桩婚事,区政府也没有因她的签证状况而拒绝登记。日后回忆起来,季冬萍不由得感慨命运的眷顾:如果拖到2005年,他们的结婚登记申请就会转到内政部,由移民局确定追审与否。
结婚登记完成后,两人在附近的教堂举行了仪式。那是个华人聚集的教会,牧师是东南亚华人。艾伦的朋友、季冬萍的前房东、同来伦敦的女伴,还有几个后来认识的打工女同胞,见证了季冬萍一生中唯一的结婚仪式。
那天,艾伦身穿米色西服套装,左胸口袋露出一寸左右的白手绢,领口别着一朵红玫瑰。季冬萍穿了件中式礼服。
站在牧师前,季冬萍心头莫名涌出一种沧桑感——有自矜自得、也有自叹自怜——她与前夫结婚时,哪有什么仪式啊,搬进一个小房间,请来几个熟人朋友,几根香烟,几包瓜子,几把水果糖,就算了事了。
而现在,走下祭台、走出教堂时,林艾伦牵着她的手;聚餐时,他先为她拉开椅子,等她坐稳当自己才入座。她哪像个伺候人的保姆啊,分明是被保姆伺候的主人!季冬萍的心里,仿佛装进了块金子,光彩透过脸色散发出来。
工作稳定了,婚姻关系也理清了,但签证过期留下的身份问题,依旧跟在身后如影随形,像是随时会吞噬她的幽灵。可对于何时回国申请结婚签证,季冬萍却始终犹豫不决。因为她深知,回去后能否申请到配偶签证,是否还能重返伦敦,结果是无法预测的。
但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命运的必然把季冬萍推上了回国的航班,如果要说其中有什么“推手”的话,应该说是两个事件,两个与季冬萍的自尊和“地位”有关的事件。
第一件,和林艾伦有关。
结婚后,尽管艾伦的收入并不高,但他全额担负了两人的日常生活开销。季冬萍当保姆赚的钱,全归自己所有。林艾伦的女儿住在另外一个城市,儿子虽然跟季冬萍并无交流,但至少礼貌有加。渐渐地,居家度日的安定感开始滋生弥漫。
只是,一起过日子当然也免不了磕磕碰碰。一次,艾伦带上她去朋友家打麻将,一坐就是四个小时,还赌点小钱。她坐在房间一角,从百无聊赖变得坐立不安,从坐立不安变得满腔怨气,满腔怨气变得忍无可忍。她拉下脸催了几回,艾伦才不情不愿地离开麻将桌。回家路上,她喋喋不休地数落抱怨。他也不是毫无脾气,再说麻将桌上还输了钱,他按捺不住脾气怼了回去。于是,盎盂相击,俩人嗓门越喊越高,愈来愈口不择言,终于,林艾伦大声喊出:“信不信,我现在就送你去警察局,你‘黑人’一个,进去就别想再出来!”
季冬萍愣住了,但很快回过神来,意识到这是关乎婚姻格局的关键时刻,决定了她今后在他面前是弯着腰看脸色,还是挺胸直背平起平坐。此时如果哀求,今后只能任由他摆布。于是她也大声叫喊:“你送啊,你不送就是王八蛋。”她伸手去抓方向盘,艾伦惊呼:“你疯了!”她回答:“我就是疯了,都是你逼的!册那,侬个赤佬……”情急之下,上海话脱口而出。
幸好,两人的理智并未完全丧失,回到家后,艾伦主动了道歉。从那以后,她对他更加放心,也更加用心。也因此,当后来季冬萍提出一起去上海办理签证时,艾伦虽然犹豫,但考虑到毕竟共同生活了六年,而且他六十多岁了,已离不开把照顾自己当作份内责任的她,再加上内心深处的乡愁——他的祖辈曾漂洋过海去了马来西亚,再未回过大陆。于是,他答应了季冬萍,一同踏上了回上海的旅程。
第二件成为“推手”的事件,则是直接点燃了季冬萍的导火线。
到2007年,季冬萍已认识了好几个跟她境遇相似的“黑”女人,有东北的,有温州的;有曾是小学老师的,有来自工厂销售科的;有的是商务签证来的,有的是探亲签证来的……其中有几个,假结婚也好,真结婚也罢,陆陆续续取得了合法身份。
一天,在唐人街,季冬萍碰到了沈阳阿姨。
沈阳阿姨曾经跟季冬萍参加过同一个打工人聚集的教会,后来跟一个救护车司机结了婚。如今,身份合法的沈阳阿姨言谈举止和曾经判若两人,跟季冬萍说话时,她下巴微微仰起,哼哼唧唧,鼻音拖得老长。这一幕深深刺激了季冬萍,她断绝了和沈阳阿姨的来往,也终于下定决心:一定要“洗白脱黑”。
回上海的前一天,季冬萍坐卧难安。所有的可能性和所有的细节,她在脑子里反复过滤了十几遍,总觉得缺失了某个重要元素:在一大摞冷冰冰的文件和证明之外,还需要一样能表明她和林艾伦绝非露水夫妻的凭证!想来想去,她认定,这个凭证只能是一份遗嘱,一份艾伦的遗嘱。
哪承想,林艾伦勃然大怒:“你咒我死啊你!你已经想我死了!”
季冬萍看他发怒,却反而不急了,她不慌不忙,借助翻译软件和肢体语言耐心解释。在共同生活的几年里,这样的误会已经发生不止一回两回了,林艾伦的中文水平,比起她的英文水平,也就是半斤和八两的差别。
好说歹说,到底是说通了。艾伦撰写了一份财产分配意向书,白字黑字地写明他的房子、存款以及其它财产,共同属于他、他的儿女和季冬萍。他死后,遗产由两个孩子和季冬萍平均继承。写成后,为了确保效力,他们又在家附近的麦当劳店,请来艾伦的一位熟人,在意向书上作为见证人签了名字。在季冬萍看来,这足以证明,他对她是有真感情的,他们的婚姻是有感情基础的真结婚。
第二天,季冬萍带着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林艾伦,登上了前往上海的飞机。
自2001年7月离开至2007年11月归来,时光荏苒,转眼过去了六年四个月。
在南京路上的英国领事馆面谈那天,季冬萍的心情就像飓风肆虐下不停翻滚的黄浦江。面前的中年签证官和年轻女翻译,让她感到战战兢兢,她一会儿担心自己的说词缺乏说服力,一会儿怀疑翻译扭曲了她的本意。她反复强调,她和林艾伦之间,不是假戏,而是真情。她问签证官,丈夫就在外面的等候区,可不可以让他进来一起面谈?
以后的岁月里,每次回忆起那次提心吊胆的面谈,季冬萍除了庆幸成功说服艾伦写了一份财产分配书,更多的是对艾伦的由衷夸赞。她喜欢拿出手机里艾伦的照片晒給朋友看:他个头高挑,干净整洁,“卖相”蛮好。每当有别的女人向她询经问道,她会直言不讳地告诉她们,是艾伦的“卖相”和气质,使得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侬想想看,签证官一看,马上看出伊是个正派男宁,第一印象好了,那么伊讲话就可信了嘛。”
2008年2月春节,回伦敦的前一天,季冬萍去了儿子的出租屋,满目的狼藉令她感到一阵酸楚。她挽起袖子,就要动手清理洗刷,不承想,却被儿子冷漠而决然地制止了。惊愕之余,她憋回了涌到喉咙的哽咽,一言不发。到临别时,她犹豫片刻,抬起微微哆嗦的手,放到儿子肩膀上,儿子的反应,却像是毒蜘蛛突然落到裸露的皮肤上,一抖一躲,甩开了她的手。
七年前,她抛夫弃子、离开上海去伦敦时,儿子才十七岁。那时,他对于她的亲昵示爱从不抵触,也不躲闪。而如今,就连一个畏畏缩缩的爱抚,也遭到了拒斥。母子间的亲情竟然如此经不住时间涤荡,短短七年,爱抚竟变成了难堪。
但哪有母亲真会去计较甚至记恨儿子的?尽管儿子的态度让她在长达十三小时的航程中,流下了半程的泪水,但她还是打定主意,要一如既往地帮助儿子,儿子开美容店、买房付首期、找对象谈结婚,她都愿意竭尽所能资助帮衬。
回上海签证之前,她已经跟罗娜说好,回来后还接着在她家做保姆。却未承想,天不遂人愿,身份有了,工作却没了。
当季冬萍拿着一盒上海特产礼盒来到罗娜家时,临时接替她的另一个中国阿姨——一位白白净净、嘴角含笑,“卖相”蛮好的东北人,正递给罗娜的小女儿一颗草莓。季冬萍看着小口小口地舔着草莓的小女儿,喊了一声:“宝宝。”大出意料的是,四岁的小姑娘突然“嗷”的一声大哭起来,就像看到可怕的陌生人一样,躲到新保姆身后,无论如何劝说,就是不肯上前相见。这样一来,结局就不言而喻了:从罗娜的角度看,宝贝女儿不喜欢的,自然是不该雇佣的。
失去在罗娜家的保姆工作后,季冬萍开始在一家又一家餐馆间辗转,从厨房洗碗晋升到厅堂上菜,直到一天,她在中文报纸上看到杨敏的保姆招聘广告。
季冬萍按照广告上的信息,打电话给杨敏。殊不知,世界如此之大,有维多利亚车站前的人海茫茫、四顾茫茫,世界又如此之小,兜兜转转,最后却发现挪不出冥冥之中早已划定的那个圈子。杨敏的大儿子和罗娜的二儿子,同校同班。男子私立学校的班级父母名单本就不长,又都是东方面孔,两位妈妈早就有过或多或少的交接。杨敏立即向罗娜询问季冬萍的人品,得到的反馈基本正面。如此,一次面谈后,季冬萍就成了杨敏家的保姆。
这份看似轻松得来的保姆工作,一直持续至今。然而,在这期间,有过怨气怒气,有过明违暗迕,有过决裂,有过死别。
拥有合法身份和工作经验的季冬萍,薪资自然较在罗娜家有所上涨,工作内容却比罗娜家要轻松,杨敏大儿子已近十岁,她的重点任务,是照顾刚满周岁的小女儿。
杨敏是上海人,先生是英国出生的印度人,俩人都曾在投行业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功。杨敏也不是一般女人,她不但财大,也很气粗,关键是性格超级强势,事事自己正确,样样要争最好。这种逞强好胜的性格,体现在对儿女的态度上,就是期待高、要求高、规矩多、细节多,而对保姆的态度,当然也是一样:既体恤又严厉。
冲突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仅仅干了一个月,季冬萍就要辞工走人,杨敏不想让她走,问起辞工的原因,季冬萍只说是因为不习惯住在别人家里,但彼此心知肚明,真正的原因是杨敏要求过严和两人性格冲撞。于是,雇佣双方重新明确了规矩和职责,上班时间调成早上八点来,晚上七点走。条件和报酬都有所提升,季冬萍也就留下来了。最主要的是,以她在新世纪百货历练出来的眼光,她看出来,杨敏虽然性格强势,得理不饶人,但却是个古道热肠的好心人,对自己同胞,无论贫贱,都有一种天然的接纳态度。再说,杨敏出手大方得出奇,自己换座驾时,把一辆里程不到两万英里的车送给了季冬萍和林艾伦。
尽管龃龉无法完全消失,但是,双方都明白,找个称心如意的保姆很难,遇到个心肠好工钱也好的雇主不容易。因此,抱怨归抱怨,不满归不满,季冬萍依旧是一周五天当保姆,做饭,打扫,接孩子,换床单……
时光在琐碎中飞速流逝,转眼便到了2021年。
在此前,季冬萍在杨敏的强势劝说下,申请了英国国籍。杨敏的理由是,这样他们一家出门旅游时,方便带上季冬萍照顾女儿。季冬萍犹豫不决,但最终为了这份收入丰厚且稳定的工作,接受了杨敏的建议。与此同时,艾伦卖掉了过去狭小的住房,还清了贷款,开始申请政府福利房。
在排队等待福利房期间,季冬萍和林艾伦搬进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出租公寓,并将其中一间卧室转租給两个中国留学生。他们租住的公寓离杨敏家只需坐几十分钟的公交。
2021年5月17日,季冬萍九点左右到达杨敏家。随着杨敏的女儿长大,季冬萍的上工时间也变得灵活了,不必严格地照着早8晚7的时间出工。她像往常一样,从地下一层的入口径直进入厨房,收拾起头天晚餐和当天早餐留下的碗筷盘碟。清理完厨房,她还要去楼上整理各个房间,尤其是杨敏女儿的卧室,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一是因为,小姑娘的房间是最杂乱无章的,二是因为,她渐渐有了一种像是为自己的孩子收拾的感觉,每次都格外的仔细。
她把洗碗机塞得满满当当,放进洗涤块,按下开启电钮,里面传出轰轰哗哗的声响,低沉而有力。她站着听了一会,竟然莫名其妙地发起呆来,仿佛一时失忆,忘记接下来该干哪件家务。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从愣怔中回过神,季冬萍扭头一看,电话来自租借卧室的留学生。可这人除了最初联系租房,从未给她打过电话呀?她满腹疑惑,按下了通话键。
电话那边的声音在颤抖:“艾伦不行了,你快回来。”
季冬萍匆匆赶回家,一进门,便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地板上遍布玻璃碎渣和陶瓷残片,四五个缺把儿或缺底儿的茶杯之间,躺着一个旧苹果iPad和一个新三星Tab,破得像被旱灾撕开裂缝的焦土。艾伦躺在床上,脸色枯槁,口吐白沫,睡裤被尿液浸湿一大片,软塌塌地粘在下身。床单上,尿渍已扩散到床沿。留学生问要不要叫警察,她才一个激灵恢复了神智,慌慌张张地先通知艾伦的儿子,然后,颤抖着給艾伦换了条干净睡裤。
警察和救护车几乎是同时到的,但已回天乏术。法医当场宣布艾伦死亡,事件经过也很快调查清楚:住在上一层的一个女人,突然闯进房门虚掩的家里(迄今为止,季冬萍也没搞清楚为什么房门没有锁死而是虚掩着),艾伦对擅闯入室者大声叱喝,而女人刚吸了毒,神智混乱,话语颠倒。两人一阵喊、一阵吵、一阵骂,还发生了推搡拉扯的肢体接触。后来,女人跑出大楼,继续在大街上大喊大叫。艾伦到楼下入口大厅,对看门人抱怨,说嗑药疯女人闯入我家了。然而,他眼神很快开始失焦,嘴里咕咕哝哝着,在看门人迷惑不解的注视中,转身走向电梯,回到家里。
林艾伦的死因,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女人吸毒和擅闯他人住房触犯了法律,但却不是法律层面的杀人凶手。最让季冬萍咽不下一口气的是,女人非但没被追究刑事责任,女人的母亲和她在楼道里打照面时,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
林艾伦死后,季冬萍的生活一下子乱了套。在他们共同生活的近二十年里,林艾伦不只是值得她炫耀的照片,也是她日常生活的依赖。家里的一切事情,水电费、煤气费、宽带费,艾伦全部包了;申报免税、登记社区医生、申请福利房,所有需要跟政府打交道的杂事,也都是他全权处理。这场飞来横祸导致林艾伦猝不及防地死去,季冬萍感到自己仿佛又被扔回到维多利亚车站:人海茫茫,四顾茫茫。
这时候,季冬萍比以往更觉出艾伦的好处来。虽说是2000英镑买来的缘分,但共同生活近二十年,他为她提供了一方屋檐,全面承担了她的生活费用;她照顾他的饮食,也真心关心他的身体健康。或许,这段姻缘是命中注定的,是菩萨赏赐的善缘,那2000英镑,不过是二十年里活该她供奉的香火钱,算下来,一年也就100磅,值了。
葬礼上,季冬萍没有作为遗孀发言,不仅是因为她有限的英文无法做到自由表达,更是因为她跟林艾伦的三亲六戚素来没有太多往来。令她欣慰的是,艾伦的儿子在发言中特别感谢了她,说父亲最后的十几年里过得健康而愉悦,全是因为有了她的陪伴和照顾。
艾伦的遗产,确如当年那份财产分配意向书所写,在季冬萍和艾伦的儿女之间平均分配了。他和季冬萍排队等来的福利房,也在他去世后装修完毕,季冬萍独自搬进了新居。
时不时的,季冬萍总会回忆起和林艾伦的点点滴滴。除了办结婚签证那次,林艾伦还陪她回过两次上海。其中一次,她找来前夫、儿子、还有几个亲戚朋友,跟艾伦见面聚餐。事已至此,假离婚和假结婚,早已成为真离婚和真结婚。现实已是现实,尴尬也不再尴尬。散席时,前夫拍拍她的背,下巴朝艾伦点点,对她说:“伊是个好宁,侬不好欺负人家啊。”
林艾伦的葬礼之后,还不到两个月,杨敏打电话叫季冬萍回去上工。原本她们说好至少等到百日祭的,但情况发生了变化:杨敏确诊了胰腺癌,即将踏上痛苦的治疗之路,家里需要季冬萍的照料。
2022年元宵节那天,杨敏走了。这一次的葬礼上,季冬萍以家属的身份坐在杨敏的丈夫和儿女之间。当她看着杨敏的儿子弹着钢琴,女儿拉着小提琴,用音乐为将要进入焚烧炉的母亲送行时,她禁不住涕泪横流。在杨敏家做了十几年保姆,她深知,无论杨敏表面上多么强势,她到底是个心底善良的人。
杨敏去世后,季冬萍仍每周一到周五依旧在杨敏家做保姆工。
偶尔,她心里也会冒出一些想法:或许是时候换份工作,换个环境,换种心情了?
但她始终狠不下心来,毕竟这份工作对她来说驾轻就熟,虽然2001年出国时,自我设定的二十万元的目标早已实现,儿子也买房成家开了个美甲店,但谁知道美甲小店能坚持多久呢?帮衬儿子依旧是她的动力,她身体依旧结实,还可以把保姆工做下去。
更最重要的是,她舍不得杨敏的小女儿。
当年,失去罗娜家的工作时,对她最大的刺激,是罗娜四岁女儿的拒斥:她从小女孩出生就开始照顾她,喂奶、洗澡、换尿片,在这些日常琐碎中,她觉得亲情渐浓,而小女孩呢,她仅仅离开三个月,不但完全忘了她,还把她拒之门外。虽然童心无辜,这件事却成了一道阴影,始终附着在季冬萍记忆的背面。
相较之下,杨敏的女儿不但年幼时就整天黏她,而现在更是主动教她网购,帮她下载英语学习软件。这一次,情感的付出是双向的,她不忍心一抬脚,离开这个没了妻子、没了妈妈的家庭。
坐在杨敏家厨房的高台桌旁,我看着季冬萍忙碌的身影。
她把快递送来的食材归纳入冰箱,把小狗拖来拖去的骨头放回墙角,又洗净一只整鸡放进汤锅里。
“打算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吗?”我试探着问她。
“要不然呢?”她头也不抬的回答,切着案板上的胡罗卜丁,准备晚饭。
对季冬萍而言,共同生活二十年的老公没了,当保姆家的女主人没了,任凭她满腹心肠已磨成磐石,孑然一身的凄凉感,时不时也会悄然袭上心头。
但要说回到上海去生活,似乎也是个不大可能的选择。
离开二十多年,亲戚朋友早散了,熟识的人也没几个。
上次回去,她找到当年新世纪百货时期的两个姐妹,在星巴克碰头相见,坐下后,姐妹们拿出零食,在闲言碎语中,瓜子皮吐得飞快。季冬萍十几年没嗑过瓜子了,根本赶不上她们的速度。她们赤裸裸地说起钞票、直言不讳地问她收入,让她感到有些不自在。吐完一桌瓜子皮后,两个姐妹提议去唱卡拉OK,留下满桌狼藉起身就走,她说收拢瓜子皮装进塑料袋,扔进垃圾桶后再走。没想到,那两个姐妹讥笑她:“哎呦呦,侬啥辰光变成高档床上用品啦!侬摆啥个派头啦!”那一刹那,她明白了,留在伦敦是寂寞孤独,回去上海也是寂寞孤独。
既然无法回头,那就只能把伦敦的生活过好。
现在,她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白天,她在没有女主人的人家打工,夜晚,她回到没有丈夫的福利房。她也开始有意培养一些兴趣爱好,买了一架二手电钢琴。虽然她没学过五线谱,但有些简谱的基础,便托朋友从国内找来简谱乐曲,自学自弹,兴致好的时候,插上消音器,可以练上个把小时。杨敏女儿帮她下载了英语学习软件,她每天也会在上面花些时间。她还结识了两位同胞邻居,一位是来自上海的老厨师,在伦敦的年月比她还久,一位是建筑装修工,比她来的日子要短几年。仿佛天涯沦落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他们三人时不时轮换着烧个特色菜,聚餐喝酒、吐槽聊天。
跟2001年相比,像她这样来英国做保姆的女人,又增多了好几倍。她结交了几个兴趣相投的姐妹,周末约着去逛街购物健身,去公园拍美颜照。她还加入了一个表演民族舞的小团体,专学广西壮族舞。春节期间,伦敦大大小小的华人庆祝活动名目繁多,她跟着舞蹈队,去华人聚集的地方演过几回。
讲到这里,她终于抬起头看向我,意味深长地说:“下周我要参加一个渡轮五日游,和国内来伦敦打工的男性朋友一起。”
我想:为什么不呢?她才六十几岁,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而她的坦然,或许来自能够把保姆工做下去的笃定,或许来自打工之余还能享受到生活乐趣的庆幸。
(注:文中季冬萍、林艾伦等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