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在合村并城的春风中离开土地，离开旧居，走向“城镇化”的道路。这个过程中，他们完全被动，毫无准备，每一个脚印迈出的背后，都是错综复杂互相纠缠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推动他们前进，无论前方是柳暗花明，还是万丈悬崖。
2023年10月27日中午，我和朋友正在吃火锅，忽然收到一条微信，是我同事发来的。
“听说你们小区昨晚有一个年轻人跳楼了？就在我住的这一栋！”
同事是外地人，租住在我居住的小区。这个小区是我们村拆迁后的回迁安置房，紧邻我们工作单位——我们村所属的街道办事处。这时，我想到早上看到16号楼微信群里有人在议论，说昨晚凌晨听到有人在楼下嚎啕大哭。现在想来，这肯定与同事所说的跳楼事件有关。
那跳楼的会是谁呢？16号楼都是小户型，居住的大部分都是租户，如果是年轻租户跳楼，那大概率跑不掉两个原因：感情和工作。也是，经过三年疫情，大家的神经都被磨成了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稍遇事端，就会被捅破，走向崩溃，坠入万丈深渊。
饭毕，我打电话给母亲，她解开了我的疑惑：跳楼的人是王钊。不是租户，是我们村的人。当然，也是这个安置小区的人。
我和王钊并不相熟，他比我小四五岁，二十七岁，和我堂弟是同龄人。在此之前，从堂弟那里，零零散散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为了赶上拆迁安置补偿，王钊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就与邻村的一位同龄姑娘闪婚，还连生俩娃，两个孩子一个年初生，一个年尾生，属相都是一样的。拆迁之后，补偿款到手，他渐渐染上赌瘾。加之，双方缺乏感情基础，妻子索性与他离了婚，同时将自己名下那套安置房出售。但后来，又听说他和妻子又复婚，重新购回了这套房。
而这次他的跳楼身亡，可能也与这些过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数天之后，和堂弟在一起吃饭，我才算是了解到事件的原委。
王钊复婚后，并未改掉赌博的恶习，欠下数十万元的债务。更为糟糕的是，他私自挪用所在工厂的公款几十万元，作为赌本，以求翻盘，不想又是血本无归。为此，他家里天天鸡飞狗跳，他每天都得面对着妻子和长辈的谩骂和指责。
跳楼那天晚上，他先是在朋友家喝酒，喝多后回到家。妻子看到他这副醉生梦死的样子，劈头盖脸对他就是一顿输出，然后又把他母亲叫过来，开始第二轮批斗。可能是他本就承受不住自己所造下的后果，加上酒精的催化，便夺身而起，打开窗户，从10楼一跃而下。
王钊父母居住的那栋楼在我家北侧，楼层与我家在同一高度。我的书房向北，正好可以观望到他家的客厅。那几天晚上，我坐在书房，隔窗望去，总能看到唏嘘的一幕：客厅聚集着亲朋，每个人都面色凝重，垂头丧气，三三两两的年长妇女握着王钊母亲的手，嘴巴开开合合，不用猜，也知道尽是安慰的语言。他父亲时起时坐，佝偻着背，背影比平时苍老消瘦了许多。
夜深后，众人散去，唯剩老两口坐在沙发上如雕塑般一动不动。
这一幕在我心底久久挥散不去。王钊之死不足为惜，可他父母又凭什么要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呢？大家被时代洪流裹挟着离开世代居住的村庄，搬进崭新的安置楼房，开启城市生活，内心肯定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可是，谁又能料到，在这城镇化进程的车轮之下，好多人丢失了成长的根基，迷失了回家的方向，丧失了奋斗的初心。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高楼拔地而起之时，我们是否做好了居住进去的准备。难道，楼越高，只是为了跳楼更方便吗？
我们村是郑州市东北郊区的一个普通村庄。2013年9月份，响应政府合村并城政策，全村开始搬迁，村里的建筑也在一周之内全部拆除完毕。
临近拆迁，恰逢我高中毕业暑假的最后几天。当时，我正忙着准备大学报到所需的各种材料以及生活用品。入学前夕，我帮着父母完成了有史以来最浩荡的一次搬家行动，与他们一起，向这座祖祖辈辈生活了数百年的村子做了最后的告别。
入学后，我时常会与父母通电话，顺便了解村里的拆迁进度：今天张三家的房子被推了，明天李四家的院子被平了，“昨天拆到××家了，今天刚到你大爷家，别看他家只有两层，可当初打的是7层楼的地基，每层都打圈梁，用的都是16号的钢筋，难拆得很，两辆钩机捯饬了一个上午才推平。”
就这样，我从与家人的电话中掌握着这座村庄“死亡”的全过程。
但耳朵带来的寞落始终无法与眼睛带来的震撼相比拟。中秋假期，我着急忙慌地离校返家。当我在村西的107国道下了出租车，站在路边，一眼望去，村里所有建筑已经荡然无存，映入眼帘的，是村子最东边的贾鲁河河堤。在此之前，我总觉得从村西穿过整个村庄到贾鲁河畔，是一段很漫长的路程，而现在站在这里，没有了那曾参差林立的房舍、楼宇，这段漫长的路程瞬间变得只有一眨眼皮那么近。
拆迁之后，村民们各自分散，很多人没有额外的房产，会选择租房子住。有些村民为节约居住成本，会在尚未被征收的耕地里搭几处活动板房，作为暂时的居所。不过，这种形式只有极少数村民选择，因为，耕地很快也被政府征收。
我家选择了在外租房，一住就是6年。
拆迁后，开发商每半年给居民发放一次过渡费，用于村民在过渡期的生活开销。过渡费每人每月1200元，3年后若未如期完成回迁，费用标准则翻一番。
因此，村民们大多能轻松承担在外租房的成本。
拆迁安置政策规定，在分房户口截止前，凡是正常婚迁和新出生的人口，在本村依法落户的，均享受安置待遇。因此，很多家里有适龄青年的村民，都早早将孩子的婚姻大事提上日程。那几年村里可谓“喜事不断”。
领证、迁户口，然后按期领取过渡费，坐等分配安置房。如果时间充裕，能赶在户口截止之前将孩子生下并落户，那就又多一人享受安置待遇。
那些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青年，即使结婚，也无法领取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女方就落不了户。没关系，双方可以先举办仪式，把孩子生下来，男方带着孩子去做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亲子鉴定报告去户籍室给孩子落户。这样，就可以先将孩子的安置待遇握在手中。
王钊和他妻子正是走的这种途径。
所以，从拆迁启动到户口截止，短短6年，原本一个只有四五百人的小村庄，人口竟比6年前翻了将近一番！随之而来的，是离婚率的空前攀升，王钊的跳楼悲剧，也可以说是由此而产生的。
其次，一些村民也时刻谋划着如何最大限度地攫取安置资源。政策明文提出，男女双方结婚时，女方若携带有16岁以下的子女，该子女也可享受安置待遇。
我有一位本家叔叔，独身一人，与一位带有一个10岁女孩的单身妈妈，办理了结婚和户口登记。这样，母女二人顺利领取到过渡费，待到分房时，母女二人共分得200（每人80平住宅20平商业用房）平米安置房。按照先前约定，过渡费归母女二人自由支配，我叔叔留给他们母女二人一套60平米的房子，剩下140平米则归我叔叔所有。一切风平浪静尘埃落定后，二人再解除婚姻关系，互不纠缠。
在拆迁前后，类似于这种“假结婚”“假离婚”的案例不在少数。为了各取所需，瞄准安置政策的空子，能钻则钻，寻求利益最大化，实现“双赢”。可真结婚也好，假结婚也罢，唯一不变的，是人口野蛮地增长。
人口急剧膨胀的同时，也有一大批人未能挺到乔迁新居的时刻。这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于年老和疾病而离世的，也有一些，因意外而匆忙掉队。
邻居王高，去世时刚刚50出头。他家也是拆迁后在附近一个安置小区租房子生活。有天晚上，这个小区有人家办丧礼，吹吹打打非常热闹，王高抱着3岁的小孙子也前去围观。谁承想这家人放炮时，一颗未在空中炸响的礼炮，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正好掉在王高的衣领处，随着礼炮的绽放，王高脖颈处大动脉被炸断，当场死亡。幸的是，怀里的小孙子竟未受波及，没有受伤。
这件事发生在距离拆迁时的3年半后，已经超过开发企业当初承诺的分房期限。
如果开发企业能够如约完成安置小区的建设，村民们能够按期搬进新居，那么，像王高这样带着遗憾和意外而离去的那些村民的前途命运，是否会被改写？
王钊的故事，并不是个例。
我们村位置偏远，与那些都市村庄的拆迁不可同日而语。即使这样，对于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最终到手的安置款项也是以往不可想象的。他们不知要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多少年，在鱼塘里挥洒多少血汗，才能获得这样一笔“巨额”收入。
对于即将迈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这笔“飞来横财”，以及若干年后到手的大几百平米房子，也堆砌了他们迷失自我，开启纸醉金迷生活的底气。这中间有做投资的，有开网吧的，有玩高利贷的，但更多的还是像王钊那样，走上了赌博的不归路。
有一位年龄比我小一岁的同村男孩小张。小张和妻子也属于闪婚，妻子娘家是外地一个偏远山村的，当初也是了解到我们村刚好拆迁，经人介绍，嫁给了小张。
小张属于有痞气的社会小青年，婚后不顾家，终日喝酒打牌，逛夜店，有时连着好几天不回家。他父亲早逝，母亲是退休老教师，苦口婆心规劝过多次，妻子也因次与他发生口角，但都无济于事。他最终背负了四五十万元的外债，基本将自己的拆迁补偿挥霍殆尽，走投无路之下，又将尚未分得的房子预支抵债。
从拆迁到分房的6年，以及分房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像小张一样把房子抵押和预支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在时代的潮流中获取了本需要奋斗多年才能得到的财富，但同时也被时代的潮流卷入其中，不仅耗尽手中现有的财富，也透支了自己和家人将来的人生。
2019年初，我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入职到我们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此时，距离我们村最终的分房日期只剩下不到半年。我也因此见证了许多分房前夕的关键事件。
纵观近些年全国各地的拆迁案例，总有一个高频词汇出现在大众视野：钉子户。
不错，凡是涉及拆迁，总会出现那么几个“钉子户”与政府和开发企业周旋死磕。归根结底，所谓合村并城，所谓拆迁安置，甚至是所谓“城镇化进程”。在微观层面，在具体到政府、开发企业和村民的角逐当中，不过是一场势必要有一方需要“妥协”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大部分村民都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只要安置条件说得过去，大家都同意，自己也一定不会螳臂当车。
可是，出于对安置政策的质疑，以及对某些特权势力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勾结操纵的不满，也有企图让自己整个家族都吃上拆迁红利的利益诉求，总有些人拒绝妥协，拒绝接受已经板上钉钉的安置政策，毅然决然选择“钉”在原地，绝不搬迁。
面对这些“钉子户”，政府首先选择的是发动一切力量去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这些无疑都是徒劳的。对于这些下定决心去当钉子户的人来说，如果“情”和“理”管用的话，自己也不必“钉”着不动了。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一切免谈。眼看合村并城项目的滚滚车轮不断向前推进，不能因为几家钉子户就耽误拆迁大局。
那就诱之以利。那段时间里，街道办事处的包村部门几乎天天都要跑到钉子户的家里，在政策允许的最大范围内，给予这些钉子户便利。
比如老李一家，从全村村民开始搬迁到全村被夷为平地，他家始终岿然不动，孤零零的三层小楼伫立在村子的西北角。在村民们或在外寻租，或寄住亲戚家的这些时光，他们一家五六口人始终居住在自己的房子中。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经过再三协商，根据政策做出最大让步，只要他家同意搬迁，承诺补发他家拆迁后这些年的过渡费，并帮助他家寻找合适的住处，享受正常的安置待遇。
这些条件，对于配合政策完成搬迁的人来说，已经相当优厚了。别的不说，他家这些年一直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光房租可是省下了一大笔。可老李另有他图——他希望自己在合村并城项目启动前就已出嫁的女儿，也能回村享受安置待遇，希望政府能按有本村户口人员的标准，让他女儿也分得100平方（80平住宅和20平商业）的安置房产。
但他这一诉求触碰了安置政策的红线。根据安置政策，凡是分房和户口截止之前就已经出嫁并迁出户口的女儿，均不再享受本村安置待遇。更何况，老李女儿早在政策出台前就已非本村村民。真把这方便给了他家，口子一开，那不全乱套了。
为了不耽误合村并城项目的大局，面对始终拒绝配合的“钉子户”，政府最终会采用“集中行动”的手段予以回应。所谓“集中行动”，说白了就是强拆。
对老李家实施的“集中行动”安排在了2019年的5月份，也就是分房仪式启动的一个月前。
5月的天气已渐显溽热，由于街道办事处人力有限，所以特意从安保公司聘用了一批特勤，此外还调来了救护车和医护人员，以备突发状况。这次集中行动开展得相当顺利，在老李一家歇斯底里地谩骂以及绝望地嚎啕大哭中，特勤人员迅速将他家里所有物品搬离房屋，置放在安全距离以外。随着铲车和挖机“轰隆隆”的鸣叫，三下五除二，老李家被夷为平地。这颗“钉子”，一上午就被拔掉了。但故事并未完结，老李家由此开启了长达数年的上访之路，持续至今。
最能彰显出“集中行动”冰冷如铁、强悍如山气质的，是在对老杨的厂房进行拆除的时刻。
老杨早年靠开工厂生产鱼塘用的增氧机发家，膝下一儿一女，平时和女儿关系走得近，与儿子关系很僵。后来女婿创业做生意，老杨将手中大几百万的积蓄都投了进去，结果女婿生意失败，赔了个底朝天，老杨半辈子的收入也几乎全搭了进去。而自己的工厂也进入瓶颈期，为了转型购置新设备，老杨以厂房作抵押，又欠下数百万元的外债。偏巧不巧，赶上了合村并城项目的启动，工厂面临拆迁的窘境。
其实，如果不是遇到拆迁，老杨依靠自己的工厂，假以时日，也能慢慢将这些外债偿清。大势所趋，现在只能就拆迁补偿与政府和开发企业协商周旋了。老杨提出的条件是，如果让自己按照要求搬迁，政府和开发企业首先要把自己所欠外债的窟窿补上，此外，再额外就工厂拆除而受到的损失支付给自己一笔可观的补偿费。这座工厂是老杨实现翻身、偿清外债的唯一依靠，如果工厂再得不到令自己满意的补偿就贸然被拆，他这后半辈子就彻底没戏了。所以，他拒绝妥协，也选择了“钉”在原地。
对政府和开发企业来说，老杨的提出的条件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无论从政策角度还是人道主义情感，都是无法满足的。所以，老杨以及他的厂房最终所要面临的，只能是政府的“集中行动”。
我至今都清晰记得对老杨厂房实施“集中行动”那天所发生的一切。
早上七点，街道办事处几乎全体工作人员都到达了行动地点——老杨厂房。随后是数十名身着黑色制服的“特勤人员”，进入现场，把守各个要道，并架起摄像机做好全程记录。两辆救护车各配备三四名医护人员严阵以待，阵势远远超过对老李家实施的那次集中行动。按照程序，特勤人员先进入厂房，对厂房内的机器设备以及各种有价值的物品进行搬离。这个过程中，始终有一位头发花白，身着破旧白衬衣和灰色短裤的老年人在不远处屹立着，一动不动，只用饱含愤怒与绝望的眼神远远盯着眼前的一切，他就是老杨。
作为普通工作人员，我和办公室的同事只是前来壮壮声势，并未亲自参与一线的行动。时值盛暑天气，办公室的几位女生在厂房东侧不远的地方寻到一处树荫，就蹲在那里闲聊，我开始也在那里，一边和她们聊天，一边目睹着眼前正在进行的一切。没过多久，办公室的一位男同事过来，让我和他一起去买水，我就过去了。
刚走出大概一百多米，还未上车，就听见身后传来一连串“嘣！嘣！嘣！”的声音，我和男同事赶忙扭身，朝刚刚离开的地方望去，只见树荫下面的几个女生抱头鼠窜，旁边的特勤人员也丢下摄像机和要搬离的物品，一哄而散，撒腿狂奔。再仔细一看，老杨怀里抱着过年那种连发冲天炮，正对着逃散的人群猛烈轰击，第一炮瞄准的就是刚刚在树荫下聊天的那几个女生，有两三人手臂都被急速飞行的炮火擦伤。若不是临时离开，我说不定也要挂彩呢！
一轮轰击完毕，在老杨要点燃下一个冲天炮的间隙，手脚麻利的工作人员顺势夺下他手中的“作案工具”。老杨眼见自己无力反抗，转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不明液体，迅速灌入自己口中，随后直愣愣坐倒在路边的草地上，面露极为挣扎和痛苦的表情。
经过确认，老杨喝下去的，是平时用来给机器清除铁锈的被稀释过的硫酸！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赶忙带领医务人员前来查看，包村部门的孙姐急得团团转。自从拆迁工作启动，一直都是她代表街道办负责与老杨对接和谈判。这次集中行动，她背负着极大的精神压力，生怕出现一点意外，现在老杨悍然饮下硫酸，以死抗争。这节外的一出，打得她措手不及。
孙姐带着医护人员来到老杨身旁，准备对他实施救援。没想到，老杨强忍腹中剧痛，用尽残留的力气猛然起身，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短刀，刺向孙姐的腰部。孙姐大叫一声，扑倒在地上。
旁边的医务人员也惊呆了，原本要对老杨实施救援，现在只能转换目标，赶忙把孙姐扶起到救护车上，展开急救。
这一切的发生，距离我只有不到十米，一连串的变数犹如电影情节，让我久久不能平息。
纵使有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也并没有阻挡住这场“集中行动”。老杨被救护车拉走后，行动继续。很快，老杨的厂房如老杨自己一样，轰然倒塌。
老杨被送入医院后，没有抢救过来，当晚就离开人世。我那几位被老杨“炮火”殃及的女同事，得到了单位的悉心照料，不久康复出院。
在千呼万唤中，在某些人对过渡费的恋恋不舍中，分房的脚步悄然来临。
分房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截止户口。户口一旦截止，每家每户所能分得房子的平米数也就最终敲定，不管家里再有人过世，或是再有新生人口，房产分配数字均不再改动，所谓“生不添，死不去”。对户口数的最终敲定，需要进行多次核查研究并通过张榜来公示，全程一共公示三次，三榜过后，就尘埃落定、木已成舟。
在张贴前两次公示时，安置房尚未封顶，并且每家新生人口也都及时上了户口，情况与公示出来的基本没有出入，所以表示异议的人不多。第三榜，也就是最后一次的公示是在安置房封顶之后，在张榜之前，街道办事处和开发企业特意带领村民代表前去刚刚封顶大吉的楼房参观巡视。
回来后，代表们将参观情况告诉了村民们，村民们炸开了锅。
原来，新建安置房的各方面情况与当初开发企业在拆迁前承诺的相差甚远。户型，公摊面积，楼间距，小区绿化，最关键的消防通道，没有一样是完全按照当初约定建设的。同样的户型，如果处在边户，阳台处会比不是边户的多出2到3平米。80平米的两种户型，一种阳台设在不朝阳的北面，另一种干脆连阳台都没有。120平米的户型倒是南北通透，一南一北，两个阳台。但卫生间的设置，却是让人哭笑不得。拆迁前开发企业拿给村民们看的户型图纸是两室两厅两卫，除公共卫生间外，主卧单独设有一个主人卫生间。而在村民代表看房时，发现主卧并没有卫生间，而是在客厅北面阳台处看到了这第二个卫生间。
经调查核实，发现开发企业在实际建设中并未按照原图纸进行施工，120平米户型在施工时就只设有一个公共卫生间，主卧根本就没有预留卫生间。工程进展到一半时，政府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与合约不符的漏洞。为防止后续产生纠纷，遂责令开发企业和建筑公司进行整改，但是项目已经动工，十多栋半截大楼早已经平地而起，总不能拆了重建吧。最后，开发企业和建筑公司采用了这个奇葩的整改方式——在北侧小阳台开一个下水道，以作第二个卫生间之用。
然而，按照生活习惯，谁也不会在阳台装个马桶，为最大限度保留阳台空间，很多村民都选择将这个预留的下水道封死。可问题来了，一栋楼15层，如果要将这个下水道封死，就必须楼上楼下15户全部统一意见，有一家不同意，要保留这个下水道，那么其他14户还真是没辙。开发企业这个故作聪明的小伎俩，着实带来不少邻里纠纷方面的隐患，也为后来村民的对抗情绪“添砖加瓦”。
村民们面对开发企业的失信与糊弄，以及政府的监管不力，所积郁的巨大不满，终于在三榜公示张贴之时爆发了。
那是2019年1月份，农历新年前夕。在街道办事处负责张贴公示的包村人员到达之前，大批村民就已经聚集到张榜地点——安置小区南大门。未能到达现场的也都被拉进了微信群，时刻保持与现场的联系，大家在微信群中义愤填膺，各抒己见，展开了“头脑风暴”：该找谁对接，要提出什么样的诉求，在什么时候提，以及用什么方式提，如果遇到突发状况该怎么办，还考虑到人员分工，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大家因而也士气高涨，仿佛胜利就在眼前，自己的利益诉求已经触手可及。
为防止口舌杂乱无章，村民们推选出几位民意代表，与政府和开发企业进行交涉和谈判。群主王巨叫得最欢，嚷嚷着必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与政府和开发企业死磕到底，讨要到本该属于村民自己的权益。但当大家一致要推举他为代表之一时，他却以种种借口极力推辞，表示自己会竭尽全力支持奋战在一线的代表们，如有任何需要，定当全力以赴。
我也被堂弟拉到了微信群，所以从群里观察着场内场外的各种动向，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
大约两小时后，街道办事处包村部门的工作人员到达张榜地点。现场村民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开始发表各自的意见，刚刚选出的民意代表顿时成了摆设。面对喋喋不休的村民，包村部门的工作人员也顿时被吓住了。说白了，他们只是普通工作人员，也是按照领导要求前来张贴公示，至于村民们的意见和诉求，他们自然也是无能为力，更何况很多人也从未遇到过这种场面。
当双方剑拔弩张之时，一个年长一些的包村工作人员率先发声，告知村民们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负责领导随后就到，到时大家可以向领导反映自己的诉求，但是大家这样乱哄哄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问题肯定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最好还是先统一一下意见。经这位工作人员一番劝说，村民们的情绪算是稍稍平复了一些，也忽然想到刚刚已经选出了几位民意代表。
街道领导来到后，几位代表迎上去，极力控制着各自的情绪，将问题说了一遍。
面对咄咄逼人的村民，这位领导含糊其辞，说出的也都是一些场面话，什么正在研究啦，与开发企业积极沟通啦，各种设施后续会逐渐完善啦。这无疑更加刺激村民们的对立情绪，有几个村民甚至撺掇村里的几个未成年孩子把告示给撕了下来，更有几个年轻村民围着一个包村的工作人员，厉声呵斥要求必须给出说法。这个工作人员不知是真被这阵势吓坏了，还是有意假装，顺势扑倒在地上。包村领导见状，也不再给村民们解释，拿出手机，打出求救电话。
我当时刚刚到街道办事处工作，闲暇之余也为领导们送送报纸和文件。
那天上午，我正要把一份文件给街道书记送去，刚走到他办公室门口，就听见书记正义愤填膺地在给别人打电话：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推倒了！看来那位领导已经把现场情况汇报给了书记。随后，他向派出所求助，要求出警前去张榜现场维持秩序。
退出办公室后，我赶紧打开微信，注视着群里的动向。
果然，没多久，数名身着警服的人员到达现场，村民们的气势顿时收敛了不少。经过一番理论和撕扯，几名民意代表和撺掇撕榜的村民被警察带走了。代表中的一位包姓妇女，在被带上警车时仍是叫嚷不休，不断吐出凌厉的字眼。后来听说，被带走的这些人一直到过完年后才被放出来。
在警察的劝导和警告中，现场村民只得四散而去。那个刚刚还活跃异常的微信群也再没人发出一条信息。我无意中发现，群主已经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原群主王巨，已不知去向。
虽有风波，分房的日子还是如期而至。
2019年6月12日上午，安置小区四周张灯结彩，巨大的红色充气拱门在燥热的风中左摇右摆，一排长达数十米的帐篷坐落在小区外围西侧。
小区初期照片 | 作者供图
街道办事处还特意让开发企业调来数十台大功率空调，给冒着酷暑前来参加分房的村民们送来阵阵凉意，现场还有抽奖活动。据说，最低一等的奖品也是200元的丹尼斯商场购物卡，考虑不可谓不周到。我因为当天工作出外勤，所以没能亲自体验这历史性的一刻。
父母代表我家参加了这场分房盛宴。
分房规则实行抽签制，一共两轮。第一轮抽签是确定顺序，第二轮抽取的才是房屋门牌号。由于近几年为了分房，大家是能生则生，而且中间也正好赶上“二孩”政策的出台，所以几乎每家每户的人口都不低于三人，也就说明每户所分得的住房基本都不低于240平米（每人80平米住宅面积）。又由于大部分的户型设置是每单元的每层楼两边两个120平米的，中间两个80平米的，为了压缩工作流程，另一方面也为了方便村民将来居住，政府因地制宜，遂采用了“套餐制”，就是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和旁边一套80平米的房子绑定，抽一次签，同时分得一大一小两套房子。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两代或三代同堂的人家不愿意挤住在一套房子里，但为方便互相照应，又不想住得太远，所以长辈住在80平米的小户型当中，年轻人带着孩子住在120平米的大户型当中，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便之处是，合村并城后，村民们没有了耕地，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要依靠房屋出租，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将80平米的小户型出租出去，这样势必就会和自己的租户成为邻居，性格不同而又有利益瓜葛的陌生人隔墙而居，很容易产生嫌隙。
我在户口截止之前已经结婚生女。父母二人和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妹妹，6口人最终分得两个“120＋80”的套餐，外加一套80平米户型，一共480平米住宅房。妹妹那80平米房子，妈妈和爸爸已经商量好作为她将来的嫁妆，对此，我和妻子毫无异议。
紧接着就是装修，从6月底到年终，安置区内整日乒乒乓乓，各家各户都洋溢在装修新居的喜悦与忙碌中。终于，大部分村民都赶在农历新年之前，装好自家的新房，在新居中，度过了第一个新年。
年后，疫情防控紧张，外地在郑务工人员滞留老家，无法返郑，这让房屋出租陷入了低谷。有远见的村民在房子下来之后，先紧着出租房装修，结果年前就租出去不少。
我妈妈有点“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态度。天暖后，随着疫情防控的解除，很多村民都迅速把房子租出去，可我家迟迟没动静。妈妈说很多人来看过房子，可最后都没了下文。我了解后，很快明白过来：别人的房子不仅装修得好，而且家具家电一应俱全，还通过“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发布招租信息。反观我家的房子，虽说是装修得也不差，但是空荡荡的，床、衣柜、空调、电视机、洗衣机什么都没有，也并未使用自媒体或相关招租平台发布信息。我把这些告诉妈妈。妈妈说，现在买了床、买了家电也是放在那，等有人确定租了再买也不迟啊！我劝她，人家租客自然要货比三家，想尽快拎包入住。我妈起先不以为然，眼看几个月过去，都没人来租，才听了我的建议，置备家电。我也帮着在她的“抖音”发了一些招租图文。
没多久，房子就租了出去。
村民与政府和开发企业自合村并城项目启动之初，就积累下来的矛盾，并没有随着分房仪式的结束而宣告终结。
前文提到，根据拆迁安置政策，只要在户口截止之前就在本村依法落户的村民，均享受安置待遇，并未对村民身份或者职业另作区分和要求。因此，在拆除旧房子时，就顺理成章把默认享受安置待遇人口的原住房平方数给抵扣掉了。可到了分房前的公示阶段，许多人竟然榜上无名，三榜公示张贴那天群众集会的原因之一，也来自此。
新出台的安置政策中，多出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职工作人员不享受合村并城安置待遇，不参与本次安置房分配。
这可捅了马蜂窝了。村里有不少人在政府或者事业单位工作，而户口仍在落在村里，拆迁之前核对安置人口时，这部分人当时被算了进去，也依照房抵房的方式扣除了100平米的原住宅面积，现在突然又不给分房，这让他们无法接受。大家为此要求政府和开发企业给出说法。如果这部分人员不能享受安置待遇，那当初就应该提前告知，在拆迁之时将这100平米原住宅按照补偿价折现，这样的话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现在的问题是，提前把房子扣掉，过后又不给分配房子，这就属于失信违约了，即便大家都是公职人员，要服从组织决定，可也不愿意吞下这个哑巴亏。因此，这部分人员自新政策出台后，就一直走在“维权”的道路上。三榜事件中，被警察带走的包姓妇女的丈夫，就是区城管局的在职工作人员。
针对这一问题，政府最终给出的答复是：留待第二批安置房建设完成后分房时，再予以考虑。
如今，距离第一批安置房分房结束都已经过了将近5年，第二批安置房连影子都没看到。尤其是疫情之后，房地产企业到处“塌方”，开发企业也是朝不保夕。
由第二批安置房牵扯出来的，还有每人20平米的商业用房。安置协议中的每人100平米安置房，只有80平米的住宅面积，另外20平米以商业用房的形式进行安置，问题是，这20平米商业用房的建设并未和那80平米住宅用房同步建设。
而在分房仪式结束之后，好像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式，这没有着落的20平米商业用房也未再被政府和开发企业提及。无奈之下，还是村民们率先开口，可等来的答复与之前无异：商业用房会与第二批安置房同时建设。看来，这20平米未到手的商业用房也很可能成为泡影。村民们对此自然也是无能为力，只得接受既成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政策，未分得的房产，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开发企业仍然要按一定比例按月支付给村民过渡费，直至安置房产全部分配到位为止。也就是说，这20平米的商业用房一日不完成建设分到村民手中，开发企业就要一直给村民发放这20平米的过渡费。但结果是，第一批住宅用房分完以后，开发企业便立即停止了所有过渡费的发放，这自然又引起村民们的不满，与开发企业的矛盾又加深了一层。
分房结束后，物业公司很快入驻。村民把对现状的不满情绪，转移到物业公司这里，因为物业是开发企业旗下的。反抗打响的第一枪，也是持续最久，到今天都未完全解决的，就是拒交物业费和车位管理费。
安置区物业费制定的标准是每平方米收取1.69元，这远高于临近几个安置小区的收费标准，村民自然拒绝缴纳。其实无论标准定多少，村民都不会主动缴纳的。
此外，车位管理费每月50元，这自然也无法落实。由于地下车库采用的是车牌自动识别的方式，所以未缴纳车位管理费的车辆便不能被机器识别，从而无法进入地下车库。某些性格火爆的村民眼见自己的车辆被起落杆所阻挡，便将车子堵在车库入口，以示不满。
我也因车位管理费的问题与物业发生过一次冲突。
2020年5月份，疫情防控逐渐放松之时，车辆流动性开始变大。此时物业再次着手催收车位管理费。有一次，我驱车到地下停车库口时，起落杆没有反应，旁边屏幕上面提示：未及时缴纳车位管理费。我打电话给物业，物业解释说从昨天就已经实施相关政策，必须缴纳车位管理费才能进入。我信以为真，很快便去物业缴纳了100元钱，其中50元是替爸爸缴的。我认为停车缴费天经地义，物业也要承担很多管理成本，大家及时缴费，物业也能积极提供优质的服务，实现双赢。
过了几天，我乘堂弟的车回家，行至地下停车库入口时，起落杆自动抬起。我想，看来弟弟也及时缴费了。下了坡，堂弟突然说：“这傻X物业，就得跟他们闹！看看，还不是得乖乖让进！”我听得有点懵逼，问他：“你没缴费？”堂弟回答说：“傻X才给他缴！物业前几天不是让缴嘛，车都进不来，咱村志佳直接把车堵在入库口，锁好车，起来走了。就这么堵了一晚上，第二天物业就放开了。”
我听完顿时感觉自己就是堂弟嘴里的傻X，这物业太没原则，坑了我这老实人。
回到家，我打电话给物业，针对我缴纳的那100元钱要个说法。物业说：“车位管理费是迟早要缴纳的，等将来正式缴纳时，给您抵扣了就行。”我想想也是，100元也不是什么大钱，就同意了。
一晃两年过去了。
经过村委会与物业不断沟通协商，物业公司做出让步：如果村民按期足额缴纳物业管理费，就可以先免除车位管理费，但是只限于本村村民，租户不享受此项待遇。得知消息后，我到物业前台询问此前那100元车位管理费怎么算。谁知，前台服务人员直接说：“我们只收物业费，从来没收过车位管理费！”我当时就有些生气，但还是向她解释了之前的情况，她仍旧很坚决地表示从未收过。
我发火说，你们这不是耍无赖吗。这个服务人员也大声跟我吵了起来，最后惊动了他们经理。经理安抚我之后，让人查了一下系统，果然查到了。他连忙给我道歉，说小姑娘新来的，不了解情况。面对这些敷衍的老套路，我直接打住，就问他我缴过的费用怎么办。他说因为要走系统，研究后给我答复，还加了我的微信。后来我又问过他两次，他态度挺好，可就是迟迟没有解决。直到现在，我那100元还寄存在那里。
村民们对待只收物业费，不收停车费的政策，也都是置若罔闻，毫不领情。对此，我深表理解。
再后来，物业公司干脆降低物业管理费收费标准，结果同样石沉大海。物业公司没有办法，便拒绝退还村民们的装修押金。随着双方的对立，物业的服务质量也是急转直下。
与那些应分而未分到房子的村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人原本不具备安置资格，但其最终却出现在了安置人员名单中。
我后来调到街道党建部门工作。有一天，那已经是回迁两年后，纪检部门的一位同事拿着几名受处分党员的红头文件到我们办公室，让把这些文件分别放进他们的档案中，我接过来，一个熟悉的名字直击我的眼睛，那正是我们邻村的支部书记，他们村和我们村同时拆迁，而且都由一家开发企业主导，好奇心驱使下，我浏览了一下处分文件的内容。
原来，这位支部书记在拆迁工作中徇私舞弊。他的妻子是本地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按照政策，是不能享受安置待遇的，但他妻子最终却分得了80平米的住宅。此事之前，从未有人提及，为何两年后被挖出来，还让这位书记挨了一个处分。
一次在单位食堂吃饭的空隙，我和纪检部门的同事在闲聊中了解到了一些内情。他们村有一户村民，女儿在截止户口之前就已经出嫁，后来又离了婚，将户口重迁回本村，迁回来时，已过了截止户口日期，因而不能再享受安置待遇。他们多次向村委和街道申请，但都未能如愿。这户村民认为分房过程中肯定不会做到完全的公正，这是村委在针对他们。
不甘心之余，他们开始搜集材料。几经调查，还真被他们发现了一些违规现象，而违规的人正是和他们“过不去”的书记。由此，他们开启了上访之路，甚至去过北京。这位书记在持续的炮轰下，向组织承认自己的违纪行为。最终的处理结果，正如红头文件显示：党内严重警告，并将其妻子所分安置房如数归还。
至于这位书记当初为什么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自己的操作，个中细节，我已无法深入了解，但这种行为恐怕并非个例。类似事件的披露，无疑使处理遗留问题的各方单位，压力倍增。
村民们装修好的房子，在后期居住中也是问题不断。
首先是房子外部粘的那些装饰性的横梁，都是用泡沫制作的，每到大风天气，就有多处被吹掉。刚开始村民不知道，还以为是水泥的，看到随风飞舞的横梁，全都吓得从院里跑回家。还有墙面，经过一夏一冬两季的极端天气，也纷纷起皮，小风一吹，簌簌剥落。面对这些，物业只是应付着做些缝缝补补的工作。
2021年7月20日，郑州遭遇了一场数十年罕见的大暴雨。我们这个“隐疾缠身”的小区也在这场暴雨中将自身的病症充分暴漏了出来。
暴雨当天，我们家所在的单元口就出现了塌陷，一个漏斗型的大坑堵住了单元门的出口，这把在本单元内居住的人都吓坏了，大家都担心楼会不会坍塌。村里给物业联系，物业来人看后，说只是回填土遭受雨水冲刷而导致的塌陷，地基并未受到影响，等雨停后就派人修整。大家这才松了口气。那几天，本单元居住的村民和租户要出门，都要先下到地下停车库，然后再从其他单元出去。
电梯也彻底瘫痪了，雨水顺着电梯井哗啦啦流向一楼过道和地下停车库。虽说当时属于罕见的极端天气，很多单元甚至其他小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唯独我们单元好像因此被种下了“病灶”。此后，一到大雨天，电梯井连接一楼和地下车库的地方就会被淹，我们开车都要先绕到别的单元，然后再下去。这个问题至今也未得到有效的解决。每次大雨，一楼住户就在过道的积水中摆几块砖头，以此“渡河”。
最让村民苦不堪言的是，整个小区几乎三分之一的房子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渗水漏水情况。稍好一点的，雨水只是沿着墙缝渗进屋内，把墙皮浸湿。最惨的是外面大雨，屋内也是滴答滴答跟着下个不停，内部墙体以及家具全都受到波及。我父母居住的那套房子，就遭遇了最惨的那种状况。
大量雨水顺着北阳台上面的墙缝和窗户缝流进屋内，整面墙壁被浸湿，当雨水顺墙而下流到地板后，就如决了堤一样，迅速向全屋四溢。我和爸爸无奈之下，到一楼绿化带里拆回一些渗水砖，从北阳台处开始，用两列砖头摆出一条引水管道，一直通向卫生间下水口，最大限度地将流到屋内的雨水引出去。
大雨过后，北墙面的壁布是彻底报废了，还有屋顶北部的墙皮也被雨水泡发，风干后，剥落而下。就这些问题我们和物业多次沟通，都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自己买材料请人修整好了。为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家还自费加固了北面墙壁的防水。
自此，我对开发商及其物业也是彻底丧失了信心和信任。妈妈开始怀念拆迁前的生活，说那时候房子是自己盖的，全是真材实料，哪像开发商这么糊弄！而且一家一个院子，地方宽敞，逢年过节来多少客人都装得下，现在，亲戚朋友们一来，屋子里就水泄不通，挪个步子都费劲！
伴随着村庄的湮灭，原来的村小和中学也不复存在。政府和开发企业最开始就承诺：新学校会和安置区同步建设完成，回迁时保证适龄儿童有学上。
但直到分房仪式启动，村民们都装修好新房并完成回迁，小学的建设还未如期完工。秋季入学在即，新学校仍没有传来任何消息，这把家中有入学需求的村民急坏了。那些原本在外就读的学生还好，大不了先不转回来，只不过接送距离远了一些。而那些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的适龄儿童，由于政府之前作出承诺，回迁时保证新建小学可以正常招生，所以很多人并未在其他地方报名，现在村内小学无法正常招生，总不能眼看着孩子没学上吧。于是，村民们又组团上访，表达抗议。
分房时，我女儿刚刚一岁多，距离上小学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我还是随时关注着学校配套情况。
街道办事处研究后，给出了暂时的解决方案，有意愿让孩子在本区域入学的家长，可以先在街道的其他村公办小学入学，作为过渡。待本村小学建好以后，再转回来。村民们再次妥协，接受了这个不得已的安排。
两年后，也就是2021年，新建小学终于建成并开启招生。
招生工作从5月份就已经开始，这两年让孩子在外村借读的家长们可谓“久旱而盼甘霖”，满心欢喜等待着报名的日子，迫切把孩子转回本村的新小学。可新学校的招生政策却让他们吃了闭门羹。原来新学校被划归到郑州市纬五路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中，成为该教育集团的一所分校，实行主校区的招生政策，并且直属于区教育局，不再受当地街道办事处的干涉。
新学校在本学期的招生中，只招收一年级学生，其他年级暂时不招生，也就是说如果村内有正好该上一年级的孩子，就可以按照政策进行报名，其他正在外借读的学生是无法转回来的。许多家长的热情和企盼再次被浇灭，左等右等，等来的竟是这个结果，思量之余，大家又组团到街道办事处表达不满，要求街道出面沟通，让自己流落在外校的孩子可以转回本村上学。面对家长们的强烈诉求，街道办也展现出积极的姿态，与学校方面协商，最终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有一所村办小学，学校教学楼最近被勘定为危楼，所以上级部门要求学校搬迁，而此时辖区内没有合适的地方来安置这所学校的学生，我们村的这所新建小学由于只招收一年级，所以会空出大量教室，经过沟通，新学校允许这所村办小学暂时借用本校教室来安置其学生。这就为我们村在外就读的学生提供了一趟转回本村上学的便车。
街道办给出的最终方案是，让本村在其他地方就读的学生先转到这所要搬迁的村小，然后随村小搬到我们村的新学校，也就是让我们村的学生先成为外村学校的学生，然后和该校学生一起借用我们村新学校的教室来上学，以此完成学生回流。这个多方妥协的方案乍看起来着实有点奇葩，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外就读的学生数量有限，而且年级参差不齐，新学校根本无法专门为他们开放入学窗口。就这样，这些孩子在自己村庄的新学校中，读着别村学校的课本。
小学的这摊子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中学的建设日程却迟迟没有着落，每次会议上，领导都是信誓旦旦：今年肯定会开工，今年肯定会招生，今年肯定会……
听久了，也就麻木无感了。
在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2022年6月，郑州市针对合村并城和棚户区改造出台了新政策，提出将参考借鉴杭州、温州等地经验，结合市内五区政府和3个开发区管委会的意见建议，对于有回迁需求的拆迁村，原则上不再新建安置房，取而代之的是实施“房票买房”的安置方式。
此政策一出，众皆哗然。大家都替自己尚未分到手的20平米商业用房和某些待安置人员的二批房捏了一把汗。
政府不再建设安置房，而以补偿房票的方式让村民自行购买商品房。乍一看，貌似提升了村民们的居住档次，殊不知对于村民来说却是一笔亏本买卖。
政府发放的房票面值是以应建设的安置房面积的价格来核算的，而当村民用房票去购买商品房，却是要以商品房的价格来结算，虽说村民凭房票购买商品房会有政策上的优惠，但这少出来的部分，仍是远远无法弥补安置房与商品房之间的价格差的。
面对房票安置政策“山雨欲来”的压顶之势，最担忧的倒不是我们村，我们村好歹赶在这项政策出台之前完成了80%的安置工作。在我们街道办事处辖区的另外一个村庄，也是全区最后一个拆迁村——H村，才是这项政策最大的践行者。
H村于2019年7月份启动拆迁工作，吸取了先前几个拆迁村的惨痛教训，H村的拆迁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首先，为了防止后续的分房纠纷和人口无节制增长，政府在拆迁工程启动之初就立即截止H村的户口——即在拆迁之后，新增人口均不再享受安置待遇，同时去世人口的安置待遇也不再取消，这无疑会使政府将来的工作好做得多。其次，成立拆迁指挥部，街道一把手挂帅，下设若干分包领导，组织该村全村党员，实行对点分包，重点对有“钉子户”嫌疑的村民施展各种软硬手段，把他们的“钉子”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依照先前其他村的安置标准对H村进行安置。
一切本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可在当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到了2021年7月20日，一场特大洪水灾害又给了开发企业重重一拳，H村的安置工作遂逐渐陷入泥潭。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H村的村民就再没收到过来自开发企业的过渡费，村民们几经上访未果，无奈之下退掉出租房，集体到原村村址的废墟上，在尚未征收的田地中搭起临时的活动板房居住。现在，房票政策的出台，使身在窘境中的H村村民雪上加霜，更加绝望。
由于H村一早就截止了户口，新增人口不再享受安置待遇，就意味着他们最终能分得的安置房面积要远远少于在他们之前拆迁的那些村。现在，政府停止建设安置房，实行房票购买商品房，这无疑又进一步压缩了他们最终到手的住房面积。
因此，H村村民在讨要过渡费的道路上，又扛起了声讨房票政策的大旗。
放眼望去，不止这些走在合村并城道路上的村庄，附近的在建商品房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近几年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郑州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也面临着极为困顿的局面。在我们街道办事处辖区，康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所开发的一处楼盘，也面临着烂尾的窘境。随着康桥地产公司的濒临破产，这座楼盘的建设也逐步陷入停工状态，业主们每天为自己即将封顶可工程却戛然而止的房子到处奔波着，场面与我们村村民维权时的身影无异，无论是村民还是市民，都要承受时代造就的残酷。
说回我们村，整整十年，村民们都笼罩在拆迁的魔咒中。现在虽然已经搬入新居四年，可拆迁的后遗症依然纠缠着他们。未补发的过渡费，未分配到手的房子，未动工的中学，各种尚未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与物业僵持下的物业费、车位管理费，这些都无时无刻不牵动着他们的心，内耗着他们的精神。
很多人至今仍未完全适应社区生活，原来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起的邻居被不同的楼栋隔开了。习惯了在院子里种些瓜果蔬菜的老年人，在寻不到合适场地的情况下，私自将小区内的绿地毁掉，用栅栏围起来种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小区的卫生环境也甚是堪忧，习惯了随处乱丢垃圾的村民，依然无视小区内摆放的垃圾桶。村民们的杂物任性地堆放在楼道里和地下车库的车位上，电梯口以及楼栋内停靠的电动车一波又一波，村民与物业的矛盾也因此不断延续着。
村民们在合村并城的春风中离开土地，离开旧居，走向“城镇化”的道路。这个过程中，他们完全被动，毫无准备，每一个脚印迈出的背后，都是错综复杂互相纠缠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推动他们前进，无论前方是柳暗花明，还是万丈悬崖。
一个热爱文学的普通打工人儿，喜欢观察人生百态，更愿意把目光所及的人情冷暖融入自己的笔尖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1-18 09: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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