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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四川天险,却为何建立在此的割据政权都很难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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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19 04:5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四川天险,却为何建立在此的割据政权都很难长久?

 曾之遥 国家人文历史 2024年08月19日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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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评价四川:


“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四川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坐拥“蜀道难”之天险和“天府之国”的内部环境,是野心家心目中的一块“宝地”;然而,古往今来在四川“建国”的割据政权中,除了汉高祖刘邦成功夺取天下外,其他政权无一例外都短命而亡。为什么四川的割据政权大多成不了大气候?四川的人文和地理条件对统治者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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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割据政权:短命的“诅咒”


在往期文章中,我们曾详细介绍过四川优越的区位条件。“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地形上来看,古代四川(包括今重庆)被崇山峻岭环绕,关隘险要,易守难攻。从资源禀赋上看,成都平原土壤肥沃,河流密布,农产品供应充足,同时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品类齐全,为国家独立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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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四川应当是一个得天独厚的“龙兴之地”。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汉高祖“因之(四川)以成帝业”,成就不朽神话,在其激励下,历史上跑到四川“占山为王”的人们少说也有十余个,其中建国的就有八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割据四川的政权中只有刘邦成功问鼎中原,余者皆早早被其他强权所吞并。让我们简要梳理一下这些乱世中的短命政权。


首先是由公孙述创建的成家政权。王莽篡汉后,蜀地太守公孙述的野心也迅速膨胀,因“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遂自立为王,后于公元25年称帝。然而,很快站稳脚跟的刘秀岂能容忍这颗眼中钉?面对东汉的虎狼之师,成家政权难掩颓势,很快灭亡。公孙述本人也身死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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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刘备受刘璋之邀入川攻打张鲁,顺势兵临成都。四年后,刘备称帝,建立蜀汉。起初,刘备野心勃勃,常常在军事上采取主动。但夷陵的一场大火焚毁了他复兴汉室的梦想,刘备去世后,其子刘禅统治41年,蜀汉为曹魏所灭,国祚43载。


晋统一全国后,很快爆发了“八王之乱”,随之而来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南迁,天下动荡。公元301年,氐族人李特率流民反晋,后其子李雄在四川建国号为“大成”,李雄侄子李寿又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成汉建国仅43年,东晋名将桓温率兵攻伐四川,三战三胜,皇帝李势被迫投降。


东晋平定四川后不久,很快又出了乱子。公元405年,桓玄在荆州起兵叛乱,益州刺史毛璩出川攻打桓玄,结果部队哗变被杀,蜀人趁机推谯纵建立“谯蜀”。这个政权比较倒霉,遇上了后来取代东晋建立刘宋的“猛人”刘裕,413年就灭亡了。


下一个在四川建立割据政权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王建建立的前蜀,立国18载就为后唐庄宗李存勖所灭。后唐控制四川的时间持续到李嗣源时期,蜀王孟知祥又在成都称帝自立,史称“后蜀”。这个政权坚持了32年,被北宋所灭。


自两宋至元朝,四川再未发生大的叛乱,但在元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四川出现一个名为“大夏”的政权,建立者正是那个据说是“四万韩国人的祖先”明玉珍。朱元璋基本搞定中原和关中地区后,很快就征服了立国仅9年的“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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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最后一个割据四川的政权是明末的大西张献忠率领农民军起义,1644年割据蜀地,建立大西政权。1646年,张献忠在与清军交战时战死。此时清军已基本击溃李自成,重创南明,大西独木难支,于次年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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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些政权的存续时间,长者不过43年,短者仅仅3年。这样昙花一现的命运不禁让人感慨,割据四川的势力仿佛都中了某种“短命的诅咒”。


诅咒的说法显然是不可靠的。那么,看似条件优越的四川究竟为什么难以成为夺取天下的基地呢


地理自锁,困兽樊笼


蜀地周边地理单元,主要是东北的关中、东部的江汉、南部的云贵以及西部藏区这四大区域。其中,云贵高原与藏区长期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在文化、民族心理上与汉民族有较大隔阂,其自然环境的严酷性也限制了蜀地势力向此二区的直接扩张。因此,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自然而然地成了从四川向外拓展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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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顾祖禹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巴蜀自守则有余,用以攻人则必至于败。”蜀道之难,是优势也是劣势,蜀道的雄奇艰险阻挡了外敌进犯的脚步,也成为割据政权自缚的枷锁。蜀地易守,但他们自己想要打出去,就要面临和外来者一样的困局:后勤补给与兵力策应存在困难。蜀地与关中的联系主要通过陆路实现,但蜀道的狭长与关隘的地形险恶使得粮草辎重的折损率相当高,士兵在行进过程中也往往提心吊胆,弄得人困马乏。这一点从楚汉相争的细节中可见一斑。刘邦在与项羽争霸前期处于劣势,入蜀后“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这表明,蜀地与关中之间可供选择的交通路径很少,主要路径上甚至还包括一条架空于悬崖峭壁间的栈道,可谓险之又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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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找到“暗渡陈仓”这样一条妙计之后,后世的中原统治者就从中吸取教训,对此地严加把守。三国时期,诸葛亮趁曹魏与孙吴发生冲突、关中兵力空虚之际,发动第二次北伐,试图“复刻”刘邦的成功案例。然而,陈仓守将郝昭坚守不出,诸葛亮“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亮无计”。与此同时,困扰蜀军多年的粮草问题再次爆发。曹魏派大将张郃驰援陈仓,而张郃毫不忧虑,自信地表示:“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果然,张郃刚到南郑,诸葛亮就无奈班师了。


关中走不通,那么借长江上游之利,东进而攻江汉,能不能行得通呢?自古以来,北方兴起者想要统一全国,必先克巴蜀而后下江南,顺流而东,势不可当。然而,对于扎根于四川的割据政权来说,这个优势却很难被充分利用——原因很简单,缺乏精良的水军。操练水军需要宽阔的水域,而四川西南山区山高谷深,以深切曲流为主,东部四川盆地的平原及丘陵区,河水流速变缓,又侵蚀形成大量V形和U形曲流。总之,四川虽然河流众多,但都不适合大规模水军的培养,也难以建造大型舰船。此外,长江上游尤其是三峡地区,由于地势险峻、水流湍急,通航条件极为恶劣。在古代,逆流进攻固然十分艰难,但上游者想要顺利行军,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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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黄初二年(221),刘备率军东征孙吴。陆逊的应对方式,第一步就是接连退却五六百里,将蜀军引至三峡地区。


“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隘流汛,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啓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


蜀军非但没有一战克敌,反倒被消耗了一波士气。到了夷陵,陆逊掏出了第二招:坚守不出“乌龟战术”。在长期拉锯中,蜀军逐渐松懈下来,因天气炎热,人困马乏,“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结果被陆逊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三国志·吴志·陆逊传》描述为“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夷陵之战蜀汉的失败看似是出于战略失误,实则与其水军建设的巨大缺陷有必然联系。战前,蜀国的水军将领黄权曾向刘备进谏:“吴人悍战,而水军沿流,进易退难,请为先驱以当敌。”这句话暴露了蜀汉水军的两个致命弱点:第一,精锐力量不足,战斗能力远不及成长于江南水乡的孙吴水军;第二,损耗大,相当于“一次性产品”,水军顺流而下来势汹汹,但想要回到上游的大本营却是难上加难。蜀汉水军全军覆没后便一厥不振,再也无力与曹魏、孙吴相抗衡。


安逸度日,民心思变


进攻之路行不通,那坚守不出,总能保王朝万世无虞了吧?事实上,大多数割据四川的统治者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一夫当关”的关键在“夫”而非“关”。“知其为险,则攻者必有之死而生之志,守者必有以逸待劳之情,用心一分,而成败判焉。”倘若君主贪图享乐,君民上下异心,那么再险要的关隘也不过是一座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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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除了蜀汉政权在前期较为积极进取以外,其他统治者往往自恃地形险要,远离是非,不知不觉滋养了保守心理,企图关起门来舒舒服服当自己的太平天子。成家政权的公孙述就是个中代表,他自立的第二年,属下荆邯献计曰:


“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


延岑、田戎也数次主动请缨,公孙述皆疑而不听。东汉将领马援轻蔑地称呼公孙述“井底之蛙耳,而妄自尊大”,对他困守西蜀胸无大志的行为极为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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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无大志也就罢了,有的皇帝还做起了昏君,为了满足自己日滋夜长的享乐心理,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民心思变。成汉的第四代君主李寿,在即位之初还能因循前朝宽俭的政策,后来就膨胀起来不仅大兴土木,广修工事,还将附近郡中有三个壮丁以上的人家强行迁到成都,以补充工匠的不足。在他荒淫无道的统治下,“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李寿的继任者李势就更离谱了。大臣马当、解思明富有智谋,深得民心,堪称朝廷的顶梁柱。他们忧心皇家宗室不多,忠言进谏李势不要妄杀汉王李广,结果被疑心有谋逆之图,夷灭三族。解思明被捕时,叹息着说:“国家之所以没有灭亡,全靠我们几个人在,现在危险了!”谈笑自若赴死。很快,太保李奕在晋寿起兵反叛,“蜀人多有从奕者,众至数万”。虽然这次政变被李势镇压,但已经显示出蜀人对李氏政权的极端失望。民心一失,大势去矣!


那么,倘若君主励精图治、居安思危,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呢?也不是。观察这些割据政权可以发现,自古以来鲜有四川人自己建立的割据政权。而外来的刘备、明玉珍等,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掌控了四川,但根植内心深处的地域观念导致他们始终与这方“天府之国”格格不入,得不到四川民众的舍命追随。从另一方面来看,四川的闭塞使得他们很难与外界进行文化沟通,当地人的观念里很少有“胸怀天下,统一华夏”。人民安居乐业,自然也厌烦战争,《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柔弱偏狭”。当面临强敌时,他们很难生发出足够的动力去“保家卫国”。


战争是综合国力的比较。说四川条件优越,那是建立在同等占地面积、国家和平发展的情况下。但真实情况是,别人并不会守着相同的国土、带着相近的兵力来进行一场“君子的对决”。当四川政权守成自封时,外部强权正在逐步扩张、养精蓄锐;当蜀地统治者猛然发现兵临城下时,外部的强大势力往往已经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只等着啃下最后这块“硬骨头”。一省之势,独木难支,如何能与举国之力相抗衡?


四川地方政权的最终消亡,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局。


参考文献

1、(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2、(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3、司马迁著.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晋)陈寿撰.三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葛剑雄著.中国人口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7、鲁小波,陈晓颖.从地理角度分析三国时期蜀国的灭亡[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9,(3): 22

8、张炜.试论成汉政权灭亡的内部原因[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3): 62-65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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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曾之遥
编辑 | 胡心雅 
排版编辑 | 赵应心(实习)
校对 | 李栋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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