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正宗的异国美食，隐藏在这些中国小县城？

源济

最正宗的异国美食，隐藏在这些中国小县城？

丘濂 吴丽玮 驳静 三联美食 2024年08月17日 08:01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小城美食，往往更加多姿多彩与鲜活动人。这是《三联生活周刊》历年的美食寻访中持续关注的一类目标。今年，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有着国际餐饮的小城。一线城市有各国美食并不稀奇，但三四线小城也能汇聚地道的国际风味，就稍显奇幻。这或者来自于华侨归国的特殊背景，又或者和通向世界各地的商品贸易有关。

在小城享受这些国际滋味，不仅意味着更合适的性价比，更重要的是它让人看到了食物中蕴含的历史，以及里面所折射出的多元文化。我们也总是可以通过对食物的微小探索，与更加广阔的世界发生连接。

浙江义乌、青田和海南兴隆，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去这三处小城一探究竟吧！

文 | 丘濂 吴丽玮 驳静

义乌

晚上十点多，我站在宾王路和稠州北路相交的十字路口，产生了一种“我在哪儿”的疑惑。周围目力所及，大多是外国面孔。路口的西南，坐落着外商十分喜欢下榻的银都酒店，它的旁边是一片叫做“158文创园”的区域，整条街咖啡馆和餐馆密布，外国人聚集在一起抽着阿拉伯水烟聊天，空气里弥漫着果味烟丝的香气。这一带还能找到土耳其理发店（Turkish Barber）——从店员到客人都是男士，还有专营中东食物的Spinneys超市。如果沿着稠州北路往南走，则可以到达著名的三挺路“宾王夜市”，英文揽客的声音不绝于耳，随处可见与摊主讨价还价的外国客人。以它为中心辐射开来的“宾王商贸区”一片，小店不少都有中文、英文和阿拉伯文的三语标识。那些餐厅，直到十一二点还灯火通明，有外国人用餐的身影。

虽然义乌的商业市场不止一座，但外商们来到义乌，主要是冲着那座“义乌国际商贸城”，本地人多称呼它为“福田市场”。疫情当中，福田市场经过了萧条，现在正在逐渐恢复。义乌出入境管理局在今年五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地常驻外商人数已经超过了1.6万，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27.6%，流动外商的数量则近2.4万，核发居留许可和签证的证件总和超2万张，较2019年同期增长13.6％。这都说明义乌外商数量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

宾王夜市里，常能看到外国客商的身影（黄宇 摄）

外国客商是何时来到义乌的？义乌在1982年建成了稠城镇小百货市场，也叫做第一代市场，此后经历了若干次易址和扩建，有了如今第五代市场的福田市场。根据从事义乌外国商人群体研究的学者梳理，最早进入义乌的外商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来的巴基斯坦人，此后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来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商人大量涌入，至今他们仍然是外商中主要的群体构成。

正是随着外商的到来，外国餐厅也开在了义乌。位于宾王路和稠州北路十字路口西北的贝迪餐厅（Beyti Restaurant），算是全城人气最高的阿拉伯餐厅。老板之一的穆罕奈德·沙拉比（Mohanad Shalabi）参与和见证了整个义乌外国餐饮的发展。他是约旦人。2000年他先跟随叔叔到了广州，开了玛爱德餐厅（Maedah Restaurant）。一位也门人和他提起了义乌，说那里也有一些外商，但缺乏服务外商的清真餐厅。于是在2002年，穆罕奈德就和叔叔合伙，把玛爱德开到了义乌的稠州北路，这也是义乌第一家外国餐厅。

贝迪餐厅提供中东风格的餐食。疫情之后，来用餐的中国客人量增长得很明显（黄宇 摄）

“五一”期间，义乌美食在网络走红，大量游客涌入义乌。“不是阿拉伯国家去不起，而是义乌更有性价比”。贝迪餐厅就是排队最夸张的那家，高峰时甚至需要等位300多桌，排队5个多小时。周末时间，排队等位也是常态，周边江浙沪地区的客人会纷纷来外国餐厅消费打卡。穆罕奈德对我说，这其实是经过了疫情的洗礼，餐厅慢慢转型的结果。“本来我们主要的客人是外国人，但疫情和其他一些不稳定因素，让我们有所改变。比如会加大在一些平台上的推广，菜式调味上也会更考虑中国人的喜好。再加上中国人对外国菜也很有好奇心，现在餐厅70%的客人都是中国人。”贝迪餐厅的转型代表了一部分义乌外国餐厅的经营思路。

贝迪的厨师玛姆德·玛塔正在制作被称为约旦国菜的羊肉抓饭，里面要用当地酸奶球融化成的酸奶汤（黄宇 摄）

还有一些餐厅的的定位仍然是外国人的食堂。在那里仍然能够找到最地道的当地美味，去感受不同国家人社交与休闲的方式。这样的餐厅往往空间不大，装修朴素，饭菜呈现方式非常家常，老板和客人都很熟悉。正是在这样的餐厅，外国客商吃到那口亲切的食物，找到了家一般放松的感觉。事实上，不止一家餐厅都会以“家”来命名，比如“贝迪” 餐厅的名字，“贝迪”在约旦语中就是“我家”的意思，它是漂泊之人可以找寻温暖的地方。

一盘也门羊肉抓饭。羊肉的调料汁混合油脂，将米饭染成了橘红色（黄宇 摄）

稠州北路是中东、阿拉伯餐厅的聚集地。从浓墨重彩的土耳其烤肉，到清新爽口的黎巴嫩塔布勒沙拉，无论是约旦的羊肉抓饭Mansaf，还是也门的羊肉抓饭Mandi，沿着义乌的稠州北路走一遭，可以满足你对中东各国美味的一切好奇。这里细分到还有专门的中东甜品店。要是嫌一枚夹满开心果碎、浸透蜜糖的巴克拉瓦（Baklava）太过甜蜜，不妨来一份土耳其米布丁。香浓的大米味道，一下就能戳中把它作为主食的中国人。

客人可以从苏坦餐厅的甜点柜里选择包括巴克拉瓦在内的各种点心组合（黄宇 摄）

遥远的中东总充斥着矛盾与冲突，但在义乌，来自中东不同国家的客商们去共同的超市与餐厅。鹰嘴豆泥是所有馆子的标配，也是可以把大家联结在一起的思乡食物。

除此之外，城北路集中有印度餐厅，江南社区有着韩国餐厅的一条街，在义乌还能找到非常小众风格的餐厅，比如阿富汗餐厅、高加索地区的餐厅、非洲餐厅等等，应该说义乌有哪个国家的客商，相应就能找到哪些国家的饭菜。在义乌体验世界美食，需要一个勇于尝新的胃和一颗包容的心。

阿里亚娜餐厅出品的一桌阿富汗饭菜。手抓饭和“肉末馒头”都是特色，锅仔牛肉更适合中国胃（黄宇 摄）

青田

青田县在丽水和温州之间，虽说温州人闯荡欧洲的名声在外，但青田的海外华侨数量实则多得惊人。根据政府统计，在意大利的青田人达到10万，在西班牙有12万，“但这两个国家统计的各自海外移民数约为30万，也就是说，青田这么一个小小的县城，可能就占到了它们全球移民人口的1/3。”当地的美食爱好者大能告诉我。

青田人对西式饮食的热衷程度也远超周边。大能家也有很多亲戚朋友在海外，按照他的亲身经验，爱好意式浓缩咖啡，去餐厅吃牛排和火腿，这都是长期以来海外亲友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他们会告诉我们，自己在海外吃的是什么，也会把咖啡、红酒、火腿等等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在青田小小的县城里容纳着四五百家销售现磨咖啡的场所，常常能看到老年人聚集在一起喝咖啡、聊天，形成了青田的一道景观。

即便是去吃高级的西餐，青田人也更喜欢全家老小阖家欢乐的感觉（蔡小川 摄）

青田也因此有了相当不错的西餐厅，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是闯荡欧洲的华侨开的。比如老居民区楼下有家“咔客”意大利餐厅，老板叶雨露跟全家一起在意大利小镇上开餐厅和酒吧多年。她的爸爸出国前就是青田老字号中餐馆“飞鹤楼”的大厨，她也从小耳濡目染，做菜特别有灵气。“咔客”的菜品在华侨、本地人和外地游客中间都很受欢迎，但并不能说她就是把意大利菜做了中国化，“都是很地道的，同时自己很喜欢吃的意大利菜。”

她没去过烹饪学校，意大利菜的好手艺全靠那时跟小镇上的意大利老爷爷老奶奶们学。她跑到意大利奶奶家教对方做酸辣土豆丝，再从这些忘年交朋友那里获得家常千层面、蔬菜牛排等等的做法。最近她店里在做的叫花牛肉特别叫绝，牛肉低温慢煮，再切成薄片，装在盘里时，像一块手帕似的堆叠成一小撮一小撮的形状，从弧形的边缘向内部，牛肉的颜色由褐色过渡到肉粉色，嫩到似乎是在生与熟的边缘。这道菜正好拿来配红酒，细嚼起来特别地有滋味。

叫花牛肉（吴丽玮 摄）

另有一家华侨开的“咔西亚”西班牙餐厅也很有意思。老板陈易峰回国前在西班牙北部海边开西班牙餐厅，那是一间服务于小镇居民的日常餐馆，后来他也把那种乡村粗放式的本地餐饮带回到了青田。看他做tapas和西班牙海鲜饭，手法简约，选料也讲究个实惠平价，不免疑惑为什么总是顾客盈门。“华侨嘛，就想吃华侨做的他们熟悉的‘白人饭’。”陈易峰告诉我，总是有老华侨们想来这里坐坐，他店里的员工大多也都是从海外回来的，大家一边吃一边回味曾经的海外岁月，有艰辛有感叹。

“咔西亚”的西班牙海鲜饭。（蔡小川 摄）

在青田也有目标远大的高档西餐厅。在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的Happy幸福小酒馆有着与北上广等大城市西餐厅比肩的想法，无论是装修、陈设还是推出的菜品，都力求精致。即便是西餐里常见不过的海鲜烩饭，也是用最新鲜的蛤在锅里焖熟，留住香味后再去壳，再用龙虾头熬汤后做出的酱汁跟米一起烩制。主厨花健告诉我们，餐厅原本的定位是做一间严肃法餐厅，但到了青田发现，大家更喜欢一起分享的场景，于是他们在菜品的呈现上做了很多调整，来就餐的人也不用担心是否会将刀叉摆放错位，或者菜和酒不够相配，这让餐厅呈现出一种很松弛的状态。

Happy幸福小酒馆的海鲜烩饭（蔡小川 摄）

另外再从性价比来说，青田的西餐可以说是最值得推荐的。除了房租和人力成本更低，青田的西餐厅可以在侨乡进口商品城里轻松对接外国红酒、火腿等商品的国内代理商。青田的西餐厅也很少靠酒赚钱，因为红酒在本地市场上的价格已经十分透明了。

兴隆

我们在兴隆住了九天，在街巷里见到许多“老爸茶店”——兴隆人管这种店叫咖啡店。它们有的就开在居民楼下，炎热的夏天也不开空调，窗户很大，门窗洞开，头顶悬吊扇，将通风做到极致。人们喜欢坐在户外，任凭热风炎炎吹在脸上，假如再点一份粉汤，里头再稍搁点辣椒，绝对是一场热汗洗礼。这种氛围，轻易地召唤起我四月份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中国城采访的记忆——海洋性气候，热风，吊扇、潮气，人们黝黑的皮肤，皮肤上一层层细汗……我们此行在小镇里寻找国际美食，那些制作南洋风味的正经餐馆固然是重点，但我认为最得神韵的却还是这类咖啡店的氛围。

老爸茶店里流行喝咖啡，茶通常是赠送的（缓山 摄）

氛围之外，兴隆的南洋风韵，就在华侨后代开的侨味餐厅里体现。斑斓和椰浆，是东南亚风味搭档，这种搭档几乎无处不在，不管是在七层糕这样的糕点里，还是在清补凉这一类甜品里。其中椰浆是灵魂。几位餐馆老板都跟我提到，她们小时候最害怕的事就是过年，因为过年要做咖喱，做糕点，打椰浆必不可少。提前半个月就要开始干活儿，小孩子分配到任务，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椰子破两半，用一个锯齿状的铁器将椰肉刨下来。

清补冰里绿色的角滑是兴隆的特色（缓山 摄）

除此之外，咖喱是东南亚餐厅厨房里的重头戏。我以前没见过咖喱料，好奇心第一次得到满足是在“南洋风味”餐厅。厨房师傅端出一小碗，居然相当浓稠，深黄色，有一层油浮在表面，而它的香味，不柔和，不收敛，让人欲罢不能。咖喱是种很霸道的调料。正是因为霸道，几乎可以与任何东西搭配，兴隆人会说，“咖喱就算做鞋底也好吃”。

南洋风味”餐厅的咖喱鸡（小碗）和咖喱牛肉（盘），以及七层糕（缓山 摄）

实际上，到兴隆之前，我对此地知之甚少。距离兴隆最近在机场在三亚，出凤凰机场，开车两小时能抵达。一下出租车，兴隆给我的第一个小小震撼是亮橙色的，它是主街路口一栋楼的颜色，上面写满巨大的口号，比如——“世界的兴隆，咖啡的王国”。

“兴隆咖啡是世界一流的”，本地人讲起咖啡，最喜欢提到就是这句话，因为它语出周恩来总理。据说，当年周总理到兴隆喝过咖啡后对它大加赞赏，兴隆咖啡随后名誉全国。随着东南亚华侨将带回来的咖啡树苗，通过扦插技术培养成适合兴隆气候的苗种，这种改良过的罗布斯塔品种咖啡开始在这里大量种植。炒制技术也由华侨引入，现在看来挺特别，他们会在翻炒咖啡豆时加入牛油、白糖和盐，以此缓解豆中的酸味与杂味。老一代兴隆人到现在还记得，当年那个全国第一家咖啡厂就在主街尽头，它一开工，整条街都是咖啡的香气。这种咖啡随处可以喝到的兴隆咖啡被称为“炭烧咖啡”，但对喝惯现代咖啡的年轻人来说，是难以适应的。当然，咖啡种植如今已经式微，不过兴隆人喝咖啡的习惯没有变。

兴隆在饮食风格上极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影响，不过别忘了一个事实，好多在东南亚国家扎根了几代的所谓本地人，其祖先也可以追溯到中国福建等地。但这些历史上的迁徙、分散、汇入造成了一种广泛的融合，表现在语言上，客家话、闽南语还有粤语都是交流工具，最后形成一种“南洋普通话”，算是一个最大公约数。表现在饮食上，你可以叫它是华侨味，也可以说它有南洋风韵，本质上，是一种风味上的杂糅，而这些杂糅主要以香料来体现。一个外来者在这样的杂糅里寻找华侨风味的线索，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斑斓芯”里与斑斓有关的单品很多（缓山 摄）

建国后及至七八十年代，全国建设的八十多家华侨农场中，兴隆华侨农场算是其中规模较大的。1951年，国家在海南规划出16.5万亩地，算是蛮荒之地，几乎没有什么原住民。这片土地迎接的第一批华侨来自马来西亚，共计756人，第二批华侨要等到十年后从印尼接回，越南华侨来到兴隆则在1978年。兴隆华侨农场先后安置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总计13000多人，其中90%来自东南亚国家。

华侨归来，带回来的不仅有农作物，还有工艺技术，他们从零开始艰苦创业，一点点建设起农场，起初开垦种植的经济和战略作物主要包括咖啡、剑麻、胡椒，以及橡胶等。农场有自己的医院、学校甚至派出所，后来发展为镇。街上随便问一个人，十有八九就是归侨后代。可以说，兴隆文化和华侨文化几乎可以划上等号。

“南洋风味”餐厅门口，经常会有表演（缓山 摄）

90年代到00年代的十多年时间里，兴隆的旅游业兴盛一时，热闹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候的小孩子会被家人警告，不要骑自行车去主街，那里车太多，危险。酒吧里有脱衣舞表演，伴生打架斗殴吸毒。几个剧院更是流行人妖表演，其中不少都是“泰国进口”，他们的存在，是兴隆开放和旅游业兴盛的缩影。当时的兴隆镇以太阳河为界，河东边的温泉地区，开起过几十家酒店，下午三四点钟一定会堵车，因为这个时间点旅游大巴车都来了，一到晚上，当然就更热闹。

后来温泉开发因为没有许可证而停止，失去温泉特色后，那六七十家酒店逐渐荒废，成为历史的见证。兴隆在疫情开放之后获得了崭新人气，它得益于十几公里外的日月湾，这片海域适合冲浪，“浪人”冲浪之余，倘若想在周边寻找一个吃喝的地方，多半就会寻到兴隆来。

“南洋风味”餐厅的榴莲炒冰非常值得一试（缓山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