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明朝军队一路向西溃退,退到了辽河以西。
这是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趁着被他视为畏敌的“熊蛮子”熊廷弼遭弹劾郁闷还乡的空档期,在辽沈之战中,一举拿下明朝孤悬在辽东的两个重镇——沈阳和辽阳。
努尔哈赤随即宣布,从老家赫图阿拉迁都,迁到辽阳。作为后金剑指中原的关键一步,努尔哈赤显露了征服天下的野心。
辽阳城东,代子河畔,努尔哈赤开始兴建宫殿城池,称为“东京”。
▲辽宁辽阳东京城,始建于1621年。图源:摄图网
但仅仅4年后,努尔哈赤就决定舍弃新建立的东京,都城北迁到只有辽阳城一半大小的沈阳。
对于这次迁都的原因,当时对战的双方各有说法。
据《清太祖实录》载,努尔哈赤公开表示,迁都沈阳,是因为沈阳地处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北征蒙古,南征朝鲜,均很便利。
不过,熟悉辽东地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努尔哈赤此话的破绽:作为出兵四战之地,辽阳的地理位置向来比沈阳更具优势,所以明朝一立国就在辽阳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辽阳在整个明朝都被称为“辽东首府”。
努尔哈赤违背地理常识的解释,肯定有意在掩饰什么。
在明朝人看来,努尔哈赤在掩饰他的害怕。怕什么?
怕一个人。
曾任辽东副总兵的茅元仪,后来在《督师纪略》中说:
当奴得辽阳,即择形势于代子河北,去旧城数里而城之,甚坚固,其珍异子女皆畜之。
及公渐东,奴惧,遂毁其宫室而北徙于沈阳,止以五百人守代子城。奴自筑宫于沈阳瓮城,屡不就,又惧袭之,渐运珍异入老寨,而又营城于抚宁关塞外,渐思遁矣。
意思是,努尔哈赤毁弃精心营建的辽阳代子城,仅留500人守城,原来是惧怕“公”的一路向东推进,甚至做好了随时逃回老寨赫图阿拉的准备。
这里的“公”,正是本文的主角:孙承宗(1563—1638)。
天启二年(1622),60岁的孙承宗在帝国边将乏人、连吃败仗的情况下,自请出关,督师辽东。他经略辽东的4年,恰好是努尔哈赤定都辽阳的4年。
4年间,孙承宗稳扎稳打,几乎收复了明朝在辽河以西的全部失地。努尔哈赤节节后退,不敢发起任何攻势,自发兵讨明以来,首次丧失了战事的主导权。
明军的防线向东推进了200多里,挺进辽东腹地。
努尔哈赤清醒地意识到,位置更靠近明军防线的辽阳,随时可能被夺回去。这才是他最终决定北迁都城的真实原因。
孙承宗以一人之力,为晚明大败局挽回一线生机。
令人痛惜的是,这名能让外敌闻风丧胆的老将,却被自己人攻击得体无完肤,只得于天启五年(1625)十月离职还乡。
曙光乍现,而后,乌云又遮蔽了天空。
复盘晚明大败局,这个老大帝国有许多不堪,但也有许多自救的机会。危难之际,每一位救时英雄的出现,都是一根救命稻草。然而,这三五个不世出的英雄,却都毁在自己人手里。
帝国末日,残酷帝王、无耻大佬与苟且官僚们,亲手葬送了每一次扭转时运的可能性。
可惜了殉葬在那个时代的悲情英雄。
▲孙承宗画像。图源:网络
孙承宗大器晚成,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中进士时,已经42岁,才算正式步入政坛。
在殿试中,他得到第二名,俗称“榜眼”。如今,在他的老家,河北高阳,当地人仍以“孙榜眼”来称呼这名晚明英雄。
他是文官出身,但后来以武将闻名,被史学家誉为明代仅有的三位能够出将入相的人物之一(另外两人是徐达与杨一清)。
这与他早年十分注重研读兵法有关。进入官场以前,他趁着赴大同任私塾教师的机会,孤身一人背剑徒步,登恒山,走飞孤峪,行程千里。沿途访问戍边将士,绘制防御地图。
在大同期间,他协助地方官员,平息了一场士兵哗变事件,彰显出不凡的才干。
进入官场后,孙承宗同样表现出老练的政治智慧。
晚明三大宫廷疑案之一的“梃击案”发生时,大学士吴道南咨询孙承宗的意见。孙承宗给了一个处理意见:“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关皇宫,不可深问。”暗示事件本身水很深,处理宜点到为止。
党争是晚明政局逐渐败坏的原因之一。孙承宗一直被认为是东林党,事实上,他在很多大事上的态度,只问是非,不问党不党。
他曾说,“附小人者为小人,附君子者未必为君子。吾辈当斩钉嚼铁,自立人间”,“不当偕人,亦不当为人偕”。
对东林党鱼龙混杂,小人伪装成君子,制造舆论裹挟士大夫的状况,孙承宗是颇为不屑的。他更加注重个人的独立判断和道德修为。
他公开力挺东林党,是在东林党最艰难的时候。
天启四年(1624),东林与阉党矛盾白热化,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等人被下狱。孙承宗当时为辽东督师,听闻消息,想赶回帝都,当面向天启皇帝揭露魏忠贤的罪行。阉党十分恐慌,遂散布谣言,说孙承宗领兵数万将进京“清君侧”。
孙承宗抵达通州,圣旨下来,要他回关外去。营救杨、左的努力失败了。
不久,东林党35人遇难。孙承宗作《三十五忠诗》,在诗中公开表达:“东林饶善士,予敢附东林。”坚定地站在处境危难的东林党一边。
东林党得势时,他并不攀附,甚至公开唱反调;但当东林党失势时,他却选择站在弱势一边,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孙承宗眼里,没有党争与意气之争,只有是非与节气。
天启五年(1625),孙承宗从督师辽东的位子上被撸下来,就是因为得罪了阉党。阉党群起上疏弹劾他,居心险恶地将孙承宗比作历史上的王敦、李怀光。
当孙承宗面对恶意中伤,被迫解甲归田时,阉党以为他们赢了,其实输掉的是整个帝国。
时间回到天启二年(1622)。广宁(今辽宁北镇县)战役,明军又败给了后金。
时任辽东经略王在晋,消极退守,打算放弃辽西大片土地,直接在山海关外再筑一道重关。属下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人不同意,向朝廷报告。朝廷一时不能下决策。
孙承宗自告奋勇出关察看定夺。
经过实地考察,他当场与王在晋辩论,彻底否定了修筑重关的意见,提出必须坚守关外的宁远(今辽宁兴城)及觉华岛(兴城南面的海岛)。
回京后,孙承宗面奏皇帝,说明王在晋不堪重任,自请出关督师辽东。
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之战战败后,明军与后金攻守转换,辽东战局就成为帝国边将的修罗场,不是战败自杀,就是被捕下狱,鲜有人能全身而退。
当时,帝都朝中弥漫着一股贪生怕死的情绪,都不敢到关外任职,说是“入关一步便为乐国,出关一步便是鬼乡”。
熊廷弼被下狱后,辽东经略空缺。朝廷任命解经邦顶上,解经邦畏难推却,抵死力辞,遭到削籍处分。廷臣再推王在晋,王在晋也苦苦推辞,又怕步解经邦后尘,不得已才赴任。
了解这个背景,我们才能感受到,此时此刻主动请缨出关的官员,该有一种怎样的气魄和担当。
孙承宗这年已经60岁。如此高龄,仍自请前往文臣武将视为“死地”的关外,更显难能可贵。
天启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
上任伊始,孙承宗就向皇帝表明心迹:
今天下事无一不难,而兵事更难。自非负十分精敏之才,兼几分痴騃之性,决不肯妄承于身。所谓痴騃者,习闻忠君爱国之说,不徇人情,不听私属,投之贿必告于朝,遗之书必闻于众。
这是孙承宗的夫子自道,从42岁进入官场开始,他就很有主见,不结交权贵,也不培植私人势力,是污浊官场中一股难得的清流。为此,他也十分担心,离开帝都后,皇帝若听信谗言,自己在辽东的抱负将无法施展。
所以他希望,皇帝“以公忠忧国之心,励精敏有为之气”,事关军国大务,只有群策群力,一德一心,才能扭转辽东危局。
天启皇帝在给孙承宗的敕书中,呼应了孙承宗的诉求,说:“朕所倚赖,亦惟卿一人。”并把孙承宗比作当今的诸葛亮和裴度,评价相当高。随后,赐尚方宝剑,亲自为孙承宗送行。
孙承宗仅带了两三个幕僚,抵达山海关,大刀阔斧开始整顿千疮百孔的防务。
他整顿军队,淘汰了胆小无能的将校数百人,裁减了冗兵一万七千余名。同时,提拔了袁崇焕、马世龙、祖大寿、赵率教等勇敢善战的猛将。
他做事雷厉风行。一日,召集将吏,问道:“各位多次说巡视宁远,为何屡次延期?”众人回答:“请督师决定日期。”孙承宗说:“明日前往,如何?”众人惊愕不已。孙承宗又说,就这么定了。
次日出发,两天后就抵达宁远。
他决定把关外的防御中心设在宁远,命袁崇焕、满桂重新修筑宁远城。一年之后,城堞竣工,成为关外军事重镇。他又下令将西洋的红夷大炮运上城头。于是,宁远固若金汤。
他还实施“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政策,招募流离失所的辽民为兵,重建了一支能攻善战的劲旅辽军。这支辽军,在后来的明与后金(清)之间十数年延绵的争战中,曾多次力挫八旗兵之雄锋,以明朝晚期一支最为精锐的军队而被载入史册。
而孙承宗最主要的功绩,是确定了从山海关到宁远到锦州的防御策略。这道防线,史称“关锦防线”。缔造关锦防线,成为明与后金(清)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直到1644年,李自成灭了明朝,这道防线都没被清兵攻破过。
任何时代,事在人为。明末辽东在与后金的争战中,遇到一个有为敢为的督师,局面就能得到很好的改观。从之前的熊廷弼,到现在的孙承宗,再到后来的袁崇焕,这三人是晚明所有辽东督师中最有作为的。
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曾两度督师辽东。在第一次任职辽东后,都曾含冤去职。去职后,大好局面又被坏掉,朝廷只好再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起落之间,印证了这三人的能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辽东局势,是被自己人毁掉的。用后来的胜利者——大清皇帝乾隆的话说,明朝是“自毁长城”。
孙承宗用4年时间,实现了辽东局势的反转。后金不敢轻易进犯,努尔哈赤慑于孙承宗的威力,干脆舍弃新都城辽阳,北迁到了沈阳。
正当孙承宗准备发动进攻,进一步收复失地之际,朝廷内部却发生了变化。
魏忠贤把持朝政,以孙承宗督师辽东颇有成效,想拉拢他,于是派人犒劳守辽将士,赐孙承宗坐蟒、金币。孙承宗得知消息,立马上奏说,中使(太监)干涉兵政,自古有戒。
中使出关后,孙承宗只陪他喝茶,一句话都不说。魏忠贤因此很不爽。
加上孙承宗在东林党落难时,力挺东林党的做法,激起了阉党的疯狂报复。他们抓住孙承宗的部将马世龙的一次作战失利,大做文章,弹劾、诬陷孙承宗“丧师数万,关门且旦夕失守”。
天启皇帝违背了当初只倚赖孙承宗一人的承诺,连下诏书,命孙承宗回师听调。
孙承宗满腹忧愤,上疏请辞,解甲还乡。他在一首诗中,借岳飞当年的遭遇,隐喻自己的功亏一篑,不是溃败于敌人,而是溃败于朝廷上的诬陷:
入夜看荧惑,朝来朝议生。
谁将舌上剑,一割塞垣兵。
未抵黄龙府,先惊白马营。
岳家军好在,胡骑漫雄行。
辞官回乡后,阉党仍不放过孙承宗,派缇骑日夜监视,想抓到他的把柄,给他治罪。孙承宗为官清白,阉党缇骑终无所获。
当时,各地督抚都在替魏忠贤修生祠,有人劝孙承宗在高阳也修一座,借此缓和与阉党的关系。但孙承宗说:“此好事,公等自为之。”他宁折不屈,决不向阉党低头。
▲未抵黄龙府,先惊白马营。图源:摄图网
崇祯即位后,用3个月解决了魏忠贤,幸存的东林党人重返庙堂。按理说,此前被阉党构陷蒙冤乡居的孙承宗,该重新起用了吧?
并没有。
史载,此时兵部尚书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在守辽战略上与孙承宗意见不合的王在晋。王在晋为泄私愤,阻挠了孙承宗的复出。
这就是明末政局的真实写照。一个政权溃烂到这种程度,无论谁当权,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救国救民,而是怎样公报私仇。无论谁在台上,首先起用的都是所谓的“自己人”,而不是能干事的人。
孙承宗纵有大才,能够力挽战局,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你继续在家待着吧。
阉党也好,东林党也好,真应了孙承宗那句话:亲附小人的一定是小人,但亲附君子的未必是君子。
历史不容假设。如果可以假设的话,我都能算出晚明有多少次逃出生天的机会,只是一次次都被自己人扼杀掉了。
直到崇祯二年(1629),十月。八旗劲旅绕道蒙古,打到了帝都门口,制造了震惊京城的己巳之变,朝廷这才想起了老将孙承宗。
孙承宗仅率二十七骑,星夜赶往通州,调度各路勤王兵马。到崇祯三年(1630)五月,接连收复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史称“永平大捷”,缓解了京城之危。
外患方歇,内争又起。
崇祯追究己巳之变的责任人,将袁崇焕下狱。孙承宗力劝,国家正是用人时,不能杀良将。没人听,袁崇焕遭凌迟时,京城狂欢。
孙承宗只能写诗说:“一缕痴肠看赐剑,几行血泪洒征衣。”
等到人们读懂孙承宗的时候,为时已晚。
而他自己,也陷入了熊廷弼式的悲剧中。当年,熊廷弼与王化贞在辽东产生经抚矛盾,导致战败,一个下狱处死,一个举家自杀。而今,经抚矛盾在孙承宗与辽东巡抚丘禾嘉身上重演。
丘禾嘉是兵部尚书梁廷栋安插在辽东战场的心腹,不能服众,却又大放狂言,说“阁部(指孙承宗)老矣,辽事我只手可办”。由此,在辽东形成两套指挥系统:
一是孙承宗—马世龙—祖大寿等;
一是梁廷栋—丘禾嘉—吴襄等。
孙承宗上疏,强调这种局面乃兵家大忌。崇祯似乎对此没有反应,或者说,这正是皇帝希望看到的互为牵制的局面。
皇权的本质是政治平衡术,遇上崇祯这样猜忌心重的皇帝,他更会把文臣武将互相制衡的统治术用到极致。哪怕外战失败,他也在所不惜。在他眼中,朝堂上的窃权者比关外的异族更可怕,更值得防范。
结局已经写好。
崇祯四年(1631),后金兵围明军于大凌城,因孙承宗、丘禾嘉意见迟迟不能统一,延误战机,明军惨败。朝臣趁此机会,摇唇鼓舌,欲把早已完成京城解围的孙承宗撸下来。
69岁的孙承宗无奈,连上十七道疏,请求辞官。
这年年底,他终于告老还乡,彻底离开了日渐沉沦的辽东。对他来说,或许只能无限感慨:每因门户误封疆,总为筹边边未筹。
▲每因门户误封疆,总为筹边边未筹。图源:网络
手提孤剑向边州,木叶萧萧又早秋 。——这或许是孙承宗写下的最悲怆的两行诗。
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他在高阳老家,门无宾朋,唯有一心读书,不废朝夕。
一个壮志未酬的英雄,暮年远离刀光剑影,却能远远听到家国沉沦的消息,这是怎样一种煎熬的心情。
他也许会在意念中无数次复盘帝国步步溃败的过程。
他认为,明朝在辽东之战中屡屡战败的关键,就在一个“怕”字:
初怕而开铁失,退而守辽阳;再怕而辽阳失,退而守广宁;三怕而广宁失,退而守山海。
他指出,帝国一些高官,“平时怕内贼,临敌怕外贼,只一怕便了一生”。
他的信条是,“能以怕死之心怕生,便是豪杰”。
他不相信这是天命,败就败在人事,败在政治,败在是非不分,败在争权夺利。只是这些反思,手握权柄之人听得到吗?听到了,听得进吗?
陈田《明诗纪事》评价孙承宗,说:“有此伟才,旋用旋罢,国欲不亡,不可得矣。”
赞扬孙承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魄力;贬斥明王朝自掘坟墓,宵小别无所长,只会翦除自己的英雄。
孙承宗肯定心有不甘,但他已经无能为力,只能把一腔热血与愤懑,付与文字。高阳城隍庙,有他题写的一副对联:
上联:问你生平所做何事,欺人懦,诈人财,坑人命,奸淫人妻女,占夺人田地。日积月累,是不是睁睁眼看,世上多少恶焰凶锋,曾饶过哪个?
下联:来我这里有冤必报,破尔家,荡尔产,追尔魂,殄灭尔子孙,降发尔灾殃。鬼哭神号,怕不怕摸摸心头,从前百千机谋诡谲,还容你做么!
或许是希望那些败坏国事之徒,死后可以在此受审吧。
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分两路进攻明朝。在清军未到高阳之前,友人劝孙承宗到保定避难,孙承宗让他闭嘴。
孙承宗组织家人和高阳城百姓,对清军的围城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直到城中火药弹石皆尽。城破后,高阳城军民又与清军展开肉搏,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最终,76岁的孙承宗和他的18个儿子、侄子、孙子,全部在这场家乡保卫战中殒命,19个妇孺殉节而死。
有关孙承宗的死法,历史上说法不一。
《明史》记载,多尔衮派恭顺侯孔尚德劝降。孙承宗破口大骂,说快杀了我。清将说,从来没听说有杀阁老的剑。孙承宗遂从容地以弓弦自缢。
另一种说法是,清将抓住了孙承宗,先是勒索钱财,孙承宗斥责说:“没听说过天朝无钱的孙阁老吗?”清兵把他几岁的小孙子领到面前,逼迫他投降,孙承宗说:“你放开他,他要向我走,我就降,他要是朝着你们手上的刀走,我就死。”他的小孙子果然脚步蹒跚地走向了屠刀。清将恼羞成怒,将孙承宗五马分尸。
孙承宗殉国6年后,明朝灭亡,清朝定都北京。
孙承宗曾经的下属鹿善继说,孙承宗“功听人分,罪听人卸,以身殉国不见知而不悔”。一语说出了孙承宗处危局而不沉沦,在逆境中建功立业,卓尔不群的人格操守。
晚明史,让人痛恨,又忍不住想读。也许正是因为,有孙承宗这样不计个人得失、一心救国救民的英雄吧。
悲情英雄,谁人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