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场大变局：曾是大国标准之一的“战车”，为什么在秦兵马俑阵中沦为配角？

源济

春秋战场大变局：曾是大国标准之一的“战车”，为什么在秦兵马俑阵中沦为配角？

Original 郭晔旻 国家人文历史 2024-06-18 23:19 北京

本 文 约 5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赫赫战车阵

秦始皇陵一、二、三号兵马俑坑里发现大量“军用”马拉战车，其总数超过100乘。其中又以二号兵马俑坑数量最多，共有近90乘。这些战车均为木质，其大小和结构与真实战车完全相同。车辆为单辕、双轮，前驾四匹陶马。另外，秦俑坑出土的战车一律无盖，与《后汉·舆服志》所谓“古之战车不巾不盖”相合。这也是战车与一般马车的重要区别。与后者车坐乘的情况不同，战车上的甲士需要立于车上或持弓弩远射，或操戈与敌格斗，故而车辆有车盖、车帷反而不便。

在牵引战车的4匹陶马里，中间两马（称为“服马”）的肩颈处各放一具人字形马轭，轭的中央均捆缚于车辕的衡（即车辕前端的一根横木）上，在轭靠内侧的人字形头上连接一根靷绳（拉车的动力绳）。而两侧双马（称为“骖马”）胸部也各套着靷绳，佐助服马拉车。这样一来，服马是用肩胛的环形力量拉车，骖马是用胸肌承力拉车，马力可以充分发挥。这种轭靷式系驾法比起古代西方的“颈式系驾法”要先进得多，西式古代战车用颈带将牲畜固定在衡上。由于颈带是牲畜曳车前进时的主要受力部位，采用这种系驾法时，马的气管受到颈带压迫，跑得愈快，颈带勒得越紧，愈感呼吸困难，致使马力无法充分发挥。

毫无疑问，战车上的甲士，是战车的战斗力所在。大部分秦俑战车都配有三名乘员。中间是御手，两侧是甲士（称为“车左”“车右”）。御手负责驾驭马车行动，他一旦受伤，车马便会失去控制，因此是重点防护对象。相比之下，“车左”“车右”因为要挥动兵器格斗，其身上所穿臂甲（古名披膊）要轻便许多。

战车在战场上的对手，自然包括敌军的战车。当战斗开始后，双方战车一进入彼此弓箭的射程，甲士就开始对射，目标自然首指战马，次及御手和战士。因为战车是军队战斗冲锋的核心，战马又是战车的动力来源，削弱敌方战斗力的有效方法就是打击战马。对射如不能阻止对方前进，车上甲士就要在两车交叉驶过的短时间内（双方战车相向冲锋，不能面对面地撞上，那样就会人仰马翻同归于尽，所以是从右边错毂交错而过），同时挥戟奋击，与对面敌手进行交锋。战车车舆设计就是针对这种交锋情况：战斗的车辆没有车篷，车舆比较低矮，适合甲士挥舞戈、戟，有的车舆上还设有金属护板，保护车内甲士的下半身。挥舞的长柄戈、戟，不仅可以触及车右或主帅，还可以触及中间的御手。这时双方的甲士除攻击对方，首要任务是保护御手，因为御手没有兵器，且不能分散注意力进行自卫。如果一次交锋未决胜负，双方即回车重新开始。事实上，在大规模车战的混战中，能冲过一辆又一辆敌车而不被击毁，有能力回车再战的，无疑是这场战争的胜利一方。

另外，秦兵马俑坑里还出土了几种“特种”战车。譬如一号兵马俑坑里发现的一部战车，其左骖马臀后出土了一处战鼓遗迹。从史料上看， 这种装备鼓（和金）的战车，应该就是高级军官（车左）乘坐的指挥车。所谓“鼓之则进，重鼓则击”。而“金”是指挥军队收兵及退兵的号令，所谓“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鼓失次者有诛”，不听鼓（金）声指挥者是死罪。《左传·成公二年（前589）》，齐国与晋国在鞌交战。晋军主将郤克，乘坐指挥车的御手是解张，“郑丘缓为（车）右”。战前，齐顷公口气很大，扬言“灭此朝食”。两军激战的时候，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晋军士兵见状大受鼓舞，全力冲锋。齐军不支败退，就连齐顷公也差点当了俘虏。这就是一个指挥车在战场发挥作用的典型例子。

另外，在秦兵马俑坑里还出土了两人乘与四人乘的战车。两人乘的战车称为“佐车”，见于兵马俑二号坑。这种战车上只有御手和车右。结合指挥车的情况看，空出的位置（车左）显然是留给高级军官的，“佐车”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备用车”。《礼记·檀弓上》记载，“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马惊败绩，公队，佐车授绥”，说明因为战马受惊从战车坠落的鲁庄公全靠上了佐车才幸免于难。至于四人乘的战车（“驷乘车”）出土于兵马俑三号坑，除了御手和将佐之外还配有两名甲士强化战斗力。这种特殊的配置暗示车上将佐级别很高。

衰弱的车战

实际上，无论是驾驶战车的御手，还是负责交战的甲士，都必须经过长期、协同的严格训练。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秦律杂抄·除吏律》上记载：驾者已学习四年仍不能驾车，要处罚负责的教练；驾者本人应免职，并补服四年内应服的徭役。以此可见，要当上战车御手，须经过至多4年的严格训练，可比如今考驾照难多了。另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六韬·武车士》有载，车上甲士的门槛也很高：

“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缚束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

正因如此，如同现在的战斗机飞行员一样，战车兵是古时十足的高级技术兵种。《诗经·周南》就称这些“赳赳武夫”为“公侯干城”“公侯腹心”。先秦时期，华夏诸国每个贵族男性成员，都要受孔子所说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训练。其中的射（射箭）和御（驾车技术）就是车战甲士必具技能，甚至乐中的“武舞”，也是操练一整套方阵队列的军事训练。在六艺中，射箭技术是古代“士”最重要的练习项目。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是个美女，被贵族子晳和子南同时追求。两人同意公平竞争，让女孩子自己挑。子晳打扮得漂漂亮亮，温文尔雅；而子南则“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结果当然是美女爱英雄，妹子最后嫁给了子南。

相比之下，先秦时期的步卒（徒兵），装备简陋，也形不成多强的战斗力。虽然一部战车按制度配有数量不等的徒兵，但直到春秋时期，决定胜负的主要仍是车战。当一方的车兵被击溃后，那么真正的战斗也就结束了。相比徒兵，战车有两大优势，一是有较强的机动性：由于马匹的加入，大大提升军队的冲锋速度，不同类型的甲士互相配合又提高了战争的效率；二是冲锋时破袭力大，在使用青铜兵器的时代，手中的盾牌与身上的甲胄可防御对方箭矢，战车可以有恃无恐地向敌方冲击。换言之，每一辆战车就是一座运动军事堡垒，攻守兼备，地位就跟现代坦克差不多。日本至今仍用“战车”这两个汉字指代坦克，倒是显得颇有古风。故而《六韬》就说，“易战（在平坦地形作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险战（在险阻地形作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四十人”。

在这种情况下，春秋时代华夏各国计算武力，往往只算战车多少乘，甲士多少万，很少计算步卒人数。齐桓公九合诸侯，首霸中原之时，所倚仗的就是战车千乘，甲士三万。华夏诸国里，拥有战车千乘（“千乘之国”）便可号称大国。到春秋后期，更是出现拥有几千乘战车的超级大国。在前529年的平丘之会上，晋国为威慑产生离心倾向的仆从国，以4000辆战车列队炫耀武力，这就是所谓“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平丘在今河南新乡，参与会盟之外，晋国国内自然也有留守兵力。楚国人就估算晋国大夫韩氏、羊舌氏两家加起来就是“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即900辆战车），晋国另外还有四十个县，“遗守四千”。全国加起来的战车数量足有4900辆之多，相当于5个“千乘之国”，确是令人咋舌的强大军事力量。

可是，在秦始皇陵兵马俑里，马拉战车却失去如此显赫的地位。譬如一号俑坑是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的大型军阵，面宽近60米，纵深约200米，共有战车几十乘，步兵俑5000余件，两者比例可以用悬殊来形容。这也反映出战国后期至秦代军事格局的一个重要变化：车兵不再是战场主角，马拉战车也不再起到战争的核心作用。

究其原因，是战场地理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对步兵，战车对地形的适应性很差。《六韬》就说：“车，贵知地形。”书里更总结了车战的十种“死地”，诸如地形险阻、道路崩塌、侧邻河川、地面卑湿、地有积水、坡度太大、土质黏滞、野草丛生等等。而丘陵山林或水乡泽国，更是战车之绝地。直到春秋前期，这尚不是严重的问题。当时政治活动中心多处于黄河中下游平原上，这里非常适宜战车纵横驰突，就春秋时期几次著名大战役来说，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鞌之战等就全是在黄河流域的大平原上进行，以战车作一次性正面冲击即决定胜负的战术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随着华夏文明不断扩展，战争也突破黄河中下游平原的狭小范围，山川险隘成为两军厮杀战场。在战争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这些不利地形中时，战车昔日机动迅猛的优越性便丧失殆尽。前541年，晋将魏舒与狄人在山西山区作战时，为克服地形障碍就不得不“毁车以为行”，放弃车战，改行步战。到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战国七雄大量征发农民为兵，拥有的军队动辄数十万。各国根本没有能力将如此庞大的军队都训练装备成战车甲士，因此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必然是步兵。此外，战国时期，敌对双方对坚城要塞的争夺日益频繁，这就更加需要大量轻装捷足的步兵而非对攻坚战几乎毫无用处的笨重战车了。

骑兵的崛起

随着战争地域的扩大和战斗激烈程度的提高，战争呼唤着一种既能保持马拉战车在平原野战中的机动性，又能避免战车缺陷的新作战手段诞生，这种手段最恰当的角色就是骑兵。骑兵不但兼有战车疾、猛的战术特点，而且还具备恰是战车之短的长处：轻便灵活，较少受地形限制；骑兵个体较小，减少中矢目标，一马便可以武装一名骑兵，而战车四马一车才能武装三名车兵。骑兵耗费少而战斗力强，又能适应多种战术需要，使得古老的战车相形见绌。

从历史上看，在《春秋》《国语》乃至《孙子兵法》中，竟未发现一个“骑”字，说明春秋时期骑兵尚未成为独立兵种用于战争，中原骑兵大约是在战国前期登上战争舞台的。

前307年，赵武灵王大胆改革，“胡服骑射”，使得中原历史上有了第一支大规模骑兵部队。战国中期，赵国几乎称霸北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胡服骑射”的结果。至于僻处西北的秦人，长期与戎人杂处，创建骑兵的时间可能更早。《韩非子·十过》载，春秋中期秦穆公时，前636年，秦军“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有学者认为，此处的“畴骑”，即指骑兵。

在著名的长平之战中，秦军的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场战国后期最大最残酷的战役里，秦赵双方均全力以赴。秦名将白起以诈败战术引诱赵军出击，“赵军逐胜，追造秦壁”，于是秦军以二万五千“奇兵”切断赵军后路，实现战略包围。随后秦军又以骑兵五千采用长途奔袭快速穿插切割战术，将赵军出击部队与留守壁垒的部队分割隔绝，配合其他部队截断赵军补给线，并包围赵军主力，造成赵军断粮四十余日、士兵残杀相食的严重局面，为全歼赵军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战国时期骑兵战术的典范。

组合的军阵

但秦代时，骑兵还无法完全取代历史悠久的马拉战车，因此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地下军阵，是由车、步、骑等多兵种组合而成。

其中一号坑以步兵为主，是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的大型军阵，由前锋、左右翼卫、后卫及主体军阵等四大部分组成。其主体军阵就是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的36路纵队，每乘战车均有一定数量的步兵配属，组成许许多多战斗单位。这样的布置，或者可以看作战车配属徒兵传统的延续，并承担着正面作战的任务。

而在二号坑南部（右侧），则有一个战车小阵，这个方阵由8列马拉战车组成，每列8辆，共有战车64辆。与一号坑情况不同，这个小阵的战车之后不曾配置步兵。这或许意味着它们承担着机动突击的任务，因为摆脱了步兵的“拖累”而得以高速冲击。至于二号坑的中部，作为中军的长方阵则是车、步、骑，共有战车19辆，每辆车后都跟随有一定数量的步兵俑，军阵的末尾以8骑骑兵作为殿军。至于作为左军的部分则是位于二号坑北部的骑兵阵。另外，在三军之前，也就是二号坑的东北角还有一个弩兵方阵，是为前军。

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布置情况，或许可以推测当年秦军各兵种的协同作战方式。古老的车兵主要用于平原地区的作战、进攻时用以冲陷敌阵，打乱敌军的战斗队形；防御时则用战车布为阵垒，阻止或迟滞敌军的冲击；而骑兵行动轻捷、灵活，能分能合，在战争中作为机动部队使用，或配合车战侧击、突袭敌军，以补车阵臃肿、行动不便的不足。至于具体如何作战，则要根据地形和敌情来决定。传世的《孙膑兵法》说：

“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遇到地形平坦、战车易于发挥威力时要多用战车；遇到险恶的地形要多用骑兵；遇到两边高峻狭窄的地形则要多用弩兵。而二号坑各军阵的布置，正适合这样灵活使用各兵种作战。杰出军事家孙子说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何为“正”，何为“奇”，这正是当年秦军指挥官在战时需要做出的决断。

参考文献：

袁仲一《秦始皇的永恒军团》

郭淑珍、王关成《秦军事史》

王辉强《秦兵马俑与秦军作战方式》

彭文《秦代的骑兵》等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5月下，原标题为《见证先秦车战的尾声 车与骑：诸兵种合成部队里的精英》，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郭晔旻

编辑 | 胡心雅 

排版编辑 | 韩其娟（实习）

校对 | 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