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麦叶的熏笼精：当西方人对中国说“我蛮夷也”，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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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麦叶的熏笼精：当西方人对中国说“我蛮夷也”，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来源：观察者网 伍麦叶的熏笼精
2024-06-11 08:24:44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伍麦叶的熏笼精】近期观察者网发布了姜维公先生的《“东洋史观”“内亚史观”“新清史观”……为什么要坚决抵制国外错误史观？》，拜读之后非常受益，解除了个人的很多困惑，随之发生了一些感想。

据我的观察，现代西方打造了一套庞大且完整的世界史观——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建构融为一体，其中欧亚大陆史观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套史观是一套通俗版本的历史，内容简单粗暴（以下简称“俗版西史”），似乎从没有历史系的严肃学者赤裸裸加以阐述的专著，也没有专业历史学者用学术专著阐述其中的零件——例如下面将要介绍的“中国人与野蛮人、野人”三元划分、“中国人与野蛮人”二元对立。

然而，玄妙的是，在西方，俗版西史却是“最为真实的历史”，是一切历史之“母”，成了知识分子们的“基础知识”，成了他们思考世界的“前提”。那套史观是如此之“自然”，如此之“真实不虚”，如此之为“世界本相”，以至于历史学家们会在分析与写作中“自然地”以之为原则。实际情况是，没有西方学者肯用专著明白地把那套史观讲述一遍，但却在笔下随时这儿那儿地流露出来，以致我们不得不像侦探一样，在各路作者的行文里追寻蛛丝马迹，把那套史观拼凑出来。

也就是说，在西方的历史学里，藏着一套具体历史之下的“原则性历史”，或者说“历史原则”，也许可以称为“元叙事”。在相当多的学者的作品里，表面讲述一国一地一时段的历史，严谨地遵循学术规范，但下面却藏着那套“原则性历史”。

那套史观有异乎寻常的溢出效应，越是在严肃的史学界之外，越有权威性，成了各路精英的“知识基础”，类似“二加二等于四”，是思想的前提。在十九世纪直到今天的国际政治中，该套史观是帝国主义者的趁手工具之一，在西方以外的世界，譬如中东，也成为“真实的历史”，成了知识分子们的“基础知识”。

中国人与野蛮人二元对立

姜维公先生文章指出，西方史学界“将‘游牧－农耕’‘内亚（内陆亚洲）—汉地’异化为‘永恒的对立’”，为我们忽视的是，在俗版西史里，上述对立与另一项对立联通——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对立。

在现代西方，barbarian是一项重要概念，我们轻快地对译为“蛮夷”，是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还误以为，关于barbarians，只设定了一种对立，即文明与野蛮/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对立。殊不知，在西方现代文化里，同时至少存在着另外一对对立，那就是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对立。

长城在西方视角中被视为“野蛮人”和中国的屏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俗版西史把人类设定为三种人：

一种是savage，即所谓不开化的人群。最近，以色列人就把巴勒斯坦人定义为savage，由此为他们的行为建立合法性。

此外则是barbarian，这一类人群以游牧民族为主，相对于中国人，他们野蛮落后，但他们勇敢，富于冒险精神，是上帝设定的征服者，就因为他们永远敢征服，人类才能有历史，文明才能进步。因此，野蛮人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唯一的创造者。

再一类是中国人。相对于另两类人，中国人永恒地拥有优势，他们先是拥有了一个不朽的帝国，帝国里雨后春笋一样地长出了文明。于是乎，早在其他许多文明还在孕育当中的时候，中国人就“duang”地一下拥有了各种先进东西，丝绸，冰淇淋，造纸术，足球，丝绸之路，等等。在中国内部，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类似贱民或者首陀罗，是些人形工蚁，勤劳，灵巧，麻木，贫穷，驯顺；一类类似婆罗门，不过他们比印度的婆罗门可厉害多了，在他们眼里，中国皇帝位于全宇宙的中心、人类金字塔的顶点，其他国度的统治者甚至不配来朝觐。

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深知自家的独特优势，因此对其他民族充满种族主义的蔑视，是重度种族主义者，欧洲白人的种族主义相比之下都不值一提。出于蔑视，也出于自私，中国的统治者拒绝与其他群体分享其文明，于是闭关锁国。

英国画师笔下的清朝宫廷（图片来源：网络）

可是啊，野蛮人出于健康的、朴实的冲动——那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啊——就是要冲入中国，变成中国人，拥有中国的财富与文明，让自己也文明化。既然他们是世界征服者，那么他们当然就特别善于战争，懂得如何作战，在勇气上，以及战争技巧上，对中国人都有绝对优势。

很显然，上述俗版西史里涉及到中国的部分——我称之为“中央王国论”——是欧洲白人种族主义观念的衍生品，是针对中国人极其严重的种族歧视。奇异的是，在西方内部，针对“野人”的歧视不断遭到批判，人们不断反省，由此树立了近年的“政治正确”。但那套为中国人单独打造的种族主义歧视却没有得到反省，相反，成了无数优秀智者思考世界的前提。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在“中国人-野蛮人-野人”的三元设置下，西方人把自己打造成了“薛定谔的西方人”，面对野人的时候，他们是文明人；面对中国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野蛮人。

在西方文明内部，流派众多，观点缤纷，关于中国人是不是野蛮人或者野人，也是有争论的。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奇观，越是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人士就越掉进“西方人面对中国人是野蛮人”的思维陷阱。

霍布斯鲍姆是严肃的左派历史学家，然而，在《帝国的年代》里，他雄辩地反问：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个唯有军事力量与军事技术作数的年代，那些传统的非西方社会的价值观越来越无法维持其存续。以帝国（帝制）的北京之精巧（实际意思是中国人的懦弱与狡诈），可阻止得了西方野蛮人非止一次的焚烧和掠夺圆明园？”

一句话就提出了历史大命题，开辟了意识形态的战场：

1840年以来，欧美列强对清朝，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催生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并掠夺落后文明、落后民族，还是“又”一群野蛮人进攻不朽的、作为文明本体的中华帝国？

西方的开明人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后者。

那句话还把我们拉进了非常可笑的辩论：

就因为有仓皇出逃的西太后存在，所以日不落帝国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皇就是野蛮人，是这样的吗？

西方人回答：是这样的。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学系教授伊恩·莫里斯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奇书《西方将主宰多久》，全书第一节为“艾伯特亲王在北京”，其中的荒唐假设牵扯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致忽视其中的一项情节：维多利亚女王接受了清朝赏赐的“属于野蛮人的帽子和长袍”，而艾伯特亲王长期幽居北京，从外表到灵魂都变成了“中国人”。——竟有西方人替辫子翻案，假如家祭时把这么个事儿报告给晚清的先烈们，真不知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图片来源：网络）

更有甚者，基辛格博士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里讲述震惊世界的“破冰之行”时，时不时的自嘲又自艾自怜地讲道，在中方眼里，他们美方不过是“又一群野蛮人”。真正难以置信的是，这种论调在几十年后的著作里仍然得到响应。

瑞·达利欧先生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对当代世界有着敏锐的观察与思考，其见解博得了人们的重视。然而，这样一位充满洞见的人士，2021年，在其《原则：对应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里发表了如此的看法：

“孤立（应该就是指闭关锁国，也就是不对外征服），以及儒家文化将学者身份超越在商业、技术和军事力量之上，其如此的影响，导致它（中国）在商业、技术和军事上的竞争力弱，从而导致它遭到更强有力的‘野蛮人们’的打击，或者落后于后者——诸如，蒙古人，鸦片战争中的外国强国，以及在毛的孤立时期的世界其余部分。”

这应该能算一条有力的证据，证明在一部分西方优秀人士的观念里，中国人与野蛮人的永恒二元对立是打不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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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短短一段论述，有着万马奔腾的反驳：假如有个人群在商业上、技术上和军事力量上都非常发达，那就不是野蛮人。更何况近代西方是建立了一种“先进的文明”，领跑世界，而非仅取得了一些局部的优势。再者你无论如何不能说一九七零年代西屋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是带引号的野蛮人……

西方人——至少是其中的开明人士——拼命把自己往野蛮人里归堆儿，就造成了知识领域的一个有趣现象：相当一部分西方史学家涉及中国时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对所谓“野蛮人”产生共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典型例子包括著名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匈奴的兴起以及对中国的征战和败亡》一节。吉本写作那大部头时，正值大英帝国的盛期，而且在当时来看，日不落帝国会是长存的。那么，按理讲，不应该是大英帝国与“中华帝国”之间惺惺相惜，产生强烈认同，故而对胆敢进犯帝国者同仇敌忾吗？不！吉本对匈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讴歌匈奴人的英勇与悲壮，为其命运惋惜，抓住一切机会暗示，始终是匈奴让汉朝人畏惧和折服，而非相反。

西方视角中永远扮演中国“征服者”角色的“野蛮人”

由此可见，那一荒谬的、虚假的二元设置，自诞生以来，就对一部分敏感的西方人产生了真实的心理作用，它早就飞出纸面，刺痛人心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工作之一，是观察西方汉学家们在作品中的立场与认同感，尤其是那些鼓吹“内亚史观”“新清史观”“征服王朝论”之辈的情感认同，看到的现象一定会是非常有趣的。费正清，拉铁摩尔，魏斐德，都有着什么样的情感和立场？

另外，西方人的“野蛮人认同”也不限于史学界，而是在精英群体里四处泛滥，反倒是淳朴的红脖子们不知道这些混乱的玩意。也就是说，那种自艾自怜，竟成了精英们所拥有的一种知识上的特权。

神学是底层逻辑

作为现代人，自然要追问，如此这般的理论，有什么论据？是什么样的史书、文献与考古发现支持这些论点？

这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西方学者们说：

因为中国人是那样认为的。

随即补充说，鉴于中国人的那种重度种族主义很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所以竟是有道理的，是野蛮人们不得不低头接受的。

例如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于1992年出版的《中国的政治体系——现代化与传统》，在第一页“引言”一上来就是：

“中国人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文明的继承者，完全可以为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早早实现的种种创造，诸如书写的文字、精巧的丝绸织造技术的发展、水稻种植、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只是那些成就中较为杰出的几项而已。因此，对于把自身的形象定位为中央王国，即中国，或者，鉴于世上的人类全是不那么幸运的群体，所以自认为是孤悬在他们之畔的实体，中国人心安理得，那倒也是理由挺充分的。

从十六世纪开始，渴望进行贸易和扩散其宗教信仰的西方人出现了，因而被看做是对帝国的和平与和谐的无益侵扰。中国政府简单地粗暴拒绝了西方人的友好姿态，因为，很明显，无知的野蛮人不可能对天朝帝国的福祉有啥裨益，而且实际上还可能造成危害。但西方人是执着的。他们在一系列武装对抗中相对轻易地击败了中国人，起点则为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

到43页，《中国传统》一章中出现了“野蛮人问题”一小节，该节第一句是：

“barbarian一词在这里用于意谓任何非汉人而与汉人交织互动的中国人群体（any non-Han Chinese group that interacted with the Han）。那些群体中，有些是非常开化的（civilized，也可翻成文明化）的，虽然大多数都不是。汉人对他们有多种称呼，大多带着贬义（pejorative connoctions）……”

不是，金德芳是说十六世纪时跑来明朝的欧洲人也是“非汉的中国人群体”吗？还是她暗示，当时的明朝人是那么认为的？

身穿明朝服装的传教士利玛窦

这套理论真正的荒谬之处在于，一种观念不能作为证据，证明它自己是事实；某个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认识，不能作为证据，去证明那种自我定位和自我认识是一种事实。

按说，任何高中毕业生都不难明白上述简单逻辑。然而为什么大量的西方精英，包括基辛格那样的智者，全掉在迷魂阵里？

美国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在1982年出版的《自世界的中心——追寻关于中国的真相》，不小心泄露了真相。在该书扉页上写道：

“他们（中国人）曾经知道自己是天朝帝国的居民；他们的统治者，他们称其为上帝的儿子。由在文化上落后的人民包围，他们感觉到，他们是某种特选的族群，并非由上帝选中，而是因了他们优越的成就。外国人被知悉为野蛮人。而中国的土地称为中国，即中心王国。它曾是一片被照耀的领土，曾是文明与伦理道德的全球化本部；一言以蔽之，它曾是世界的中央。”（They knew themselves as the residents of the Celestial Empire,their ruler they called the Son of Heaven. Surrounded by peoples less culturally advanced, they felt that they were a kind of chosen people, chosen not by God but by virtue of their superior attainments. Foreigners were known as barbarians. And the land of China  was called Zhongguo, or Central Kingdom. It was a luminous domain, the global seat of civilization and of ethical conduct; it was,quite simply,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其他西方作者全都采用“中国人认为”、“中国人相信”一类说法，让“中国人的观念”带有主观色彩。唯独伯恩斯坦泄露天机，指出中国人不是“以为”，而是“知道”，至少在闹革命之前“曾经知道”。

伯恩斯坦告诉我们，革命前的中国人知道得可不少，他们知道关于世界的原则性的“truth”。他那本书的副题为 “ the search for the truth about China”。truth一词，在汉语里，按照语境，时而翻译成“真理”，时而翻译成“真相”，因为在英语里truth同时表达那两种意思，真相即真理，真理即真相。因此，存在着关于中国的“真理”与“真相”，而中国人曾经是知道的，只可惜闹革命让他们变傻了。其中包括一条：

Foreigners were known as barbarians.——“外国人被得知为野蛮人。”

即，中国人是把外国人作为野蛮人去知道的，当他们遇见外国人时，有人告诉他们，那些外国人是野蛮人，于是中国人知道了真理与真相：外国人都是野蛮人。

所以，并不是中国人“以为”包括西方人在内的一切非中国人都是野蛮人，然而实际上西方人并非野蛮人。相反，中国人是“知道”，心里头亮堂堂的，由真相和真理永恒照耀着：包括西方人在内的非中国人就是野蛮人。

那么，当然就会引来追问：谁让中国人知道的？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以及，中国人知道的真理与真相，是怎么来的，由谁创造的？

根据这套理论，真相只有一个（话说这个论断本身就是基督教的观念，中国文化从来不认为真相只有一个，而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不管多难以置信，那都是事实。于是，我们面前就只剩下了一种事实：那一切都是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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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他们得出结论：是上帝创造了一切，祂创造了中国人与野蛮人的永恒二元对立，还让光耀照进中国人的心里，让他们始终知道神意，直到闹革命之前，一代代的，一直都知道。

既然中国人知道真相与真理，那你作为一个西方人，也只能接受你是野蛮人的事实。你得服从真理，不是吗？

至此，我们发现了西方近代文明里惊人的真相：基督教义始终在支配着历史学，一些我们非常尊敬的大家，也或自觉或不自觉任由神学操纵，许多大家甚至根本没意识到神学的支配。无论霍布斯鲍姆还是基辛格，这些人类的聪明尖子，都没意识到，他们是在复述一套由神学衍生的、虚假的人类史叙事，相反，他们都以为是在讲述历史事实。

俗版西史的底层逻辑

上述言论可能会引发有些同胞的得意，以为西方人真的敬畏我们。

实际上，那套“中央王国论”暗藏着一整套的神学涵义：

上帝特意设置了中华帝国和中国人，还白给了他们全套的优越文明，是给虔诚信徒们设置了一种目标，是对信徒施行考验：他们必须去征服中国，把中国变成基督教的国度，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只有完成了那项任务，基督徒才算履行了上帝赋予的一项使命。

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儿童

伯恩斯坦的那段话可以被归结为：

虽说地球是圆的，但中心王国、被（神意）照耀的领土、文明与伦理道德的全球化本部、世界的中央，那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和真相。上帝不仅创造了它们，还让中国人知道它们。

然而，上帝又创造了怎样的中国人呢？他们“曾经知道”，他们拥有天朝帝国（在地上的天堂国度），他们还把其统治者称为“上帝的儿子”。最为罪恶的是，明明全部中国文明都是上帝白给的，中国人却傲慢地认为，那都是他们努力的成果。进一步傲慢地认为，他们是特选民族，但不是上帝恩赐的，而是基于他们的文明成就造就的——

中国人犯了至少两项大罪：傲慢与渎神，竟敢相信他们的统治者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竟敢相信自身并非上帝的造物。

同时，上帝还把虔诚信徒安排成野蛮人，面对那渎神的中国人，永远处于劣势中。于是，西方人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就算指挥着航母舰队开展中途岛大战，美国小伙子们开着战机在太平洋与欧洲上空英勇作战，但既然中国人存在——哪怕是个大烟鬼——，西方人就摆脱不了野蛮人的身份。

上帝如此虐待信徒，正是对其虔诚的一项考验——“你让躺下的躺下，走过的走过。”（西川诗句）那么怎样完成考验呢？杀进中国，征服它，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同时也让自己变成文明化的、身为虔诚基督徒的中国人，由之创造主在人间的一次凯旋。

千言万语凝成一条真相与真理：中国并不是中国人的应许之地，而是一神教信徒的应许之地。中国那里的一切，从中国皇帝的尊位，到巨大的财富，都始终在等着一神教徒去攫取。前去攫取，是为了上帝的光荣。

上述叙事才是俗版西史的底层逻辑。一旦看破了这一点，我们再审视西方涉及中国的一切阐述，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同时，也帮助我们对日本学者及其学说加以定位。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权威当然值得我们重视，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对日本汉学过度重视了。“西洋近代史学”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底层逻辑，而日本近代汉学又是追随西方史学——一如既往的，日本人是原创文明的跟屁虫。

本文作者绝不是彻底否定日本史学成就，也不是彻底否定西方史学成就，更不是否定西方文明。只是想指出西方思想的复杂性，指出漫长的文明传统对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影响。同时想指出，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纯学术”，也不可能是“纯学术”，相反，是意识形态近身肉搏的惨烈战场。

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该套神学史观溢出了史学界，在国际政治等领域起着微妙与复杂的作用。所以，一旦我们认识到其存在，再去审视美国自门户开放以来的对华政策，再去阅读乔治·凯南《美国大外交》“美国与东方”之类的著作，就会有不一样的心得。

我们会发现，美国十九到二十世纪对华政策的基石，是基督教信仰，即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坚信上帝的意旨是让美国人完成那自创世以来始终不曾完成的使命，“祂指定的时刻到了”。

这番意思当然不好由人文学者用专著讲出来的，于是，在各领域人文学者的著作里，那番意思零零星星地吐露出来。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哈伯斯塔姆的《出类拔萃之辈》是一部出众的作品，作者态度冷静理性，时而冒出智慧的轻嘲。然而，到涉及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的时候，他变得沉郁苍凉，夹杂着凄凉伤感。他赞颂：

“他们（戴维斯的孩子们）寻思，他是基督教殉道者在俗的直系后裔”，“戴维斯是不在教的清教徒” ，“就算他用无神论替代了表面上的基督教信仰，他仍然秉持了自孩童时代培养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即以斯多噶精神接受生活所给与你的一切。”

随后又道：

“【戴维斯的父亲老约翰·佩顿·戴维斯】作为浸礼会的传教士去往中国，在那里为上帝工作，那是一个最为异端的【exotic】和最神奇的【marvelous】的地方（实际上，六十年后，他的儿子【即戴维斯本人】会写道：‘坚持去教堂的美国人——也就是大多数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都相信，在上帝所有的葡萄园里，中国也许是最被爱的那一所【the  most  beloved 】。’）”

实际上，哈伯斯塔姆宛转倾诉的是：二战时戴维斯那一批驻华美国外交官是在继续他们的传教士父辈的功业，誓将中国回归上帝的怀抱。然而各种阴差阳错，美国人犯下了各种错误，以致他们竟然错过了上帝指定的那个时刻，导致一批上帝的在俗弟子无功而返，成了活的烈士。

这种态度非常典型，在越南战争打到一半的时候，美国各界智士们便开始遗憾和伤感，开始自责和自我怀疑：我们到底是犯了什么错，错过了上帝指定的时刻，没有完成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

优秀的通俗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之《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的终句便为：

“美国维持现政权（国民党政权）的努力无法给一个腐朽的政权注入力量……也无法长久延迟天命周而复始的轮回。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费正清为该书写的序中提到了那一结论，但提示：

“本书的结论恰如其分（直到1971年前都是如此）……但在将近十五年后，另一轮的接触、旅游、交流、投资和外交活动又在开展了。现在是美国公众好好回顾从前的时候了，用中国人的话即所谓‘前车之鉴’。”

为什么必须重视那一底层逻辑

中国有着深厚的史学传统，造成了中国人对历史特别较真的精神。新中国建立以来，又引入西方现代知识系统中理性与先进的部分，建立了新中国独有的社会科学。于是，我们的历史学者有着深厚的学养，掌握了两套严谨而理性的治学方式，互相激发，把史学研究提升到空前的水平。这也造成了一种情况，我国史学界面对国际知识界，会很自然地只接受其严谨与理性的部分，遇到特别荒谬的学说，就自动加以忽略，或者根本收不到信号。

另一方面，西方的近代史是人类历史上无可回避的一章，其形成过程中，长期“小国寡民”的西欧人不断“征服”世界，必然被迫改变认识，由此产生了建构新型知识的过程。那一过程是壮丽的，也是驳杂的。五四以来，我们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单纯和乐观的思想，以为西方思想领域仅仅是理性不断驱逐愚昧的过程。我们还以为，启蒙运动把西方知识分子一举变为无神论者，所以西方的社会科学各领域都是无神论的世界，是纯理性的世界。我们更有一种错觉，认定西方的知识界搞的是“纯学术”，不会有意识形态在里面捣乱。这种种错误都妨碍我们理解西方近代人文系统的复杂性，尤其是让我们忽视西方学者掩盖在现代学术方法下的神学信仰。

然而，基于神学的俗版西史最大的功用不在纯学术的史学研究，而在于在现实中发威。随便举例，亚伯拉罕三教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因此，伊斯兰世界对俗版西史心领神会，反而读不懂中国学者的历史著作。

新中国建立之初，伟人们曾经深知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大力开展相关建设。今天，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其重要性，各个领域都该发力，夺回意识形态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