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4200 字
在中国历史上，复国是一个稀有的名词，大部分封建王朝都随着末代王朝的历史崩溃而散入云烟之中，成为后世总结兴衰罔替的反面教材。当我们把史上公认最为鼎盛的汉唐两朝放入“复国”的历史视角中，便会发现西汉王朝灭亡后，刘姓皇室成员便扛起复国大旗并顺利继承法统，而唐朝灭亡之后似乎唐朝皇室同时湮没且被淡忘，马上开始了群雄逐鹿的五代十国。为什么曾经同样辉煌鼎盛的两个王朝，却留下了迥然不同的结局呢？
从西汉末年开始，脱胎于儒家与方士学说的谶纬之学逐渐在社会思想层面大行其道，同时与当时今文经学结合在一起，宣扬刘氏天命的合法性。谶纬不仅继承了“春秋公羊学”等今文经学的诸多说法，还盗用五帝三王和孔子的名义用一套神学语言论证了汉朝和五帝三王一样拥有上天赋予的神圣权威和法统地位。汉代谶书《春秋演孔图》说：“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这是对刘氏正统地位的神秘主义的盖棺论定。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因“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 ”。王莽对图谶的敏感反应也恰好反映了两汉之交社会上浓郁的谶纬信仰。在知识水平贫乏且识字率不高的古代，谶纬之说不仅对于民众的蛊惑能力是空前的，更对信仰天命观的豪强地主乃至于普通官员也同样有着极强的煽动性。这种强烈的谶纬迷信力也为刘氏复兴提供了社会文化的肥沃土壤。谶纬之学在东汉光武帝刘秀兴起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六世孙的刘秀尽管与皇室血脉相隔甚远，但是依旧制造了 “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语来建构自己的正统话语权，同时也假借《河图赤符伏》的谶言为自己登基称帝制造舆论攻势。而当时各地的豪强也对这种天命观甘之如饴，当时宛地豪强李通因谶记有“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之说，遂鼓动刘秀起兵并为之驱使。而当时割据河西的豪强窦融更是直言
“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观符名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
清晰地展现出刘秀因谶纬而形成的天命光环是何等的耀眼。
而反观唐朝末年，随着黄巢起义的大爆发，社会崩乱与离散程度远大于西汉末年王莽乱政下的时代，地方豪强在长期的社会动乱中对李唐的正统观念逐渐弱化，其对天下之主的认同感逐渐变得极端务实与冷漠，甚至异化为对强者的简单服膺认同。《旧五代史·安重荣传》中即有安重荣语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这一政治表态鲜明地表达了后唐以来地方豪强的正统观念演变。除了地方豪强观念的转变外，纸张的广泛使用与雕版印刷的盛行也让教育人群广泛产生于城乡之间，这与科举制带来的观念转变一道，对谶纬之学在知识群体中的影响产生了祛魅的作用。唐代科举取士始于高祖武德五年（622），终于昭帝天祐四年（904），前后凡282年，共开科273次，总取士8455人，其中进士6692人，诸科1569人，另有秀才29人，其他165人。进士约占总数的80%。 唐朝平均每年取士约23人左右。广大考生围绕以经文、律法、诗赋与时务策等为主要的考试内容进行学习，务实的政治文化态度引领的社会风气使得谶纬之说无处遁形。
从天下人心的角度来看，尽管王莽在所谓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但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威逼先朝君主退位而做皇帝的先河。在汉代之前，无论是汤武迭代的贵族革命还是西汉刘邦的平民革命，都是革故鼎新式的开辟式革命，而王莽不光彩的政治手段显然会被冠以“篡夺”的骂名，难以服众于天下，于是便有了《后汉书·隗嚣传》中：“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
让天下人心念汉家的更重要原因在于，王莽的混乱改革打破了汉朝自“昭宣中兴”以来的承平政事，以衡量封建王朝实力的重要指标人口来计算，班固所作《汉书》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的户口数字。史载“民户1223.3062万，人口5959.4978万”。此时距离王莽篡位仅剩6年。而作为唐朝巅峰时代的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官方统计户数为9619254户，口数达到52880488人，也就是说唐朝巅峰时期的人口数量依旧没有超过西汉末年。这也就是《资治通鉴》所载：“莽因汉承平之业，府库百官之富，百蛮宾服，天下晏然。”而王莽在西汉末年的繁盛基础大开历史倒车，先是以王田制、五均六筦（guǎn）(五均：指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以平衡物价、控制市场供应、办理赊贷等；六筦：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而后又穷兵黩武对外征伐，导致：“吏士屯边者所在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始流亡为盗贼……及莽扰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贫者无以自存，于是并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汉家昭宣承平之世的安逸与王莽执政带来的巨大灾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莽作为汉家叛臣的角色也就自然接下了所有西汉后期弊政的归因恶果，普通民众对王莽乱政的深切厌恶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汉家之业”的哀思与怀念，进而转化为复兴汉室的巨大原生动力。
与西汉皇朝在承平之时突遭篡夺不同的是，唐朝皇室自安史之乱后就进入了漫长的威望衰亡之路。在长达150年的中晚唐阶段，藩镇割据与宦官乱政主导了唐朝皇室的日常。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唐朝藩镇即中晚唐平定叛乱的武力依存，又是唐朝难以革除的割据顽疾，即“其初跋扈陆梁者，必得藩镇而后可以戡定其祸乱，而其后戡定祸乱者，亦足以称祸而致乱”。在这种死循环中，地方藩镇不仅能够借助中央财力培植自己的政治军事集团，更能以中央之名横行地方，损耗地方民望，并一度出现“二帝四王之乱”，使唐王朝在地方的政治威望与民心持续性降低，颜面扫地。而唐朝皇室长期宠信宦官的恶习更加剧了其执政威望的跌落，自唐肃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半数以上为宦官拥立，宦官执掌京师禁卫军主力神策军，势力滔天。有唐一代，唐文宗李昂一度为宦官软禁，宪宗、敬宗两位皇帝更是直接为宦官所杀，可称历代之最。除此之外，唐朝三位皇帝病死于饵食丹药（史书明确记载，其余疑似者更甚），五位曾因为地方势力反叛而被迫逃出长安城。中唐之后如此落魄而荒唐的唐朝皇帝们一步步成为维系各方势力平衡的吉祥物，作为皇室的尊严与威望在一次次的政变与叛乱中跌入谷底。黄巢之乱爆发后，唐朝中央征集各藩镇士兵围剿（类似东汉末年黄巾之乱）， 原本半割据的藩镇此时趁机扩充实力，如杨行密、王重荣、李克用、高骈、董昌、钱镠等地方官吏逐步化身为真正的割据诸侯，开始完全不受唐朝中央号令，唐朝在地方的存在感全面崩盘。而黄巢一度进入长安，建国号大齐，年号金统，落荒而逃的僖宗在四川竟然躲避了整整4年时间，随后又两度逃离长安。几番折腾之下，唐朝皇室在世人眼中的声望彻底丧失，而经历数次改革依旧难掩颓势的唐朝最终仓皇退场也就在情理之中。
纵观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复国历程，除了客观的谶纬之说与天下民心之外，其自身拥有的宗室力量依存与所面对的地缘竞争对手较弱也是成功的关键。首先，从西汉早期推行郡国并行的半分封制开始，“刘姓为王”的铁律就让刘邦的众多子孙遍布全国，经过了汉武帝推恩令的改革，刘姓子弟因遵行“推恩令”的原则，众多子嗣从列侯递降，逐步降档直至与平民无异。自称长沙定王（汉景帝之子）六世孙的汉光武帝刘秀之父刘钦这一辈只是济阳县令，而刘秀本人则直接是平民身份。与之类似境遇的还有刘秀的族兄更始帝刘玄、后来辅佐刘秀的东汉大司马刘隆，他们受到汉朝宗室政策的影响无法享受荣华富贵，却也因此取得了在地方生存繁衍的重要机遇。
而唐朝的诸王不仅“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更被严格限制了生存地域。《唐会要·封建杂录》记载：“自汉以降，虽封建失道，然诸侯犹皆就国。今封建子弟，有其名号而无其国邑，空树官僚，而无在事；聚居京师，衣租食税。”《通典》卷三十《职官·历代王侯封爵》云：唐制，爵位共分九等，“并无官土，其加实封者，则食其封。分食诸郡，以租调给。”也就是说唐朝宗室被严格限制在京师。这种高强度的封禁政策也导致了唐朝宗室在地方繁衍宗族力量与树立地方声望的能力几乎消失，而聚集的唐朝宗室也更容易被人一锅端。如安史之乱时，安禄山“怨庆宗死，乃取帝近属自霍国长公主、诸王妃妾、子孙姻婿等百馀人害之，以祭庆宗”，泾原兵变后藩镇朱泚“诛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绝人望，杀郡王、王子、王孙凡七十七人”，黄巢进入长安后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唐宗室留长安者几无遗类”……种种这般屠杀的轮番上演，也基本让唐朝宗室遗存数量趋近于零。在地缘战略竞争对手层面，汉光武帝面对的对手基本上为流窜侵扰地方的起义军（河北的铜马军、关中的赤眉军）、依靠农民起义军自立的刘氏宗亲（梁地刘永）、王莽末年独自起兵割据地方的豪强地主（青徐张步、荆州秦丰、陇西隗嚣）、王莽时期的基层官吏（庐江县令李宪，蜀郡太守公孙述）。这些割据地方的势力对州郡的统辖治理不早于王莽末年，且大部分并没有来自中央的合法授权，属于组织架构十分松散的地方武装联盟性质，无论根植地方的号召力还是军政组织的组织力与战斗力都相对较弱，从而可以被拥有“幽州突骑”与诸多名将的刘秀集团一一击破。反观唐朝末年割据地方的势力首领，从沙陀悍将李克用到黄巢旧将朱温、从南吴杨行密到吴越钱谬，再到南汉刘隐与南楚马殷，大部分都是从黄巢之乱起就在当地积蓄两代人力量的封疆大吏（基本都被唐朝中央政府授予了官方的节度使），不仅有合法的中央授权，更有数十年积攒的地方威望与行政治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大部分脱胎于黄巢之乱后崛起的藩镇军事首领，其军事组织与战斗力与王莽末年的军阀完全不可等量齐观，面对如此实力强悍的战略对手，即使有唐朝皇室可以逃出生天扛起复兴大旗，其统一难度也可想而知。没有了谶纬之说的天命加持，丧失了承平王朝的人心道义，当已经被屠戮殆尽的大唐宗室对上强横剽悍的藩镇雄兵时，也只能空叹一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上海：商务印书馆，2014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6-8 06:41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