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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天地] 疲倦的职场妈妈:家庭和事业我平衡不了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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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1 09:5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疲倦的职场妈妈:家庭和事业我平衡不了 | 人间

泓舟 人间theLivings 2024-04-01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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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女性都做到了她们曾经不敢设想的事情。无论她们在职场、婚姻、家庭的多重宇宙里做出了怎样的选择,都好像和曾经的渴望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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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完美伴侣》剧照


前    言


做妈妈,对女性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成为母亲,对她们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育儿选择背后又有哪些具体的考量和挣扎?

带着这样的追问,作者泓舟与20多位女性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有职场妈妈、单亲妈妈、全职妈妈、两代人共同育儿等多种育儿条件下的女性。基于她们切实的生活困境和个体生命思考,泓舟写作《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一书。书中呈现了不同的育儿选择背后当代母亲所面对的真实生活困境;探究当抛开母亲的身份,女性自身渴望成为的自己。同时,书中从价值体系、职业生涯设计和公共育儿制度等方面提出为女性“解绑”的尝试。

本文节选自书中第三章,记述了三位职场妈妈的真实生活。



“我是这个家里的项目经理”


宋晴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因为工作关系,她和先生两人分别在两个城市。母亲和她一起在上海带着两个小孩生活。先生大约每隔两周从外地回上海探望一次,每次逗留时间不超过三天,通常是周五下班后飞到家已经深夜,周日晚上或是周一的早班机再飞回去。

这样的生活至今已持续了五年多时间。宋晴在生完大女儿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又有了小儿子。刚生完女儿时她就已经决定,产假一结束立刻返回工作岗位,不想赋闲在家,不想因为一个孩子就告别曾经的生活。那时候的她好像没有办法从一个不会说话的生命上获得太多价值感;相比而言,她更需要从家庭以外的生活中获得满足感。

宋晴毕业于某985高校,踏入职场12年来,换过一次工作,在目前这家国企已经待了8年,各方面干得得心应手,处于上升期。她坦诚地说:“刚工作时,没有想过自己还是个挺有事业心的人,可能也是运气比较好,遇到了这份喜欢的工作。所以,我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要大于生活中的成就。”这一点,她反复和我强调。她对工作的态度也体现在怀孕的过程中,大着肚子依然坚持出差,上班到预产期前一天才回家休息待产,休完产假后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

在她的规划里,只要保持“工作—怀孕—工作”的无缝衔接,就可以让领导对她在职场的表现无可指摘。女儿不满周岁的时候,她再次怀孕,尽管是计划之外,但心想既然来了,不如趁着年轻,早点把二胎的任务完成。

第二次怀孕时,她依旧保持着和平日一样的工作节奏,休完产假回归公司后不久,便迎来了公司内部一次提拔的机会。她仔细盘算过,和公司里其他同龄人比较起来,她的业务能力和资历都有一定的优势,升职概率还是挺高的。

然而,失望还是落到了头上。领导宣布的升职名单里,并没有宋晴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同部门另一位女同事。

她在意的是,为什么比她晚两年进公司、平时业绩也略逊色于她的同事,会更早被提拔?她自然不服气这样的安排,决定问个说法。她婉转又小心翼翼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领导理直气壮地反问她:“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吗?如果你没有生第二个的话,很大可能会先提拔你,但你连续生了两个(小孩),又休了两次产假,所以这次升职肯定是轮不到你的。”

如此直接的回答,像是给宋晴从头到脚泼下了一盆冰水。她不敢抬起头看对方的眼睛,一时语塞,像做错了事似的,低着脑袋回到电脑前。系统内有更多未读邮件涌进来,泪水也忍不住从她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这个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宋晴在描述这一段的时候,反复强调了两遍。那一刻,她才真正明白,像她这样连着要了二胎,说不影响职业发展,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抑或是自欺欺人。

两次产假加起来8个多月,200多天的时间,足以拉开她和其他同事之间的发展距离,晋升的通道也难免遇到不可跨越的阻碍。有了两个孩子,领导便默认你将把更多的时间贡献给家庭,也默认你能接受在职场上“从此落人之后一步”。宋晴花了很长时间做心理建设,让自己接受这一点。

宋晴告诉我,她不后悔做母亲,但如果再多一次选择的话,像她这样的职场妈妈应该会只生一个孩子,或许才能够在工作中多获得一些机会。她向我说出“职场妈妈”四个字的时候,显得多少有一些不情愿。

《2022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职场晋升中,男性的晋升障碍多归结于个人能力、上级领导、同级竞争、企业制度等与职场关联度较高的因素,女性的晋升障碍则多归结于照顾家庭、处在婚育阶段等和家庭有关的因素。此外,因婚育而晋升不顺利的女性占比远高于同样境遇的男性,这也反映了性别、婚育计划等看似与工作能力无关的要素,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职场晋升。

宋晴原先踌躇满志地驰骋职场,却在两次生育后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扮演一个理想员工的样子,尽一切所能减少生育对工作的影响,向公司证明自己和怀孕前一样有价值,却依旧无法跨过一些隐形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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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母亲的身份五年后,宋晴越来越能体会到小孩与她之间的依恋。小儿子生病的时候,整天挂在她身上,像麦芽糖遇到牙齿一样,牢牢地黏住;女儿每天都盼着她下班后能一起读绘本。有时候她加班到很晚回家,哄睡的任务就落到了孩子的外婆身上。

有一次,她一边在办公室加班写方案,一边打开手机,通过家里的摄像头远程看到,客厅没开灯,儿子坐在沙发上东张西望,不愿意一个人进房间,周围黑黑的,只能乖乖等待外婆先陪姐姐睡,再来哄睡他。这一幕同时被在另一个城市工作的先生从手机里看到了,两个人都特别心疼,可异地夫妻的现状一时又很难改变。

大女儿出生后,先生曾为了家庭团聚调回上海的分公司找了一份清闲工作,不仅收入变低,在公司里也没有太多存在感。那段时间,宋晴发现丈夫几乎只字不提工作,和以前讨论会很兴奋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对自我的认可度似乎也变低了。

一次饭局上,先生忍不住聊起自己的职场焦虑。他还有两年时间就35岁了,如果再不拼到高一点的位置,以后在这个行业里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宋晴听进心里,作为同龄人,她对这样的职场危机感同身受: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可以有几十年那么久,残酷的是,高光时刻也许只有那么一两次,一旦错过某次机遇,后面再努力也无非是原地踏步,不进则退。

最终宋晴的先生决定离开上海去外地总部工作。临走前的某天,恰好是宋晴32岁生日,难得二人世界,烛光晚餐,他们约定各自努力三年后在上海团聚,再一起陪伴孩子成长。晚餐后,先生把车停在家楼下,先行下车,打开后备箱,只见里面横挂了一条灯带,点亮了小小的空间。小灯泡的间隙里,有十来张冲印出来的照片,用彩色的木头小夹子夹住,有他们两人婚前婚后的恩爱合影,还有和两个小孩一起的全家福……

已婚直男的浪漫表达尽管有些笨拙,但明显看出来是花费了一番功夫,还是给了宋晴一番惊喜,更让她笃定:为了另一半的事业上升期,分开只是暂时的,哪怕成为异地夫妻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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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晴一边和我回忆着那日的场景,一边迅速地抽离回到现实中来。距离两人约定的三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先生在外地工作进展颇为顺利,职位和薪水都如愿晋升了一级,但是依然没有等到一个调回上海的理想职位,夫妻团聚的时间表仍未能敲定,孩子们盼望爸爸回来的愿望,也不知道何时能实现。

如今异地夫妻的状态,让宋晴从一开始的充满盼望变成现在的疲惫,她无奈地告诉我:


当初是两个人一起做的(决定),现在也就一起承担各种代价。如果暂时回不来,也只能接受再努力。人总是什么都要,所以矛盾。


事实上,一个人在上海一边工作一边育儿的宋晴比丈夫承担了更多压力。

她在看到丈夫的职场困境后,用实际行动表达了支持,不仅和自己的母亲一起承担了育儿工作,还要管理一个家,揽下了大大小小的财务决定。所有的大额开支,比如买房、还贷、理财产品都由她来安排。在家庭事务中,她的参与度更高,而先生则很难投入到一些具体的事情中。她笑称自己好像是一个项目经理,一边给另一半“派活儿”,一边还得在后面“抽鞭子”督促着才能前进。

结婚六年来,她对丈夫的期许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恋爱时,她希望得到情感方面的关怀呵护,现在则更希望对方是一个“合伙人”,能主动分担家庭里的各项事务,减轻自己的负担。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她认为和在职场的经历有着重要关系。她在职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后,会更加欣赏男性在家庭里的付出。可现实让她忍不住感慨,期待丈夫既能工作又能平等分担育儿和家庭事务,是几乎不可能的:


生小孩之前,他会不会做家务、处理家里面各种琐事,我完全无所谓,现在觉得其实很重要。我有个好朋友的老公很“贤惠”,我们去他们家吃饭,他会帮我们做饭、削水果,跟我老公完全不一样。以前我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男人有点没出息,但后来有一次去他们家,我突然觉得其实挺好的。

我老公经常会忘记他需要做什么,绝大多数时候只能靠我安排。当我安排好了,他又表现得不主动,需要我不停地督促。每次沟通,他会有反省,过了一段时间,又回去那个状态,我要再次发起吵架来叫醒他。唉,他就是缺少那根筋。


宋晴一度因为生二胎“耽误”的升职,时隔三年多,终于如愿得来补偿。尽管“从那次以后,总归差人家那么一口气,永远有一个人在你的上面,这道坎是跨不过去的”,但她依然对工作抱有极大热情,相信上升通道依然向她敞开:“女性在职场上的能力不输于男性,只要用心的话,会有很多机会的”。

对于和先生的团聚,她认为“只能随缘”,先生的同事之中跟随配偶调动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基本都是夫唱妇随。她一度也想带着孩子一起搬去先生工作的城市,但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坚守原地。

宋晴觉得,即便职场中的确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有时难言公平的待遇,对女性员工的“母职惩罚”也并不少见,她依然不会离开这熟悉的“一平米”工位。这是她保持经济独立的唯一有效方式,可以让她对生活的大方向和细枝末节拥有主动权,并在家庭的财务问题上,能够和丈夫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要求。她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工作和收入,自己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她对于重新建立这一切并没有怀抱太多信心。

宋晴偶尔会默默地畅想,如果现在她是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会怎样在这个社会上生活。这个问题,换作20多岁时的她,是不敢去想的,因为那时候她很害怕孤单。而在做了妈妈,经历了种种之后,她“反而有勇气了,试试不一样的人生,可能也挺好的”。



是职场妈妈,更是时间管理大师


访谈过程中,我遇到了另一对夫妇,他们有着和宋晴相似的情况。作为妻子的咏儿在上海带着孩子,同一屋檐下一起生活的,还有过来帮忙照看孩子的公婆。咏儿就职于互联网大厂,她的丈夫则在外地工作。

结婚四五年来,将近一半的时间里,丈夫都是每隔两周飞回上海,待两三个晚上。她向我坦言:“以前我还是挺仰望他的,年纪比我大五岁,在同一间公司的时候,级别比我高,所以我很知道他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哪些(事情)是我做不了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默契,他们共同做出了异地夫妻的选择——为了让丈夫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咏儿愿意成为付出更多的那一位,在上海兼顾孩子和工作。而相应的代价是,她几乎没有属于个人的时间,连周末去理发的时候也得带上孩子——我几次约她见面,她都是带着小孩一起来。她会为女儿点上一杯果汁、一块甜品,在一旁陪着我们聊天。

咏儿笑称自己是“时间管理大师”,她一天的作息是这样的:

早上7点和女儿一同起床,尽管公婆可以代劳送孩子去幼儿园,但因为珍惜有限的亲子时间,她经常早饭都顾不及吃完,就忙着和女儿一起出门,哪怕只是手牵手,有说有笑地走到小区门口,也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5分钟;从家到公司单程需要坐一个半小时地铁,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7点左右离开,到家差不多已经9点;她会陪女儿做一些亲子阅读,帮女儿洗澡,直到10点把女儿哄睡之后,继续到电脑前加班至12点多,甚至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工作到凌晨1点。

白天咏儿被各种会议占满,反而深夜才是她高效处理工作的时间。她苦笑着说:“有一次晚上回家陪女儿玩捉迷藏,躲在窗帘后面等着她来找,结果我竟然因为太累,靠在飘窗上睡着了。”

咏儿面对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同时扮演的角色,时常感受到愧疚和紧张。丈夫不在家,更让她感到难以平衡好自己的责任,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既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又是一个糟糕的员工。

咏儿与现在的老板曾经在上一家公司共事过几年,好处是彼此有基本的信任。可正是因为“信任”,老板布置给她的任务总是既困难又时间紧迫,比如前一天傍晚7点要一份第二天中午交到集团的报告,她只能当天晚上埋头加班到凌晨2点赶出来。而部门其他同事遇到类似的任务时,老板通常会给出比较宽裕的时间。她一方面觉得这并不公平,另一方面又安慰自己遇到了一个愿意重用自己的老板,似乎不应当抱怨。

她说服自己,并对此给出合理化的解释:老板是一个离异的、没有小孩的单身中年男人,不可能理解她这样需要一边做妈妈,一边还要保持高强度工作的状态。在老板眼里,大约她是可以“像个男人一样工作的”。

咏儿原先有慢跑的习惯,参加过多次马拉松。自认为身体素质还不错的她,却在连轴转的劳累中,先是出现了耳鸣,接着一只耳朵突发性耳聋。医生“吓唬”她,如果再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的话,可能会长期性耳聋。最让她困扰的身体问题是荨麻疹,成片的红疹漫上四肢,吃药只能缓解症状并不能根治,一旦连续加班,荨麻疹便会不分白天黑夜地发作。她叹了一口气说:“工作越来越累,回到家里又一堆事情等着我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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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宋晴一样,咏儿夫妇之间也有一个“三年之约”,他们计划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结束异地夫妻的生活。而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隔离政策让丈夫原本两周一次的“探亲”,因为不可抗力而充满不确定,有时会在临飞之前一天无奈取消。次数一多,再加上两人的工作都越来越忙碌,异地婚姻的高成本让她开始感到有些承受不住,矛盾一触即发:


刚异地的时候,我们会在上班路上或是晚上小孩睡着以后打个电话,后来只有等到半夜才都有空打电话。有一次,他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本来想安慰他,刚聊了两分钟,我的工作电话进来了,只好让他等一下。没想到,他炸了,开始指责我一直让工作占据太多个人时间。我也发火了,就把电话挂了。

过了两天,等大家都冷静后,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提前一些(时间)回上海。他明确拒绝了我,因为他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好,继续待在那里对他个人发展来说是更好的选择。但我真的有些扛不住了,工作、娃、老公都需要我顾,现在只能顾一头,顾不了其他,但顾不了我也很难过。


因为忙于工作,咏儿陪伴女儿的时间越来越少,也常常因转由公婆来承担养育任务而感到自责。更糟糕的是,两代人也因此在育儿方面矛盾频出。对于在异地工作的丈夫,她好像也在失去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远距离让他们渐渐失去了沟通的耐心,团聚的遥遥无期消磨着她生活的动力。

和宋晴一样,在原先的想象里,她可以像某些女性励志书里鼓励的那样,在职场打拼以保持经济独立,同时做个好妻子、好妈妈。具体实践中她却发现,这几乎难于登天,而且会将自己推入无人知晓、茫然无助的困境中。顾此失彼才是职业女性日日面对的难题。

咏儿考虑过换一份相对轻松、可以早些下班的工作,或者干脆退回家里照顾孩子。然而在经过仔细考虑后,她发现这样势必会在经济、心理上经历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需要做好更多的准备才敢迈出这一步。她告诉我:“除非现有工作我真的做到绝望,或者身体上有非常大变数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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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咏儿访谈半年之后,上海因为新冠疫情防控实行居家办公。一个深夜,咏儿发来消息:“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想辞职。”我进一步关心询问,原来领导提拔她做主管,然而这并没有激发她更多的成就感,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般压下来的工作任务。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居家办公期间,她基本不出房门,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演变为合租室友。女儿渐渐习惯没有她的陪伴,有什么需求首先会求助爷爷、奶奶,而不是喊一声“妈妈”。这样几乎被工作占满,无法拥有正常亲子时间的生活,彻彻底底淹没了她,有一种声音像警报一样在她脑海里嗡嗡作响:这是不可持续的。她第一次感到自己像一支大海上的独木舟,凭借一己之力,乘风破浪,而当风浪越来越高时,便急切地发出求救信号:


我的荨麻疹还是会经常发作,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也非常折磨人。公司业务越来越“卷”,很多时候都不是在推进业务。我都不知道自己每天到底在忙什么。我根本不想升职,只想躺平随便干一干。

我想过换公司,去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兼顾家庭。面试了一家,HR看了我的简历后问我有什么职业规划。我不知道怎么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她问我的那一刻,我是发自内心地不想工作了。如果不调整好身体、心态,直接进入一份新工作,肯定会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辞职休息一阵,多陪陪小孩。


咏儿尝试把自己生活中面临的种种难处倾诉给自己的母亲听,期待获得一些共情。然而同为女性,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妇女,出生于1950年代末的母亲并不能理解80后女儿身处的困境,反而劝她“在家凡事多忍耐”。

咏儿明白,自己和母亲所处的时代有着巨大差异,不同世代的女性在职场和婚姻里的期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影响了她们对于家庭和母职的理解。咏儿回忆童年时,母亲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经常迟到早退,回家做饭带娃”。而咏儿的父亲一直忙碌于工作,多年累积,事业上颇有成就,更让她的母亲愿意全力支持另一半,将自己的人生围绕着家庭转,承担起照顾孩子的主要职责。在咏儿看来,无论是养育孩子还是照顾家庭,都不是她一个人的工作。异地的状态让丈夫看起来暂时逃离了本来需要共同分担的责任,这原本不应该是家庭的常态。

当咏儿反复表达希望夫妻能早日团聚,一起分担家务、育儿工作时,丈夫似乎仍然停留在旧日的秩序里,直接扔出一句“我们爸妈那辈以前都这样”。尽管能理解丈夫在事业上进步的需求,在一次次面对家庭—工作平衡难题的时候,咏儿不禁发问:“谁来理解我呢?”



每一次的职业变动都是她破釜沉舟的抉择


美剧《傲骨贤妻》讲述了这样一个家庭主妇逆袭的故事:女主角相夫教子十余年后,她身居高位的丈夫突然被爆出性丑闻,并因涉嫌贪污腐败入狱。过去的完美人生一夜之间轰然倒塌,陷入绝境,但也激发了她强大的生存意志——重回职场,成为一名大杀四方的执业律师,承担起养家育儿的职责。

听说我在写一本探讨母职的书,一位多年好友毫不犹豫地向我推荐了她的表姐:“你一定要和她聊聊,她的故事很不一样。”她的表姐,和《傲骨贤妻》的女主角一样,也是一位律师,同样是人到中年后才真正成为律师,从此过上从未设想过的人生。

蕾阳,45岁,两个孩子的妈妈。我们在社交软件上约访谈时间时,她礼貌回复:“最近正好集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开庭,庭外的时间都要做准备工作,估计过几天才有空。”一周后,我们约定了一个周日的下午,在她的律所附近见面。我早早等在一间咖啡店内,正在加班的她10分钟后赶到。她个子很小,大概一米五出头,齐耳短发,穿一身运动服,说话轻声,语速很快,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

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蕾阳只身来到北京工作,因为“从未想过独身,一定要结婚”,所以从30岁开始踏上相亲之路。直到35岁那年,经朋友介绍,和比自己年长7岁的相亲对象闪婚,两人租住在北京六环附近的一个老旧小区内,她略带调侃地告诉我:“两个人的条件都特别不好,谁也别嫌弃谁,都这个岁数了,我们结婚的时候还是租房子住。”

结婚前,她供职于一家外贸公司,名义上是法务,实际上同时兼任老板助理、公司人事,偶尔还负责一些财务工作,是公司里的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拧哪里。对彼时的她来说,每月到时间领薪水便是一份工作的全部意义,“老板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啥都不惦记”。那几年的时间里,她从来没有思考过任何职业规划,也从未想过可以有能力赚更多钱来改善北漂的生活。

结婚一年后,她生下儿子,继续住在老旧的出租房里。以前她觉得自己的未来好像可以一眼看到头,可是孩子出生后,每天早上醒来,看着身旁的婴儿日长夜大,第一次觉得生命充满无限可能。她说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为母则刚”,想尽力为怀里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教育环境,“至少让他以后比我过得好”。

休完产假后,她不想再回到原来的公司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想“换一种活法”,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她也被自己吓了一跳。推着蕾阳往前迈进一步的,不仅是身为一个母亲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尽管那股力量大到足以让她改头换面,也和她在婚姻里的处境相关。原先她认为,哪怕是没有什么爱情基础的婚姻,也能做到相敬如宾,抱着这样朴素的念头成立家庭后,却发现原来需要把自己变得更小一点,更卑微一点,事事听从,才能满足另一半的大男子主义。

生完第一个孩子,坐月子期间,她便和丈夫有过争吵,无法接受这样的婚姻状态,想证明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期待在婚姻中能够平等相待。37岁的她,从抽屉深处翻出律师资格证,决心加入朋友的律师事务所,从律师助理开始做起。经历了一番摸爬滚打,入了些门道后,蕾阳成为一名民事诉讼律师。

起初,她“做了三年多的万金油律师”,从公司合同纠纷到离婚,甚至为黑社会大姐打三角债官司,都来者不拒。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她总是习惯于自我否定,大龄转行的她,和经验丰富的同行相比,专业能力差距甚大,不仅需要花比别人更多的工夫,从头学起,身为一个妈妈,还要平衡好照料家庭的需求。每一次庭审前,她都会熬夜翻看厚厚的资料,她坦言:


我们这行业是不可能通过看案例、判决书,就能把控好每个环节的,必须得一步步实践,这个成长过程是不可逾越的。第一次开庭时,我特别紧张,心跳咔咔咔的。哪怕之前准备再充分,开庭的时候头脑还是一片空白,站在法官面前,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似的,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连续三年多都是这样一种状态。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有些复杂的合同纠纷官司。正巧那天的法官看起来特别傲慢,对方请的律师也很强势,经验比我丰富多了。我一看那场面,根本就不在掌控的范围内,当下就想找条地缝钻进去,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这次庭审完,要不就别干了,自己可能真不是这块料。没想到,最后还是赢了。虽然我庭审表现力不好,但法律还是靠事实和证据说话的,事先充分准备的证据帮了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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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阳做律师渐渐走上正轨,转行的第三年,也就是39岁那一年,她怀上了二胎。对于新生命的再次到来,她特别开心,一来能给儿子添个一起成长的伴儿,二来收人稳步增加,经济实力的增长也让她有信心养育第二个孩子。

但是她的丈夫却犹豫了,认为再生一个会增添家庭负担。在她的一再坚持下,女儿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和第一次做妈妈比起来,她更从容也更享受,只要是不工作的时候,喂奶、哄睡、陪玩,她都亲力亲为:


我老公觉得如果两个都是(儿子)的话,经济压力会很大。我和我的父母都跟他打包票,不管(这孩子)是男是女,都由我们来养大,承担全部费用。后来,女儿跟我姓,他也同意。

回忆起来,我对老大的付出是有限的,那三年因为刚开始做律师,各方面都不太稳定,我考虑自己的发展和工作更多一些。女儿出生后,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母爱爆炸,这时候才觉得当妈妈太好、太幸福了,很喜欢自己这个角色。


生完二胎以后,蕾阳又有了新的念头,她想专注于一个领域,深挖自己在行业里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像只八爪鱼一样四处试探,永远做一个“万金油律师”。在老朋友的邀请下,她决定加入其律师事务所,专注于知识产权领域。

这一次机遇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她的口碑逐渐积累,加上朋友的赏识,她被提拔为律所合伙人,银行账户上的余额每年见长。蕾阳珍惜这一切的来之不易,只有她自己明白,每一次职业上的变动都是她破釜沉舟的抉择。因为需要考虑家庭收入、养小孩的各项支出,还有个人发展等等因素,一旦决定向前,再难都得硬着头皮上,从不给自己患得患失的空间。

更换职业赛道时,她并没有得到丈夫的支持和理解,因此每当工作上遇到不顺,她从未向丈夫吐露过自己的焦虑和压力:“说出来很轻巧,其实每一次做决定之前都是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非常痛苦,现在有时候心脏会疼,谁的后脑上也没长眼睛,不知道这一步走出去是踏空了还是踏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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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阳在事业上收获了她从未预料过的财富和成就感。不断增长的收入给家庭带来的明显好处是,居住条件改善了。北漂多年后,夫妻俩终于有能力在北京安了家。孩子教育方面,她尽己所能地提供最好条件,根据兄妹俩的兴趣,为他们分别报了英语、跆拳道、羽毛球等课外学习班。平时工作忙碌的蕾阳尽量平衡好工作和陪伴孩子的时间,孩子学校和课外辅导班的各项安排,都由她来负责。

她拿出手机给我看,在社交软件上,和孩子有关的聊天群组有13个,为了不错过任何一条重要的信息,她全部设为置顶。女儿参加儿童节集体活动,需要准备发饰、服装等等,她会在深夜结束工作后,回到家里一项一项地整理好,生怕漏掉哪一项。

蕾阳现在既能做喜欢的工作,又能为孩子遮风挡雨,这是她此前从未体验和拥有过的力量感,鼓励着她解锁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关口。

然而,现实还是将她拖入了难以走出的泥潭。在她事业上升的这些年里,丈夫却渐渐无法在职场中找到价值和存在感,成为退回家庭里的那个人,每天负责接送两个孩子上学,做着一切在他看来是无可奈何、本该属于妈妈的工作。当蕾阳的收入高出丈夫七八倍时,夫妻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争吵也越来越多。


我老公在家里的时间比我多,我希望他能多参与孩子的教育,但他拿着手机的时候,从来都是斗地主、刷视频、看股票…我们吵过很多次,也推心置腹地谈过,如果对现在的状态不满意,我们可以对换一下(位置),我把重心转移到家庭,(换)他出去赚钱,毕竟钱是赚不完的,我也没那么贪心。聊完以后,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我没有能力的时候,他打压我,看不起我,现在我强起来了,经济上超越他了,他心里又要和我别扭。后来我发现,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甘心我比他强,更没办法接受我的收入比他高太多,也不想分担家里的事情,总觉得他一个大老爷们不应该去接送孩子,这有损做男人的尊严。


为了安抚丈夫的内心,蕾阳不仅承担了家里的主要开销,还抽出一切时间密集地履行母职,从孩子的饮食起居到课程和活动安排、教育规划等等,她都不放松,却依旧不能得到丈夫的支持,也无法平息婚姻里的“战火”。

她经常反思自己哪里做错了:是不是太不会撒娇了?是不是应该在吵架的时候哄一哄对方?或者是不是应该退回家庭,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好妈妈?访谈间隙,她忍住眼晴里的泪水,哽咽着吐了一句:“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他才满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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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阳坦言,十年婚姻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尽管离婚的选项一直存在于她的婚姻之中,但她从未后悔做母亲。

因为步入婚姻,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才在经济、职业发展的压力之下,一步一步探索,逐渐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在不断上升的事业轨道上获得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但也正因为工作打拼,和丈夫收入相差悬殊,关于谁主外谁主内的争吵一轮又一轮。她认真地权衡过,如果夫妻关系无法得到改善,或许只有走上分开这条路。

之所以会这样明确,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她衡量过自己现在的经济能力,可以承担离婚带来的影响,即使马上原地结束婚姻,生活质量也不会因此发生很大变化。她甚至悄悄看过孩子学校附近的租房情况,并仔细计算过,如果带着孩子离开家,她每个月的收人完全可以支持所有的开销。

蕾阳为婚姻的走向做好心理准备或许是一种另类自救,就好像《职场妈妈不下班》中描述的那样,“众多的夫妻可能都生活在一种潜藏的动态中——一边努力维系婚姻生活,仿佛一切安好,另一边以防万一随时准备离开。”

(本文选自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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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泓舟 著/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23年10月


泓 舟

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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