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女性都做到了她们曾经不敢设想的事情。无论她们在职场、婚姻、家庭的多重宇宙里做出了怎样的选择，都好像和曾经的渴望相去甚远。
做妈妈，对女性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成为母亲，对她们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育儿选择背后又有哪些具体的考量和挣扎？
带着这样的追问，作者泓舟与20多位女性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有职场妈妈、单亲妈妈、全职妈妈、两代人共同育儿等多种育儿条件下的女性。基于她们切实的生活困境和个体生命思考，泓舟写作《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一书。书中呈现了不同的育儿选择背后当代母亲所面对的真实生活困境；探究当抛开母亲的身份，女性自身渴望成为的自己。同时，书中从价值体系、职业生涯设计和公共育儿制度等方面提出为女性“解绑”的尝试。
本文节选自书中第三章，记述了三位职场妈妈的真实生活。
宋晴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因为工作关系，她和先生两人分别在两个城市。母亲和她一起在上海带着两个小孩生活。先生大约每隔两周从外地回上海探望一次，每次逗留时间不超过三天，通常是周五下班后飞到家已经深夜，周日晚上或是周一的早班机再飞回去。
这样的生活至今已持续了五年多时间。宋晴在生完大女儿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又有了小儿子。刚生完女儿时她就已经决定，产假一结束立刻返回工作岗位，不想赋闲在家，不想因为一个孩子就告别曾经的生活。那时候的她好像没有办法从一个不会说话的生命上获得太多价值感；相比而言，她更需要从家庭以外的生活中获得满足感。
宋晴毕业于某985高校，踏入职场12年来，换过一次工作，在目前这家国企已经待了8年，各方面干得得心应手，处于上升期。她坦诚地说：“刚工作时，没有想过自己还是个挺有事业心的人，可能也是运气比较好，遇到了这份喜欢的工作。所以，我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要大于生活中的成就。”这一点，她反复和我强调。她对工作的态度也体现在怀孕的过程中，大着肚子依然坚持出差，上班到预产期前一天才回家休息待产，休完产假后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
在她的规划里，只要保持“工作—怀孕—工作”的无缝衔接，就可以让领导对她在职场的表现无可指摘。女儿不满周岁的时候，她再次怀孕，尽管是计划之外，但心想既然来了，不如趁着年轻，早点把二胎的任务完成。
第二次怀孕时，她依旧保持着和平日一样的工作节奏，休完产假回归公司后不久，便迎来了公司内部一次提拔的机会。她仔细盘算过，和公司里其他同龄人比较起来，她的业务能力和资历都有一定的优势，升职概率还是挺高的。
然而，失望还是落到了头上。领导宣布的升职名单里，并没有宋晴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同部门另一位女同事。
她在意的是，为什么比她晚两年进公司、平时业绩也略逊色于她的同事，会更早被提拔？她自然不服气这样的安排，决定问个说法。她婉转又小心翼翼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领导理直气壮地反问她：“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吗？如果你没有生第二个的话，很大可能会先提拔你，但你连续生了两个（小孩），又休了两次产假，所以这次升职肯定是轮不到你的。”
如此直接的回答，像是给宋晴从头到脚泼下了一盆冰水。她不敢抬起头看对方的眼睛，一时语塞，像做错了事似的，低着脑袋回到电脑前。系统内有更多未读邮件涌进来，泪水也忍不住从她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这个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宋晴在描述这一段的时候，反复强调了两遍。那一刻，她才真正明白，像她这样连着要了二胎，说不影响职业发展，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抑或是自欺欺人。
两次产假加起来8个多月，200多天的时间，足以拉开她和其他同事之间的发展距离，晋升的通道也难免遇到不可跨越的阻碍。有了两个孩子，领导便默认你将把更多的时间贡献给家庭，也默认你能接受在职场上“从此落人之后一步”。宋晴花了很长时间做心理建设，让自己接受这一点。
宋晴告诉我，她不后悔做母亲，但如果再多一次选择的话，像她这样的职场妈妈应该会只生一个孩子，或许才能够在工作中多获得一些机会。她向我说出“职场妈妈”四个字的时候，显得多少有一些不情愿。
《2022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职场晋升中，男性的晋升障碍多归结于个人能力、上级领导、同级竞争、企业制度等与职场关联度较高的因素，女性的晋升障碍则多归结于照顾家庭、处在婚育阶段等和家庭有关的因素。此外，因婚育而晋升不顺利的女性占比远高于同样境遇的男性，这也反映了性别、婚育计划等看似与工作能力无关的要素，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职场晋升。
宋晴原先踌躇满志地驰骋职场，却在两次生育后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扮演一个理想员工的样子，尽一切所能减少生育对工作的影响，向公司证明自己和怀孕前一样有价值，却依旧无法跨过一些隐形的坎。
进入母亲的身份五年后，宋晴越来越能体会到小孩与她之间的依恋。小儿子生病的时候，整天挂在她身上，像麦芽糖遇到牙齿一样，牢牢地黏住；女儿每天都盼着她下班后能一起读绘本。有时候她加班到很晚回家，哄睡的任务就落到了孩子的外婆身上。
有一次，她一边在办公室加班写方案，一边打开手机，通过家里的摄像头远程看到，客厅没开灯，儿子坐在沙发上东张西望，不愿意一个人进房间，周围黑黑的，只能乖乖等待外婆先陪姐姐睡，再来哄睡他。这一幕同时被在另一个城市工作的先生从手机里看到了，两个人都特别心疼，可异地夫妻的现状一时又很难改变。
大女儿出生后，先生曾为了家庭团聚调回上海的分公司找了一份清闲工作，不仅收入变低，在公司里也没有太多存在感。那段时间，宋晴发现丈夫几乎只字不提工作，和以前讨论会很兴奋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对自我的认可度似乎也变低了。
一次饭局上，先生忍不住聊起自己的职场焦虑。他还有两年时间就35岁了，如果再不拼到高一点的位置，以后在这个行业里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宋晴听进心里，作为同龄人，她对这样的职场危机感同身受：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可以有几十年那么久，残酷的是，高光时刻也许只有那么一两次，一旦错过某次机遇，后面再努力也无非是原地踏步，不进则退。
最终宋晴的先生决定离开上海去外地总部工作。临走前的某天，恰好是宋晴32岁生日，难得二人世界，烛光晚餐，他们约定各自努力三年后在上海团聚，再一起陪伴孩子成长。晚餐后，先生把车停在家楼下，先行下车，打开后备箱，只见里面横挂了一条灯带，点亮了小小的空间。小灯泡的间隙里，有十来张冲印出来的照片，用彩色的木头小夹子夹住，有他们两人婚前婚后的恩爱合影，还有和两个小孩一起的全家福……
已婚直男的浪漫表达尽管有些笨拙，但明显看出来是花费了一番功夫，还是给了宋晴一番惊喜，更让她笃定：为了另一半的事业上升期，分开只是暂时的，哪怕成为异地夫妻也是值得的。
宋晴一边和我回忆着那日的场景，一边迅速地抽离回到现实中来。距离两人约定的三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先生在外地工作进展颇为顺利，职位和薪水都如愿晋升了一级，但是依然没有等到一个调回上海的理想职位，夫妻团聚的时间表仍未能敲定，孩子们盼望爸爸回来的愿望，也不知道何时能实现。
如今异地夫妻的状态，让宋晴从一开始的充满盼望变成现在的疲惫，她无奈地告诉我：
当初是两个人一起做的（决定），现在也就一起承担各种代价。如果暂时回不来，也只能接受再努力。人总是什么都要，所以矛盾。
事实上，一个人在上海一边工作一边育儿的宋晴比丈夫承担了更多压力。
她在看到丈夫的职场困境后，用实际行动表达了支持，不仅和自己的母亲一起承担了育儿工作，还要管理一个家，揽下了大大小小的财务决定。所有的大额开支，比如买房、还贷、理财产品都由她来安排。在家庭事务中，她的参与度更高，而先生则很难投入到一些具体的事情中。她笑称自己好像是一个项目经理，一边给另一半“派活儿”，一边还得在后面“抽鞭子”督促着才能前进。
结婚六年来，她对丈夫的期许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恋爱时，她希望得到情感方面的关怀呵护，现在则更希望对方是一个“合伙人”，能主动分担家庭里的各项事务，减轻自己的负担。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她认为和在职场的经历有着重要关系。她在职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后，会更加欣赏男性在家庭里的付出。可现实让她忍不住感慨，期待丈夫既能工作又能平等分担育儿和家庭事务，是几乎不可能的：
生小孩之前，他会不会做家务、处理家里面各种琐事，我完全无所谓，现在觉得其实很重要。我有个好朋友的老公很“贤惠”，我们去他们家吃饭，他会帮我们做饭、削水果，跟我老公完全不一样。以前我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男人有点没出息，但后来有一次去他们家，我突然觉得其实挺好的。
我老公经常会忘记他需要做什么，绝大多数时候只能靠我安排。当我安排好了，他又表现得不主动，需要我不停地督促。每次沟通，他会有反省，过了一段时间，又回去那个状态，我要再次发起吵架来叫醒他。唉，他就是缺少那根筋。
宋晴一度因为生二胎“耽误”的升职，时隔三年多，终于如愿得来补偿。尽管“从那次以后，总归差人家那么一口气，永远有一个人在你的上面，这道坎是跨不过去的”，但她依然对工作抱有极大热情，相信上升通道依然向她敞开：“女性在职场上的能力不输于男性，只要用心的话，会有很多机会的”。
对于和先生的团聚，她认为“只能随缘”，先生的同事之中跟随配偶调动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基本都是夫唱妇随。她一度也想带着孩子一起搬去先生工作的城市，但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坚守原地。
宋晴觉得，即便职场中的确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有时难言公平的待遇，对女性员工的“母职惩罚”也并不少见，她依然不会离开这熟悉的“一平米”工位。这是她保持经济独立的唯一有效方式，可以让她对生活的大方向和细枝末节拥有主动权，并在家庭的财务问题上，能够和丈夫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要求。她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工作和收入，自己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她对于重新建立这一切并没有怀抱太多信心。
宋晴偶尔会默默地畅想，如果现在她是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会怎样在这个社会上生活。这个问题，换作20多岁时的她，是不敢去想的，因为那时候她很害怕孤单。而在做了妈妈，经历了种种之后，她“反而有勇气了，试试不一样的人生，可能也挺好的”。
访谈过程中，我遇到了另一对夫妇，他们有着和宋晴相似的情况。作为妻子的咏儿在上海带着孩子，同一屋檐下一起生活的，还有过来帮忙照看孩子的公婆。咏儿就职于互联网大厂，她的丈夫则在外地工作。
结婚四五年来，将近一半的时间里，丈夫都是每隔两周飞回上海，待两三个晚上。她向我坦言：“以前我还是挺仰望他的，年纪比我大五岁，在同一间公司的时候，级别比我高，所以我很知道他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哪些（事情）是我做不了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默契，他们共同做出了异地夫妻的选择——为了让丈夫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咏儿愿意成为付出更多的那一位，在上海兼顾孩子和工作。而相应的代价是，她几乎没有属于个人的时间，连周末去理发的时候也得带上孩子——我几次约她见面，她都是带着小孩一起来。她会为女儿点上一杯果汁、一块甜品，在一旁陪着我们聊天。
咏儿笑称自己是“时间管理大师”，她一天的作息是这样的：
早上7点和女儿一同起床，尽管公婆可以代劳送孩子去幼儿园，但因为珍惜有限的亲子时间，她经常早饭都顾不及吃完，就忙着和女儿一起出门，哪怕只是手牵手，有说有笑地走到小区门口，也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5分钟；从家到公司单程需要坐一个半小时地铁，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7点左右离开，到家差不多已经9点；她会陪女儿做一些亲子阅读，帮女儿洗澡，直到10点把女儿哄睡之后，继续到电脑前加班至12点多，甚至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工作到凌晨1点。
白天咏儿被各种会议占满，反而深夜才是她高效处理工作的时间。她苦笑着说：“有一次晚上回家陪女儿玩捉迷藏，躲在窗帘后面等着她来找，结果我竟然因为太累，靠在飘窗上睡着了。”
咏儿面对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同时扮演的角色，时常感受到愧疚和紧张。丈夫不在家，更让她感到难以平衡好自己的责任，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既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又是一个糟糕的员工。
咏儿与现在的老板曾经在上一家公司共事过几年，好处是彼此有基本的信任。可正是因为“信任”，老板布置给她的任务总是既困难又时间紧迫，比如前一天傍晚7点要一份第二天中午交到集团的报告，她只能当天晚上埋头加班到凌晨2点赶出来。而部门其他同事遇到类似的任务时，老板通常会给出比较宽裕的时间。她一方面觉得这并不公平，另一方面又安慰自己遇到了一个愿意重用自己的老板，似乎不应当抱怨。
她说服自己，并对此给出合理化的解释：老板是一个离异的、没有小孩的单身中年男人，不可能理解她这样需要一边做妈妈，一边还要保持高强度工作的状态。在老板眼里，大约她是可以“像个男人一样工作的”。
咏儿原先有慢跑的习惯，参加过多次马拉松。自认为身体素质还不错的她，却在连轴转的劳累中，先是出现了耳鸣，接着一只耳朵突发性耳聋。医生“吓唬”她，如果再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的话，可能会长期性耳聋。最让她困扰的身体问题是荨麻疹，成片的红疹漫上四肢，吃药只能缓解症状并不能根治，一旦连续加班，荨麻疹便会不分白天黑夜地发作。她叹了一口气说：“工作越来越累，回到家里又一堆事情等着我来安排。”
和宋晴一样，咏儿夫妇之间也有一个“三年之约”，他们计划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结束异地夫妻的生活。而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隔离政策让丈夫原本两周一次的“探亲”，因为不可抗力而充满不确定，有时会在临飞之前一天无奈取消。次数一多，再加上两人的工作都越来越忙碌，异地婚姻的高成本让她开始感到有些承受不住，矛盾一触即发：
刚异地的时候，我们会在上班路上或是晚上小孩睡着以后打个电话，后来只有等到半夜才都有空打电话。有一次，他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本来想安慰他，刚聊了两分钟，我的工作电话进来了，只好让他等一下。没想到，他炸了，开始指责我一直让工作占据太多个人时间。我也发火了，就把电话挂了。
过了两天，等大家都冷静后，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提前一些（时间）回上海。他明确拒绝了我，因为他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好，继续待在那里对他个人发展来说是更好的选择。但我真的有些扛不住了，工作、娃、老公都需要我顾，现在只能顾一头，顾不了其他，但顾不了我也很难过。
因为忙于工作，咏儿陪伴女儿的时间越来越少，也常常因转由公婆来承担养育任务而感到自责。更糟糕的是，两代人也因此在育儿方面矛盾频出。对于在异地工作的丈夫，她好像也在失去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远距离让他们渐渐失去了沟通的耐心，团聚的遥遥无期消磨着她生活的动力。
和宋晴一样，在原先的想象里，她可以像某些女性励志书里鼓励的那样，在职场打拼以保持经济独立，同时做个好妻子、好妈妈。具体实践中她却发现，这几乎难于登天，而且会将自己推入无人知晓、茫然无助的困境中。顾此失彼才是职业女性日日面对的难题。
咏儿考虑过换一份相对轻松、可以早些下班的工作，或者干脆退回家里照顾孩子。然而在经过仔细考虑后，她发现这样势必会在经济、心理上经历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需要做好更多的准备才敢迈出这一步。她告诉我：“除非现有工作我真的做到绝望，或者身体上有非常大变数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和咏儿访谈半年之后，上海因为新冠疫情防控实行居家办公。一个深夜，咏儿发来消息：“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想辞职。”我进一步关心询问，原来领导提拔她做主管，然而这并没有激发她更多的成就感，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般压下来的工作任务。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居家办公期间，她基本不出房门，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演变为合租室友。女儿渐渐习惯没有她的陪伴，有什么需求首先会求助爷爷、奶奶，而不是喊一声“妈妈”。这样几乎被工作占满，无法拥有正常亲子时间的生活，彻彻底底淹没了她，有一种声音像警报一样在她脑海里嗡嗡作响：这是不可持续的。她第一次感到自己像一支大海上的独木舟，凭借一己之力，乘风破浪，而当风浪越来越高时，便急切地发出求救信号：
我的荨麻疹还是会经常发作，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也非常折磨人。公司业务越来越“卷”，很多时候都不是在推进业务。我都不知道自己每天到底在忙什么。我根本不想升职，只想躺平随便干一干。
我想过换公司，去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兼顾家庭。面试了一家，HR看了我的简历后问我有什么职业规划。我不知道怎么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她问我的那一刻，我是发自内心地不想工作了。如果不调整好身体、心态，直接进入一份新工作，肯定会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辞职休息一阵，多陪陪小孩。
咏儿尝试把自己生活中面临的种种难处倾诉给自己的母亲听，期待获得一些共情。然而同为女性，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妇女，出生于1950年代末的母亲并不能理解80后女儿身处的困境，反而劝她“在家凡事多忍耐”。
咏儿明白，自己和母亲所处的时代有着巨大差异，不同世代的女性在职场和婚姻里的期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影响了她们对于家庭和母职的理解。咏儿回忆童年时，母亲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经常迟到早退，回家做饭带娃”。而咏儿的父亲一直忙碌于工作，多年累积，事业上颇有成就，更让她的母亲愿意全力支持另一半，将自己的人生围绕着家庭转，承担起照顾孩子的主要职责。在咏儿看来，无论是养育孩子还是照顾家庭，都不是她一个人的工作。异地的状态让丈夫看起来暂时逃离了本来需要共同分担的责任，这原本不应该是家庭的常态。
当咏儿反复表达希望夫妻能早日团聚，一起分担家务、育儿工作时，丈夫似乎仍然停留在旧日的秩序里，直接扔出一句“我们爸妈那辈以前都这样”。尽管能理解丈夫在事业上进步的需求，在一次次面对家庭—工作平衡难题的时候，咏儿不禁发问：“谁来理解我呢？”
美剧《傲骨贤妻》讲述了这样一个家庭主妇逆袭的故事：女主角相夫教子十余年后，她身居高位的丈夫突然被爆出性丑闻，并因涉嫌贪污腐败入狱。过去的完美人生一夜之间轰然倒塌，陷入绝境，但也激发了她强大的生存意志——重回职场，成为一名大杀四方的执业律师，承担起养家育儿的职责。
听说我在写一本探讨母职的书，一位多年好友毫不犹豫地向我推荐了她的表姐：“你一定要和她聊聊，她的故事很不一样。”她的表姐，和《傲骨贤妻》的女主角一样，也是一位律师，同样是人到中年后才真正成为律师，从此过上从未设想过的人生。
蕾阳，45岁，两个孩子的妈妈。我们在社交软件上约访谈时间时，她礼貌回复：“最近正好集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开庭，庭外的时间都要做准备工作，估计过几天才有空。”一周后，我们约定了一个周日的下午，在她的律所附近见面。我早早等在一间咖啡店内，正在加班的她10分钟后赶到。她个子很小，大概一米五出头，齐耳短发，穿一身运动服，说话轻声，语速很快，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
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蕾阳只身来到北京工作，因为“从未想过独身，一定要结婚”，所以从30岁开始踏上相亲之路。直到35岁那年，经朋友介绍，和比自己年长7岁的相亲对象闪婚，两人租住在北京六环附近的一个老旧小区内，她略带调侃地告诉我：“两个人的条件都特别不好，谁也别嫌弃谁，都这个岁数了，我们结婚的时候还是租房子住。”
结婚前，她供职于一家外贸公司，名义上是法务，实际上同时兼任老板助理、公司人事，偶尔还负责一些财务工作，是公司里的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拧哪里。对彼时的她来说，每月到时间领薪水便是一份工作的全部意义，“老板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啥都不惦记”。那几年的时间里，她从来没有思考过任何职业规划，也从未想过可以有能力赚更多钱来改善北漂的生活。
结婚一年后，她生下儿子，继续住在老旧的出租房里。以前她觉得自己的未来好像可以一眼看到头，可是孩子出生后，每天早上醒来，看着身旁的婴儿日长夜大，第一次觉得生命充满无限可能。她说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为母则刚”，想尽力为怀里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教育环境，“至少让他以后比我过得好”。
休完产假后，她不想再回到原来的公司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想“换一种活法”，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她也被自己吓了一跳。推着蕾阳往前迈进一步的，不仅是身为一个母亲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尽管那股力量大到足以让她改头换面，也和她在婚姻里的处境相关。原先她认为，哪怕是没有什么爱情基础的婚姻，也能做到相敬如宾，抱着这样朴素的念头成立家庭后，却发现原来需要把自己变得更小一点，更卑微一点，事事听从，才能满足另一半的大男子主义。
生完第一个孩子，坐月子期间，她便和丈夫有过争吵，无法接受这样的婚姻状态，想证明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期待在婚姻中能够平等相待。37岁的她，从抽屉深处翻出律师资格证，决心加入朋友的律师事务所，从律师助理开始做起。经历了一番摸爬滚打，入了些门道后，蕾阳成为一名民事诉讼律师。
起初，她“做了三年多的万金油律师”，从公司合同纠纷到离婚，甚至为黑社会大姐打三角债官司，都来者不拒。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她总是习惯于自我否定，大龄转行的她，和经验丰富的同行相比，专业能力差距甚大，不仅需要花比别人更多的工夫，从头学起，身为一个妈妈，还要平衡好照料家庭的需求。每一次庭审前，她都会熬夜翻看厚厚的资料，她坦言：
我们这行业是不可能通过看案例、判决书，就能把控好每个环节的，必须得一步步实践，这个成长过程是不可逾越的。第一次开庭时，我特别紧张，心跳咔咔咔的。哪怕之前准备再充分，开庭的时候头脑还是一片空白，站在法官面前，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似的，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连续三年多都是这样一种状态。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有些复杂的合同纠纷官司。正巧那天的法官看起来特别傲慢，对方请的律师也很强势，经验比我丰富多了。我一看那场面，根本就不在掌控的范围内，当下就想找条地缝钻进去，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这次庭审完，要不就别干了，自己可能真不是这块料。没想到，最后还是赢了。虽然我庭审表现力不好，但法律还是靠事实和证据说话的，事先充分准备的证据帮了大忙。
蕾阳做律师渐渐走上正轨，转行的第三年，也就是39岁那一年，她怀上了二胎。对于新生命的再次到来，她特别开心，一来能给儿子添个一起成长的伴儿，二来收人稳步增加，经济实力的增长也让她有信心养育第二个孩子。
但是她的丈夫却犹豫了，认为再生一个会增添家庭负担。在她的一再坚持下，女儿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和第一次做妈妈比起来，她更从容也更享受，只要是不工作的时候，喂奶、哄睡、陪玩，她都亲力亲为：
我老公觉得如果两个都是（儿子）的话，经济压力会很大。我和我的父母都跟他打包票，不管（这孩子）是男是女，都由我们来养大，承担全部费用。后来，女儿跟我姓，他也同意。
回忆起来，我对老大的付出是有限的，那三年因为刚开始做律师，各方面都不太稳定，我考虑自己的发展和工作更多一些。女儿出生后，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母爱爆炸，这时候才觉得当妈妈太好、太幸福了，很喜欢自己这个角色。
生完二胎以后，蕾阳又有了新的念头，她想专注于一个领域，深挖自己在行业里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像只八爪鱼一样四处试探，永远做一个“万金油律师”。在老朋友的邀请下，她决定加入其律师事务所，专注于知识产权领域。
这一次机遇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她的口碑逐渐积累，加上朋友的赏识，她被提拔为律所合伙人，银行账户上的余额每年见长。蕾阳珍惜这一切的来之不易，只有她自己明白，每一次职业上的变动都是她破釜沉舟的抉择。因为需要考虑家庭收入、养小孩的各项支出，还有个人发展等等因素，一旦决定向前，再难都得硬着头皮上，从不给自己患得患失的空间。
更换职业赛道时，她并没有得到丈夫的支持和理解，因此每当工作上遇到不顺，她从未向丈夫吐露过自己的焦虑和压力：“说出来很轻巧，其实每一次做决定之前都是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非常痛苦，现在有时候心脏会疼，谁的后脑上也没长眼睛，不知道这一步走出去是踏空了还是踏准了。”
蕾阳在事业上收获了她从未预料过的财富和成就感。不断增长的收入给家庭带来的明显好处是，居住条件改善了。北漂多年后，夫妻俩终于有能力在北京安了家。孩子教育方面，她尽己所能地提供最好条件，根据兄妹俩的兴趣，为他们分别报了英语、跆拳道、羽毛球等课外学习班。平时工作忙碌的蕾阳尽量平衡好工作和陪伴孩子的时间，孩子学校和课外辅导班的各项安排，都由她来负责。
她拿出手机给我看，在社交软件上，和孩子有关的聊天群组有13个，为了不错过任何一条重要的信息，她全部设为置顶。女儿参加儿童节集体活动，需要准备发饰、服装等等，她会在深夜结束工作后，回到家里一项一项地整理好，生怕漏掉哪一项。
蕾阳现在既能做喜欢的工作，又能为孩子遮风挡雨，这是她此前从未体验和拥有过的力量感，鼓励着她解锁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关口。
然而，现实还是将她拖入了难以走出的泥潭。在她事业上升的这些年里，丈夫却渐渐无法在职场中找到价值和存在感，成为退回家庭里的那个人，每天负责接送两个孩子上学，做着一切在他看来是无可奈何、本该属于妈妈的工作。当蕾阳的收入高出丈夫七八倍时，夫妻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争吵也越来越多。
我老公在家里的时间比我多，我希望他能多参与孩子的教育，但他拿着手机的时候，从来都是斗地主、刷视频、看股票…我们吵过很多次，也推心置腹地谈过，如果对现在的状态不满意，我们可以对换一下（位置），我把重心转移到家庭，（换）他出去赚钱，毕竟钱是赚不完的，我也没那么贪心。聊完以后，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我没有能力的时候，他打压我，看不起我，现在我强起来了，经济上超越他了，他心里又要和我别扭。后来我发现，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甘心我比他强，更没办法接受我的收入比他高太多，也不想分担家里的事情，总觉得他一个大老爷们不应该去接送孩子，这有损做男人的尊严。
为了安抚丈夫的内心，蕾阳不仅承担了家里的主要开销，还抽出一切时间密集地履行母职，从孩子的饮食起居到课程和活动安排、教育规划等等，她都不放松，却依旧不能得到丈夫的支持，也无法平息婚姻里的“战火”。
她经常反思自己哪里做错了：是不是太不会撒娇了？是不是应该在吵架的时候哄一哄对方？或者是不是应该退回家庭，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好妈妈？访谈间隙，她忍住眼晴里的泪水，哽咽着吐了一句：“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他才满意呢？”
蕾阳坦言，十年婚姻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尽管离婚的选项一直存在于她的婚姻之中，但她从未后悔做母亲。
因为步入婚姻，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才在经济、职业发展的压力之下，一步一步探索，逐渐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在不断上升的事业轨道上获得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但也正因为工作打拼，和丈夫收入相差悬殊，关于谁主外谁主内的争吵一轮又一轮。她认真地权衡过，如果夫妻关系无法得到改善，或许只有走上分开这条路。
之所以会这样明确，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她衡量过自己现在的经济能力，可以承担离婚带来的影响，即使马上原地结束婚姻，生活质量也不会因此发生很大变化。她甚至悄悄看过孩子学校附近的租房情况，并仔细计算过，如果带着孩子离开家，她每个月的收人完全可以支持所有的开销。
蕾阳为婚姻的走向做好心理准备或许是一种另类自救，就好像《职场妈妈不下班》中描述的那样，“众多的夫妻可能都生活在一种潜藏的动态中——一边努力维系婚姻生活，仿佛一切安好，另一边以防万一随时准备离开。”
（本文选自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略有删减）
| 泓舟 著/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23年10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4-1 09: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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