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农村让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接触电脑，远程接受教育，就是在农民的心中埋下一颗互联网的种子。等将来条件成熟，这颗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
年初，我终于下定决心去一趟J乡——我第一次工作的地方。
过了不惑之年，我常常怀旧，人生有很多第一次，每个都刻骨铭心。这些年，其实只需要一张车票就能到达那里，但我总是有各种理由一直不去，就像我早就答应带母亲去她一直想去的北京天安门，人总是容易对自己和最亲的人一再食言。
当年离开J乡时，我曾庸俗地发誓，将来有一天要来一趟衣锦还乡之旅。可这么多年过去，我只在二线城市勉强维持温饱，上有老孝，下要小养，还背负着让人喘不过气的房贷。我又想，重返J乡，我或许会近乡情怯，泪流满面，但这种想法也很快被自己否定：40多岁的人了，早就过了情绪大起大伏的年纪，也记不清上一次感动涕零是什么时候了。
人在职场，身不由己，请假不易，我只能选在一个周末出行。从省会上了动车，我才意识到，周末别人也要休假，我可能见不到那些故人了。下了动车，我又在市里转汽车，到达H县，站在县汽车站的大门外，我一度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当年遍布的低矮自建房已被高耸的商品房和繁华的商业楼所取代，老车站旁的野地也变成了市民公园，县城老百姓的穿着打扮和省会城市的也相差无几。
国家的高速发展影响到了我记忆中的这个小县城。变化这么大，我找不到去J乡的路了。
2002年，我进入大学，专业是当时热门的计算机软件工程。那是中国互联网即将腾飞的年代。但当时的我对那些IT行业里正在发生的大事毫无感知，只关心什么时候能舒舒服服地玩电脑游戏。
从小到大，我最爱玩各类电脑游戏。我知道游戏说穿了就是一个软件，于是大学才选了软件专业。我天真地以为，读大学就是在教室里和老师同学一起研究电脑游戏，甚至打电脑游戏，这画面光想想都令人兴奋！然而，真正进入大学之后，接踵而至的《高等数学》《数据结构》《编译技术》《电路逻辑》等专业课击碎了我的美好想象。我渐渐明白，编程不是我兴趣所在，但想到父母含辛茹苦供我读书，只得硬着头皮学完大学课程，甚至还当了学习委员，拿了奖学金。
2006年我大学毕业，正是互联网公司们爆发之际，不愁找工作，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拿到了满意的offer，而我却迟迟未落实就业。我陷入了两难：如果进入软件公司，就得从事不喜欢的工作；如果改行，就要放弃学习4年所学。临近毕业前的几个月，我们学校的网站上出现了招募大学生去西部做志愿者的信息，其中有“远程教育”岗位。看了岗位职责，我眼前一亮——这是个在西部农村利用计算机网络惠民的工作，我觉得很适合我，它既可以用到专业知识，又不用从事编程。
我报了名，很快被录取。毕业离校之际，同学们大多留在省会，进了软件公司，薪酬可观，只有我要去偏远县城的乡镇。听说我每月只有600元的志愿者补贴，大家问我能不能活下去。我说：“乡下消费低，省着花就行。”
同学们都忙着收拾物品，有人给我送来几本文学书：“拿去给山区的孩子看。”我感动地握他手，说：“我一定拿给孩子，好人一生平安。”有人递来笔记本、笔：“拿去给山区的孩子用。”我还来不及感谢，又有人打包了棉被送过来，在他后面还有人提了桶，面盆，没用完的洗衣粉和洗发液，等着交给我。
我忙说：“不能把这些用过的旧东西给山区孩子呀，你们是看不起他们吗？”
同学们说：“你误会了，这些东西是给你用的。”
7月初，全校的40多名志愿者将奔赴西部展开服务，在此之前，学校集中安排住宿。一天，和我同宿舍的黄军不知从哪里得来消息，说我们要去的偏远乡镇可能还没通网。大学4年已经习惯了每天上网的我当场就愣住了，眼前浮现出一幅被文明世界所隔绝的荒漠画面。
想到未来的一年，晚上陪我的就只有离线的电脑，我就拼命地往里面装周星驰的电影，金庸的电视剧和能想到的所有女明星的写真图片。正当我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黄军从身后拍我肩膀：“别瞎忙了，装了也没用。我看你报的岗位在一个乡镇上，那里除了上班时间，其他时间估计要停电。”
见我陷入了思考，黄军又说：“停电也不算什么，有的山区乡镇在冬天还会大雪封山断路，几个月都出不去呢。
从县城老车站到J乡的必经路口并不算远，但2006年的时候，我不识路，东问西绕，费了老大劲才找到。如今，我拿出手机打开地图，轻易就找到了那个必经路口：城东大桥。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座横跨绕城河的大桥没有变化，我像看到老朋友般亲切。但它似乎少了些什么。我努力回想，才想起那时桥头每天众多等客的“摩的”师傅，现在都消失了。
2006年，初来乍到的我站在县城桥头等待去J乡的班车。路程不远，但道路泥泞，走路要花1个多小时。初秋的傍晚，天空暗淡，小雨纷飞，阵阵凉风吹得我发颤。桥那头山色青黛，薄雾朦胧，我也无暇欣赏。
有个摩的司机凑过来，神机妙算般主动问我去是不是去J乡？说好全程3元。我上了他的车，但走到半路他停下了，说要再加3元。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擅自加价，我猜可能是他听出了我的外地口音。我问他加价原因，他说“没有原因”。我不同意，他便让我付3元，立即下车。
我当时气得真想对他一顿拳打脚踢，再让他乖乖载我。但看到司机胳膊上异常发达的肌肉和文身，我只能“退一步海阔天空”。加了钱，司机继续载我，坐在后面的我安慰自己，也算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了。但随即又悔恨起来——这路费够我吃两大碗牛肉面了，以后我没事再也不进县城了。
我打开网约车软件，发现现在竟然能打车去J乡了，价格也不贵。于是喊了一辆网约车，司机中年模样，不苟言笑。
我问他：“桥头之前不是有很多摩的吗？”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司机态度冷冷的，之后沉默了一阵，又说，“你多久没来H县了？”
我说：“18年了。”
“谁愿意去坐（摩的），吹凉风，不安全，价格（跟打车）一样的。”司机盯着前方说，“我以前也开摩的，滴滴车出来了后，生意越来越差，我和别的司机气不过，还去堵过滴滴车，后来出租车司机也去堵滴滴车，但都没啥用。我看报纸上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了，这是趋势，不可阻挡。打不过就加入，后来我卖了摩托车，用积蓄买了一辆二手车跑滴滴，生意又好起来了，收入也比以前多了。”
没多久，车到了J乡乡政府门口，下车前，司机用一种难为情的声音说：“因为到乡镇，要加价5元服务费。”
这一次我没有惊慌，处变不惊地说：“我在平台上支付吧。”
司机一愣，犹豫了一番，说算了，不用加价了。
我不慌不忙地下车，像个得胜的将军般头也不回地离去。我知道，就算今天付了“服务费”也不用担心，只要申诉，网约车平台会退还的。
故地重游，乡政府的大门没怎么变。因为是周末，政府院内一片冷清。望着大门，我想起了自己18年前刚来J乡时的情景。
那天我放好行李，先去乡党委孙副书记处报到。见面时，我从包里掏出红塔山，抽出一支给孙书记——我不会抽烟，但知道烟是社交工具。孙书记说旅途劳累，你先休整一天。我说不用，还摆出一副他今天不派给我工作就誓不罢休的架势。他嘴角一咧，笑着说：“要是以后你能一直保持今天这样的工作激情就好了。”
随后，他问了我的专业，得知我学计算机软件，又乐了：“太好了！乡政府几台电脑坏了，你赶紧去修。”
来之前，我还担心乡上没有通网，看来是杞人忧天了。我赶紧解释，我是学软件的，电脑维修属于计算机硬件，而且，乡政府离县城3公里远，如果要更换硬件，我到哪里去找？
孙书记可能没听懂，一脸懵地问：“你不是学计算机的吗？修不好电脑？”
我挠了下脑袋，说自己就像是医生看病，能看懂计算机得什么病，但我没随身带药啊。
这下他似乎是懂了，又拍拍我肩膀，笑了：“刚一来就提困难，可不好，办法总比困难多。你是大学生，没问题的！”
乡政府的几台“坏了”的电脑分布在各科室里。我逐一检查，发现它们其实都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卡，卡到打字的速度比手写的速度还慢。我优化了下系统，删除了无关软件，电脑运行速度有了明显提升。
乡干部们看我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电脑，都竖起大拇指称赞起来。我一脸自豪，但他们随即说：“以后电脑坏了就找你，再也不用找城里的修电脑师傅了。”
我赶紧摆手，说该找师傅还得找师傅，有些问题我修不好。
他们一脸不相信，笑道：“你谦虚了！”
在乡政府，我修的次数最多的是何姐的那台电脑。说是“何姐”，其实她只大我1岁。而我之所以那么积极地帮她修电脑，是因为她的颜值和气质不输我大学时系里的“系花”。
一次，我看到何姐在电脑上使用一个软件，便不由自主地说出了那个软件名：“公文收发系统？”
正在忙的何姐转过头问：“你懂这个？”
我的大学老师曾说过，那几年国家在搞政府上网工程，其推进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前几年没这个系统时，何姐隔三差五就要骑自行车去县里各部门拿文件、送文件。现在她只用在公文收发系统里点击县委县政府发的各种文件，然后打印出来拿给相关领导签字就好了。
我看着那一撂撂厚厚的文件，突发奇想：如果有一种公文收发系统能让乡政府每个人员都在电脑上签批，不用打印，那得节约多少纸张、多少时间啊。
何姐露出笑脸，说，乡政府终于有第二个人懂这个系统了。我也笑，但随即警惕起来——果然，何姐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声音也变得柔美了：“那个，以后，我有事时，你能帮我操作一下这个系统吗？”
看着她那双动人的眼睛，我差点就答应了。但理智战胜了情感，我冷冷地说：“不行！”
何姐又让我帮她修一下打印机：“这该死的机器又卡纸了。”
我皱眉，盯着何姐：“你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处理不了？”
何姐的眼神渐渐露出杀气，我想，看来她确实处理不了。于是一边修打印机一边想：虽然现在各个科室都配备了能上网的电脑，但他们连一些基本的电脑故障都无法自行解决，未来乡镇肯定会招大量的计算机人才——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随后的几年，各级政府招公务员的专业表里，除了中文，最多的就是计算机专业了。
一天，我去林业站办公室修完电脑，站长拉住了我的胳膊，不让我离开。我勉强坐下，以为他要给我泡一杯好茶谢我，谁知，他却递给我一篇手写的稿子：“帮我把这篇稿子打到电脑上，再润下色，拔高一下。”
我问站长为什么不自己打字，他两手一摊，“没学过。”
我又看向办公室里其他人，他们都一脸歉意地摇摇头：“不会打字。”然后，就开启了夸人模式：“你是大学生啊，打字肯定很快！”“大学生不光会打字，写文章也没问题！”“空了再帮我弄下这个迎检材料吧，对你来说简直是小儿科！”
几天后，我发现那些夸我最狠的人，往往是让我帮他做事最多的人。我感叹，乡镇套路深啊。但转念又安慰自己：对于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愣头青来说，人家把写文章、写总结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也算是对我的一种信任。人活着，被人信任的感觉总是好的。
目睹了乡政府的信息化办公进程后，我开始憧憬村一级基层组织也实现信息化。我激情澎湃地写了一份工作计划，列出了J乡各村的特色农业，提出要利用各村的远程教育电脑给村民培训，提升他们的种植、养殖技术，让他们致富。
我将计划书递给孙书记，他埋头细看，点点头说：“不错，工作主动，有冲劲。不过，现在有个小小的困难——不是每个村的电脑都能正常使用啊。”他摸了摸头顶的“地中海”，满面愁容，说县里要求尽快让所有村的远程教育站点恢复正常，但真正操作起来，这工作推不动。他抬起头看向我：“不过，那是曾经。现在你来了，学计算机的大学生来了，我相信你。”
我想：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修电脑吗？
J乡一共有8个村，凡事先易后难，我决定先去离乡政府最近的前进村。我向党政办赵主任请求车辆和司机，问：“什么时候有车？”
赵主任看着我笑了，说：“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有车的时候麻烦你也告诉我一声，我也要用。”
看我一脸迷茫，赵主任说，以后你还会有更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比如：用了8年的电脑什么时候能换新的？那台莫名其妙就断线的电话什么时候能修好？
后来我才知道，乡政府只有2辆公车，所有人都等着用。一般情况下，干部们下村多骑摩托，但摩托太笨重，我不太会骑。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何姐骑了一辆自行车从远处而来，微风吹起她的长发，阳光洒在她的脸庞上。我盯着她笑，何姐停了车，取下遮阳帽对我说：“你知道吗？你笑起来像个傻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的裙子特别好看？”
我这才注意到她穿了碎花裙，点点头说：“好看！要不你在我面前转一个圈，裙子飘起来可能会更好看。”
她说：“切，难得听你夸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求我？”
我便盯着那辆自行车说，能借一下你的自行车吗？
何姐惊讶道：“外面太阳这么大，你出门不怕晒成黑人？要不我把遮阳帽也借给你？”
我笑着说不用：“黑了更健康。”
去前进村的公路坑坑洼洼，破损不堪。自行车剧烈颠簸，刚骑了几分钟我就让屁股脱离了坐垫。站着骑车拯救了屁股，但久了小腿又会酸痛。不过，乡间公路两旁绿树阴阴，林间蝉鸣鸟叫，偶有黄牛横穿。这一切是如此美好，让我忍不住张嘴唱歌。唱着唱着，一辆疾驰而过的货车卷起漫天黄土，扑进我刚张开的嘴。
看纸质地图，前进村的黑点离乡政府很近，但这段路我却骑了2小时。到达村委会时，我已灰头土脸，全身热汗浸透了衣服。村支书老黄不停地说：“辛苦了，大学生。”我想尽快去看电脑，老黄笑说不急：“走，先凉快一下。”
老黄拉我穿过村委会，踏过一条水沟的石墩，来到一座小木屋外。屋后无路，是一座大山，一片茂密的竹丛遮住屋外的空地，让这里阴凉。老黄拉开木门，从里面拖出一段冒水的橡皮管，毫无征兆地突然将水滋向我的膝盖，一股冰凉从膝盖沿着腿滑入了凉鞋内的脚掌。我惊得跳了起来，感觉自己的膝盖以下像是站在了冰天雪地里，而膝盖以上却还处在火热之中。
当时乡政府和每个村都配备了一套远程教育系统，包括电脑、信息管理软件、卫星信号接收器等设备。这是一个单向接收系统，换句话说，我们只能从卫星上接收数据，无法实现双向传输。
村上的设备装在村委会会议室，老黄带我过去看，说电脑可以开机，但连不了网。远程教育站点的电脑需要通过屋顶上的“锅盖”接收卫星信号实现上网，我便爬上屋顶检查“锅盖”，老黄在地面，眼含赞许说：“这些高科技玩意只有你们大学生才懂啊。”我勉强点头——其实我也不懂，我在大学并没学过相关知识。
在老黄的注视下，我只能尽量表现得像个专家，围着“锅盖”转了一圈又一圈，不时停下，用手摸摸设备，用手托腮，眼睛转来转去，做出专心思考状。老黄问，找到问题了吗？我大脑高速运转，想到小时候家里黑白电视信号不好时，父亲就跑到屋外调整天线角度。于是我说：“这种卫星接收器容易受天气影响，角度发生偏差也无法接收信号。那些技术参数说了你也不懂。”老黄信服地点头。
我从房顶下来又回到会议室，决定从电脑里找原因，这才是我的强项。我边检查边在本子上记录——电脑能正常启动，各个硬件也是好的……最后总算找到了“病因”——系统网络设置有问题。
我疑惑地问老黄：“你们多久没开电脑了？不是要求定期组织村民培训吗？”
见老黄支支吾吾的，我正色道：“我可是能从电脑上查询到开机记录的哦。”
老黄无奈承认，说上一次培训已经是3个月前了。他解释说，村里只有一个人会操作电脑，这人最近去县里打工了，喊了几次都不回来——因为操作电脑没有任何补贴可领，所以他没有积极性。村民们也都无所谓，他们白天忙农活，没时间来听课，有人家住得太远，晚上又不方便来……
我设置好了电脑，拆开机箱，擦去了硬件的灰尘，再捋顺了插线板上错乱的电线，电脑总算能正常运行了。已是下午2点，老黄邀请我去他家吃午饭，我想，若不在他家吃饭，等下就得继续在路上吃灰了，于是礼貌地推辞一番后便同意了。
看我吃完了加了煎蛋的面条，老黄对我说：“小李，趁你今天来了，我们就组织一场培训吧。”
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老黄用喇叭叫来了附近的十几个上岁数的村民。大家坐在电脑前，我特地播放了本地茶叶的种植技术。有几个村民看得特别认真，还问了我相关问题。
我暂停了视频播放，支支吾吾地解释说，我不是学农业的：“如果有不懂的，大家可以记下来，以后到能上网的村民家里面用百度搜一搜，就能找到答案。”
村民们面面相觑，一脸疑惑。这时老黄指着播放视频的电脑，对我说，全村就这一台电脑，村里也没通网。
大家看着我，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我摸了摸额头上的汗水说：“村上迟早会通网的……”
有个大爷问：“通什么网？我们这里不是已经通了电网，有线电视网。”
我说：“是互联网。”
大爷更疑惑了：“妇联还有网？”
我急中生智：“互联网就是那种可以把你们种的农产品发布到网上，让外地的人看到，过来收购农产品的东西。”
大家马上明白了：“就是乡上的信息员嘛。”
老黄跟我解释——乡上有专职信息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村里来收集大家种植的农产品信息，然后把品种、价格、联系电话发布在“农经网”上。我有些惊讶，原来乡政府已开始利用网络帮助农民拓宽销售渠道了，只是村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原理。
放完视频，已经是晚上7点了。我骑自行车准备离开，有只母鸡在院子里“咯咯咯”地叫起来，挡住我的去路。老黄的老婆说这是鸡下蛋了，让我等下，一会儿，她便将一枚刚下的鸡蛋塞进我的兜里，蛋还热乎乎的。
老黄自豪地说：“怎么样？我们村的条件还可以吧？离乡政府最近，路也最好。”
我说：“等等，你说你们村的路最好？”
老黄说，是的，到别的村还要爬坡，骑自行车可不行，得骑摩托。
返程时天已经黑了，我骑行在这条全乡“最好”的路上，勉强看得清前面的路。骑着骑着，我发现后面有车灯在照着我，这辆车很奇怪，一直不肯超过我，我快他快，我慢他慢，似乎“阴魂不散”。我想起了鬼故事，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在一个转弯路口，我终于鼓起勇气回头看，才发现是老黄。他骑着一辆摩托，开着车灯，跟在我后面。
我心口一热：“老黄，你可吓死我了，你回去吧。”
老黄说：“我吃完饭有骑摩托兜风的习惯，你走你的，别管我！”
渐渐的，路两旁的房屋多了起来，窗户透出来的灯光照亮了道路。我回头，发现老黄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我感到大腿之间湿湿的，一摸，才发现是兜里的鸡蛋碎了。
第二天，我把那满是泥浆的自行车还给何姐时，她盯着车子，足足有一分钟没说话。我先打破了沉默，夸她的碎花裙好漂亮。
她的眼神像一把尖刀，指着自行车对我说：“你有两个选择：一，给我买一辆新车；二，帮我操作收发系统一周。”
“何姐，我两个都不想选……”
既然周末的乡政府一片冷清，我逛了一圈就走出了大门。一个穿黄衣、骑电瓶车的外卖小哥从远处而来，停了车，盯着我。我摇摇头，示意餐不是我点的，他便拿出手机打电话，不一会儿，一个年轻人从乡政府里走了出来，看起来像个刚招录的大学生村官。
年轻人接了外卖转身就走，我叫住了他：“兄弟，周末还在加班啊？”他疑惑地上下打量我，我赶紧说自己以前在这里当过大学生志愿者：“这乡政府跟10多年前一样，周末食堂不上班啊？”见他放松了些警惕，我又主动寒暄：“现在这里都能点外卖了啊？”
时间已经过了中午12点，我也在手机上点了一份外卖。等待的间隙，我想起了一段送餐人的往事。
2006年还没有外卖软件，县城的餐馆也不接受乡政府的送餐要求。周末的时候，乡政府人去楼空，只剩下我一个人。那天一大早，我还在睡觉，就听到有人敲门。是谁这么不懂事？我带着怒气开门，却看见何姐一脸笑意地站在门口，手上提了一袋包子和一杯豆浆，说是给我带的早饭。我心里一阵暖意袭来，但脑袋很快清醒过来，接过包子的同时，堵住了门口。
何姐笑着说：“怎么不欢迎我进去？”
我说里面有点乱，她却坚持要看一个单身汉的宿舍能脏到什么程度。我突然意识到，她无事献殷勤，其中必有诈，就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
她笑了：“你真聪明，我加班弄材料，你帮我个小忙，整理一下资料，写个总结，报酬是中午请你吃顿大餐。”
我假意很为难地推辞一番便同意了——周末乡政府食堂不开门，她请我，总比我在宿舍吃清汤白水面条强。何况，她让我帮忙写的总结，对我来说是小意思，只要在百度上搜索一番，找几篇范文，用自己的语言修改、组织一下，就完成了。
何姐看着我一番操作，惊讶不已，然后由衷地称赞我的效率和文章的质量高。看她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嘲笑她大惊小怪，说她和其他乡政府干部一样，还不太懂得利用网络。她有些不服气，我便和她谈起当前的计算机网络、编程的前沿技术在美国的应用场景。见我聊起专业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何姐打断了我，问中午吃什么。乡政府门口只有一家面馆，我常惦记那里的牛肉面，便问她能不能请我吃一碗牛肉面，最好能加份牛肉，也就多收2块钱。
这次轮到何姐嘲笑我了：“你就这么点追求？我带你这个乡下孩子去县城去见一下世面，去吃最有特色的那家串串香火锅！”
我有点犹豫，说：“这不太好吧，去县城3公里，你骑车载我该有多累呀，我多不好意思。”
“当然是你载我呀。”
“你是姐我是弟，为什么我载你？”
“你是男的，我是女的……”
何姐坐在了后座上，一路上不停地说路边风景好漂亮，野菊花都开了。我吃力地蹬着自行车，无暇顾及路边。
爬上坡路时，自行车慢了下来，我说她像头大象那么重，她埋怨：“有这么恼火吗？你还说你才25岁，我觉得52岁才对。”
“你说你112斤，我觉得211斤才对。”
在我艰难地爬坡上坎累得满头大汗时，一辆小轿车从后面驶过来。它故意放慢速度，和我们齐头并进，仿佛是在嘲笑我。跟了一段路，小轿车的车窗降了下来，男司机转过头来望向我们，确认了一下，喊道：“何娜，真的是你呀，我到乡政府找了你半天！”
何姐看了看他，没有说话。我停了下来，小轿车也停下，男司机又喊：“何娜，快上车！”
男司机从头到尾都当我不存在，何姐则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男司机打开车门，手里提了一袋鼓鼓的东西，嬉皮笑脸地递给何姐：“何娜，这是市里买的肯德基，还是热的。”
我立刻吃了一惊——从市里开车到县城要1个小时，他开这么远的车，就是为了买一袋炸鸡？这代价也太高了吧。
何姐偷偷踢了我一脚，我才发现她不太高兴，也没接那个袋子。
男司机坚持要把炸鸡递给她：“尝一下嘛，何娜。”
何姐说：“赵刚，我不要！”
男司机还是强行要把炸鸡塞给何姐，何姐用手狠狠一推，那袋炸鸡被甩向了上空。幸好我眼疾手快，精准地计算出炸鸡在空中的抛物线运动轨迹，在它要掉下来的那一刻，已经跑到准确的位置。那袋炸鸡完好无损地落到了我的手中，我拿着袋子，得意地转过头望向他们，才发现何姐已经被那男司机推上了车。
这个叫赵刚的家伙死缠烂打，要请何姐到城里吃饭，何姐推辞不过，让我也上车同去。我指着自行车问：“那它怎么办？”
赵刚说：“不要了。”
我又指指手中的炸鸡，赵刚说：“扔了！”
何姐白了赵刚一眼，让我把自行车停在路边，改天帮她来取。
我心里打起了小算盘——等一下进城吃了饭，何姐和赵刚可以各回各家，我却还要回乡政府的宿舍。没有自行车，我就只能打摩的，那可要6元钱呢。就这样，我决定放弃乘坐赵刚的小轿车，而是跟在车后面，一边狂蹬自行车，一边不忘抽空啃炸鸡。
我们来到县城的一家串串店，何姐没什么胃口，赵刚没怎么吃，我倒是吃个不停。席间，赵刚满嘴跑火车，绕着弯儿夸自己的家庭，说他父母很有眼光，早年弄了几辆出租车“顶子”（有垄断性质的出租车经营权），自己不用跑车，只用收“顶子费”就赚得盆满钵满。后来他们在市里、县里买了商铺住宅，每年租金好几万。他家就他一个儿子，他想不继承都难。最近他父母又准备给他换一辆日本车……何姐明显不想听他吹嘘，可他还是讲得唾沫横飞，我倒无所谓，继续一个劲儿地吃。
突然，何姐用筷子挡住了我去拿串的手，说：“你吃得够多了吧？”
我说：“我碍着你了吗？”
何姐笑了，让我讲一下上大学时的事：“给我们这些没读过大学的长长见识呗。”
她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想到今天赵刚“千里”送餐，就说，其实县城的这些餐馆都可以在网上做生意，我大学时就和同学用QQ搞过外卖业务。赵刚说我吹牛，何姐则让我继续说下去。
大四时，我隔壁宿舍有个同学叫阿轩，据他观察，爱打游戏的学生常常为了不中断游戏，中午晚上都懒得下楼去食堂吃饭。在我们学校，这样的学生不少，阿轩就逐栋逐户加他们的QQ，之后每到饭点，他就在QQ上询问大家需不需要送餐到宿舍，并配上经过美化的各种食物的图片。没想到，这个服务的需求量还挺大，阿轩在QQ上接了单，就和事先谈好的一家饭馆联系，对方做好了餐食，集中送到学校门口，阿轩再喊我们几个同学给那些下单的学生送去。
何姐听得津津有味，说我们真会利用网络做生意。我说，也不好做啊，主要是支付问题不好解决，要把快餐送到学生手中才能收到钱，有的学生不守信用，有的欠钱，有的送到了才说不想要，还有的以“饭菜不好吃”为由拒绝付钱。总之，阿轩干了一段时间就做不下去了。
“不过我相信，随着技术发展，以后支付的问题会解决的。”
赵刚说：“你们当然会失败了，网络只能用来打打游戏，聊聊天。你知道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是靠关系，靠人情世故。哎，给你说了你也不懂。”
我和赵刚争论起来，我认为等以后每家商铺都有了电脑，每个家庭都有了电脑，大家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用网络做生意只会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我又说，我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基层普及电脑和网络知识。
何姐点头称是。
赵刚说：“不扯那么远，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
我有些不快，放下了筷子，何姐的脸色也沉下来。赵刚瞬间反应过来，笑嘻嘻地伸手拍我的肩膀，说：“兄弟，争论归争论，不伤和气，和气好生财嘛。”他问我们吃够了没，然后起身去付账了。
志愿者们上岗1个月后，县委组织部召集各乡镇负责“远教”的志愿者去县上开会，谈谈工作开展情况。我合计了下，接下来还剩下7个村的“远教”站点需要维护，其中还有2个村在山上。除了交通不便，其他的麻烦也需要我自己解决：比如要是村里的电脑硬件坏了，我得去县城买配件再回村上；如果是信号接收器坏了，就得向县里报告，改日再和他们派来的技术人员一起进山。
结果，那天会上，志愿者们大倒苦水，我本想发言，却被其他人抢了先。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心直口快，毫无顾忌，工作中遇到的不合理的人和事，都脱口而出：“站点在大山深处，出了故障，维修难。”“村民离站点远，忙农活，很难组织集中观看。”“我成了乡政府的‘杂工’，人人有事都喊我，没时间去村上维护站点。”
对于这些抱怨，组织部派来主持会议的陈哥并不打断，只是记录。好几个志愿者提到，有的村支书不重视“远教”工作，只要上面没来检查，他们就对设备不闻不问。有的村编造系统开机、组织学习记录应付检查。还有个女志愿者说，个别村的设备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国家投了这么多钱，在每个村建立‘远教’系统，原是想为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受教育，得实惠的，这项工作是不是有点超前？”
每个人发完言，陈哥就点头。最后，他放下笔，对大家说：
“我很感动，大家离开大学不到1个月就适应了乡镇工作。刚刚大家提的问题，不是现在才有，一直都有，但我看每个人都急切地想解决问题，没有谁打退堂鼓。”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巨大便利，广大农村地区迟早会全面覆盖网络。国家在每个村建立了‘远教’系统，让村民了解、利用电脑网络接收信息，这不光是群众教育，更是普及信息网络知识。个别村支书确实不重视远程教育，但各位换个角度想，村支书要做好‘远教’工作，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多。农村会操作电脑的人本就少，还没有补贴。要调动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也很难。我们要去指导村支书，帮助他们，而不是责怪他们。”
“大家在乡镇也工作一段时间了，乡镇开展很多工作看似条件都不具备。但我们小到乡镇，大到整个国家，许多事情不是等到所有条件成熟后再去做，那样就晚了。西部落后于东部那么多，东部沿海地区又落后于发达国家那么多，所以我们要奋起直追！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身上注定有伟大的使命……”
陈哥讲到这里，众人鼓起了掌。看到左右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孔，挂满了激动，昂扬之情，我也使劲鼓起了掌。
会议临近结束，陈哥突然找到我，问：“你是负责J乡的小李吧？”
我点点头，他便让我谈谈对“远程教育”的看法。我说刚刚听到他说的话，自己很受鼓舞：“好久没来县城了，今天我在县城看到人们可以随意进出网吧上网，这本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在农村，村民却很难上网，无法获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我想，我们在农村让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接触电脑，远程接受教育，就是在农民的心中埋下一颗互联网的种子。等将来条件成熟，这颗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
陈哥说，他可以去村站点指导大家维修设备，会后众人便纷纷热情邀请他，但我却没有开口。
一个周日的早上，我接到陈哥的电话，他说自己已经出发，半小时后就到J乡政府门口了。我问他来做什么，他说：“来和你一起‘播种’。”
周末的乡政府，除了门卫就只有我。我坐在门卫室听到外面有喇叭响，便慌忙地奔出大门。陈哥从车窗探出头说：“我看你不太主动，那我就主动。正好今天周六闲着没事，先跑一下J乡的站点。”
“陈哥，你误会了，我是真不想麻烦你，耽误你的休息时间，多不好意思……”
“别废话，上车！”
坐汽车就是比骑自行车好，不但保护了屁股，沿途还可以看风景。陈哥问我习不习惯农村生活，我说比我想象中好很多，我小时候在农村待过，那时农村满是农田，但本县的农村多是树林。
陈哥说：“你观察挺细致啊，98年长江发大洪水后，我省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农村就开始了退耕还林。你看到的很多路旁的树林，99年之前还都是农田呢！有些农民不种地了，改种竹、笋、茶树，我们的‘远教’系统可以发挥作用呢。”
那个周日，陈哥开着组织部的公车，领着我跑了J乡的4个村，一个村的信号接收器出了问题，一个村的电脑硬件有问题，剩下两个村的站点能正常使用，其中一个村还在定期组织村民进行远程学习。陈哥当场对各村的设备进行了维修，并给我讲解技巧，他很开心：“你看，我们还是不能太悲观。我们要相信村支书，依靠他们。”
那天忙完，已经是傍晚6点了。陈哥要回县城了，我忙表示感谢，他摇头，拍拍我的胳膊说：“不，我不辛苦，接下来辛苦的是你。今天我们去的都是交通较好的村子，剩下的3个村子不通大路，就靠你自己了。”
剩下的3个村没通大路，只有窄窄的水泥路可以走。我本来想着骑自行车去，遇到上坡，无非是推着车走罢了。我到县城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先去了一个路不算太陡的村。可上路了我才知道，坡陡弯急，上坡要推车，下坡也要推车，自行车竟成了负担。一辆辆摩托车从我身旁驶过，骑摩托的老乡总会回头瞪眼看我，先是疑惑，后是发笑。等晚上我回到乡政府，已经8点了，食堂都关了门。我到宿舍下了碗面，拌了红油豆瓣，挑面吃时，发现自己拿筷子的手都抬不起来了。
一天，乡政府文化站叫我去修电脑，我发现是他们的路由器坏了，就打电话给县城的一家电脑店，叫老板送新的路由器过来，但接电话的人冷冷地说了句“不空”，就挂了电话。
我纳闷：“这送上门的生意都不做？”
党政办的赵主任说，这点小钱他们看不上，来回的油费还有时间，都是成本：“如果买几百块的设备，他们可能会来。”
我只能骑自行车去县城自己买路由器，在县城看见了一家叫“小张电脑”的店，挺大，牌子上写着既卖电脑又修电脑。我进门的时候，一个年轻小伙子正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给一个中年女士介绍电脑，看来他就是老板“小张”了。
我挑好了路由器，让小张跟我去乡政府修电脑，他忙摆手说：“我没空。”我又恳求了几次，他才说了实话：“去你们乡，来回大半天，挣不了几个钱，我还不如待在店里卖一台电脑。”
我笑着说：“做生意不能只想着赚钱，你年纪轻轻就开了电脑店，真是年轻有为，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兄弟，你——”
小张打断了我：“我什么时候成了你兄弟？”
我立刻想到了一句电影台词：“你看，这世界上那么多的城镇，城镇里那么多的电脑店，我却偏偏走进了你家……”
我们正拉扯着，突然背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赵梅——她也是我们学校的志愿者，我们在集中培训时结识，后来她分去县里某局工作。
赵梅走进来，问我怎么来了县城也不说一声，还邀请我和她一起吃午饭。小张见机把我拉一边，小声问我：“这个女生有男朋友吗？”
我摇头，说应该没有。小张露出灿烂笑容，拉我到赵梅面前，表示他来请客：“一起吃饭，你想吃什么？”
赵梅拉下脸来：“我跟你很熟吗？”
小张有点囧，但仍旧保持微笑，现学现卖道：“你看，这世界上那么多的城镇，城镇里那么多的电脑店，你却偏偏走进了我这家……”
赵梅最终没有同意让小张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小张却对修电脑这事儿积极了起来。我还没吃完饭，他就打来电话：“你倒安逸，吃饭有美女相伴，你兄弟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吃泡面。”
我说：“你什么时候成了我兄弟？”
小张说：“别废话，吃完了带我去你们乡！”
那天，小张到J乡政府检修了每一台电脑。
不久，乡政府一个办公室的电脑内存又坏了，我打电话给小张，说要去县城拿内存条，谁知，他竟然主动提出要给我送来。
40分钟后，他骑着那辆灰色踏板摩托，背着装满配件的黑包来了，很快就修好了电脑。我说很不好意思，让他亲自跑一趟。他说，既然不好意思，那就请他吃饭。我说乡政府外面只有一个面馆，别嫌弃。他说县城有火锅店，他可以载我去县城。我忙找了借口：“工作时间我不能擅离岗位。”
我们来到那家面馆，我特意给小张那碗面里多加了几片卤肉。小张却不怎么吃，盯着店外不时来往的货车出神。我问了几遍，他才说：“你们志愿者啊，真让人捉摸不透。”
原来，那天小张以可以免费在线修电脑为由，加上了赵梅的QQ，一开始两人聊得挺好，但当他表露出“想深入认识一下”时，赵梅说没必要，之后就对他冷淡了许多；之后，有次小张在QQ上对赵梅谈及自己的理想，说自己虽然现在只开了一个小的电脑铺，每月赚三四千，但将来他要到市里去开电脑铺，去市里买房，赵梅也只是回复了个“嗯”；后来小张又约赵梅逛街，看电影，赵梅都一一拒绝了。
小张很受挫，问我：“我知道她嫌弃我没读过大学，但你们大学生是不能和高中生通婚还是咋的？”发泄了一番，他又后悔道：“我当时咋就没努努力读个大学呢！”
我说：“读了大学，赵梅也不一定会喜欢你。”
小张瞪圆了眼睛：“真的吗？”沉默一阵，又说：“我想不通，我比你们少读几年书，收入却是你们的几倍，你们拽什么啊？”
我安慰他：“就是啊，你年纪轻轻就开了县城最大的电脑铺。”
他眼睛一亮：“是啊，论吃苦，我可从没怕过。你看我昨天才开摩托去50公里外的大山上的学校修电脑，走山间小路，日晒雨淋。可惜的是，她看不到这些。”
我打断他：“你刚刚说，你开摩托，会走山路？我怎么早没想到呢！”
他警惕道：“你想做什么？”
“陪我上山修电脑！”
小张很仗义，选了个生意不太忙的日子，骑摩托载我去J乡海拔最高的高店村检修设备。
山路蜿蜒，盘旋而上，越进入大山深处，树林越茂密。虽是8月酷暑，但在遮天蔽日的密林下，体感竟有些凉爽。在半山腰，我看到一处石桥，一侧是小瀑布，水从山间流下，另一侧是一个小水塘，塘四周是一片竹林。我让小张停下，说要欣赏一番，小张却说这种景色在山上随处可见，并不稀奇。我们坐在瀑布边的大石上看流水四溅，小张又谈起赵梅，说他要继续约她出来吃饭。
我佩服小张的执着，但也提醒他：“也许赵梅这种女生真的不喜欢吃饭？上次培训时我见赵梅没事时在看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
“她喜欢月亮？”
我正要回答，发现一条狗正在桥头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小张说：“不要害怕，我们慢慢回桥上，要装作若无其事。”
我们蹑手蹑脚地回到摩托车旁，那条狗果然没动。小张先上了摩托，然后让我弯腰装作捡石头，把狗吓跑。我照做，狗后退了几步，但没有跑——因为旁边又来了另一条狗。两条狗狗壮狗胆，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我问小张，这下该怎么办？他启动摩托，慌忙说道：“快上车，闪人！”
在狗快咬到我屁股的那一瞬间，摩托车加速离开了。
我们在山路上继续前行，坡很陡，摩托也慢了下来，我坐在后座，感觉摩托车像泄了气的皮球，越来越无力，眼看着就要改变行驶方向了。
小张大吼：“你赶紧下车！”
我跳下车，按小张的指示在后面推了一阵，突然我的皮鞋掉了，便回头去捡。小张慌忙大叫：“你干什么啊？车子要退了！”
就这样，小张陪我跑了两天。我们去的最后一站，是J乡的永安村。
一见面，永安村的姜书记就热情地握住了我们的手，带我们去他的办公室，还打开风扇，泡好了茶，端出盘还沾着水珠的梨子。姜书记说这些梨子是从他家果树上摘的，喊我们快吃。他越客气，我就越怀疑他的“远教”工作没有好好落实。
据我所知，永安村经济较差，青壮年几乎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有留守儿童和老人。我急切地让姜书记带我去村部的会议室，还没到，就听见屋内传来播放节目的声音。进门一看，里面已坐了十多个小孩，七八个老人，正津津有味地盯着电脑屏幕——上面播放的是抗日老电影。
姜书记说，村里的孩子们放了暑假，每天都跑来村部吵嚷着要在电脑上看节目，他们的爷爷奶奶也就跟来了。我暗暗赞叹：这个村的“远教”已实现了从“要我看”到“我要看”的转变了。
我检查了系统设备，没有问题，只是电脑使用得太过频繁，鼠标键盘都不太灵敏了，小张立即换了配件。
听说我是大学生，姜书记感慨地说，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没读过大学，只能骨肉分离，去沿海地区打工。要是这些孩子将来能考上大学，就不会重复父母的命运了。我说乡政府正在想办法招引外来企业，很快附近就会有工厂建起来，到时这些孩子的父母可以就近入厂，不用再和孩子分开了。
姜书记让我讲两句话，激励一下孩子们，好好学习。我心想：考上大学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过上好生活，但对于山里的孩子，多读书总是没有坏处的。我就讲了自己高中时如何努力，最后考上了成都的大学。当我讲到自己大学毕业后来西部当志愿者时，明显感到自己的底气越来越不足。
这时，一个男孩问：“我爸初中毕业，在外地修房，一月挣2000多，哥哥你一月挣多少？”我有点尴尬，只得老实交待，说，600元。男孩又问：“那读大学有什么用呢？”
我心里一惊，也有些愧疚，姜书记本想让我激励孩子们，结果好像适得其反了。不过，迟疑了片刻，我还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当年，我因为高中时喜欢玩电脑游戏，怀着对电脑的好奇，大学报了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们大多去了软件公司，收入比我高得多。我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偶尔在网上看到一个志愿者的新闻。那个志愿者去山里给村民看病，每天欣赏美丽风景，我也想尝试。在J乡的几个月，我看到了很多从未见过的人和事，也学到很多东西。人要有好奇心，要保持学习，才能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活力。我希望你们也永远保有好奇心，拥有求知欲。”
我讲完后，也不知道孩子们听懂了没，反正在姜书记的带领下，大家都鼓起了掌。看大家兴致不错，我拿出U盘，插入电脑——里面有提前在乡政府的电脑上下载的离线的百度搜索网页。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网络的神奇之处。”我点击了U盘里的百度图标，“比如，我现在想要搜索一个问题”，说着，我在搜索栏上输入，“山区养猪如何搭配饲料？”
我一点击，跟着网页上出现了很多页面，我又点击了一个，进入了详细页面。随后，我又演示了搜索“玉米的病虫害防治”，“各种蔬菜的营养和功效”，这些搜索内容我提前下载拷贝到了U盘，所以也能在不联网的情况下显示。
我对孩子们说：“无论什么问题，只要你在网上搜索，都会有答案。”
孩子们伸长脖子，纷纷举手提问：“世界上真的有奥特曼吗？”“我妈妈在浙江打工，什么时候能回家看我？”“为什么爸爸要丢下我，去城里打工？”
他们急切地让我赶紧搜索答案，可村里没通网，我只能尴尬地说，今天搜索不了这些问题，大家将来去了县城，有机会去网吧上网，可以自己在百度上搜索：“不过，不是所有问题都能搜索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天回去的路上，想到终于完成最后一个村的检修工作，我在摩托后座伸开双手，拥抱夏天的风，哼起轻快的歌。小张说：“看把你高兴成啥样了，真搞不懂你，是中了彩票吗？还是捡了金子？”
我们路过一片乡村道路旁的农田，农民们正着弯腰，辛勤劳作。小张停下摩托，和我一起望着他们：“你在城里没见过吧？他们在播种。”
我说：“我们今天也在孩子们的心中播种了。”
完成了任务，孙书记表扬了我，那天下班时，他说县里通知，要我继续负责隔壁Z镇的站点维护，那个镇有8个村，没有大学生志愿者，“只有靠你了”。
半个月后，小张打电话告诉我，说赵梅果然喜欢聊《月亮与六便士》。为了有共同语言，他特地买了这本书看，现在他和赵梅在QQ上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我问：“你把书看进去了吗？”
他叹了口气，表示一言难尽：“我晚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早上醒来又继续看，我会坚持看下去的！”
我说：“看不懂我可以给你讲，条件是，你要继续带我上山修电脑。”
吃完外卖，我离开乡政府，向县城的方向走去。
以前那条泥泞不堪的道路已经修整一新，路两边曾经的荒野，长出了一家家家具厂、食品厂，工人车辆进进出出。中午休息时间的尾巴，几个穿工服的工人围坐在厂门口的凳子上，拿着手机刷抖音。我在手机上搜索了一下才知道，原来J乡在过去10多年里引进了一批工业企业，许多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回到了县城，就近务工。原先乡镇上的小学也已经拆掉，并入到了县城的小学。
我走到了当年我骑车载何姐去县城的那段上坡路，仿佛又看到了年轻的自己正在使劲地蹬车，何姐在后面说：“怎么又停下了？”——其实我当时看着路边的盛开的野菊花，在犹豫是否要下车摘一大把送给她。但我还是忍住了，继续埋头蹬车。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想走上前去，对2006年的自己说：“去摘呀，那花多漂亮呀，送给她，她一定会很开心。”
“算了，送给她又能怎样呢？”
“有些话要勇敢说出来！”
“我每个月只有600块，我一无所有，怎么能去给她说那些话！”
“那你去创业呀，你不是学计算机的吗？你那么勤奋，那么能吃苦，去开一个淘宝店，卖什么都肯定能赚钱。未来几年，淘宝是个人创业的黄金风口啊！”
“可还是有风险，我不敢。”
不知道何姐现在过得怎样，我最后一次见她，还是2006年。有段时间，我很久没在乡政府见到她了，直到一次偶然去她办公室，才发现她不在，一问才知道，她已经离开了J乡。我还在QQ上问她：“怎么回事，是不是跟赵刚结婚去了？”
何姐没有告诉我她离开的具体原因，只说她多半不会跟赵刚结婚。后来，我们联系越来越少，再后来微信开始流行，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
逛着逛着，时间已是下午5点了，我还要赶回市里坐动车。我抹了一把眼泪，又喊了个网约车。这个司机比较健谈，我们谈起了县城往事，他说，早年有些人靠关系拿到了出租车“顶子”，在县城里发了财，“那时拥有一个‘顶子’是多牛啊，可谁能想到网约车出来以后，‘顶子’越来越不值钱了……”
我心想，靠垄断获取利益的“赵刚”们，最终因技术的进步被时代所抛弃了，但愿何姐没有和赵刚结婚。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3-11 05: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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