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吕萌
图、视频 | 家荣
剪辑 | 沙子涵
编辑 | 毛翊君
展览期间,16岁的小圆也来了。她因为抑郁症辍学,住过几次院,现在是我作品里的人。我们认识两年了,征求是否能拍摄时,她没拒绝我。后来约到一家奶茶店,她扎着低马尾,脸上有许多青春痘,还带了一只吉娃娃——她养了五只狗,说对她有很大的疗愈作用。为了保护她,我当时从背面给她和小狗合了张影。
●16岁的小圆和她的狗。
小圆和我说,这样也能用自己的故事帮助别人了。我们早先办过一个叫“我和抑郁症相处的765天”的分享会,小圆就被爸爸带来参加。她是我社交平台上的粉丝,关注了我很久。会上,大家讨论自己的情况,一起找解决办法,我当时看到小圆精神状态不太好,反应有点迟钝。
她说自己原先成绩很好,大概是初二之后,因为学习压力大,开始失眠,需要背诵的科目变得有些吃力。有次默写课文,老师发现她在抄书,点名批评,让她给自己打零分。后来她甚至上了顶楼,说“差点就跳下去了”,因为又想到老师其实对她很好,如果跳了,老师应该会很麻烦。她冷静下来,打电话给学校心理咨询室的老师,也告诉了爸妈。
●“我和抑郁症相处的765天”分享会
爸妈很积极帮她找医生,医院也规定儿童需要家长陪同,但小圆很抗拒爸妈在场,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就是那时候,她在社交平台上看见我,我们互相聊了经历。她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回学校,还是去社会上创业——她想开一间狗狗瑜珈室,增进人和宠物的情感连接。
像她这个年纪时,我刚察觉自己可能抑郁了,但我没和身边人说,有种“病耻感”。爸妈很早离婚了,把我送去一所封闭式的国际学校,从幼儿园开始读。那里是郊区,我有时半年才回家一次。他们不经常来看我,我也很少打电话。看到同学的家长来了,会羡慕。
爸妈都做珠宝生意,没太多时间关心我的生活。初中时和爸爸吵架,离家出走去找妈妈,但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也觉得关系不近。因为家庭原因,我至少转了6次学,朋友越来越少,所有情感连接都少了。慢慢地,我发现自己有讨好型人格,这样生存空间会更大。
●我在展览现场抱住一个玩偶人。
18岁我就开始工作了,虽然家里经济不差,但他们只给学费和饭钱,每个月1000块。没钱花,我就去卖银饰。混一段时间社会,我熬不下去了,自己到深圳上了中专。也是迫于爸妈的压力,他们觉得我应该回去上学。
起初是睡眠出了问题,后来每天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在网上查了很久,还是不相信自己会得这个病。按着网上的说法,我试吃了一些安眠药。没太大作用,才去看医生,确诊中度抑郁。
拿到诊断报告,我打电话跟我妈说。她讲,你不愁吃不愁穿,凭什么抑郁?我压住悲伤,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来,直到她挂断电话那一刻,才放声大哭。23岁毕业那年,我忽然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因为有了自杀的念头。
●我和药物说明书的合影。
展览上,我们放了些书,里面有10位患者的故事。另外,还有30件影像作品,也都附着当事人的经历,包括我和我妈。有时会有上百人来围观,去听别人的故事。我先导览一遍,看有些人哭了,我知道他们找到了自己相似的经历。
有个毕业没多久的00后女孩,听完我的故事后躲在角落里,哭了一个多小时。到6点快闭展了,她还在那儿。我过去安慰,看她手表上的心率已经跳到了160。她说原生家庭不幸福,爸妈不理解她,还有一些难过的经历。
生病之后,我们都想从家里获得力量,但得不到认可。我慢慢地给她分析,因为那些我都经历过——破裂之后再缝合。我告诉她,我们都必须保持希望。
●展览结束后,一个女孩给我发来私信。
23岁毕业后,我独立经营了一个珠宝公司。我从小看爸妈做珠宝生意,后来去进修珠宝设计师和钻石鉴定师,碰到了经商的朋友,投资我创业。疫情之后,公司经济压力增加,我的抑郁更加躯体化,经常头疼,浑身发抖、惊厥,感觉没有思考和行动能力了,只能躺平,想去旅行缓解下。
去了好几个城市,中间还是崩溃了好多次。也没有什么具体刺激到我的事,但就是很低落。朋友们都担心我出事,建议我早点回去。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飘渺虚无的状态。每天我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出门随时都可能晕倒。
回来后,我一周只去公司三天,其它时间都在家办公。虽然女朋友一直陪着我,但我也有点抗拒——我没办法感受到这份爱,也没有能力去回应。医生建议住院,我不愿意。我就想要么死了算了,后来想想,觉得还是想活下去。
我就独自去三甲医院精神科治疗。第一次住院时,特别难受,好像失去了自由,也不怎么跟旁边的病友交流。他们有些才十三四岁,我住了几天,待不下去了,没办法接受自己是个精神病患者,很丢脸。
●医院精神科的走廊。
出院后,我自己去惠州的海边租房子,远离了人群,学冲浪,晒太阳。状态慢慢稳定一点,我和冲浪的朋友创建了一个海边治愈室,想专门给抑郁症患者活动。也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些经历,比如吃的药,治疗方式,遇到的人和事。
一些病友就来联系我,有咨询提问的,也有跟我互相开导的。但我毕竟还是个患者,接受太多负面信息,也承受不了。后来病情又恶化,我开始自残,流了很多血。伤痛会给我一种刺激,只有这样能让我觉得还活着。没办法,我又住进医院,这次是重度躁郁,我妈送我进去的。
●我背包上治疗躁郁症的药物。
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瘦了30斤,我妈终于发现了我的问题。她很着急,以为我“中了邪”,找来法师。对方远程“施法”,给我念了一个礼拜的经,打电话问我好没好。从始至终我都没见过这个人。
我就在我妈面前崩溃了。我不要再做那种听话的小孩,一切事情都得顾及别人的感受——我给他们看了我的伤口,在他们面前崩溃,反倒感觉放松了。我再也不用强求自己像正常人一样了。
那个时候疫情,我妈情绪反复无常。她之前开了20多家店,只剩了两家还在营业。她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接受不了。也是担心我的状况,她开始失眠、惊厥,出现躯体化症状。我跟我妈科普抑郁症,后来她主动去看病。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相互理解。以前我妈很强势,我初中时在课余学吉他,她认为浪费时间,直接把我的琴砸了。我生病不想起床,她也会把门踹开,说我没出息,什么话能刺激到我她就说什么。我不喜欢别人进我房间,每次这样我都会暴跳如雷。现在,我带着她去拍照,帮她记录治疗,她说这些陪伴也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我站在和母亲的合照前。
●我和妈妈翻拍了以前的同款动作。
再次住院时的心情,和第一次完全不一样。觉得我反正已经病了,还不如去做点什么。当时,我身边有人因为抑郁症自杀了,是我之前的客户,一个九零后女孩,每个月都会跟我来订珠宝,在外人面前显得很开心。有阵子,我发现一直没有她的微信消息,后来才听说死讯。
我平时喜欢用手机拍一些照片和视频,就想通过拍Vlog,跟更多病友们联系起来。我住的院区是深圳的康宁医院焦虑科,每天床位都是满的,需要排队才能住院。有些人是因为原生家庭,有些是因为大城市的压力。大多数会依赖医生和药物,没有意识到“自己”能发挥到的作用。
●我在医院进行治疗。
我就每天拍点医院日常,除了治疗,还有跟同龄病友打麻将、大喊抒发情绪、一起听歌聊天的场景。很多网友会问一些关于抑郁症的问题,比如临床表现、自我评估,以及如何帮助身边的人。
记得一个朋友,因为生活上的不顺开始酗酒,后来就一直这样,他常常给我打电话,说需要一点希望,问我能不能陪他聊一会儿。我会尽量和他聊一两个小时,问他具体在想什么,让他思考,改变认知。作为患者,有时候我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说,但会告诉他们,这是可以治愈的。
我的角色和医生不一样,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会找到共鸣,会有希望。我也研究了很多病理的资料,想给自己一个科学的解答。这个环节很痛苦,要跟消极的自己去做斗争,去凿开一个洞,找一束光。
●在医院里的生活日常。
后来,每天越来越多人咨询,我一个人处理不过来。第二次出院后,感觉自己状态好了很多,就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给抑郁症的患者提供一些帮助。名字叫“接朝”,意思是接受挑战,迎接光明,像武侠小说里的接招——我们得接受命运的招。
我经常组织一些小众的运动,比如网球、高尔夫、攀岩或冲浪,还会搞一些圆桌讨论,请些医生现场做指导。这次的展览筹备了4个月,邀请5位摄影师和10位患者——除了我妈,还有70后的中年患者和我的朋友们。有一个朋友是滑雪教练,他用运动受伤作为理由,去掩盖自残的伤疤,直到知道我做这个事情,他才跟我讲实话。其实,前前后后找了40多位朋友,也有我之前在医院的病友,很多都拒绝了。
展览只有10天,以为就是朋友圈的人来,最多几百人。出乎我的意料,最后来了3000多人,其中2000多人给我留了联系方式。我在陆续联系他们——列了一些问题,做了个调查问卷询问他们的状态。只要多了解一个人的情况,就是多挽救一条生命。
●我组织的网球活动。
当时放在展览上的书,随意捐赠多少钱都可以拿走一本,哪怕是1块。我看到有个姑娘用手机扫码操作了很久,发现她捐出20多块,就去和她聊了聊。问她是否了解抑郁症的情况,她摇了摇头。
我就说没关系,我们去沙发上坐下来,慢慢聊。我跟她说了很多话,她基本上只是点头摇头。我就明白,她可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情况很严重。我很想帮助她,但她好像不愿意。没多久她就走了,至今我也没找到她。
比较欣慰的消息是,小圆爸爸说她开始复学了,去了浙江的一所学校,变得阳光自信了挺多。小圆也和我说,她现在学校也会帮助一些受情绪困扰的同学。
●在导览时,我发现有人在哭,会上去问他们需不需要一个拥抱。
从展览到各种活动,我花了几十万,压力也挺大的。目前,我已经把父母给我结婚用的房子卖了,公司那边还有一些客户会找我订珠宝,能维持一些日常开支,但都不是长久之计。做这个事情需要很强大的心脏,如果我做得不好,大家会感到希望破灭——一个从抑郁症中走出来的人,又回去了,倒下了。自己淋过雨,我现在就想为别人撑把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