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睿以琅琊王之身份建构东晋政权的过程中，琅琊王氏起到了其他世家大族均无法与之比肩的主导性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视琅琊王氏为东晋政权某种程度上的实际缔造者，至少也是琅琊王司马睿一系皇室成员的"军政合伙人"，以至于当时的江东父老都流传起"王与马，共天下"的"顺口溜"，反映着东晋初年的政治格局。
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往往以其祖辈在两汉时期的仕宦履历作为名望之起点，并依托曹魏、西晋政权任命的官爵，在所在州郡，甚至中央，培植起庞大的家族势力，在土地田产、高门联姻、经律知识、选官任命等方面形成巨大的优势。
在东晋建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琅琊王氏自不例外，活跃于西汉中后期昭宣二帝之时的一代名臣王吉，既有忠直进谏的雅望令名，也有谏议大夫的高位与五经博士的经学威望。东汉时期的王仁一度担任青州刺史。
真正让琅琊王氏进入魏晋世家梯队的，是王雄、王祥与王览，这三位不仅是魏晋政权的股肱之臣，堪称琅琊王氏跻身魏晋世家的真正起点。
王睿之子王雄，和他父亲一样被史书记载的事迹偏少，他最为值得称道的事迹就是在幽州刺史任上，通过派遣刺客刺杀鲜卑领袖轲比能，成功瓦解了松散的鲜卑联盟，安定了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秩序，避免了曹魏被蜀汉、东吴、鲜卑三面包夹的危险境况。
王融之子王祥就是二十四孝里"卧冰求鲤"的大孝子，王览则是"二十四悌"中"王览争鸩"的主人公。王祥与王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王祥的继母就是王览的生母朱氏，王祥卧冰求鲤，就是为了孝顺继母朱氏，而王览争鸩则是因为朱氏一度想要鸩杀王祥，却被王览夺下保护其兄。
《竹林七贤图》（局部），明，陈洪绶，绢本设色，纵20厘米，横194厘米。画中间手持如意者为王戎。王戎年轻时，喜好清谈，跻身竹林七贤之列，在中年后成为司马昭的属官，是西晋初年颇有建树的地方大员之一
兄弟俩之间的孝悌之举，在东汉末年那种极端重视孝道的舆论环境下，被世人所看好乃至追捧，多年后，分别获得曹魏徐州刺史与琅琊郡太守的征召，以清流名士之身份、世代簪缨之声望，步入仕途
在担任徐州别驾与温县令后，王祥一路迁转成为曹魏三公九卿级别的中央高官，历任大司农、光禄勋、司隶校尉、太常、司空、太尉，甚至在西晋建立后达到太保之尊荣高位，并以睢陵县公的身份荣休，已然达到魏晋常规体制下异姓大臣的较高层级（一品大员）。
王祥的同父异母弟弟王览则历任琅琊郡署员、司徒西曹掾、清河郡太守、弘训少府、太中大夫、宗正、光禄大夫，最终也是三品大员。
《卧冰求鲤》，选自陈少梅《二十四孝图》。“卧冰求鲤”的故事出自琅琊王氏的王祥。借助个人能力与声望，王祥一路迁转成为曹魏三公九卿级别的中央高官，历任大司农、光禄勋、司隶校尉、太常、司空、太尉，甚至在西晋建立后达到太保之尊荣高位，并以睢陵县公的身份荣休
结合王祥、王览兄弟早年间的孝悌楷模之举，后来达致公卿高位，在道德上与政治上，在中央与地方，都博取了较为丰厚的政治资本，为琅琊王氏的后继子孙积累了绝佳的政治声望，也为王祥、王览、王雄及其子孙与曹魏西晋政权的顶级豪门甚至皇族联姻，并且在西晋政局中青云直上，提供了可能。
在司马炎完成三国统一大业之时，琅琊王氏也开始由王祥、王览的子孙辈们接过家族命运的主导权，王祥与王览都在西晋建立不久就纷纷去世了。
王雄之子王浑官至凉州刺史，其弟王乂官至平北将军，可见王雄父子三人均在曹魏西晋北方边州担任要职，其功勋或许多为在北部边境立下的守边政绩与军功。
王浑之子便是官至司徒的王戎，王戎年轻的时候，喜好清谈，跻身竹林七贤之列，却在中年后，成为司马昭的属官，担任豫州刺史、建威将军，并在晋灭吴一战中担任一路大军之主帅，自豫州出发攻击东吴长江防线的中部要塞--武昌城，而后担任荆州刺史，拉拢吴国故地士人，是西晋初年颇有建树的地方大员之一。
鎏金仙人神兽纹铜镜，东晋，1970 年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琅琊王氏在东晋建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凭借在豫州、荆州的累累功勋，王戎回到洛阳历任侍中、光禄勋、吏部尚书、太子太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等职，最终官至司徒，位列三公，是王雄、王览、王祥诸子中在西晋时期政治地位最高的两位之一。
另外一位在西晋时期政治地位最高的王氏子弟，是王乂之子王衍，也就是王浑的侄子、王戎的堂弟，虽说是堂弟，王衍比王戎小了20多岁，所以王衍的登场要比王戎晚一些，如果说王戎是在西晋前期活跃，王衍便是西晋后期琅琊王氏在政坛中的主导者。
王衍历任太子舍人、尚书郎、元城县令、太子中庶子、黄门侍郎、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尚书仆射等职，堪称平流直进、青云直上。另外，除了家族父祖声望的背书，王衍本人也凭借其玄谈"领军人"的学术影响力，而获得朝野欣赏。
与王衍本人的官运亨通相伴，王衍之女的婚嫁之路，也是直达紫禁之巅：王衍的一个女儿被许配给晋哀帝的太子司马遹，册立为太子妃，王衍由此成为皇帝的亲家、太子的岳父、未来的国丈。王衍的另一个女儿则嫁给了贾谧，贾谧本是贾充的外孙，是贾充女婿韩寿之子，因贾充之子贾黎民无后，而被过继给贾黎民，而贾充的另一个身份就是西晋皇后贾南风之父。由此可见，王衍通过与西晋皇室及后族的联姻，最终完成琅琊王氏家族的地位跃迁，一举跻身西晋顶级家族行列。
然而，或许王衍也想不到自己的两个亲家会相互敌对仇杀。由于太子司马遹并非皇后贾南风亲生，她担心太子接班会危及自身乃至自家的地位，所以逼杀太子并试图假称妹夫韩寿的另一个儿子韩慰祖（贾谧的亲兄弟）为自己亲生，并立为太子。王衍作为太子司马遹与贾谧的老丈人，最终还是选择站在更有权势的贾家一边，甚至上表申请准予女儿与太子离婚。
贾南风逼死太子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引发八王之乱中后六个王爷为了争夺中央权柄而掀起的滔天巨浪，贾南风的被杀也不足以逆转潘多拉魔盒的开启。
可能是因为，司马氏宗室诸王来回政变军争，倒也顾不上清算站到贾南风那一边的王衍。在乱局中随波逐流，王衍反倒迎来政治地位的上升，并最终与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建立了政治合作关系，接连出任司徒、太尉、尚书令等高官要职，直到刘渊、刘聪、王弥、石勒的反晋大军一步步终结西晋的国运，王衍才最终死在石勒手上。
《王敦击鼓》，选自《丁筱芳画世说新语》。王敦年轻时，素有“乡下人”之称，晋武帝召当时贤达谈论技能才艺之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敦无所关，“意色殊恶”，武帝问他会什么技艺，王敦说只会击鼓，武帝叫人取鼓给他，他便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举座皆叹其雄爽
王敦《蜡节帖》（部分）及王洽《承问帖》，出自《淳化阁帖》。在琅琊王氏中，王敦是王导的堂兄，王洽是王导第三子，王羲之的堂弟
在东晋初年发挥主导作用的王导与王敦--王衍的两位堂弟--分别是王裁、王基之子。
王裁之子王导，原本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因为与后来成为晋元帝的司马睿是好友挚交，所以在身为琅琊王的司马睿出镇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北）并且担任平东将军后，便在司马睿的申请下，前往徐州下邳辅佐琅琊王司马睿。下邳本就是西晋时期徐州刺史的驻地，更是东海王司马越入主洛阳前的起兵之地，所以王导与司马睿的组合其实应当算是王衍留守在徐州（今江苏中部、北部）大本营的党羽。
王导、王敦最终在扬州聚首，还是在永嘉元年（307），王导力劝琅琊王司马睿由下邳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所致，本质上并非王衍最初的布局，而是王导为其挚友谋划所致。如果说司马睿担任安东将军，是来自王衍主导的洛阳朝廷之授命，那么将平东将军府从下邳迁移到建邺，就是王导、司马睿的自主谋划了。
王敦到达江东后，以西晋中央任命的扬州刺史之身份，与时任安东将军府司马的王导一道出面，趁着三月初三上巳节众人前往郊外春游修禊的机会，与一众北方来的"名胜"士人一道骑着马匹，护卫着司马睿的肩舆出行，备足了威仪，为司马睿撑场面，由此获得纪瞻、顾荣等江南豪门的支持。事后王导亲自出面拜访贺循与顾荣，达成了琅琊王氏与江东大族的联合，形成司马睿在江东统治的基本格局。
永嘉五年（311），在司马越、王衍先后身死之后，西晋王朝的帝都洛阳被刘聪、刘曜、石勒所攻破，西晋王朝在事实上宣告终结。司马睿便在此时成为江东地区的"盟主"，军衔升格为镇东大将军，此时扬州旁边的江州（包括今江西、福建两省）刺史华轶不服司马睿的盟主地位，被担任都督征讨诸军事的王敦，率领三国名将甘宁曾孙、时任历阳内史的甘卓以及扬烈将军周访击败。
洛阳沦陷后，中原士族有五六成都逃亡到司马睿所在的江东，为司马睿与王导的安东将军府提供了大量人才，使得原本属于吴国故土并且屡有叛乱的江东，能够形成一个以南渡侨姓与少量江东顶级豪门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在这个统治集团中，事关统治正当性的名分主要来自长安的司马邺建兴朝廷，事关统治秩序的内政治安则主要依靠王导与王敦。
西晋建兴元年（313），晋怀帝司马炽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被杀，自居皇太子两年的司马邺正式称帝，因此而导致建邺因避讳而被改名建康，其在长安的朝廷从性质上更接近雍州地方官员与流亡中央官员共同组织的政权。
登基后的司马邺授予南阳王司马保、琅琊王司马睿如同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权力，在司马保控制司马邺所在雍秦二州、司马睿控制荆扬二州的基础上，授予司马睿"左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的权限，授予司马保"右丞相、大都督陕西诸军事"的权限，堪称人臣之极，理论上讲，就算是自己做了周成王，司马睿做了司马邺的周公，司马保做了司马邺的召公，这就为司马睿未来的称帝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名分基础"。
在司马邺在世的建兴年间（313-317），司马睿任命王导担任建康所在的丹阳郡太守，任命王敦进讨长江中游危及荆、江、湘三州的杜弢乱军，任命祖逖率军北伐进取河南，大有当年周公平定三监之乱的架势。
奈何日后建立后赵的石勒也是一个出色的军政领袖，祖逖所统帅的也多为随他南渡的流民武装，大河南北，堡寨林立，不是祖逖所能有效整合的，所以司马睿从一开始就没有寄予祖逖多高的期望，祖逖经营的河南之于江东司马睿，更像是用来抵挡中原侵袭的缓冲地带，经营长江中下游，对标东吴的基本疆域，才是司马睿与琅琊王氏兄弟力所能及的战略目标。
从江州、到荆州、再到湘州，构成日后东晋政权核心四州版图中的三个州，灭华轶、平杜弢，都是在王敦的统一调度下完成的，而扬州地区的治理功绩则首推王导，对于建兴年间创建东晋前夕的司马睿政权而言，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王氏兄弟都是拥有再造之功的人物，"王与马，共天下"，完全就是东晋建国进程的生动刻画。
嵌金刚石金戒指，东晋，1970年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王廙墓出土，现藏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金戒指在六朝贵族墓中并不少见，但嵌金刚石戒指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一枚
建兴四年（316）底，晋愍帝司马邺被刘曜俘虏，西晋彻底灭亡，分陕而治的琅琊王司马睿、南阳王司马保分别在公元317年、319年自称晋王，并分别改元建武、建康。太兴元年（318），司马睿在北方亲晋群雄劝进下，以司马邺的传位诏书为依据，正式称帝，建立东晋政权。
东晋建立后，王敦先由镇东大将军进位征南大将军，又进拜大将军，加侍中，以江州牧的身份坐镇柴桑（今江西九江），不久改任荆州刺史。王导则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管江南诸军事，不久之后又升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在军衔上仅次于王敦（骠骑将军），在行政职务上把枢密大权（中书监）、行政（录尚书事）大权、朝廷所在的扬州大权、乃至于中央禁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全部掌握在手上。王氏兄弟在东晋建立伊始就达到了权力之巅，功高震主。
内有王导主持内政，外有王敦坐镇荆州，一方面刺激王敦的野心膨胀，一方面引发司马睿的担心猜忌，我们很难说究竟是王敦的野心在前，还是司马睿的猜忌在先。毕竟，权臣野心和帝王猜忌，总是相伴相生的。王敦试图通过安插亲信把持湘州、江州乃至豫州、扬州的权柄，扩张自身的权力，王氏子弟皆位居要职；司马睿则通过任用刘隗、刁协、戴渊等士人作为心腹，利用苏峻、祖约、郗鉴等掌握一定流民武装的士人，来制衡王敦的权势。
王敦在太兴四年（321）之前因为祖逖、周访等名将的存在而不敢撕破脸来冲击司马睿的皇权，当祖逖与周访去世后，则放开了手脚，在永昌元年（322）以清君侧之名起兵武昌，发动第一次荆扬之争，史称王敦之乱。
这次起兵作乱，结果是相当成功的，王敦不仅成功肃清司马睿培植的刘隗、刁协与戴渊，而且自身直接加官晋爵到"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的高位，封爵武昌郡公，食邑万户，完全掌握东晋的内外军政大权。他进一步打击政敌，彻底掌握了荆州旁边的梁州与湘州，甚至自领宁州、益州都督，坐镇武昌，在遥控朝政的同时，动了征讨巴蜀地区割据政权大成国的野心。晋元帝司马睿也是在王敦权势滔天之时，忧郁而死的。
王导《省示帖》，出自《淳化阁帖》。《省示帖》释文：“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忧劳，卿此事亦不忘。然书足下所欲致身处尚在彀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许卿，当如何？导亦天明往。”王导一生地位显赫，但从尺牍中也透露出一种悲凉的心情
司马睿去世后，晋明帝司马绍继任，王敦获得"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殊待遇，一如当年的曹操、司马懿一般，大有篡位称帝的前奏嫌疑。为有效控制东晋朝廷，太宁元年（323），王敦更是把自己的大本营由长江中游的武昌（今湖北鄂州），迁往长江下游的姑孰（今安徽当涂），并且直接担任扬州牧，把京畿地区的行政大权也抓到自己手中，"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整个东晋王朝彻底被王敦架空了，若不是王敦在太宁二年（324）因病去世，王敦帐下的部众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一个琅琊王氏开创的王朝，或许就会成为现实。
王敦身死之后，琅琊王氏并未因为王敦之乱而被东晋朝廷赶尽杀绝，甚至依旧在东晋乃至之后的南朝尊荣不绝，原因就在一代名相王导的身上。某种程度上讲，王导在王敦之乱以前的事迹并不能让他获得一代名相的尊荣，王敦之乱期间乃至其后的表现，才是中流砥柱级别的名相表现。
《过江诸人》，选自《丁筱芳画世说新语》。过长江避难的那些士人，每逢天气清朗和畅的日子，就互相邀请来到新亭，坐在草地上饮酒宴乐。周顗叹息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 众皆相视流泪，唯王导愀然变色曰 ：“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王导和王氏子弟中的王彬、王舒、王棱，并不赞同王敦篡夺帝位的野心，王导与司马睿是既有"布衣之交"又有"君臣之遇"的关系，无论是"忠"还是"信"，都是王导所秉持的道德信条，也是世人所认同的价值追求，所以无论司马睿在王敦之乱前后如何疏远王导，王导都没有做出全面支持王敦的行为。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刚刚建国的东晋政权，此时更像是一叶漂浮在乱世漩涡中的扁舟，根本受不得改朝换代这种烈度极大的政治动乱，王敦虽然权势滔天，却也得罪了很多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打破了东晋政坛刚刚形成的秩序与平衡。
王导心中的公义，使得他无法认同王敦的家门私欲，所以在王敦在世时，王导协助晋明帝司马绍应对王敦的各种挑战，王敦去世后，王导则继续出面主持建康朝廷的大局稳定。从太宁二年（324）王敦去世到咸康五年（339）王导去世，王导先后辅佐晋明帝司马绍、晋成帝司马衍，与庾亮、陶侃、温峤、郗鉴一道平息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对东晋初期政权的冲击，是东晋能够立国东南的中流砥柱。
在王导、王敦这一正一邪、一个野心家与一个政治家开创的军政功业背景下，王羲之和他的叔伯、兄弟步入仕途。我们在理解王羲之为何能够在兰亭雅集中召集如此众多的贤达人士时，自然绝不能忽略其叔伯乃至祖辈为其在曹魏、西晋、东晋三朝铺垫的赫赫声威与累累功勋。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4月上，原标题为《王与马，共天下 琅琊王氏的崛起之路》，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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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4 12: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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