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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两个福建女友进山租280亩地:避世、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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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0 04:1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两个福建女友进山租280亩地:避世、育儿

 搜索下载一条 一条 2024-02-07 17:55 


“开学后儿童精神科爆满”,

“好孩子进了精神科,究竟是孩子病了,

还是家长和社会病了?”

随着近期一系列的报道和讨论,

孩子的教育问题已难以被忽视,

一条在2023年拜访了几个中产家庭,

他们探索了各自新的育儿方式。

小植和书音是一对女性好友,

平日在厦门生活与工作,

二胎妈妈书音,反思内卷,尝试新的教育理念;

她们租下280亩的土地,

开垦菜地、果田,

在回归自然中得到启发和疗愈。

“有了小孩以后,经常跟我先生说,

小孩的成长要跟真实相连,

亲手参与到真实的劳作中间,”

这是高蓓决定做农场的主要原因。

2016年,她和先生郭重九在上海浦东买下了400亩农场。
夫妻俩是上海同济大学校友,
高蓓读到建筑学博士,从事建筑设计工作,
郭重九是工程师,他们都没有放弃主业,
也靠这两份事业给农场补贴。
今年儿子12岁半,女儿8岁半,
从小扫羊圈、参与春种秋收,在劳作中长大。

6年前,37岁的项惠斌

放下打拼近20年的事业,

和安稳优渥的城市生活,

带着两个孩子,

从深圳回到老家福建培田村。

重蹈父辈的轨迹,

传承做老中医的祖父的手艺,

种稻、酿酒、晒药。

孩子的童年经历远比在城市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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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书音
从厦门驱车,一个小时路程,便能抵达地瓜村。我和小植在这里打造被我们称为“猪托邦”的避世之地,过着城5乡2的生活。
小植是70后,目前是一位花艺师,同时也是厦门白灼艺术空间的主理人。我是80后,10年前从体制里辞职,成了一位职业经理人。我的大女儿在念大学,小女儿则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
2000年,我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漳浦的一间小学,教小学语文,当了13年班主任。2013年辞职后,生活和工作的重心都转移到厦门。
因为是主动从体制内出来,时常有人问我对于现行教育的看法。大家都说体制内的教育很卷,其实是个“剧场效应”,当你前排的人站起来的时候,你不站起来就看不到,所以你必须去补课,根本上卷的还是我们家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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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植与书音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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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音的小女儿安安

大女儿读大一,跟她爸爸一样学建筑设计专业。大女儿的教育算是比较正统,该上的兴趣班,舞蹈、跆拳道、钢琴、英语、画画、编程,一样不落。

唯一她发自内心喜爱的是画画,连续画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疲惫。我也慢慢发现,当孩子对一件事情不感兴趣,你推着她走,是完全没有用的。

我在两个女儿的教育上,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我们家两个孩子性格完全不同,小女儿安安在3、4岁之前都比较内向,你要去牵她的手或者抱她,她都会抗拒,不太会主动去探索新鲜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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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她们成为自己想要的那个人,所以小女儿走跟大女儿不一样的路线。
当我们来到农场时,安安才5岁。她就非常自得其乐,牵着小狗、赶着羊,参与性很强。
小鸡在鸡群里会有争斗,鸭子在池塘里“红掌拨清波”,这是坐在书桌前做多少题目都得不到的生机。所以,我觉得动物与自然治愈了我的女儿。

在大自然里,安安慢慢就变成一个很活泼、很开朗的孩子,我们都叫她“社交达人”,或者是这里的“编外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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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假,周六、周天,她会迫不及待地和我们离开城市,期盼来到乡村。然后,像野孩子一样满山遍野地跑,忙得不亦乐乎。我意识到,她感到这个环境是安全的、治愈的,所以慢慢学会和自己相处,也慢慢学会如何和我们相处。

我们还养了6只很可爱的小猪,夏天水塘种满荷花,秋天果实累累,像龙眼、柚子。小鸟总是比我们更知道哪一颗火龙果的味道最好,板栗一掉下来就会炸开,我们的速度赶都赶不上松鼠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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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的生活会比较紧张一点,我先生晚上加班是一种常态,各种赶图通宵。我想把我的先生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拽出来,把我的孩子从题山课海的状态里头拽出来,找到城市生活之外的疗愈。

我和小植是好朋友,是合作伙伴,更像是一家人。来到这里时,我们都忘记很多烦恼。我不再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我先生也不用再做设计师,我的女儿也不是一个小学生。我是一个母亲、妻子,我先生只是一个丈夫、爸爸,而我女儿就是一个小女孩。我们抛开所有的社会角色,找回生命最纯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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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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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卓嘎在染布、烤柿子

自述:高蓓

我在新疆长大,先生老家是内蒙古,现在他已经能说一口“川沙上海话”,因为农场在浦东川沙,我们和当地师傅交流很多。

有了小朋友以后,我经常跟先生说,不想让他们重复我的成长方式,我小时候在城市里,没有任何乡土观念,以为土豆是长在树上的。

我们俩都很忙,对小孩的学校学习,真的是完全不操心,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孩的成长要跟真实相连,一定要自己亲手参与到这个社会真实的劳作中间,这是我们做农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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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农场初期的一家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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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郭重九设计的渡河平台

我们来看这块地是2016年的1月,冬天,几乎没有任何庄稼和绿色,但我觉得特别有劲头,拿下了这片400亩的荒地。

农场伴随着两个小孩的成长。妹妹很小的时候,就拿着很高的扫帚去扫羊圈,哥哥小时候就能跟着师傅一起去挖沙砌墙。

我们住在浦东,离农场半小时车程,每次把他们带到农场,就不用管了,他们会自己找事情做,把自己安排得妥妥帖帖,比如编绳子、除草捉虫,和师傅们一起开着三轮车东忙西走……

我觉得对小孩来说,最大的尊重不是游戏,而是工作。小孩子过家家为什么那么开心,因为他以为真的在生活。我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劳作的场所。

他们完全不怕脏,和小动物非常亲近,刚出生的兔子,把它拿回家养,兔子和我儿子睡,尿了他一床,他也无所谓。

我们餐桌上的日常话题是很多的,从这一季要种什么,长势好不好,收成怎样,到环境问题……他们对于所有事情都有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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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蓓设计的游玩设施

人家说“鸡娃不如鸡自己”,我真的这样想,我不会带着他们去画画或者报什么班,但是我会用心去做一个花园,哪怕是做一个花砖拼成的桌面。自然而然他们就会看到。

农场所有设施都是朴实的,但我从来没有在上面少花过心思。

儿童游乐上,没有任何的声光电设施,女儿很喜欢玩高速旋转,我给她用废旧木头和绳索搭建了一个,体验旋转中的失重感。因为不允许随意架桥,我先生设计了一个类似渡船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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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蓓和儿子果仁在堆肥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为什么会不断受到虚无所带来的各种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困扰,抑郁也好挫败也好,是因为他们没有在身体层面建立和这个物质世界的基本交流。
在城市里,现在的小孩看到爸爸妈妈都是对着电脑工作,他不知道大人都在干什么。

那么我做了农场,让他们看到人们是如何劳动,如何盖房子、锯木头、种地、搅拌肥料,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他们生命力扩展的来源,是生命的底色,是超过那些学校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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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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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染布

做自然教育的最初想法是分享,农场对我们资金精力的消耗实在太大了,不得不打开门来,三四年之后有了面向学校、幼儿园的自然教育。

内容来自于农场真真实实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春天去找野菜,初夏时插秧,夏天去摘玉米,中秋的时候拔花生烤花生、采芝麻做芝麻月饼,11月是秋收,我们还会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叶片去染布,12月份我们去采棉花,然后去拔萝卜,做萝卜圆子汤,做各种各样跟季节有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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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搬罾捉鱼
因为我们距离上海主城区非常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农场,它能够给城市生活带来很好的补益,让小孩大人享受到乡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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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舍、花架的材料都是旧物

农场的设施全部都来自于旧的材料,所有的木构来自于旧木,大多数是废弃的混凝土模板,收来以后,我们打磨掉泥水、拔掉上面的钉子,也收来废弃的钢筋,用拖拉机把它拉直。

大概两三公里的村民,他们都知道“这个农场的老板欢喜别人扔掉的东西”,谁家要翻新了,就会把旧东西拿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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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旧轮胎做游乐设施,旧自行车当花架
我在从业期间也遇到了中国基建非常高歌猛进的20年,我们设计事务所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城市综合体,比如酒店、和地铁复合的超大规模综合体,往往几十万平方米以上。
我对于城市化的建造越来越感受到一种迷失,光芒四射的昂贵材料,它带来对环境巨大的伤害消耗,这种东西长时间在我心中会变成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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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渡小院改造前后,修旧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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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渡小院

野渡小院的房子,原本倒塌了,我们只是把它恢复起来,重新铺梁、铺旧瓦,用非常俭省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事情。包括我们收旧砖,师傅都想不通,他们觉得清理旧砖太耗人工,价钱比买新砖高出来很多。

但对于我来说,我不想再制造任何新的需求,在收旧物、改旧物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一种很大的成就感,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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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惠斌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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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儿子一起烧火

自述:项惠斌

6年前,我回到老家培田村。我在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待了快20年,做服装设计,后来做商业摄影师,天南地北地跑,算是比较潮流的一个工作。

顺应飞速发展的大城市,我人生的节奏也在加速。组建家庭、生孩子、创业,一路到中年,很深切地体会到被架空的感觉。身体像机器一样转动,快要支撑不住。父母亲都是农民,年纪也大了,我妈妈一直在深圳帮我带小孩,从我大儿子出生到十岁,我爸爸都是一个人在老家。

两件事交织在一起,我能清晰地看见接下去的十年,我的日子会是什么样,迫不及待想换一个方向。

那时候脑子里浮现的,是小时候跟着父母在地里干农活的记忆。回家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我想有几亩田,构筑一个宁静的生活,然后安顿自己。前三年主要在做改造房屋、租田地这些基础的回乡准备,这三年要做的事渐渐明晰起来。我和父母在山脚下的草堂一起酿酒、制药。

回来之前,我已经和孩子的妈妈分开。回家第四年,我把两个孩子从深圳接到村里。儿子14岁,在镇上读初一,每天自己骑车上学。女儿10岁,在村里的小学读四年级。

我们三个人平时住在村里,早上我给他们做早餐,哥哥和妹妹自己会去上学,我就到美术馆的办公室工作。周末和寒暑假,我就把他们带到山脚下的草堂,酿酒晒药种菜的时候,他俩要是对某个农活感兴趣的话,就会主动来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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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野果是孩子们最兴奋的事
原本他们两个在深圳读书,大城市的教育资源当然特别好。老师都是北大清华毕业的研究生,校园的配套设施也完善。回来以后,我心里面还是忐忑的,甚至有点不平衡,因为这个落差确实是太大了。妹妹回来会讲,这个学校为什么都没有英语课、美术课和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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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全部的学生,数学老师兼任体育课

很早以前村里有四个书院,加上大小私塾学堂有十几所,现在孩子都被送到城里去上学,村子里面延续了几百年的学校,眼看着就没有学生了。
我女儿在村里的小学,班上就6个人,都是女生。学校只有两个年级,总共12个学生,到下一学期,有可能学校就倒闭了,她会面临没有办法在村里上学的问题。现在考虑的是两条路,一个是去几公里外的镇上上学,但距离有点远,妹妹没办法独自上学。还有一个是新村民组建学校,用互助式的教育,但新村民的孩子没有那么多,靠家长来做老师目前不太现实。

虽然上学问题比较棘手,但我不后悔把孩子带回家。课堂上学的东西少了,好处比不好的要多一些。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作业以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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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的时候,他们有成长上的问题。像哥哥,我跟他妈妈已经分开几年了,他还是会有一些心理的创伤,有压抑的部分。那时候我工作很忙,甚至学校的老师跟他说:“你父母亲都不管你。”所以我就想把他带在身边。

他在美术方面有天赋,喜欢画画和设计图纸,老师经常反映不听课都在那画画,我不会批评他这个,学习能跟上就行。我的理念是,不一定读书要很好,但希望他们能逐渐清楚自己以后想要做什么,真正想要的未来是什么。哥哥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烹饪,在村里,我和另一个伙伴开了一家咖啡屋,最初的咖啡师就是哥哥。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喜欢做甜品,以后想去做甜品师,去读料理学校,他已经有清晰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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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女儿和朋友在村里玩
妹妹的性格比较活泼开朗,特别黏我。我能感觉得到一个小女孩对妈妈的需要,可能无力的部分就是这个,哪怕每天陪伴,我还是无法完全替代妈妈的存在的。
这些年偶尔有城里的孩子到村里玩,我能感觉到他们其实是带着问题来的,有的跟父母的交流几乎没有,甚至是对抗性的。反观城市里孩子的生长环境,我觉得它是不够全息的,尽管物质丰富,恰恰缺失了最根本的那个部分,就是天性。
以前妹妹放学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看电视玩ipad,最多和哥哥玩一玩。现在她动不动就跑出去,昨天放学后还跟伙伴在古戏台表演节目,很自由地在村里找朋友,去山上摘野果,去地里挖番薯,偶尔有社区伙伴在,她能接触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叔叔阿姨。当然不像我的童年那么丰富,但是远比城市里多元。
至少在山野中,在村落里,有养分滋养他们的视野和感受力。

对于我这一代人,父母亲已经七十几岁,孩子慢慢长大成人,不知不觉当中,我已经处在上下交接的位置。回望自己回来的这6年,在城市的二十年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跳出去又返回来,代际之间的这种关系正在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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