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末，全国各公司、单位纷纷召开年会，“年终总结”便成了考验员工能力的舞台。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开头，内阁首辅严嵩在明朝的“年会”上进行了一番精彩的表演：一方面，严嵩用“皇上如天之德”和“大家实心用事”为开头，概述了自己一年以来的成绩；另一方面，严嵩又提到了最近发生的诽谤朝廷事件，震慑可能跳出来的反对者。最后，他将功劳全部归于嘉靖帝，毫无居功自傲之意。嘉靖帝由此龙颜大悦，“年会”顺利地成功举办。严嵩做“年终总结”。电视剧《来源大明王朝1566》截图严嵩（1480—1566），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至四十一年（1562）被罢官，担任辅臣长达二十年。严嵩在内阁当政的时间之长不仅在明朝屈指可数，放眼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一切，都源于他能长期柔媚事君、获取嘉靖帝的信任。回顾历史，严嵩到底做了什么才换来嘉靖帝如此的信赖？严嵩的身世并不显赫，著名文人王世贞讥讽他为“降生小家子”。其高祖严孟衡是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为官刚正清廉。但曾祖严琏、祖父严骥、父亲严淮三代均为布衣百姓，身无科举功名，自然也不曾出仕为官，因而家道中落。幸运的是，明代江西地区人文荟萃，有浓厚的文化氛围，自明初以来便有“朝士半江西”之称。传统的文化习俗和同乡前辈的显赫地位自然对严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他在猎取功名、出人头地的道路上艰辛跋涉。严嵩画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严嵩自幼聪慧异常，读书过目不忘，被乡人视作神童。弘治十一年（1498），十九岁的严嵩便在乡试中考中举人。弘治十八年（1505），二十六岁的严嵩赴京参加会试，在三百零三名进士中名列第三十八名。随后的殿试中，严嵩考中二甲进士第二名，因而被考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在此期间，严嵩考试常冠群首，内阁首辅李东阳等对他赞誉有加。正德二年（1507），严嵩结束深造，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明代翰林院是培养学者和政治家的殿堂，翰林官是皇帝的辅弼顾问，属于侍奉近臣。自从永乐年间施行从翰林学士中选拔内阁大学士的制度之后，翰林院便逐渐成为通向内阁的阶梯，翰林学士更是被视作内阁大学士的候补。至此，严嵩的前景可谓光明一片。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严嵩的仕途也迎来了一大转折。正德三年（1508），由于祖父、母亲先后去世及自己生病，严嵩只能告假回乡。按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服除复职，但他却借此在家乡一住就是八年。此时朝堂之上暗流涌动，先有宦官刘瑾祸乱朝政，后有都督江彬、锦衣卫钱宁等佞幸肆虐。在这种情况下，严嵩虽然没有与奸佞为敌的勇气，但还保有一般士大夫不愿与阉宦武夫为伍的清高心理，因此只好暂时离开政治漩涡，归栖田野，待时局好转，再出山回朝。隐居期间，严嵩博览群书，从而具备了封建王朝高级官员所必需的文化素养和歌功颂德的高超技能。同时，严嵩还积极结交名士，为自己扩大政治、文化影响。弘治、正德年间，被称作“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等人所倡导的复古文学正风靡文坛，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企图以秦汉散文、盛唐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古代的丰富知识来扭转其时歌功颂德、空洞无实的文风和学风。严嵩也卷入了这股文学浪潮，获得了诗人的桂冠。他“倾心折节，要结胜流”，与前七子等人优游唱和，交相引誉，俨然成为诗坛一秀。除此之外，著名心学家王守仁、著名学者湛若水、黄绾等也都与严嵩有友好往来。严嵩的社交活动不仅树立了他在文化界的重要地位，而且扩大了其政治影响。他的朋友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风节清峻，在正德初年都因反抗专权太监刘瑾而遭迫害，或下狱，或廷杖，或贬谪，直谏之名传扬遐迩。严嵩与他们交游，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也是与邪恶斗争的勇士。经过这样一番韬光养晦，一位恬淡功名、潜心诗书经史的清流形象终于树立起来。当时不少社会名流都对之赞不绝口，说他“弗以富贵淆其志”。严嵩的政治活动主要见于嘉靖朝，在此时期，他一步一步地登到官僚阶梯的顶端。而嘉靖朝的大臣，只有在“议礼”和“赞玄”这两件事上都做得无可挑剔，才能圣宠不衰。严嵩取宠的第一步便是竭诚赞附嘉靖帝“议大礼”。明武宗正德皇帝逝世时仅三十一岁，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内阁首辅杨廷和以《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为依据，提议迎立兴王朱祐杬（明宪宗第四子，封为兴王，王府在湖广承天）之子朱厚熜入继帝位，得到了太后的准允。
影视剧中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来源/《大明王朝1566》截图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嫡长子为大宗，为帝统，是皇位的继承者；其他皇子为小宗，为旁支，分封为王。朱厚熜不属于大宗宪宗——孝宗——武宗宗系，而属于小宗——兴献王宗系，且以外藩亲王而非皇太子的身份入继帝位，这样便在封建礼仪上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包括：是只继帝统，还是既继帝统，又继宗统？是仍为亲生父母之后，还是过继给伯父孝宗、伯母慈寿太后为后？如何追尊亲生父母的封号等。在嘉靖帝的亲自发动下，满朝文武一派以嘉靖帝为首，一派以首辅杨廷和为首，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便是嘉靖年间的“大礼议”，前后持续了二十年之久，最终以嘉靖帝一派的胜利而告终。嘉靖四年（1525），严嵩由南京调回北京，升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祭酒则是国子监最高长官，严嵩由此掌管了国家育才之地，身价陡然倍增。嘉靖六年（1527）起，严嵩开始给嘉靖帝“经筵”“日讲”，即由讲官定期给皇帝讲读经史，解答疑难。严嵩以祭酒充任讲官，是与嘉靖帝当面接触的开始，也成为他向皇帝面奉忠谨和才学的难得机遇，为其日后登上宰辅宝座铺下一块基石。严嵩的忠谨给嘉靖皇帝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嘉靖七年（1528），嘉靖帝颁诏加尊其父“恭睿渊仁宽穆神圣献皇帝”谥号，派遣使臣赍谥册、神主、香宝、祝帛前往显陵（朱祐杬陵寝）祭告，并督视修陵礼仪。这一钦差的正使是成国公朱麟，副使是礼部侍郎严嵩。按照惯例，大礼之使皆由“中贵列侯”充任，严嵩以礼部侍郎担任副使，实乃破格之选。严嵩还京后奏报，在祭告显陵时曾出现“云石风雨，鹤集河涨”的吉祥征兆，还将显陵比作孝陵，将兴献王比作明太祖，将嘉靖皇帝比作永乐皇帝，成为朝中最早作这样比拟的人。因此，嘉靖帝龙颜大悦，此后对严嵩更加信任，处处垂青。嘉靖十年（1531），严嵩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为南京吏部尚书。陪都南京所设部院虽属闲散之地，但做了尚书，就进入了九卿大臣之列，有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且由此比较容易过渡到朝廷部院，操掌实权。严嵩在南京做了五年闲职尚书，时已年近花甲。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终于调回京师，改任礼部尚书。升任礼部尚书之后，严嵩阿谀逢迎的品格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贪污受贿的丑行也不时被揭发，因此招致猛烈抨击。中国古代士大夫有一种“武死战，文死谏”的传统，明代言官尤其敢于直言刺非。自嘉靖十五年严嵩任礼部尚书至嘉靖二十一年入阁的六年间，南北两京御史、给事中对他发起数次声势浩大的攻击浪潮，但都因有皇帝的保护而过关。此时“大礼议”进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按照封建礼制，在位之君生时称皇帝，死后加庙号，称祖或宗，并以一定昭（父）穆（子）序列祭入太庙。嘉靖帝想让自己的父亲“兴献皇帝”也“称宗祔庙”，与真正的皇帝一样享有完备的宗庙之礼，这就需要礼部尚书严嵩的配合。严嵩闻弦知意，立刻上奏附和皇帝，并“肉麻”地将嘉靖皇帝父子比作周文王、周武王，将其捧到开国之君的地位，以致明太祖、太宗也为之黯然失色。
周文王画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奏疏中还论述了兴献皇帝称宗入庙的合理性及具体方案，提出兴献皇帝“隆以宗称”，乃是“万世一定，不可易也”的事情；兴献皇帝与孝宗皇帝是同父兄弟，同为一世，因此称宗之后，宜奉其神主祔孝宗之庙，与孝宗同居昭位，而序居穆位的武宗之上。尽管严嵩此论阿谀得令人作呕，但却大获成功，“兴献皇帝”称宗祔庙遂成定局。嘉靖十七年（1538）嘉靖帝改太宗为成祖，追加兴献皇帝“睿宗”的庙号，祔入太庙。嘉靖帝不仅使父亲称宗入庙，而且使之与成祖同尊。
兴王朱祐杬像。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崩，无嗣，武宗之堂弟、祐杬之子的朱厚熜入继大统，即嘉靖皇帝。嘉靖帝追尊生父祐杬为“兴献帝”。图中朱祐杬身着明代帝王服饰，此图应该不是他生前的肖像，而是嘉靖年以后的作品。来源/故宫博物院
至此，持续十七年的大礼议达到顶峰。而这场压轴戏的前台主演就是严嵩，真可谓功莫大焉。举行称宗祔庙典礼时，严嵩受命充任知大礼上册使，皇帝连日召见，以“宗伯”（礼部尚书）相称，而不呼其名。在严嵩的仕途中，促成“称宗入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不可动摇地取得了嘉靖帝的宠信。此后，尽管抨击严嵩贪污受贿、谄谀误政的声浪迭起，但他依然稳坐南宫。在明朝皇帝中，嘉靖帝是最为尊崇道教的一位。他将“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既遵王道，又遵神道；既有皇帝尊号，又有道教道号；既是人间皇帝，又是仙界的帝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中文武官员从风而靡，崇道之风愈演愈烈。嘉靖帝成为道教“忠粉”的原因有多个。首先是幻想长生，妄图永享皇帝的尊荣。嘉靖帝自幼便体质欠佳，当了皇帝以后又荒淫无度，自我戕害，导致身体愈发虚弱，刚到三十岁便已“血气衰初，发须脱半，精神大减，大不如旧”。因此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神仙的保佑，并企望羽化成仙，长寿不老。其次是想借助神仙的力量树立皇帝的权威。由于以小宗的身份继承大位，嘉靖帝始终有一种难以排遣的自卑感和威胁感。他需要通过尊崇道教使君权神化，把自己打扮成天神的化身，以此巩固皇位、强化皇权。另外，嘉靖年间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内有险些令嘉靖帝丧命的“壬寅宫变”，外有倭寇袭扰东南沿海地区。面对纷繁复杂的时局，嘉靖帝的内心也压力重重，只好穿戴起“上清帝君”的衣冠，以神学的力量辅助自己实施统治，道教也因此大行其道。
五彩云鹤纹罐，底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明嘉靖年制”双行六字款，主题纹饰以云鹤为主，充满神秘的道教色彩，反映出当时皇宫中崇尚道教之风。来源/故宫博物院自嘉靖十三年（1534）以后，嘉靖帝三十余年不视朝，除少数侍值大臣之外，与群臣完全隔绝起来，一心谈玄问道。在这种情况下，撰写“青词”便成了大臣获得皇帝恩宠的重要途径。“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仪式时奉献给天神的奏章表文，配合音乐加以诵读，一般用朱笔写于青藤纸上，故称青词。嘉靖中期以后，内阁宰辅、翰林词臣、朝廷九卿的重要任务是为皇上撰写青词和玄文，而青词的优劣已经成为仕途进退的主要条件。青词工丽者，可以立刻获得提拔，甚至入阁为相，时人讥讽由此入阁者为“青词宰相”。严嵩在议礼得宠的基础上，又登着“青词”这一阶梯由礼部升入内阁，成为明代历史上最有名的“青词宰相”。其他学士所撰青词多不称旨，只有严嵩所撰最能贴合嘉靖帝的心意，所以格外得到皇帝的眷顾，“据位二十余年，不至动摇者以此”。严嵩还是一位撰写祥瑞贺表的能手，在他留下的文集中，有关嘉禾、瑞雪、灵芝、白鹿、白兔、白龟之类的《颂》《赋》《表》及祀祷神灵的《叩神文》《谢神文》等收录甚多，其子严世蕃、义子赵文华等也都学得有模有样，频频进献祥瑞。除以青词邀宠外，严嵩还与道士们紧密配合，对嘉靖帝废政修仙的荒唐举动给予支持和颂扬，并为嘉靖帝宠信的道士——秉一真人陶仲文修建豪华的宅第，以示讨好之意。在“修仙”过程中，嘉靖帝常常炼制“仙丹”服用。为表示对严嵩的宠爱，同时利用他为自己试药，嘉靖帝也时常将炼制的丹药赐予严嵩。就这样，严嵩又成了皇帝的试药师。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一天，嘉靖帝密谕严嵩，称自己最近获得仙方，制成了仙丹，依神仙意旨，赐他一盒服用。严嵩接旨后，立即选择良辰吞服。嘉靖帝急于想知道药效，赐药后的第二天便密札催问。于是严嵩只能继续服用，并逐日回禀服药的反应。这些“仙丹”大多是铅汞化合物，服用后有害无益，结果可想而知。严嵩几天里“觉脐至顶，常有热气不散”，嘉靖帝本人服后也“作咳”，君臣二人这才意识到受道士愚弄，不得不停止服用。
《太极图》轴，明，吴伟绘，作品描绘古树下一仙人笑容可掬，手展太极画卷。该图曾被严嵩收藏。来源/故宫博物院为了褒奖严嵩，嘉靖帝经常赏赐他金银彩帛、果茗酒馔；嘉靖三十八年（1559），严嵩八十诞辰，嘉靖帝还特赐其在西苑出入可以乘坐肩舆（用肩抬的轿）的资格；在称呼上，严嵩字“惟中”，嘉靖帝在御札中有时亦以“惟中”称之。在皇帝的庇佑下，严嵩大肆贪污受贿，从诸生到亲王，从朝臣到边将，无不向其行贿馈送，少者几百两，多者十几万两，因此二三十年间便富甲全国。据说其子严世蕃曾与门客品评天下巨富之家，若以资产积满白银五十万两以上者为头等富户的话，那么全国只有十七家，严家便位列其中，资产号称有四百万之多。严嵩一家正是因官致富、以权发财的典型。若只会阿谀奉承、逢迎拍马，严嵩也不可能稳居相位二十年。在担任辅臣期间，严嵩协调处理财政、边务等大量经世实务，辅佐皇帝维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心得体会。《南宫奏议》就是严嵩为应对现实问题所作，全书共三十卷，分为大礼、大仪、大恤、大狩、郊社、官政、夷情等21个条目，反映出严嵩的政治才能和政治经验。此外，严嵩的一些建议和举措也堪称老成谋国。嘉靖帝晚年囿于道士的“二龙不相见”之说，疏远裕王、景王二子，不立太子。在我国古代，储君是国本问题，关系着政治的稳定。为此，严嵩不顾避嫌，一再上疏请求立太子。从严嵩的一些奏疏来看，他也具有一定的长远眼光和防微杜渐的意识。如《公侯伯等爵及应袭子弟送监读书疏》建议教育贵胄子弟；《议处甘肃夷情》针对蒙古部族的侵扰，切实地提出对策，并主张选拔汉人学习蕃语，一方面可以防止泄露事机、勾结挑拨等弊端，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外夷轻视中国，称得上有国际眼光；严嵩在处理对外交涉上也能把握好分寸，《会议日本朝贡事宜疏》提出要严格遵守国朝典制中相关规定，杜绝日本等入贡国的非分之请，防止另生事端等。总体来看，严嵩诚然是一个贪权贪财、残害忠良、败坏朝政的奸臣，但也并非是只会媚君奉迎的无能之辈，否则窃据高位也不可能长久。
影视剧中的嘉靖皇帝和严嵩。来源/《大明王朝1566》截图*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2-7 06:02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