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人民日报》撰文《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延续千年的友谊和合作》，当中提到：
“来自中亚的学者、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医生为古代中国科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科学家。”
如祖籍布哈拉的伟大医学家伊本·西拿，其著作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布哈拉王族首领之一的赛典赤·赡思丁在元代曾担任云南行政长官。那么问题来了，远在中亚的布哈拉王族成员，为何能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步行街商业市场。摄影/田爱民，来源/图虫创意布哈拉位于今乌兹别克泽拉夫尚河三角洲畔，是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历史名城之一。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这里是西域大国乌孙的地盘。到了唐代，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中的毕国、安国就是坐落于此，随后又被突厥别部之一的葛逻禄部占据，史书也称其为哈剌鲁部。
在扩张到中亚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和随后兴起的萨曼王朝的影响下，这一带包括哈剌鲁部在内的突厥部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公元10世纪末，中亚楚河流域由哈剌鲁部落建立的喀拉汗王朝阿尔斯兰汗攻下了作为萨曼王朝都城的布哈拉。神医伊本·西拿作为萨曼王朝的宫廷御医，在此时写出了中世纪的医学巨著《医典》，但因中亚局势的混乱不得不到处迁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包括《医典》在内的医学著作也从此开始在亚洲大陆中部向四周传播，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其中就有医方被中国的《本草纲目》收录。
清《本草纲目》。来源/ 博爱县博物馆
塞尔柱突厥人兴起后，夺取了布哈拉城，并让西喀喇汗国成为了自己的附属，但是布哈拉地区喀喇汗王族成员的抵抗运动从未平息。在12世纪上半叶，金国灭掉了辽国，辽国翰林耶律大石跑到中亚建立了西辽国，随后向西扩张，打败了塞尔柱帝国，西喀喇汗王朝成为西辽的臣属。到了12世纪初，西辽国势衰微，被蒙古成吉思汗打败了的乃蛮部王子屈出律篡夺了西辽汗位，开始对统治区域内的穆斯林民众实行野蛮的宗教压迫，让哈剌鲁部被迫纷纷东迁投效蒙古人。此时布哈拉的王族首领是阿尔斯兰汗赛典赤·赡思丁。赛典赤在阿拉伯语中的含义为“大首领”和“王者”，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裔”。根据《元史》的记载，赡思丁是当年乌孙国师的后裔，生于公元1211年，而阿尔斯兰汗在此时已经派遣使者对蒙古人表示臣服。而在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兵进中亚，史书记载阿尔斯兰汗率领麾下的数千部众在伊犁河畔跟随蒙古人出征。杨志玖教授考证并论断《元史》对赛典赤·赡思丁年龄记载有误，应当是出生于公元1201年，在19岁的年龄作为部落首领跟随蒙古西征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成吉思汗马术雕像。署名/Guy Bryant，来源/图虫创意
1220年，成吉思汗的大军攻下布哈拉，赛典赤·赡思丁趁机在故乡发展出了6000多人的骑兵部队，在西征军中立下了一些战功，被蒙古高层所重视。1229年，赡思丁出任丰、靖、云内三州达鲁花赤（官名），后改任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在元宪宗蒙哥时，他任燕京路总管、采访使。到忽必烈成为大汗时，又升为燕京路宣抚使。中统二年（1261年），拜为中书省平章政事，统理财政，曾经还兼理发行中统交钞。等到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后，赛典赤又出任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也就是这些行省的行政长官。权力最大时，他还能节制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枢密院所有大小官属。赛典赤作为一个“回回”人，在人生的前70年大部分时间都能担任地方长官，甚至成为主政一省的封疆大吏，实属难得。史书虽未详实载他在担任这些官职期间的具体事迹，但从他在至元十一年（1274年）被调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作为云南行省第一任行政长官来看，说明他的能力是得到蒙古高层的充分认可的。
1253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军队攻灭了今云南境内的大理国。大理国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已经独立割据数百年，如今终于重新统一在中华大家庭内。但是其后镇守云南地区的长官只会打仗、平叛，并不善于治理，致使云南地区一直都没能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处在民生凋敝、动荡不安的状态下。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想要快点让天下太平。环顾宇内，派谁去安定云南地区呢？忽必烈画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当赛典赤带着一家人，以古稀之年抵达云南时，发现这实在是一个不好收拾的烂摊子。在经过广泛的调研考察后，他认为首先应当解决混乱的行政问题，于是上书请求忽必烈在云南地区仿效内地设立行省，并得到批准。在这之前，云南没有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划体系，有都元帅、万户、千户等官职与亲王、大理处行六部等建置并行，而亲王、军人和行政部门皆听命于中央，导致政治机构设置重叠，职权不明，这就加大了治理难度。有了行省一把手的身份，赛典赤在全省设置郡县，把原统治全省的军事单位总管府、万户府、千户所改立为相应的路、州、县行政区域。赡思丁这一举措，奠定了云南省从此以后七百余年的基本行政格局。当时新设立的省会中庆（今昆明）以及现在全省129个市、区、县中约60个或由赛典赤直接设置，或据他所设的路、府、州、县等名称的各级行政单位，数百年来基本没有改变过。对于新置郡县官员的任命，赛典赤遵照忽必烈的指示：选贤任能。曾任中庆路总管的张立道、大理路总管段实、永昌及云南诸路宣慰使爱鲁等等，都是政绩卓著的名臣干吏。与此同时，赛典赤还根据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文化历史背景来任命官员。比如，洱海地区在过去是大理国的统治中心，便仍以大理王族后裔段实治理大理，同时限制其治理范围；中庆路已过渡到封建地主经济阶段，赛典赤便通常任命流官统治。经过这些政治实践，元朝统治者发现赛典赤的经验可以推行到全国，于是以云南行省的模式来建立其他几大行省。搞定了行政区划后，赡思丁在发展生产和教育人才上，主要开展了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统计户籍，清理屯田。在过去，由于战乱或税负过重的原因，许多城乡人民或流落山村僻野，成为“漏籍户”，或被迫依附蒙古宗王贵族，为其服劳役、耕作被“隐占”田地（即不给国家交纳赋税、未登记在册的田地）而成为“隐户”。要进行屯垦来发展生产，就要先将他们招回来予以安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赛典赤在到任当年就命爱鲁大搞人口和田地调查，“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从而发掘了一批新的人口和耕地，以便于农业生产和征收赋税。经过这样一番调整，原来流亡在外和被迫依附宗王、领主的民户，因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和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成为促进当时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同时因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传播了耕作技术和经验，为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封建时代，好的地方官能够做到的诸如轻赋薄税、与民休息，修路置驿、繁荣商旅，导水建桥等举措，赛典赤无一落下全部实施，因而大大促进了云南的经济和民生发展。其二，大办教育，大兴科举。忽必烈在青年时期爱好结识中原文士，因此很早就深度接触汉文化，熟悉了孔孟经典等儒家思想，在大规模战事结束后，也在统治中原的“汉法”中选择开办学堂，招收官民优秀子弟入学。赛典赤深受其影响，在刚设立云南行省时便开始建立第一座孔庙，并亲自出钱在城北买地皮。在他的感召下，部署们纷纷出资完成了剩下的建造工作，而不用向民众收取赋税。经过两年的修建，最终建成了一个大规模孔庙，其中大成殿位于正中，孔子塑像朝南端坐，东西有孟子、孔伋、颜回、曾参四贤以及子贡、子路、有若、冉耕、冉求等10哲相伴，其他建筑也仿照中原孔庙建设，整座建筑结构精巧、气势恢弘，史称“内外完美，无愧中州”，属于云南最早、昆明最大的儒家学宫。
北京文庙孔子雕像。署名/欧德闫，来源/图虫创意
之前云南地区从未实行过科举，当地民众对儒学缺乏概念，因此前来入学者甚少，还得由主管官员亲自去劝士人子弟入学。等到孔庙的影响越来越广，每期增收至150名学生，当地少数民族纷纷派士子入学，充分践行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思想。教学内容除了标准教材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孝经》及一些相应的时务论策。
“城外建社学以端蒙养，严乡师以约风俗、正三纲、明五伦……给典籍以诲训后学，行奖擢以优礼贤士。”赛典赤建立的不是贵族学校，而是从“童蒙”时就开始的“义务教育”。这些举措对于提高云南地区各民族文化水平，培养地方人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民国行书《孝经》轴。来源/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数字博物馆
云南作为多民族聚居混居的地区，又长期处在和邻国接壤的边疆，民族矛盾和内外矛盾都比较突出。赛典赤虽是穆斯林，但他并未局限于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而是“凡有功于王事者，遣使闻奏朝廷”。只要有功于朝廷社稷，什么身份并不重要。比如党项人爱鲁，先后被任命为宣抚使、招讨使、云南诸路宣慰使、副都元帅等职。汉族张立道，担任省城中庆路总管这一要职。大理王族段实，担任滇西重镇大理路总管。僰人赵子元，担任儒学提举。阿烈为么些人，担任丽江路军民总管等等。除省会中庆设流官外，几乎所有路、府、州、县的官员，基本都由原来的民族首领担任，同时按照规定，对能安抚地方，使境内太平无事者，三年一次保勘升官。“是不过顺其性俗，利而导之，底与安耳。”这些来自不同族群的官员能够参与政事，治理地方，显示出赛典赤治下的云南的民族包容性。这些官员被任命后，往往继续享有其原来作为地方首领的世袭统治权。所辖区域除非出现一些特殊原因需要调整，基本沿袭不变。当时少数民族首领每次来晋见赛典赤时，按照习俗带来礼物，赛典赤都不会拒绝。不过他并非收留自用，而是分赐部属或送给贫民，同时以丰盛的酒食热情款待慰劳这些首领，并制作全新的衣服鞋袜给他们，让这些首领倍感喜悦。当然，在这样的交往中也有一些不愉快的因素。赛典赤实施的一些治理措施，与当地一些民族首领发生矛盾，被举告专断擅权。世祖忽必烈对侍臣道: “赛典赤忧国爱民，朕心里很清楚，这些家伙怎么敢诬告呢! ”即命械送给赛典赤处理。赛典赤让他们脱掉械具，说: “你们不知到皇帝已经给我便宜行事之权，所以告我专断僭越。我今天不给尔等加罪，且给你们官做，能够竭忠自赎吗?”这些人都皆叩头谢道: “我们都有死罪，您既让我们活命又让我们做官，必然誓以死报。”从这可以看出，赛典赤恩威并施，在当地的少数民族中威望越来越高。建立行省后，据《赛平章德政碑》记载，在兴修水利结束后的至元十五年( 1278年) ，他所推荐的各民族官员，受到朝廷“各赐虎符、金银符，宣敕者二百余人……”。这些官员都是能臣廉吏，在百姓当中口碑甚好。比如张立道在当时“官云南最久，颇得土人之心，为之立祠于鄯阐城西”，其兴修水利时修筑的海口石闸，现在还在发光发热。在日常生活方面，元朝政府在云南推行钞法后，发现各族民众已经习惯了用贝壳作为一般等价物，不习惯用钞。赛典赤便上疏朝廷，说明云南贸易与中原不同，请准许保持之前的习惯。朝廷准其所请，甚至专门为尊重云南这一旧俗修改了赋税征收办法:“定云南税赋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值)贝子二十索。”于是出现了“交易用贝子，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的局面。在宗教自由方面，赛典赤也展现了极大的包容性。据李京《云南志略》及郭松年的《大理行记》等史料及有关方志记载，当时，洱海地区早就盛行佛教，白族民众基本上都是佛教徒。道教除该地区外，在滇东和中庆等地也有传播。中庆同时还有中亚马薜里吉思传播的基督教以及蒙古人带来的喇嘛教，其余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还信仰各种原始宗教。赛典赤并未借身份和职务之便，在辖区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而是充分尊重各民族的信仰自由。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署名/摄影师唐斌，来源/图虫创意
赛典赤在安抚着省内各民族的同时，对周边国家的势力也尽量保持友好，不到万不得已不发兵对抗。蒙军自平定云南后，继续进军安南(今越南) 北部，从此与安南时战时和。赛典赤并不希望与近在咫尺的安南搞坏关系，于是派遣张立道出使安南，安南国王陈光昺也到滇池结好两国关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国因战争而起的矛盾。赛典赤的诚意感动了安南君臣，在赛典赤去世后，安南使者宣读了一篇十分感人的祭文以悼念他。说其既忠于元室，又同情弱小邻邦的为难处境，至今读罢安南使者的祭文，无不令人深为感动。中统二年( 1261年) ，忽必烈在自古属于中国的金齿地区(今德宏州及保山部分地区) 设立了金齿等处安抚司治理。赛典赤建立行省时，于至元十二年( 1275年) 改西路为建宁路，东路为镇康路，仍分属安抚司统辖。当地民众不断归附云南行省，引起了当时正在争夺金齿控制权的蒲甘王朝的敌对。至元十四年(1277年) 三月，蒲甘军队攻打这些归附云南的部族，想要在腾越(今腾冲)、永昌(今保山) 之间建立城寨，然后袭击大理。云南玉溪市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忽必烈雕塑。署名/摄影师唐斌，来源/图虫创意赛典赤得知消息后，派在大理路总管段实指挥不足千人的精锐骑兵，从南甸(今梁河) 直趋干额，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巧妙布阵、机动迂回，击败了由蒲甘大将释多罗伯等统帅的“其众约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的大军，使其损失惨重、“归者无几”。《赛平章德政碑》评述说: “自后蒲甘不敢犯风，金齿得以安堵，皆公之良计也。”这也证实赛典赤虽主要搞和平建设，但也并未放松国防。赛典赤虽然位高权重，但为官清正廉洁。汉族官员王恽在《中堂事记》中注说赛典赤 “轻财安民，甚有人望”。赛典赤治理云南80余年后的元末明初时期，远在贵州的部落酋长私自赠金给普定府 (今贵州普定县) 官吏罗文节，却被拒绝。酋长生气地说: “你不接受我的金银，难道你是赛典赤吗? ”可见赛典赤在当地已经成了清廉的代名词。赛典赤生前的行省官邸并非恢宏气派之所，反而是“规模差陋”。他于79岁高龄去世后，墓地也极为简朴，与一般百姓没有明显区别。史料记载他去世时，异邦国王“为文致祭”、使臣“号泣震野”。中庆府的老百姓在三市街上为赛典赤建立了“忠爱”牌坊。由于赛典赤是穆斯林，本族本教有独特的悼念方式，后世一切纪念他的祠堂、享堂、庙宇、神位等等，都是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所为。比如著名的《赛平章德政碑》，便是僰人写的。尽管塞典赤已经去世了几百年，他的祠墓仍然蒸尝，香火不断。当地各民族争相以自己的习俗来祭奠他，甚至到了“凡祷雨祈晴，聿昭灵异”的神化地步。云南各族民众对他的深切爱戴之情可见一斑。作为布哈拉王族后裔，像赛典赤这样和中国结下良缘，实在是难得的一段传奇佳话。纳为信：《赛典赤·赡思丁波斯身世考略》，回族研究,2004年。李清升：《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建立的丰功伟绩》，回族研究,2012年。白寿彝：《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的德化及武功》，回族研究,2014年。胡振华：《中乌友好的伟大历史人物——赛典赤·赡思丁》，中国穆斯林,2023年。杨明：《赛典赤·赡思丁：忠君爱民的政治家》，今日民族, 2021年。唐宝才,杨德生,岳家明：《“医中之王”——伊本·西纳》西亚非洲, 1984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2-1 03: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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