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你是墨西哥人，你来自无疑是这个世界上与死亡关系最紧密的文化，她想，你的祖先会如何处理这种悲剧呢？
身高近1米80、毕业于中世纪历史专业的凯特琳·道蒂，是别人眼中又酷又怪的女孩，当同龄人都在为恋爱、护肤，变美和追星而疯狂时，她却一股脑扎进殡葬业，当起了一名殡葬工，每天和死者打交道。
从第一次尴尬地为死者剃须、小心翼翼地和同伴一起上门敛尸、日渐熟练地操作起庞大的火化炉、把人体碎骨研磨成粉末、入殓、给尸体防腐，到想尽办法完成遗属心愿、给水肿的老人穿上精心准备的华服……
凯特琳坦率真实又妙趣横生地记录了自己在火葬场工作6年的生活，讲述了一个个具体而微小的生命故事，还有所有人都要面对却不愿说起的一切细节，更有对死亡和生命的深刻体悟。难得的是，凯特琳不猎奇、不逃避、不畏惧，像是个现代小女巫一般，带领我们直视死亡，也直视生命。
本文节选自《好好告别》，讲述了遭受丧子之痛的母亲来到墨西哥，在那里他们领略到了墨西哥的亡灵节与死亡文化，同时也收获了一场治愈之旅。
20世纪初期，莎拉的祖父母从墨西哥蒙特雷搬到东洛杉矶的查维斯山谷区定居。20世纪50年代，政府通过公函告知该地区的近2000个家庭——大多都是低收入的墨西哥裔美国农民——他们必须卖掉自己的房产，给政府的公共住房项目腾地方。
政府保证，在项目完成后，不仅会在原地新建学校和操场，还会优先给予搬迁居民回迁的机会。这些家庭只好搬走，原先的社区也被拆毁。然而，洛杉矶政府取消了公共住房项目，转而与纽约的商人共同兴建道奇体育场。包括罗纳德·里根在内的体育场项目支持者公然把反对者称为“痛恨棒球的家伙”。
由于一项歧视性的住房政策，从查维斯山谷区搬离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被赶到洛杉矶东部。在这个搬迁的过程中，莎拉的父母步入成年，二人在19岁的时候生下了她。
“直到今天，我的奶奶、姑姑和叔伯一谈到查维斯山谷区，还是会伤心得不得了。他们特别、特别想念那个地方。”
莎拉出生后，她的家人不允许她学西班牙语。她的浅色肌肤让她成为家里最受宠爱的孙辈。她墨西哥人的一面只能留在家里。在洛杉矶长大的莎拉，不停地游走在关系疏远的母亲、在好莱坞从事服装道具营生的父亲(时至今日，他都认同自己是“美国原住民”，而不是墨西哥人)和祖父母之间。莎拉只当自己是个碰巧带有墨西哥血统的美国人，家里的墨西哥文化氛围和自己关系不大。
2013年，莎拉已经在学前班和幼儿园当了10年的老师。她与自己工作上的搭档鲁本坠入爱河，不久后两个人决定是时候要个孩子了。莎拉很快怀孕了。对她来说，这个孩子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家庭，我的家庭，一个天选之家，没有谁能从我手里夺走”。
可惜事与愿违，莎拉的儿子6个月大的时候胎死腹中。接下来的日子里，莎拉心里“放不下任何人、任何事”。她与父母渐行渐远，觉得自己孤独极了。有那么几天，她甚至想消失在房屋后面的橙树林里。她不停地自责：是不是我搬东西的姿势不正确？是不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女人的本质是带来生命之人，”莎拉说道，“我的身体却是一个坟墓。”
她觉得对朋友和同事来说，自己就是一个行走的辐射源。她知道，在人们理想中的世界里，孩子是可爱的，不会受到伤害。“这个社会要求我藏起悲伤，”她继续道，“人们不想面对这种恐惧，而我恰好就成了这种恐惧的代言人。我是一个恶魔。”
莎拉在网上搜遍了那些遭受了丧子之痛的母亲的故事。她找到了几个好心人建立的网站，但它们都带有一些基督教的意味(例如，“我的天使躺在上帝的臂弯中”)，里面的故事也是老生常谈，一直在绕弯子。在她看来，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话不过是一堆空洞的陈词滥调，无法捕捉到她的悲痛和渴望。
在寻找安慰的过程中，她将目光转向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莎拉，你是墨西哥人，你来自无疑是这个世界上与死亡关系最紧密的文化，她想，你的祖先会如何处理这种悲剧呢？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有一段著名言论。他说，当纽约、巴黎、伦敦等西方城市的居民还在担心频繁提起“死亡”这个词会让自己“咬到嘴巴”时，“墨西哥人已经无时无刻不在谈论它、嘲讽它、爱怜它、取悦它， 甚至与它同眠；死亡是墨西哥人最喜欢的玩乐之一，也是他们永恒的挚爱”。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墨西哥人不惧怕死亡。他们与死亡的联结源自长达几个世纪的暴行，可谓来之不易。“墨西哥没有成为一个骄傲并强大的帝国，”克劳迪奥·龙尼茨解释道，“这个国家不断被列强和独裁者欺压、侵略、占领、分裂、敲诈。到了20世纪，当西方世界对墨西哥的镇压和对死亡的抗拒双双达到顶峰时，墨西哥与死亡之间愉快、亲密的联系逐渐成为国家形象的奠基石。”
对莎拉而言，接受儿子的死不等于抹杀对死亡的恐惧，她知道自己不可能不惧怕这必然的命运。她只是想适应死亡，只是想开诚布公地谈论死亡。就像帕斯说的，“时刻谈论它、嘲讽它、爱怜它”。
许多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发现自己越发远离家族所传承的文化传统，就像莎拉经历的那样。臭名昭著的美国殡葬体系通过立法和出台管理条例，大肆干预多元化的丧葬习俗并强制其与美式规范同化。
莎拉最初是通过画家弗里达·卡洛的作品与墨西哥文化建立起联系的。弗里达·卡洛是墨西哥的“痛苦的女主人”，对莎拉的影响最为深远。在1932年的画作《美墨边境的自画像》中，卡洛跨坐在假想出的墨西哥和底特律的边境上，脸上充满了蔑视。那时她和作为壁画画家的丈夫迭戈 ·里维拉正在底特律生活。边境线上的墨西哥一侧画满了骨头、废墟、植物、花朵和深深植入土壤中的粗壮根茎，底特律一侧则是工厂、摩天大楼和滚滚浓烟——一个掩盖了大自然生死循环的工业城市。
在底特律生活时，卡洛怀孕了。她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前任医师利奥·埃劳塞，他们二人在1932年到1951年一直密切通信。她担心这次怀孕有很大风险，因为在那次尽人皆知的电车事故（指1925年弗里达·卡洛遭受的车祸，这次意外导致卡洛全身粉碎性骨折并失去了生育能力，改变了卡洛的人生轨迹）中，她的部分骨盆粉碎性骨折，子宫也被刺穿。卡洛在信中写道，底特律的医生“给我开了打胎用的奎宁和高浓度蓖麻油”。
但这些化学药品没能终止妊娠，医生也拒绝为她进行堕胎手术。卡洛很有可能要冒着生命危险分娩。她请求埃劳塞给那名底特律医生写信：“堕胎是违法的，他应该是害怕做违法的事。但再这样拖下去，恐怕会错过手术的最佳时机。”我们不知道埃劳塞有没有按照卡洛说的做，但两个月之后她遭遇了严重的流产。
卡洛以这次经历为灵感创作了《底特律的流产》。画里的她赤裸着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鲜血染红了床单。几个物体飘浮在她的周围，分别是男胎(她的儿子)、手术工具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蜗牛和兰花，均由红色丝带做成的脐带连在她的肚子上。底特律了无生气的工业建筑构成了天际线，突兀地矗立在画面后方。艺术史学家维克多·萨穆迪奥·泰勒称，除了表达对底特律发自肺腑的憎恶，哀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怕不幸，“这是卡洛第一次有意识地画出自己的故事，画出自己最隐秘、最痛苦的内心”。
莎拉一直淹没在“上帝对你早有计划”这种空洞的说辞中，卡洛画作和书信里的直白表达对她来说无疑是种安慰。她在卡洛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因为孩子、因为身体而被迫与命运的无常进行抗争的墨西哥女人。卡洛用画笔展现出这种痛苦和困惑，毫不羞耻地描绘自己的身体和哀痛。
莎拉的儿子死于2013年7月。同年11月，她和自己的伴侣，同样是墨裔美国人的鲁本在亡灵节时来到墨西哥。“我们不是游客，不是来看‘死亡’的。”莎拉说道，“我们每天都与死亡在一起。”
穿行在精致的祭坛和骷髅装饰品之间，莎拉感受到了在加利福尼亚从未体会过的冲击与平和。“来到墨西哥后，我发现这是一个能让我放下悲伤的地方。这里认可我的悲伤，我不再是那个让别人不舒服的人。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莎拉和鲁本来到了以收藏木乃伊而闻名的瓜纳华托。19世纪末，当地人要给葬在坟场的死者交一笔“坟墓税”来获得“永久”埋葬的资格。如果死者的家人交不起这个钱，那么死者的遗体就会被挖出来给刚死的人腾地方。在一次例行的挖掘作业中，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挖出来的不是白骨，而是一具具“表情狰狞、形状怪异的干尸”。原来，土壤中的化学物质在当地的气候条件下能够天然地将遗体木乃伊化。
瓜纳华托市政府在接下来的 60 年里不断挖出木乃伊。轻度干尸化的遗体被直接火化，完全呈木乃伊形态的则作为展品收藏在木乃伊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作家雷·布拉德伯里到访该博物馆，并以陈列在里面的木乃伊为灵感创作了一个故事。他之后写道：“这个博物馆让我的心灵饱受创伤。我害怕极了，只想赶紧逃离墨西哥。我接连做噩梦，梦见自己死后被当作展品，和一屋子被金属丝线固定的干尸关在一起。”
由于这些木乃伊是天然形成的，不是出于防腐的目的刻意而为之，因此他们都大张着嘴巴，手臂和脖子呈扭曲状。人死后，遗体会重新回到“肌肉松弛状态”，放松的下颌导致嘴巴张开，眼睑失去张力，四肢的关节也变得极度松垮。总之一句话，遗体不会自己使劲，它们不 再按照活人的规矩来。瓜纳华托木乃伊的骇人形态不是为了“吓唬”布拉德伯里先生而人为制作的，那只是人死后 正常的生理变化现象而已。
这些木乃伊现在还在展出。莎拉一点儿都不觉得它们可怕，她走到一个黑暗的角落，在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躺在天鹅绒垫子上的木乃伊女童跟前停下。“她看上去像一个被光芒围绕的天使，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可以永远站在那里看着她。”
莎拉默默地流着眼泪，一个女人看到后递给她一张纸巾，然后轻轻地拥抱了她一下。
博物馆里其他的木乃伊儿童也有自己的专属道具，比如拿着权杖和戴着王冠的Angelitos (“小天使”)。在 20 世纪早期的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人们把死去的婴儿和小孩视作能与上帝沟通的神体，类似于圣徒。
这些“小天使”已经不再背负原罪，能够给尚在人间的家人带来恩惠。孩子的教母负责打理遗体，她把遗体清洗干净，给它穿上小号的圣徒服装，再把蜡烛和鲜花摆在遗体周围。孩子的母亲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后才能见到遗体，此时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不再带有世间忧伤的天人，已经准备好回到上帝身边了。
孩子的家人会邀请朋友和亲属参加葬礼聚会。这么做不仅是为了缅怀死去的孩子，也是为了给它留下好印象以获取恩惠——别忘了，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拥有了灵力。有时候人们甚至会带着孩子的遗体参加一个又一个聚会，遗体由同龄的小朋友抬着，后面跟着父母和亲属。“小天使”通常会出现在拥有恢宏场景的照片或画作中。
虽然莎拉不相信圣徒和来世，但是这个文化承认孩童的死亡，这一点深深打动了她。“他们对待这些孩子的方式太特别了，很多事就是专门为这些孩子做的。”她说道。不管是聚会、作画，还是游戏，这里的人们为死去的孩子做了很多，而不是沉溺在孤独和无尽的缄默中。
每年11月1日的夜晚，生与死的界限变得薄弱而模糊，死者轻易就能跨越这道坎儿。在米乔坎州的小城，圣达菲拉古娜，一群上了年纪的妇女正端着亡灵面包和水果，拜访那些在今年失去亲人的邻居，铺满鹅卵石的小道上到处都是她们走家串户的身影。
我低头钻过画有金盏花的门帘进到玄关。大门正上方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是赫尔海的照片。赫尔海死的时候才26岁。相片里的他反戴一顶棒球帽，身后贴着好几张乐队海报。
“活结乐队（来自美国艾奥瓦州的重金属乐团，特色是醒目的惊悚面具，歇斯底里、极具侵略性的音乐风格，以及充满暴戾、疯狂和混乱的现场演出）？这个我可不好评价，赫尔海。”我琢磨着，同时也在思考对一个死人的音乐喜好评头论足是不是不太妥当。“噢噢，那是错配乐队（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朋克摇滚乐队，被认为是恐怖朋克的鼻祖，音乐风格混合了恐怖电影的主题元素）！算你有眼光。”
穿过玄关就是赫尔海的祭坛，一共3层。里面每一个祭品都是他的家人和朋友送来做诱饵的——诱使他在这一晚回家。赫尔海在今年身亡，因此他的家人先在家中设立祭坛，之后再把祭品带去他的坟墓。只要他的家人经常去扫墓，邀请他与生者重逢，他就每年都能回家看看。
祭坛的最下方有一个黑色高脚杯，里面放有柯巴脂香料，辛辣的气味在空气中飘荡着。水果和面包足足堆了3英尺高，旁边放满了装饰用的蜡烛和金盏花。这一晚，随着越来越多的街坊邻居过来送上自己的那一份祭品，这个祭品台只会变得越来越高。重返人间并不意味着赫尔海要变成一具活跳尸，他会以灵魂的形态回到家中，用灵体特有的方式吃掉那些香蕉和面包。
摆在祭坛正中间的是赫尔海最爱的白色T恤，上面印着一个表情悲伤的小丑和手写体的“小丑”字样。等他回家的还有一罐百事可乐(可乐的魅力我太了解了——这听起来也许有些不着调，但如果家里有一瓶健怡可乐等着我，我也会起死回生的)。T恤的上方挂着一些传统的基督教饰品，我看到了几个圣母玛利亚和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血淋淋的耶稣。天花板上悬挂着色彩缤纷的剪纸，形状是脚踩自行车的骷髅。
祭坛旁边围了十几个人，他们都是赫尔海的家人，正在为迎接客人做准备。他们今晚很有可能要忙活到深夜。几个身穿闪亮公主裙的小家伙在地上跑来跑去，脸上画着卡特里娜骷髅花纹，手里还拿着挖空内瓤的小南瓜，用来装大人给的糖果。
莎拉早就买好了满满一袋糖果。消息不胫而走，一大帮脸上画有骷髅彩绘的小孩提着点了蜡烛的南瓜灯把她团团围住。“女士，女士，谢谢你！”莎拉顺势蹲下来，用幼儿园老师特有的沉着和爱意给他们发糖。“我以前也在亡灵节的时候给班里的小孩做南瓜灯，里面也有蜡烛，跟他们现在手里拿的一模一样。可惜一点儿火光就能让管理部门把活动叫停。”她苦笑了一下。
圣达菲拉古娜是布雷佩查人的故乡，这一原住民以造型独特的金字塔和蜂鸟羽毛制成的装饰画而闻名。1525年，布雷佩查人正因天花肆虐而变得脆弱不堪。当听闻勇猛善战的阿兹特克人已成为西班牙人的手下败将时，布雷佩查的领袖只好宣誓效忠西班牙。时至今日，这个区域的学校依旧在实行布雷佩查语和西班牙语双语教学。
许多现在流行的葬礼仪式元素，例如音乐、熏香、花朵和食物，布雷佩查人早在16世纪西班牙入侵之前就使用了。到了西班牙殖民时代，根据一名多米尼加男修士的记载，布雷佩查人很乐意接纳天主教的万圣节和万灵节，因为这跟他们已有的纪念亡者的节日完美契合。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殖民者想方设法根除原住民祭奠死者的习俗，因为这“严重吓坏了杰出的精英阶层，他们竭尽全力要把死亡从社会生活中赶走”。1766年，皇家罪案处禁止原住民进行扫墓活动，强行切断了他们与死者的联结。不过原住民总能找到钻空子的方法，这个习俗也就保留下来了。
我们来到另一户圣达菲拉古娜人家，只见门口的牌子上用布雷佩查语写着“欢迎回家，柯奈李奥神父”。柯奈李奥神父的祭坛占满了一整间屋子。我把橘子和香蕉摞在水果堆的最上方，这时家族里几个年长的妇女围过来，给我们递上一大碗还冒着蒸汽的猪肉炒番茄和几杯玉米粥——一种用玉米、肉桂和巧克力做成的热饮。对死者家属而言，这一晚不能单方面地接受别人送来的慰问品，邻里间的这种交流是相互的，他们也要有所给予。
坐在屋子一角观察我们的正是柯奈李奥神父本人——其实这是一具真人大小的塑像。柯奈李奥神父坐在折叠椅上，身披一件斗篷，脚蹬一双黑色高帮靴子，头上的白色牛仔帽遮住了半张脸，一副正在睡午觉的样子。
祭坛的中间是一个相框，照片里的柯奈李奥神父也戴着一顶白色牛仔帽，和塑像头上的是同一顶。相框后方的墙上挂着一个木质十字架，再往上则挂着一串色彩鲜艳的骷髅头糖块和……面包圈。“莎拉，往祭坛上挂面包圈正常吗？”
“正常。”莎拉答道，“你之后会看见更多的面包圈。”
又拜访了几户人家之后，我问莎拉哪户人家的祭坛让她最受触动。“让我最开心的不是祭坛，而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她边说边示意我看向旁边的一个小男孩，这个小孩三四岁，身穿超人服装，手里拿着南瓜做成的小篮子，“那感觉又苦又甜。如果我的儿子还活着，他现在应该和那个孩子一样大了。”话音刚落，“小超人”就害羞地把篮子伸过来要糖。
我们的墨西哥之旅还在继续。
现在，我们一路向南前往辛祖坦小镇，亡灵节期间，这里会举办热闹非凡的街头文化节。小贩用大大的金属锅煎着猪肉和牛肉，街边店铺门口的音响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孩子们在街上兴高采烈地放爆竹。镇子的边缘地带有一处小山丘，顺着斜坡走上去，就来到了镇里的公共墓地。
在11月1日这天夜游墓地，不愁没有启示性的收获。为了迎接死者回家，墓地里有成千上万根蜡烛在燃烧，都是人们用一年的时间积攒下来的。一个小男孩认真地把祖母坟墓上熄灭的蜡烛重新点燃或换上新的，小手在上百支蜡烛之间忙碌着。烛光混合着金盏花和熏香的香气，给一座座坟墓笼罩上一层金色的薄雾。
最近几年，许多美国城市也开始举办亡灵节庆祝活动，其中就包括在好莱坞永恒墓园举行的大型庆典。好莱坞永恒墓园距离我在洛杉矶的殡仪馆只有几分钟的车程，我已经参加过好几次了。这个庆典规模宏大、执行到位，但情感上远不及辛祖坦。此时此刻，站在辛祖坦的墓地就像是站在一颗光芒四射、怦怦直跳的心脏中间，充满了安全感。
墓碑的水泥底座上放着篮子，专门用来让死者盛放看中的供品。坟墓间的空地上燃烧着一堆堆柴火，为扫墓的人们提供温暖。一个由长号、小号、鼓和大号组成的乐队在坟墓间穿梭。在音乐灵敏度不高的我听来，他们演奏的歌曲像是混合着墨西哥街头乐队音乐和校园体育战歌的兰伽拉（一种传统的墨西哥乡土民谣）。
莎拉站在1岁的马可·安东尼奥·巴里加的墓前。墓碑上的照片里，一只白鸽从马可的头顶飞过。马可的坟墓高达7英尺，简直像个堡垒。可以说，坟墓有多高，他的父母就有多悲伤。马可死于20年前，但蜡烛和鲜花依然堆满了他的坟墓，看来丧子之痛从未从他父母的心头散去。
我在来墨西哥之前就知道莎拉失去过一个孩子，但不清楚来龙去脉。我们二人在酒店房间说话时，莎拉向我倾诉了这场灾难背后的故事。
莎拉第一次做超声波检查时，一直和她拉家常的护士用探头在她肚子上扫了几下，随即陷入沉默。“我去叫医生。”护士说道。
第二次做超声波检查时，医生彻底惊呆了。“呃，这只脚是内翻足，”医生把看到的影像描述给莎拉，“这只手有3根手指，另一只手有4根。心脏发育不良。哦，再看看这个——他有两只眼睛！大多数这样的胎儿不会有两只眼睛。”最后医生给了莎拉致命一击，“我认为这个孩子活不到你临盆的时候。”
莎拉的孩子患有13-三体综合征。这是一种罕见的染色体异常，会导致智力发育不全和身体畸形。绝大部分患有此病的孩子熬不过出生后的头几天。
第二个医生直白地告诉莎拉：“如果你是我的妻子，我会建议你放弃这个孩子。”
第三个医生给了莎拉两个残酷的选择：第一个是在医院引产，引产之后孩子只能在子宫外短暂地存活一段时间，然后死去；第二个是终止妊娠。“洛杉矶有一名医生可以帮你。”医生告诉莎拉，“她通常不会给处在怀孕晚期的人进行手术，但我可以帮你和她谈谈。”
发生这一切时，莎拉已经怀孕6个月了。她与那位洛杉矶的医生预约了手术时间。为了不让自己到时过于痛苦，她试图在情感上疏远自己的孩子，但小家伙一直在她的肚子里动来动去。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被夺走：“这不是我身体里的一块异物，这是我的孩子。”
在怀孕6个月时终止妊娠，莎拉需要在3天内接受3次手术。当莎拉和鲁本走向诊所时，一群反对者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里面有一个女人非常恶毒，不断地尖叫着说我是谋杀犯。我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走到她面前吼道：‘我的孩子已经死了！你再这么说一次试试！’”
莎拉和鲁本在诊所中等候了一个小时。在这期间，屋外抗议的声音不断传进他们的耳朵：“喂，那个肚子里有死孩子的女士！听着，我们还是能拯救你的！”
这3天是莎拉和鲁本人生中最糟糕的3天。最后一次进行超声波检查时，莎拉别过脑袋，努力不去看显示屏。鲁本没有，他看到孩子的手动了几下，好像在挥手和他们告别。
莎拉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痛苦的抽泣声，一个女孩因为怀孕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不要这个东西！我不要！”她尖叫道。
“我很想过去安慰她，告诉她我可以领养她的孩子。”莎拉回忆道，“但那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只想要这个孩子，我自己的孩子。”
最后一场手术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聚集到莎拉的手术台周围，告诉她他们为她的遭遇感到非常遗憾，并承诺一定会照顾好她。“我在这个诊所收获了人们最美好的善意，”莎拉说道，“虽然对我来说，这里是我孩子的死亡之地。”
即便是在若干年后的今天，丧子之痛仍然像巨石一般压在她的心头。在辛祖坦公墓，正当莎拉盯着马可宝宝的照片时，鲁本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后背。莎拉打破了沉默：“父母总想炫耀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为孩子感到骄傲。但如果孩子死了，他们也就没有炫耀的机会了。但是看看这里，他们依然有机会展现出自己对孩子的爱，展现出自己的骄傲之情。”
孩子死后，莎拉没有感受到任何与骄傲有关的情绪。相反地，她不得不保持“体面”，将悲伤吞进肚子，生怕自己内心的痛苦流露出来给别人添堵。
西方国家的殡仪馆超爱“体面”这个词。美国最大的殡葬公司甚至把这个词注册成了商标。通常情况下，“体面”意味着保持沉默、故作镇静和流于形式——守灵时间严格规定为两个小时，然后迅速带死者家属去墓地，并赶在棺木入土前让家属离开。
我们碰见了好几户悼念亡童的人家。其中一个叫阿德里亚·特拉斯·德·拉·科鲁兹的小孩出生在莎拉预产期的那一天，可惜一周后就夭折了。他的双亲坐在他的墓碑旁，他的小妹妹躺在母亲的怀里，一个年龄稍大的男孩盖着毯子躺在旁边，看上去像是睡着了。
克劳迪奥·龙尼茨曾写道，采纳或适应亡灵节的传统可以在情感上拯救墨西哥的北方邻居，墨西哥人“拥有治愈的力量，尤其能治愈美国最严重的慢性疾病——对死亡的抗拒……以及对痛失所爱之人的孤立”。
在墨西哥的最后一天，我们回到墨西哥城，拜访了弗里达·卡洛的故居——著名的“蓝房子”。卡洛在这里出生，47岁时在这里逝世。“这听上去也许有些怪，但我来这里是为了感谢她。”莎拉解释道，“弗里达帮助了我，‘蓝房子’是我的圣地。”
“我觉得大多数的母亲多少都曾害怕会被孩子束缚。”莎拉说，“我非常在意自己能做哪些事，可以去哪些地方旅行，可以到哪些地方进行‘朝圣’，因为我没有孩子。我对我拥有的所有时间都很在意，因为我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才获得这些属于自己的时间。”
“蓝房子”里展出了一幅名为《弗里达与剖腹产》的画作。在这幅未完成的作品中，肚子被剖开的弗里达躺在一个足月婴儿的旁边。莎拉看到这幅画时，惊讶地屏住了呼吸：“这是我见过的第一幅弗里达的真迹。这就像是在网上交到了知心好友，然后在现实中与他们相见。这种感觉很令人动容。”
弗里达·卡洛对生育的真实态度其实并不完全为人所知。许多传记作家为了维护她的神圣形象，把她用药物进行流产一事包装成一个热切的母亲不幸遭遇“意外流产”。另外一些传记作家坚称弗里达对孩子没有兴趣，“身体状况欠佳”只不过是她的借口，用来躲避社会传统对女性生儿育女的期待。
在楼上卡洛那间不大的卧室里，摆放着一个前哥伦布时期的骨灰瓮，里面是卡洛的骨灰。她的死亡面具摆在单人床上，古怪又诡异，像是提醒人们她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流血死去。弗里达的床头上方悬挂着一幅画：死去的婴儿裹着白布，头戴花冠，枕在一个缎面枕头上——一个“小天使”。
（本文选自磨铁 · 大鱼读品/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好好告别》，略有删减）
| [美] 凯特琳 · 道蒂 著/ 崔倩倩 译/ 磨铁 · 大鱼读品/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年6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3 03: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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