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古代朝贡，一般都知道明朝是冤大头，将厚往薄来发挥到了极致，引得海外诸藩眼红，争相来北京朝贡，抢着给大明当小弟。为了防止海盗冒充使者，明朝发明了勘合制度，自此朝贡有了规章制度。明清鼎革后，日本大力鼓吹华夷变态，日本才是中华。在日本为华的思想下，日本仿照明朝建立了日本式的朝贡体系——信牌贸易。
勘合制度开始于洪武十六年。当年，太祖皇帝给中南半岛三国颁赐朝贡的信物——勘合符。只有持勘合符来华的人才能被承认为是朝贡使。随着明朝海患的发生，为了防止海寇冒充外藩使者，明朝给所有朝贡国都颁赐了勘合符。因此勘合也成了大明宗藩体系的一部分，只有承认大明的宗主地位，才能被大明赏赐勘合，才能来大明朝贡。所以勘合也有一种政治意义，接受勘合，就意味着对中国的臣服。
日本在永乐时期正式接受了大明的勘合。当时的日本统治者足利义满称臣纳贡，换得了永乐帝的赏赐。永乐帝告诉日本人，拿着勘合，十年一朝贡，每次朝贡“船只两艘,人只二百，违例即以寇论”，这被后代日本人称为“永乐勘合贸易条约”。
宣宗时期，中日又有了所谓的“宣德勘合贸易条约”。但因为朝贡能得到巨大的赏赐，一次朝贡下来，所得之利几十倍，这对日本穷国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日本从没认真履行过规定，常常是不按规定时间就来朝贡。明朝也没打击这些畏威而不怀德的倭人的朝贡积极性，默认了他们的朝贡，没有进行过驱逐。
多说一点，因为今天日本实力强大，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压中国一头，精日公知也来给主子捧场，日本人为了抬高日本地位，故意扭曲了日本朝贡中国的概念，将明确称臣纳贡的“朝贡”偷换为“贸易”，日本又发明了“永乐贸易条约”、“宣德贸易条约”和“勘合贸易”等说法。一套组合拳下，“勘合朝贡”变成了“勘合贸易”，勘合贸易成了今天大部分人的共识。但贸易和条约的双方该是平等关系，在古代东亚世界，不存在宗主和藩臣的平等，中国和海外诸藩是不平等关系，所以中日双方肯定没有签署过条约，也不可能有贸易，有的只能是藩臣对天朝的朝贡。
明清鼎革后，清朝出现过短暂的开关。康熙时期，因为中国缺铜和白银来制造货币，而日本恰恰啥都不产，就产白银和铜矿，所以在清朝官府推动下，浙江大商人大肆前往日本进行贸易。中国商人去日，就和今天美国商人去南美洲一样，大肆倾销本国商品并收回当地的土产原料。
1715年（日本的正德时期），由德川幕府的顾问新井白石提议，日本公布了《海舶互市新例》，后人称之为“正德新例”。它规定，唐船（中国船）来日只能停泊在长崎港；每年最多能来日本30艘；从日本最多拿走300万斤铜、18万贯白银。而该规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发给来日唐船信牌，没有信牌，不得贸易。当年日本就给来日华商发放了次年来日的信牌。
德川时代长崎
信牌制度的出台，一方面是日本的确被中国商人的贸易弄怕了，为了限制中国商人的贸易；另一方面也潜藏着日本借明清鼎革之际，脱离华夷秩序，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的野心。从形式上看，信牌贸易是典型勘合制度的翻版！
后世将康乾盛世吹上了天，认为这是古代皇朝的鼎盛，康熙大帝无限英明，实乃千古一帝。但这个千古大帝却去给日本“朝贡”了！
日本公布新例之后，先在浙江引发了分歧。赞同接受信牌的是浙江海关总管宝载。他为了收取商人关税，从实际获利出发，主张接受“倭子国牙帖”（信牌）。而浙江布政使段志熙、按察使杨宗仁从传统华夷秩序出发，认为日本向天朝人士颁发信物实为僭越，“甚属不合”，所以坚决反对。在两派争论不休之下，浙江巡抚满保暂时收缴了商人的信牌，让这些商人无牌去日本贸易，结果被日本长崎官僚撵了回来。浙江官僚们看到日本真的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坚决实行信牌，满保只得将日本信牌之事上报中央，让中央决定是否接受信牌。
1716年末，浙江官僚们正式上奏了日本的信牌贸易之事，因为信牌和勘合朝贡极度相似，如果中国接受了信牌，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去给日本朝贡？以大学士马齐为代表的中央大部分官僚从宗藩体系、天朝帝国的角度出发，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中国商人接受“倭子牙帖”是“有乖大体”、会“大生弊端”，所以应当由朝廷出面和日本协商，要以我为主，此后去日船只可以限量、也可以发给信物，但必须是中国官府颁发的信物“以我国文票为凭”，而非日本信物。但康熙却发动独裁，直接否决了官僚们的做法。
康熙慷慨地说：“倭子之票，乃伊等彼此所给记号，即如缎布商人彼此所记认号一般。各关给商人之票，专为过往所管汛地以便清查，并非旨意。部议亦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日本的信牌就是一种商业符号，没有政治意义，就是约定的信物而已，大家不要想多了，咱们可以接受。就这样，是否接受信牌的争论被强制终结。中国官府默认了日本信牌，自此华商去日都要持日本信牌。
关于信牌的性质，当时的日本人关起门来，做着黄粱美梦，坚决认为这就是中国人来给日本朝贡了！尤其是中国商人习惯性地给日本长崎地方官送头羊、送只猪、送几只鹅，长崎官僚不敢独占，得把这些中国“贡品”送到江户去请将军享用。日本人一看，中国人是拿着礼物来送给将军的，又拿着日本颁发的“勘合”，这不就是朝贡吗！你看华夷变态被确定了吧（这是日本挑拨中国民族矛盾的错误理论，明朝灭亡后，日本大肆鼓吹中国已经沦陷，但中华不能灭亡，中华转移到了日本，所以此后日本才是中华天朝）。所以江户时代的日本坚决认为信牌贸易就是朝贡。
而康熙是否知道信牌的意味，笔者相信，康熙是完全知道的。因为信牌上可是印着日本年号的（日本古代正式文书、官方公文都是汉字，中国人是看得懂的）。古代宗藩制度最重要一点就是奉正朔，朝鲜、越南、琉球的对华官方文书，必须用清朝年号，虽然私底下他们有自己的纪元方式，但绝不敢拿上台面和清朝叫板。可日本不同，日本直接拿着自己的年号来中国了，这是对中国华夷秩序的严重挑衅。但1717年康熙还是正式以“不过买卖印记 ，据以稽查无关大议”为名发布了“准海商领倭票照”的圣旨。自此中日民间信牌贸易算是建立了。
今天从学术角度分析信牌的性质认为：首先，日本穷，无法承担来日中国商人的吃穿住行，这是朝贡和贸易最大的区别。如果朝贡，朝贡方算作国使，接受朝贡的一方要负担朝贡方的吃穿住行，但日本穷，根本负担不起。而一旦来客自费，那性质完全就变了。第二，来日的人，从成分来看，没有清朝的官员，全是商人，他们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他们来日的目的就是商业活动，不涉及政治，不会约见日本高官，所以根本不存在朝贡。综上这是笔者将日本信牌称为贸易，而将明朝勘合称为朝贡的原因。
要名还是要利，这可是古代难以抉择的事情。明朝要名，结果自己吃亏；清朝要利，却去给日本“朝贡”。华夷体系可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康熙为什么敢突破传统观念，对日采取妥协，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实际获利的需求。康熙知道对日“贸易之银甚多”，可以弥补中国银产的不足，所以康熙采取了最务实的做法，为了继续从日本获得银铜，维持中国的货币稳定。康熙对日本的信牌采取了默认和模糊其概念的做法，无疑加大了日本的野心，至近代，日本终于再次向中国亮出了爪牙。
参考文献
王来特：《日本信牌事件与康熙的对日交涉策略》，《社会科学展现》2013年05期。
王来特：《德川幕府在信牌事件中的反应：正德新例再解读》，《历史研究》2013年04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2-5 10: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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