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面具戴得久了,就会和皮肉长在一起。他习惯了用天才的眼睛看世界,世界遍布理想主义的霞光,做人做事都应该完美无瑕。做面包也好,做学问也罢,他都不肯放低标准,迁就,是对那个世界的侮辱。
今年春节,是在牌桌上见着的展鹏。那天下午,约在伟国办公室打扑克。伟国单位每年春节都安排值班,但值班只是形式,没有待办事项,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倒成了叙旧的好地方。
牌局刚开场,展鹏推门而入,手中提着一小袋板栗,脸上笑容有些大了。论起来,他的加入并不唐突,我们仨是老同学,很长一段时间还是邻居——展鹏住我楼上,而伟国在楼下。只是我们太久没见了,伟国笑说,难得展鹏也回来,喊来凑热闹。我赶紧起身,腾出位置。
见到展鹏于我是惊喜。年纪渐长,春节的滋味就变了。小时对春节更多的是期盼,一套新衣服、厚厚的压岁钱,还有没完没了的寒假,鞭炮声里都是新的喜悦。长大之后,过春节则像翻老照片了。青廉巷行人日渐稀疏,房子越来越旧,连同房子里我的奶奶,也老得让人认不得了。我得翻开相册,才能抓回她的旧模样。
春节怀旧还包含见故友。我们是一块土地埋下的种子,我们吹过同样的春风,晒着相同的太阳。但是时光是太过神秘的存在,它把黑压压的种子,养成不同的样子。那些年少时熟悉的面庞,已被时间隔开老远。在短短的春假,我们重新相逢,走马灯似地聊聊结束的一年,更新陈腐的记忆。脑海中,仍是他们少年模样,眼前,却已然是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了。
打扑克只是老友叙旧的掩护。我们仨斗地主,打牌间隙,我的眼风有意无意地在展鹏身上扫。他穿着黑色短夹克,牛仔裤,金属窄边眼镜陈旧磨损,镜片上落着薄薄的灰。
透过闲谈得知,展鹏已经在省城落脚,在郊区一家面包店找到工作。那是家夫妻店,男主人为帮夫人圆梦,从国企辞职下海。好像每个女人都有个开店的梦想,花店、奶茶店或者是面包店,但并非每个男人都愿意舍弃工作让妻子的梦想照进现实。店铺小本经营,开在郊区中学旁边,主要服务学生和附近的小区居民。总共三名员工,店主夫妇加展鹏。展鹏负责烤面包,老板娘负责蛋糕,老板则管经营。
谈到店铺的分工,展鹏面露得意的神色。“店铺里我就负责把面包烤好,蛋糕之类产品全部甩给她,她搞不定了再让我帮忙。老板上次还说呢,但凡他提到市面上最时兴的面包款式,我都能烤。”说到这里,他笑起来,“他不问,我就啥也不说。”他的笑容变得狡黠,嘴角亮闪闪的。
展鹏在牌桌上边吃板栗边战斗,两根手指像捏围棋子似的夹着板栗,腮帮子有规律地一鼓一鼓,胜券在握似的。我牌艺不精,和展鹏分在一组时,昏招迭出,他也没有怪罪。无论是进攻时我出牌差强人意,还是防守时伟国火力猛烈,他都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有些骄傲了,让我想起坐在街亭城墙上大唱空城计的诸葛孔明。
面包店给展鹏开了近五千的工资,他在店铺边租了个三百多的单间,上下班都不出周边一公里。年底那段时间,店铺生意不济,疫情让学校封校,店铺也就连带着断了客源。临近年关,大家又都感染了新冠,老板索性把店铺关了,展鹏很早就回到了老家。
展鹏说,家庭作坊似的面包店并不是他的终点,他想在省城开一家面包店,不过先借着夫妻店探探路。“能干多久,还两说呢。”展鹏眉飞色舞,一幅蓝图在他的神情里铺展开。
眼前的展鹏和记忆里的,有神似有交叠,更多的却是不同。时光呐,你不知道它如何塑造一个人,会把一块泥团揉搓成何种样貌。回溯过往,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将展鹏与面包师傅划上关联。
老家县城地处闽北山区,江水在山涧拐了一道弯,先人们便在此生了根。县城小小的,城关常住人口不足五万。江水自北峰起往东南方向流,它大多时间是静静的,不疾不徐。初中的操场上筑着半人高的堤坝,爬上去能看见江水东行,穿城而过。
学校有三栋建筑:一栋教学楼,三个年级几十个班级日常在此上课;一栋实验楼,“科学”等所谓的副课放于此处;还有一栋是宿舍楼,不少同学从乡镇而来,聚集于此——他们的父母离开家打工,学校便是家了。
初中时,展鹏是大人眼中的模范、天才,而我不幸与他同班。同龄人还沉迷漫画书、“三国卡”时,展鹏已浸淫文字、熟读三国了。那时,学校周边的零食摊位上售卖三国卡,正面是英明神武的三国英雄,背面则是简单的文字介绍,附带着数字化的武力值、智力值,我们对三国的认知仅限于此。但展鹏强调:“我看的可是原汁原味的《三国演义》,文言文,不是白话文版。”于是,同龄的孩子围着他,听他讲刘关张桃园结义。他两眼放光,脸上挂着成竹在胸的表情,高深显而易见,同伴更多是被他的神情吸引,而不是故事。
我不甘心,也翻出《三国演义》,艰难地在文字中摸索,拼凑他口中群雄混战世界的细节。下一回,他在人前谈起“三英战吕布”,绘声绘色地,我就插嘴质疑,自认为抓住了他的破绽。可他毫不慌张地反驳,眼神带着毋庸置疑的神气,我立刻就退缩了。
展鹏太出挑了。在学校,只有他能和班主任平等对谈。广泛的阅读让他有种不合年龄的成熟,这份成熟夹带着少年锐气,像冬天刮来的北风,带着毛刺。那样的交谈让人羡慕:不是稚嫩学生对老师的报告,而是平等的两个人侃侃而谈。他们交谈的内容,不是扯咸淡,常常是探讨了。
班主任是个挑剔的语文老师,身材微胖,牙齿像是乡间的崎岖小道。他常寡着脸在班级教训我们,唯独提起展鹏时,脸上会堆起笑,惜才的模样。为了制服脱兔般的学生,班主任在班级推行“操行分”制度,每个人的日常表现都与分数挂钩:考试进入前十名,加分;运动会得了奖,加分;上课讲话、作业没有完成,都是要扣分的。班主任在教室中间的墙上挂了张大幅的白色卡纸,全班每个学生的名字都赫然在列。榜单与每个人有关,把人整个摊在阳光下,无遮无挡、众目睽睽。
初中生最争强好胜,我也不例外。对于展鹏,我不服气——谁受得了班主任偏心宠溺,对象还是楼下的邻居呢?
那年县里突发洪灾,政府组织募捐,班主任倡议捐款,并宣布捐款金额与操行分挂钩,捐款多的同学可以多加分。我一股脑把所有零花钱都捐出去——一张绿色的五十元人民币。
之所以对金额记忆犹新,不仅因为那是外婆春节私下塞给我的红包,红包上附带着老人家的嘱咐,还因为它给我招致一顿毒打——期末前,母亲参加完家长会,铁青着脸让我跪下,黑夜都弥漫到她脸上了。她平素虽严厉,但自从我进入初中,体罚是没遇过的。那段时间,她从工厂下岗,家里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却从没亏待过我。
母亲从阳台拿来铁制衣架,抽打我的后背,下狠手了:“五十块你也敢捐出去?你胆子太大了,你看我下次还给不给你零花钱?”
我憋屈得紧了,眼泪瀑布一样流下来。
后来才知道,那次家长会结束,母亲和展鹏母亲一同找班主任,想问问孩子在学校的近况。母亲对我的关注天经地义,但她错在不该和展鹏母亲同去,哪怕是邻居呢?
班主任指着操行分公示栏,展鹏的名字遥遥领先,榜单都快装不下他了。班主任笑着和我母亲说:“孩子有爱心,但捐款的分数都加上去,也比不上展鹏。”我想,当时班主任的笑容一定很刻薄,我理解母亲的屈辱,她的铁衣架不是打在我的背上,而是我的脸上。
我先是好斗的公鸡,随时要上战场比拼一番似的;过了一阵子,我偃旗息鼓,决定放弃了。那口气一放下,我就再也没有提起过。我不再攀高,甘心伏低做小,我匍匐在生活脚下,它给我什么,我就拿着什么了。
展鹏母亲是小学数学老师,展鹏成为天才仰赖母亲开蒙。她一早准备好课外读物,有计划地递到儿子面前。她还能辅导数学,那几乎是本职工作了。可以说,展鹏的天才来自她的苦心经营。她还是严厉的,声音尖锐,让人想起粉笔摩擦黑板的尖响。
伟国还记得一个傍晚,他上楼找展鹏玩。展鹏母亲从夹缝里按住往里冲的伟国,把他拦在铁门外。她说,展鹏正在看书,学习任务没完成,不能和你耍。伟国说,他记得展鹏母亲瘦削的脸,不耐烦的,眼神像是在防治病虫害。
也许在她看来,我们注定要困在县城,而展鹏不一样。
谈及儿子,展鹏母亲总洋洋自得,尖锐的声音夹杂着炫耀,一张网似的罩上来。儿子是她最好的作品,还有什么比此更能代表老师的教学成就呢?我母亲几次在家腹诽:“有啥可得意的?”可见,展鹏母亲的骄傲变成了尖刺,也刺痛了其他拥有“普通儿子”的母亲的心。
但我脑海里还有个展翅欲飞的展鹏。
我、伟国和展鹏,年纪一般大,可以说是发小。伟国家住一楼,展鹏夹中间,我家住在三楼。应该是小学时,稚嫩的我推开展鹏家的门,看见他站在小板凳上,腰杆笔直,规律地挥动一根小棒。小棒在半空中恣意舞动,虚画着三角形。展鹏面前放着半人高的角架,上面摆着薄薄的有着奇怪符号的书,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五线谱。
展鹏的爷爷站在他的身侧。他爷爷是音乐老师,花白的胡子,微卷的半长头发,很有艺术家的气派。老人轻声打着拍子,偶尔轻握展鹏的手臂,引导小棒的走向,祖孙俩像是两只交叠在一起的振翅欲飞的苍鹰。我在一旁看呆了,眼前的画面属于另外的世界,太过陌生。
我意识到展鹏与我的不同。我们分属于不同的生产线,我们压根不是同一种产品。展鹏母亲是把儿子当做航天员和科学家来培养的。那条生产线精钢质地,严丝合缝,每道工序都要求精准。展鹏性能的领先是毋庸置疑的。我又想起粗糙的自己,羞赧拉扯我的脚步,蹭蹭地往后缩,不得体被暴露在人前似的。
这种比较的结果,是我和伟国越走越近。平凡的我们更能分享琐碎的生活。初中生拿不上台面的乐趣,可以在私下传播,变成两个人关系的黏合剂。我不愿把真实生活摆在展鹏面前,它们显得低级,我不允许自己有副低贱的嘴脸。
后来我发现,像我这么想的人不在少数,疏远是群体性事件。那些住宿生,他们像小小的石头,还没发育的身体,麦秆似的,脸上却常有倔强的表情。遥远的父母,让他们因为敏感而坚硬。而面对天才,背过身子或许是更好的姿势——如此,也偶有一丝得意从我心底冒出头来:成绩好又怎样?《三国演义》烂熟于心又如何?大家都不和你玩!细想来,排挤大抵都是自卑心作祟罢了。
初三,展鹏做了件“大事”——他离家出走了。
他在班级里独来独往,对于同学的退避三舍,显得云淡风轻,毫不在意,有一股子傲气。我们只知道他和他母亲大吵一架,就背着书包就离开了家。
那天晚上,全家出动,他的父母、爷爷把县城的大街小巷都翻开来,来来回回检查,但天色沉了,他也没回来。第二天,都准备报警了,他父亲才在邻县的网吧找到他。他一个人,步行到那边,夜行了四五十公里。
我是在进入职场以后理解展鹏的,他被绑架了,他母亲用“天才”的标签绑架了他。
在单位,我的顶头上司是个脸上永远挂着笑的中年人。他总在人前夸奖我,说我像老黄牛,说罢还要拍拍我的肩膀。说得多了,“老黄牛”就像紧箍咒了:我不敢请假,担心会玷污了老黄牛,让他失去令人敬仰的光芒;我雕琢自己,尽力让言行规矩。久而久之,老黄牛变成我,而真正的我,烟消云散了。
而年少的展鹏面临同样的困境:大家用“天才”之类的词汇代表他,他必须优秀,而且必须优秀得毫不费力。“天才”的称谓绑架了他,一组好词露出狰狞的牙齿,不怀好意了。人一旦被捧上神坛,曲高必定和寡,而展鹏不过是一名初中生罢了。
高中,展鹏从县城消失,他母亲按照计划把他送进省城读书。那时,我的足迹还未抵达过省城,只知道沿着江水一直往东,江水汇入大海的地方,就是省城。那是一个比县城大不知几倍的地方。那条路啊,弯弯曲曲,绵延几百里,但越是山高路远,越是吸引人。
我按部就班进入县城高中,身边大多数同学亦如此,我们沿着很多人走过的路,顺从地往前走。当我母亲还在为我拿到不错的成绩进入高中而高兴时,展鹏则已经被她的母亲送进了省城。
后来关于展鹏的事,我都是听说的。
展鹏的两个姑姑在省城工作,进城读书的计划早已草蛇灰线地布局,绝不是突发奇想。开始展鹏住在姑姑家,之后住校。
进入高中没多久,省城传回的消息就不对味了——姑姑毕竟不是母亲,姑姑对于侄儿是只可以有疼爱的,脱离了母亲的管教,展鹏被电脑游戏夺走了心魄。当时一款三国主题的游戏大热,他熟悉的三国世界被创造性地呈现,可视的刀光剑影令人血脉贲张,展鹏的业余时间就在网吧度过了。
失控有叛逆的成分。过去,因为母亲的眼睛盯得紧,展鹏的世界是“自古华山一条道”,纯净得没有杂质,游戏糟粕无法生存。而现在,母亲远在千里之外了,鞭长莫及,被压抑的欲望便“翻身奴隶把歌唱”了。
展鹏的失控最先体现在成绩上,他的成绩一落千丈,失去了往日繁华。伟国曾和我说,展鹏初中漂亮的成绩单是在时间里浸泡出来的,而不是如他表现得那样容易。我们撒欢玩耍的时候,他母亲把他钉在书桌前,奥数题或者课外书霸占了他,天才的背后已经标好了价码。
远离县城,展鹏先是迎来了解放,再是沉溺进游戏,最后失去了光环。省城的高中显然不是县城可比的,这里每一名学生都被当作航天员、科学家培养,每一个放在县城里都是天才。
在省城的高中,再没有同学为他丰富的知识储备而赞叹,每名同学都读原装的《三国演义》。哪怕是成绩,也已经拿不出手了。他失去闪光的标签,没有老师再与他平等交流了。神话破碎,泯然众人。落差必定让他痛苦,否则无法解释他后来的行事乖张。
当然,天才跌落的失落挣扎,都只是我的揣测。我有一个天赋,能嗅出一个人的出生,谁来自城镇,谁来自城市,味道不同。我知道,展鹏和我的根是一样的。
我很早就认清自己不是天才。想在高中为人所知,有两条路:其一是成绩拔群,高中考试频繁,常在排行榜上显露峥嵘,众人便熟悉你的名字;其二是像个战士,高中有名同学,他的课表只有一堂课——体育课,我们埋头语文、数学和英语,在文综里痛不欲生时,他永远飞扬在篮球场,套着宽松的背心或者赤裸上身,他是教育体系的叛军,令高中生敬佩。这两条道路都需要天才,而我不是天才。我的高中安静得像是空气。
展鹏与母亲的关系愈发糟糕。起先,他母亲用电话督促,细细的电话线无法承受那份严厉,倒是把负面的情绪带来了。渐渐地,他不再屈从于冰冷的电话,不再与家里联系。对母亲他定有埋怨,既埋怨母亲毫无人情味的严厉,也埋怨母亲把自己送到人生地不熟的高中。
展鹏慢慢变成了特立独行的怪人:逃课去网吧,沉溺在游戏世界彻夜不归,直到老师把他姑姑喊到学校;在宿舍他一言不发,舍友们他一个也看不上,都是些自命不凡的家伙,显然舍友们待他亦如是。展鹏穿着邋遢的校服,在学校里格格不入,这份格格不入已和初中时不一样了。他像是一棵被拔出土壤的盆栽,曾经青翠茂盛,眼下却有些枯黄凋敝了。
展鹏的母亲也曾舟车劳顿前往省城,但除了引爆母子间的几次争吵,改变并不大。青春期的孩子无法理喻,我们都清楚,而展鹏的叛逆尤为猛烈。展鹏母亲想不明白,自己发心赤诚,筹备也不可谓不充分,为何事情的结果却与愿望背道而驰?她发现,儿子翻越掌控,不再沿着她设计的路径往前走了。她不再在人前炫耀儿子,儿子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
还有什么比一个教师教不好自己的孩子,更有讽刺意味呢?
再见展鹏,已在高中复读班。六月炎炎,我辗转难眠,高考的折戟沉沙在意料之中。我与母亲几乎没有商量,就达成了复读的合意,我把一张陌生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塞进抽屉,一脚迈进复读班的门。
没多久,展鹏也来复读,在隔壁班。
那天,同桌语带神秘,说:“隔壁来了位大神,都进大学了,还回来复读。”同桌的语气是不可置信的,复读于他是第二次下油锅——我们被复读折腾得酥脆,如复炸的鸡翅。高压下的身体,再经受不了更多打击。没人敢设想,如果高考再失败,会有怎样的结果与下场。
我们进入复读班是迫不得已,展鹏的选择就让人难以理解了——逃脱牢笼的鸟,为什么还要回来?
展鹏的高考成绩不咸不淡,大学也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二本高校。进入大学一个多月,他发现对专业并无兴趣,便毅然退学,随后才告知父母。
高中三年,展鹏与父母大闹过几次,超过普通家庭的亲子争执的程度,在县城颇惹了些风波。之后,他父母只能妥协,对他予取予求。培养天才的想法早已抛诸脑后,能安稳地往下走,已是万幸。对于他退学,他父母毫无办法,只能托关系把他弄回县城复读。离家近或许能顺遂些,他父母这样想。
展鹏在县城变得安静。他像是静默的潮汐,每天依然翻涌,却留不住世人的视线了。他的成绩不复往昔,个性也有些别扭。
我的状况同样不好,紧张的课程让我焦头烂额,自顾不暇。我像个辛勤的农夫,把往年耕作过的田地再次细细翻犁。我没有更大的野心,只是希望顺利考入某所一本学校,迎来不算完美但至少顺遂的未来。为此,我把头埋进黄土里。地理、历史、政治,背了又背,笔记本厚得像是一本书。夜晚,我常梦见自己在高考试卷上答错了几道选择题,再带着一头热汗惊坐而起。
几次和展鹏相遇,都在学校长长的走廊上。他极瘦,校服挂在身上几乎要被风吹走。他低着头,疾步而走,像在想什么问题。我喊他,他就抬起头潦草地笑一笑,旋即又低下头,消失在走廊的角落。
高考让我摔倒两次。第二年高考,我的文综再次发挥失常,接连做错几道没道理失分的选择题,噩梦成真。但我没有勇气再复读了。八月底,收到湖南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就逃跑似的坐上西去的火车。
展鹏的情况更糟,复读一整年,他的高考成绩甚至不如应届那年。没有道别,他也南下进入一所广州的大专。他的青春叛逆期持续得那样久,广州的学校也没能安放他的躁动,听说是挂了几门专业课,毕业证书就变成到肄业证书了。
其实说叛逆不够准确,我们谁也没有走进展鹏的内心,诚意地与他交流,问一问他究竟为何。我们只是远远旁观,看着他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与预期不相符了,便道是离经叛道,想当然地断言他叛逆了。
同学聚会上偶尔说起展鹏,对话总以他的现状开始,语带惋惜。有人在县城的廊桥见到展鹏,他穿着长长的风衣,鼻尖冻得通红,最惹眼的还是胡须——不知什么时候起,他蓄起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山羊胡须,寸长的胡须挂在下巴上,透着古怪。他出挑的样子谁也忘不了,眼下的闲话就更多了些唏嘘。
我母亲也提起过展鹏,说他与父母相处依旧有失融洽。我母亲的语气都有些同情了,那个瘦削脸庞的老邻居定是操碎了心吧?
展鹏后来回县城开面包店,还是我母亲说起的。“兜兜转转十几年,还是回来了。”她感慨。
穿城而过的江水,依旧不疾不徐地往东行。县城的人顺着它往东去,往繁华的省城去,它缓缓送着;失意的人想回来,想安顿,它仍张开怀抱欢迎。这便是我们的母亲河了。
面包店开在县城高中旁边,两间店面拼在一起,是展鹏母亲走了关系从学校承租来的。挨着高中门口,客流稳定,而且谁都知道高中生有个填不满的胃,哪个高中生不会放学时买个刚出烤箱、热腾腾的牛角面包呢?家人料定此处生意好做。
可最令我好奇的是,展鹏为什么会开一家面包店?我的印象里,他与面包毫不相干。
从广州的大专肄业后,展鹏独自到上海闯荡。那段时光是密不透风的,谁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何种因缘际会让他成为面包师傅。展鹏能回县城,他父母理应是高兴的。儿子近在眼前,看得见摸得着,遇见事儿也能帮上手。他母亲兴冲冲地在各家单位拉生意——近几年,工会福利越来越多,只要单位职工每年的生日蛋糕能由展鹏制作,面包店就生计不愁了。她跑得很尽力,在县城当了多年教师,几分人情薄面全都用上了。
2012年大学毕业之后,我没能留在湖南,回到省城谋了份工作,日子四平八稳。回想起来,我惯常如此:不出彩,但也不至于拉胯。读书时成绩平平淡淡,现在日子也过得平平淡淡。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到了什么时间就该干什么事。
我每年回县城的时间屈指可数,掐指算来,只有春节和国庆之类的长假了。家乡的消息,多靠母亲传递。县城小小的,事情也是小小的,但这些事却发生在我的老相识身上,惹人在意。
前几年春节返乡,我和伟国约着到展鹏的面包店闲坐。学生都放假了,店铺有些冷清,展鹏曲着手肘给我们开门,满手面粉。他说接了个大单,一户人家结婚,订了一百条吐司,正在赶工。
我和展鹏很久没见了,难免尴尬,好在伟国在场,他们的联系更多些。面包店很宽敞,后厨立着两米高的大烤箱,烤箱旁边是一张两米长的方桌。展鹏挂着围裙站在方桌前,把面包坯放进枕型的模具,烤箱在一旁轰轰作响。
整个空间洋溢着浓郁的鲜奶味道。展鹏眼睛并不看我,指了指旁边,让我们坐下聊,伟国熟悉地从角落端来两杯清水。我心里藏着很多疑问,诸如:为什么会成为糕点师傅?在上海过得如何?又是怎么想到回县城开店?但这些疑问都不合时宜。太久没见,时间把我们隔得老远,我不能僭越问出无礼的问题。我们的话题只能围绕着面包和县城,围绕近在眼前的高中,以及颇为遥远的学生时代。
展鹏的动作极娴熟,他揉搓面团,切下一块塞进吐司盒子,再放上食物秤。其实他的手已是秤砣了,他摆进容器的面团,重量八九不离十。面包房暖暖的,他挽着袖子,神色认真,下巴上只有青青胡渣,没有见到山羊胡。
我艰难地寻找话题,闻着喷香的麦香,我恭维道:“你做的面包特别香啊。”
“论起来,我用的材料可比‘紫蝶轩’(县城的面包店)好得多了。”展鹏神色一喜,打开话匣子,“我用的都是安佳奶油,他们还在用植物奶油呢!”
展鹏从奶油的种类开始细细介绍。蛋糕的世界如此陌生,他的话让人惊奇,脸上复有了些光芒,依稀有了小时候的模样。言语间,他透露出对“紫蝶轩”的不屑,在他看来,那就是一家偷工减料、用劣质食材骗学生钱的黑心作坊。然而,“紫蝶轩”已在县城开了两三家连锁店,是县城面包行业的霸主。
隔了一阵子,展鹏的父母推门而入。他母亲老得多了,头发花白,消瘦的脸颊略内凹,更显清癯,眼睛倒依旧是凌厉的样子。她推推眼镜,疑惑我们的到访,甚至有些警惕。我则有些惊惶尴尬,就像是小时候找展鹏玩,耽误了展鹏学习,被她抓了现行。
展鹏父亲解释说,临近春节,接到婚庆大单,展鹏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们过来打下手。展鹏母亲的目光透着眼镜射过来,尖声问我近况,我如实应答。她没有循着话题继续问,而是转了话头,说,你们几个工作都稳定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是结婚,父母刚退休,正好有空带孩子,再晚两年就要带不动了。她顿了顿,又说,展鹏也一样。说罢,她看向展鹏,展鹏撇过脸,脸色冷冷的,没有接话应答。
展鹏父亲在我们聊天的间隙已经忙活起来,他熟练地把烤好的吐司塞进包装袋,再用鲜红色的拉花锁扣扎紧,整齐地堆进黑色的塑料箱。我和伟国识趣地告辞。
面包店外是县城清冷的空气。我回头去看,面包店里灯火通明,一家三口埋头工作,沉默无语,像在演一出默剧。
我抬头看了看伟国,伟国的苦笑从嘴角荡漾开。遍经社会打磨,人生逐渐露出暴虐的獠牙,我们已非不经世事的少年郎了。展鹏的近况让我们五味杂陈,但我们不会去探问。人生的坎坷与艰难,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不屑为外人道的。于展鹏,更是如此。
今年春节假期结束,我装着家乡一整年的变化回到省城。
春节长假伴随着省城失语。拥堵的街道变得宽敞,行人重新成为街道的主人。行人不多,大家早早奔回炊烟袅袅的老家了。行道树被裹上或红或绿的条形灯带,枝丫上还垂着灯笼。春节假期结束,省城则重新站回舞台,热闹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带着满满的能量与记忆涌回来,街道再度被汽车塞得满当。我也遵循人流的潮汐,离开与折返,只是不知道这么多年,我身上的味道有没有改变。
正月的一晚,为给初中的地理老师接风,在省城的初中同学聚会。当年,地理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新鲜欲滴,和我们班关系颇好。老师的父母在省城生活,平日老师在县城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年迈的父母,也是趁着寒假,尽一尽子女的责任。
餐桌上,我说起春假时与展鹏打扑克,老师一阵唏嘘。
原来,展鹏在县城经营面包店并不顺利。刚开张时,他没有经验,之后又遇到疫情,高中停课,原本稳定的客源也变得不确定。听说面包店经营结业亏损了十几万,如果叠加人工成本,亏损数额还得往上翻。展鹏为何关闭店铺,重新回到省城,寄生于小小的夫妻店,我在心里明白了大半。
老师对展鹏恨铁不成钢。她说,展鹏太不切实际:
“他家的面包,只有孤零零几款,价格还比‘紫蝶轩’高出一截,说是要做精品,要让学生吃上省城的面包,可是他不看看县城的消费水平?生意没法做嘛。”
“老肖(展鹏的母亲)也苦劝多次,哪里听呢?说得多了,他直接把店铺关了。老肖又有得愁了。”
说罢,老师也皱起眉头。
他们都不理解展鹏。天才的标签早已和他交融,任何面具戴得久了,就会和皮肉长在一起。他习惯了用天才的眼睛看世界,在那双眼睛里,世界遍布理想主义的霞光,做人做事都应该完美无瑕。做面包也好,做学问也罢,他都不肯放低标准,迁就,是对那个世界的侮辱。他当然瞧不上“紫蝶轩”,极有可能也瞧不上我。
时光流淌,我早已不是试图和谁比高的初中生了。生活打磨我,我变得狡狯,平庸是我从生活里汲取的智慧:和人群待在一起最安全,站得太高会被排挤,太矮则难免遭受嗤笑。我努力维持平衡,做人做事皆以中庸论、以稳妥论,就像平稳流淌的母亲河。只是这条河流太过波澜不惊,每当我回头张望,过去的日子都长着一模一样的面孔。
再见展鹏,我的情绪复杂。我想起他说,“夫妻店只是我试试手”“能干多久,还两说呢”,想起他脸上骄傲的表情。起先,我在心底嘲笑他的自大,明明是面包师傅在郊区打工,由内而外的骄傲哪来的根骨?随后,又在自卑里生发一丝羡慕。这种情绪像是初中时就已埋下,展鹏身上的锐气分明没在生活里折损,反倒熠熠生辉了。
我记起展鹏挥舞指挥棒的模样,他在爷爷怀里,就像展翅的雄鹰,那种被天才滋养出来的睥睨眼神,我是一刻也不曾拥有的。
时光呐,真是太过神秘的存在。当初那捧黑压压的种子,到底是藜麦还是玫瑰呢?我迫切地想得到答案。可时光不理不睬,它只是缓缓地浇水和施肥,有条不紊地等着,等着它破土、抽穗,而我也不得不耐下性子,借着春节的长假,返回那片苗圃探看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