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魏晓涵
编辑 | 王珊瑚
进不了城的农村孩子
坑坑洼洼的地都修成了平整的水泥地,每个班都配了全套多媒体设备。近几年小规模学校改造,在这所薄弱的学校也投入了许多。但全校只有五个学生,四个老师。小孩子在院子里玩,一个老师在自己看名师教学视频(为以后调到乡镇或者其他学校做准备),一直到上课时间也没有老师去上课。两年前到河南省的一个山区的乡镇调研,我第一次见到小规模学校,确实让我比较震惊。那个乡镇总共有十几所乡村小学,只有一所学生超过一百人,其他都是在十几个以下,好几所只有一两个孩子。河南是全国小规模教学点最多的地区,比第二名广西要多一两千所。完全没法构成正常的教学秩序。一个老师带一两个学生是没办法正常上课的,小孩子需要正常的同辈群体,才能产生竞争、比较、互助的氛围,习得一些规范。讲教学知识,也完全跟不上,更何况还有智力障碍的学生。五个学生中,一位有精神残障,两位是贫困户,还有一位来自离异家庭,父母离婚之后外出务工,极少回家。后来去其他中西部地区的小规模学校调研,发现学生也是类似的构成——有身体或精神方面问题的,这种占少数;绝大多数家庭比较贫困,父母离异的非常多,一般在农村就是妈妈走了,爸爸去外面打工或者直接不管了,爷爷奶奶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三年级的女孩,长得白白净净的,整个人也穿得很干净,不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种(脏乱的刻板印象)。她在很认真地写练习册,很基础的那种。但仔细看会发现,她只会对着书抄原文的填空题,遇到开放一点的问题,比如“对这篇课文有什么看法”之类的,她就不会了,空在那里。她的家庭就是很典型的,妈妈原来打工,后来身体不好在家休养。爸爸因为疫情回了家,天天打麻将、钓鱼,不工作了,爷爷在县城当保安,两个双胞胎哥哥在县城里读职校。农民被推动着进城买房,教育资源也向城市集中。我们去的是河南一个很普通的县城,虽然前两年才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但县城集中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又大规模引进民办教育,学区房已经到了五六千一平,是很夸张的。有的村子只有两三户农民没有在县城买房了。留下来的都是非常底层的家庭。进城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意味着要租房,要有专人照料,如果去私立学校学费更高,对农民家庭透支很多。即使进了城之后,孩子在班级里也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也有父母觉得孩子在县城学习不好,反正也是浪费钱,肯定考不上高中,读职校不如跟我做学徒算了,从县城回乡镇学校的。我在一所乡镇的中心小学(注:在讲述者的调研中,通常小规模学校开设到三年级,四年级之后会升到乡镇的中心小学)和一个六年级的孩子聊天,他说很想好好学习,但是数学太差了。周末回家想买练习册补一补,也不知道问谁,整个村子找不到一个同龄的同学。有时候也管不住自己玩手机、看电视。他聊起自己的未来,以后很想当老师。现在就很苦恼,尤其在普职分流的情况下,这个成绩肯定考不上高中,以后怎么去读师范类院校呢?那所乡镇中心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数学成绩基本都及格不了,意味着到了中学百分百跟不上的,就只能去读职校,好像一辈子的命运就在小学的时候决定了。
●调研中的学校 讲述者供图
想出走的老师
我也是从乡村小学出来的。我96年出生,在江苏苏北读到小学二年级,自然村(注:指以家族、户族等自然形成的聚居点)的小学大规模撤掉了,我就转去了行政村的小学,到四年级在陆陆续续撤一些小的行政村小学,等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回去,发现我的村小也撤掉了。撤的时候人数还蛮多的,一到六年级是完整的,至少有四十人左右的这种规模的班级,也很少有小规模学校的概念。当时“撤点并校”是非常快的。
当时好像不存在什么适应的问题,学校撤就撤了,我们还开心地把自然村那个学校的东西搬一点回家里。从一个走几步就能到的小学,转到一个20分钟也能走到的小学,沿途就像是串门一样,把几个同学都叫上一起。自然村都是一个姓,到了行政村有很多个姓,但因为通婚,家长都认识,你是谁家的小孩。
当时整个乡土重视教育的氛围还是存在的。老师都是本乡本土的人,教不好在村里是很没面子的。我记得二年级转到行政村小学读书,我的班主任就住在我家隔壁没多远,直接跟我妈说,我的成绩太差了,语文拼音都不会,要跟上必须留一级,是非常负责的。
十几年后,调研的小规模学校和我经历的村小完全不一样。学生的规模、老师的来源,整个乡村的社会结构都变了。现在的乡村学校大多是两类老师,一类是马上要退休的民办教师,老教师有工龄和编制,工资是很高的,在村里过得很舒适,没有什么动力教了,安稳在这里退休就行。
还有一类是非常年轻的,特岗考进来的老师,政策规定你必须要去乡村或者这种小规模学校教书的;如果实在招不到老师,会临时找一些中专或者大专毕业的代课老师。
这些年轻老师就比较难受了,一位校长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编的还是代课的,都拼了命想往外调。很多老师比我还小,对乡土没有太多情怀,再加上村子周围很冷清也没什么人家,农民都进城打工了,跟小孩沟通又很难,待一年谁能待得住?
和有的老师闲聊,提到学生的状况,父母在哪儿?有没有出去打工?她们是真的答不上来。一位老师这样描述教学感受——时常感觉自己只是在帮村民看孩子。
一般特岗教师三年之后会自动有编制,通常选择到点就离开。也有特例,我在江西遇到一个95年的老师,当时是她教学快满第三年的时候,马上要拿到编制了,但不着急调走。问她为什么?她说考试压力太大了,乡镇的学校也不是那么好考的。
她更多是一种无奈吧,觉得照这样的趋势,不到一两年,她所在的学校就没有学生了。她准备“躺”到学校撤销,就可以自然调动到乡镇上,因为有编制,县里会给安排的。在小规模学校,面对几个学生,要怎么去调动老师教学的价值感呢?我看到的现实,和教育学家们在文献中描述的“小而美”的理想图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小规模学校占用了师资,一定程度还是影响了整体乡村学校的师资配置。从数据来看,整个乡村学校的师资是充足的,而且学科配置适当,但我们去乡镇学校调研,每一个都说他们缺老师。江西的一所乡镇小学,五六年级数学能及格的只有几个孩子。问他们怎么数学成绩这么差?结果他们说,四年级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我当时以为他们在玩网络的梗,没想到是真的。那位数学老师调走之后,没有那么快能招到老师,又不能从小规模学校调人,老师走了小规模学校怎么办呢?有些科任教师被调到小规模教学点,让乡镇中学师资变得紧张。
对那个95年的老师来说,当下让她更头疼的是婚恋问题。在村里没有什么人,也没人给她介绍对象,现在乡村学校很少有年轻男老师,可能乡镇能见到一两个,剩下基本都是女老师。
●调研中的学校 讲述者供图
闲置的乡村小学
去访谈一些老师的时候,有人直言,这些(在小规模学校的)投入等到几年之后,都会浪费了。一方面是人进城,另一方面是生育率持续下降,现在有五个学生,等五年之后这几个学生全部升上初中,学校肯定是没有人了。
实际上,小规模学校的经费由中心学校统筹,也存在操作空间。江西一所小规模学校的校长给我们算过帐,不足一百人的学校还是按照一百人的标准来拨款,每年拨付的公用经费应该是6万,他们获得的大概2.19万左右,只能勉强维持学校运转,甚至买抽油烟机和餐桌,都是校长找村里的老板赞助的。
●调研中的学校 讲述者供图
未来二十多年,还是有很多农民进不了城的,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成本比较低,但质量还可以的教育?我们所说的乡村学校其实包含乡镇和村两级,资源是有限的,怎样更高效地配置。是不是可以相对集中资源,把乡镇的中心学校搞好了?
我们在湘西调研的时候就遇到过类似的例子。家庭承担不了养育的责任,最好的选择就是让孩子住宿。当地的乡镇学校把吃饭、住宿的质量提升了,每天校车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学校会和村社联动,比如放学的时候,联系村里的干部巡查,防止打架斗殴或者学生被社会人士欺负。也会给孩子们提供一些课外活动,像是打篮球啊,或者坐在一起聊聊天,你能明显感觉到氛围和师生的状态要好很多。
和河南、江西的调研相比,湘西那个村镇的小规模学校不多。我们去的那个乡是一个真正的山区,只剩一所小规模教学点,大概集中了五十多个孩子。比较特殊的是,学校里的八位老师大多是本乡人,高中或者中专毕业之后就返乡做代课老师,一直到现在,即使面对很少的学生也还能保持教学的热情。这样的地方极少了。
乡村小学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推进得太夸张了,再加上出生率减少,将会有大量乡村学校变成小规模学校,而小规模学校也会持续地“减少”,可能是没有办法扭转的状况。有学者统计过,湖南从2016到2019年,新增了将近两千多个无人教学点,程序上学校还没有撤掉,但已经没有人了。
学校就闲置在那里。教育系统的干部和我们讲过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小规模学校招不到学生之后,自然就关停了。有当地的农民去举报学校怎么关了?最终派了一位校长来守着,隔一段时间来打扫下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