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刘三解著《青铜资本：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书摘
秦国，一个僻处西陲的小国，曾经被中原各国视同戎狄。可在商鞅变法之后，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100多年后，秦王政一举扫灭六国，可谓弱者逆袭、弯道超车的奇迹样板。
在过去的2000年间，无论在价值判断层面，如何指斥暴秦，儒家知识分子对于“耕战政策”的效果都相当认可。陈陈相因之下，甚至大多数现代人也普遍认可“关起门来种地、尚武”，就是秦国并吞天下的关窍所在。
其实，这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灭六国的真正倚仗，是一项鲜为人知的“黑科技”。
一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
这段话，是商鞅变法十年后，对赵良自夸自己治秦的成果，意思是：
秦国原本弥漫着戎狄的落后文化，父子的小家庭都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我商鞅教化秦民，为他们确立了男女之别，又大修咸阳宫室、都城，让秦国的教化可以像鲁卫这样著名的文明国家看齐，你看我治理秦国，和秦穆公时代的贤臣百里奚比较，谁更贤能？
显而易见的是，自秦汉之后备受推崇的“耕战之术”，并没有成为商鞅本人自夸的理由，他更关心的是自己将秦国落后的文化提升到关东各国“基本文明”的水平线上，说得直白点，商鞅本人都没觉得自己的“耕战之术”值得自夸，为什么呢？
因为种地求富，尚武图强，这是当时知识界的常识，无论是儒家的荀子，法家的申不害，或是被称为齐法家的《管子》，兵家的《吴子》、《司马法》，都是这个调子，这是当时的生产水平所决定的，往远了说，西周时代的邦国国人，照样是闲时务农，战时为兵，根本是一脉相承的产物。
可见，商鞅变法的功绩，不过是将一个落后的、与戎翟为伍的落后邦国拉进了当时的强国基准线上，所谓“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公允地说，商鞅从三晋之一的魏国带到秦国的“成文法”制度成果，只是让秦国得到了战国列强的承认，而不是什么“弯道超车”的灵丹妙药。
真正让秦国超越群伦的，另有其人。
《战国策·秦策一》中说：
蜀地就是今天的四川盆地。过往对秦惠文王夺取四川盆地的意义，往往从天府之国的农业生产入手，这是基于李冰修筑都江堰，大大提升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能力，进而引申出来的想象。
其实，蜀地四塞，东有三峡之险，北有大巴山、秦岭阻隔，对外运输粮食和用兵都是高成本、高风险的难题，除了司马错乘舟载粮，顺长江出三峡伐楚之外，再无大规模用兵、运粮的记录。至于北上支援关中，就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究其原因，成都平原至汉中有大巴山拦阻，数百里崎岖山路靠人力背负，运粮民夫还得吃饭，怕是到地方只剩下空麻袋了。到了汉中之后，交通条件虽略有改善，西汉水可通陇西，褒水、汉水可通南阳，可终究没有直达秦国关中腹地的水路捷径，只能翻越大山栈道，故此，无论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如何发达，对于秦统一战争都是远水难解近渴。
那么，蜀地凭什么能让秦国“轻诸侯”呢？
二
答案很简单，矿。
目前考古所见的商、周时期铜、锡矿主产区有八处：
（1）以赤峰—林西为中心的辽西铜矿及锡矿开发区；
（2）燕山南麓以承德和唐山为中心的铜矿开发区；
（3）中原中条山铜矿开发区；
（4）赣北铜矿开发区、赣北锡矿开发区；
（5）皖南铜矿开发区；
（6）常宁—衡阳一带的锡矿开发区和长沙一带的锡矿开发区；
（7）以大冶为中心的鄂东南铜矿开发区；
（8）成都平原西南邛崃一带的铜矿开发区。
从地理上看，地处中原地区的古矿区，只有今山西省中条山一处，战国中前期，都在当时的霸主魏国的控制之下，而诸夏文化区之外的几处矿区，秦国能够染指的，就只有成都平原这一处了。
要知道，蜀国一度相当强盛，《华阳国志》记载，“卢帝攻秦，至雍”，雍为秦国都城，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可见蜀国当时已全取褒、汉之地。到了战国时代，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秦国伐蜀汉中夺取南郑，同年即被夺回，10年后，蜀国又出兵攻楚兹方，能与两大强国在汉中往来拉锯，蜀国的国力不容小觑，这与蜀地丰富的资源禀赋密不可分，铜矿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青衣江流域和成都平原边缘地带，如邛都 （今西昌）、灵关（今芦山）、徙（今天全）、严道（今荥经）、青衣（今雅安）以及朱提 （其北达今宜宾）等地，其产量之大，可以从广汉三星堆和古蜀国发达的青铜文明上窥见一斑。在今天被秦粉们津津乐道的秦国“流水线”兵器，主要材质就是青铜，来源，自然也就是这些蜀地的矿石。
巴蜀还有一项特产是黄金。据《华阳国志》记载，涪县（今四川绵阳市）、晋寿县（今四川广元市）均产金，其民“岁岁洗取之”，刚氐县作为涪水源头，也有金银矿。岷江、沱江、涪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流域也盛产砂金，或为山石中所出金，或为水沙中所出金，这些自然金的颗粒绝大多数极小。这些黄金矿源，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蜀地灿烂的黄金文明的物质基础，铸成了大量器物，而另一部分则通过与楚人的贸易，辗转流入了中原，成为了楚地富庶的见证。
夺取汉中、巴蜀之后，真正让秦“强、富”的，实则是充裕的铜料和黄金资源，前者可以铸造青铜兵器，后者则为秦王室提供了充裕的阶层内共识货币。尤其是为战国中期之后，列国之间动辄万金的礼赠、贿赂创造了条件。
据学者统计，《战国策》涉及“用金”的记载，共计53次，其中“千金”出现18次，“三千金”2次，“万金”3次，合计59010斤/镒，放在战国时代250多年的时间尺度上，实在不算多。可待到秦始皇统一前，《史记·秦始皇本纪》提到，“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始皇已经可以拿出战国七雄250多年黄金礼品总数的5倍来贿赂六国豪臣，秦国之豪富，可见一斑。
要知道，耕地里可是长不出黄金和青铜的。秦国是在占据青铜、黄金主产区之后，王室施行“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的政策，垄断金、铜资源产出，从而傲视群雄。
不过，你以为这就是秦灭六国的“黑科技”？当然不是，黄金和青铜顶多只是资源条件，既然是科技，就必然有创新之处。
三
提到黄金，大家当然会想到货币。感谢中学课本，告诉我们战国时代有齐刀币、晋布币、楚蚁鼻钱、秦半两钱等等货币的种类，那么，在这些货币出现之前，我们的老祖先们，在使用什么货币呢？
考古发现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货贝”，也就是原产于大海中的一种特殊形状的贝壳。货贝作为实物货币，几乎遍布东周全境，完全不受政权国境的限制，这意味着，货贝只能是基于价值共识的、区域经济自发组织的交易媒介，核心功能是提供“地域通货”，由于天然货贝的缺乏，骨、蚌、石质的货贝也被广泛使用，印证了区域经济存在根据自身自然条件“自发”制造通货的行为，可以归类为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自由的货币”、“流通的货币”。
据张天恩1991年在《东周列国贝化的考察》一文中对出土春秋战国货贝的统计：“贝化在东周列国的大多数国家中均有出土，共计出有各类贝化约5万多枚。其中有些发掘报告没有介绍具体数字，以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准确数目者计有47950余枚。这些贝化从质地上大体可以分作十类，有海贝、蚌贝、骨贝、角贝、金贝、包金贝、银贝、铜贝、石玉贝和陶贝。另外还发现陶贝范45件，铜贝范5件。”这之中，铜贝有27341枚，占总数的57.01%，包金贝则只有72枚，金贝69枚、银贝4枚。
值得注意的是，秦国出土货贝的地点，均在陕西境内秦的本土，且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之初的秦国墓葬中出土的货贝只有两种，数量较多的是石贝，另有少量天然海贝，且前者出土的地点和数量都超过后者。
与之相对，春秋晚期的晋国都城新绛，已经发掘出土了铸造铜贝的币范，也就是浇铸模具，且在同时期的墓葬中发现形制相同的铜贝，可见秦国相对于晋国的落后程度，乃至于资源的匮乏程度，在晋人铸造铜贝100多年后，秦人仍在用石头磨制石贝，当做货币。
恰恰是因为落后，秦国开启了一项管理技术上的“弯道超车”。
在秦惠文君二年（前336年）“初行钱”，形制就是我们熟悉的圆形青铜硬币，不过，不止有方孔，还有圆孔，故此，应该称之为“圜钱”。秦国自献公、孝公时代即开始与魏国在泾水流域展开拉锯战，魏国又是学界公认铸造圜钱最早的国家，存世魏圜钱中即有“漆垣一釿”，漆垣地处上郡，秦惠文君八年（前330年）并入秦国，故此，秦圜钱应为仿魏钱之制铸造，而且，战国时魏国铜器、钱币多标“釿”之重量，约15克，与秦制1两相近，且存世魏钱有“半釿”，半圆形制却没有铸造地字样，秦之“一珠重一两”圆孔圜钱应即仿魏之“漆垣（垣、共）一釿”之制，而“半两”钱则仿“半釿”之文。
也就是说，秦国“初行钱”，直接跨越了铸造民间流通的铜贝阶段，开始即仿造了三晋霸主魏国以重量标识钱文的“圜钱”。
这一步追上了200年的差距，铸造“圜钱”是不是秦国的“黑科技”呢？
抱歉，还不是，因为它只是拉齐到同一个起跑线上，远远算不上超车。
四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十月一日，一位名叫“尊”的秦人女子因“择不取行钱”被捕，经问审、复审，拒收行钱的犯罪事实无误，当月，由名叫“起”的益阳县令和县丞“章”、令史“完”判处“弃市”之刑，就是将人杀死后，在市场上暴尸十天，再由徒隶将尸体扔到乱葬岗抛弃。
秦始皇对拒绝使用法定货币者的惩罚竟是死刑。这个案例，恰恰补全了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中“毋敢择行钱、布”规定的后果，展示了秦朝对“行钱”的态度：“不用就去死！”
这个思路在经济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名目主义”（chartalism），其创始人英尼斯在1913年就提出了，货币是政府债务的“代理人”，货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政府要求人民用货币纳税，只要货币能够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公平流动，哪怕它只是一个贝壳，一样拥有购买力。
这就意味着，秦国、秦朝的货币体系，直接忽略了价值、价格衡量这一步，人为指定衡量其他商品的货币尺度，用严刑峻法来维护“钱”的“无限法偿”，“钱文”标识的重量是虚假的，“含铜量”自然也就是虚假的，无论是在钱文上标识“半两”、“一珠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四”，还是“两甾”等重量单位，其实都无所谓。
打个比方，假设1斤铜能够铸造50个铜钱，而官府定价，一斤铜在市场上卖100个铜钱，任何人为了脑袋，也必须无条件执行，当然，官府收税时，也必须按照这个定价来执行，这样，秦钱就如“名目主义”所说的，可以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公平流动，哪怕所有人都知道，秦钱就是一种纯粹的“不足值”货币。
问题是，秦的县级地方财政中货币收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计簿”的科目中，必然或可能涉及金钱的科目只有5种，占总数的17.86%。按照“名目主义”的理论，秦国有限的货币税收根本不足以赋予秦钱足够的信用。那么，秦朝货币在政府和民间的流动，一定是“出超”的状态。
按理说，市场上的货币供应过多，应该会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局面，可秦朝的特殊的财政体系，却恰恰借此开发出了货币的一项新的功能——借债。
正是这项新功能，促成了秦国最终扫灭六国的壮举。
在没有银行机构的情况下，秦国少府、各郡工室铸造出的新钱，竟然也能以“贷款”的形式投放各县，县廷再用功赏赐钱或政府采购的方式，释放给秦民，这无疑是在没有金融行业的大背景下，创新出了金融业务。
五
事实上，秦民无论是受赏还是卖货所得的秦钱，本质上都是若干枚“一般债务凭证”，秦民将对应数量的“财富”（实物）出借给了“县廷”，“县廷”又将此“财富”出借给“皇帝（秦王）”，就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债务关系。
秦民在市场交易中支付“一般债务凭证”，获取的对应数量的财富（实物），就是一次债务转移。在稳定状态下，钱的持有者购买商品的过程，就是要求兑现“一般债务凭证”，完成一次“偿债”。
按照秦律，这一债务转移过程必须在规定的地点（市）、规定的方式（标价）、规定的流程（持券）进行，且必须持券留底，交易双方各拿“出”、“入”券，并将交易记录副藏于官。那么，在秦民主要从事耕种，手工业产品多出自官府“工室”，私营工匠也被聚集在“市”中售卖产品的背景下，秦钱所承载的债务转移，就完全处在政权的监控之下，无所遁形。
秦国的政治权力更将市场分割为两个大场景：
其一为王畿拥有大型市场和商贾聚集的都邑，如咸阳、栎阳、雍等中心市场；
其二为各县境内的小型区域市场。
相应的，货币流通环境也出现了分层，在都邑中心市场中，黄金的阶层内循环与行布的交易集散并存，又大量存在以行钱为单位的民间交易；在县域小型市场中，则是以行钱为单位的民间交易为主，行布参与的零星交易为辅。
当然，在这些交易之外，还有零星的社区内交易发生在“里”中，诸多核心家庭的互通有无，借用的地域通货就是货贝，低面额、可储存，只是不能纳税。
这些交易场景的区分，根源就是秦法对人口流动的严格限制，所有居民被户籍严格控制在著籍地，使秦国境内形成一个又一个以县为单位的网格，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市场化的物资、货币跨区自发流动也遭到了禁止，各县到都邑的物流网络只能通过行政力量铺设，人为地恢复到了西周时代，距离遥远的诸侯国齐聚王都入贡的状态。
这就使得都邑的本地化商业相当繁荣，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提到，秦文公、秦穆公都雍，举陇蜀之间的交通要道，“多贾”，秦献公迁都栎阳，北临戎狄，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秦昭襄王治咸阳，后来成为汉朝帝都，长安与各陵邑，都是交通枢纽，人口众多，所以，百姓都乐于经营末业。
外来商路集中到都城，提供了商品的多样性，正如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概括的，“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翠凤之旗、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作为“太仓”和“大内”的所在地，四方诸县、封君的剩余物资和采购需求在此聚集，都城中为皇室服务的“官营刑徒经济”可以提供远比县级市场更多、更好的商品，外国商人“邦客”也向此处汇集。
不同于畸形繁荣的都邑，各县封闭的货币区保证了货币不会自发地向区域外流动，物资却可以在行政命令下运输，同时，秦律将交易行为严格约束到市内，“择行钱弃市”的律令结合“告奸连坐”的管理手段才可以最大效率地执行。
换句话说，哪怕“行钱”、“行布”被换成纸片，通过对交易双方的人身控制，乃至于对生命安全的威胁，秦人也能赋予秦钱价值，并逼迫商品的提供者自发地为“一般债务凭证”来偿债，并接受政府债务的“债务转移”。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当政府大规模超发货币时，就已经开始向百姓预借了相当于他家庭产出若干倍的财富，比如10年、20年，30年的未来。
六
那么，秦国货币制度相对六国的压倒性优势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性质完全不同。
因为东周、三晋“布币”的诞生与西周的“点对点”统治模式休戚相关，更与黄河流域的交通、经济环境密不可分。经过春秋时代的灭国征伐，今陕西省东部、陕西省中南部、河北省西部、河南省中北部的广大地域中，数目众多的“邑”被纳入了晋国的版图，固然有晋国诸卿的分治，地理上的阻隔，犬牙交错的归属，都让统治成为新的难题。
统治又分虚、实两道，虚者如同周人重视“仇匹”关系，晋人通过侯马盟书中常见的盟誓方式，在“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逐渐瓦解，“自然结构家庭”日渐兴盛的背景下，重新建立君臣效忠关系；实者则无过于军、财二事，即本地的军事权力归属和财政收入归属，后者更是前者的物质基础，可晋国诸卿乃至于后来的三晋领地不只是山川险阻，甚至还有隔绝的飞地，让这些领地仅承担军役和象征性的贡赋，不但无法供养没有连片王畿围护的王都，还容易积蓄力量形成新的、独立的政治中心，最终分裂国家。
在此条件下，由中央朝廷铸造可以在王都纳税的青铜铸币，以目标地的应纳贡赋为价值保障，由户籍编列于都城邑中的商人远途贩运物资，商人通过“操奇赢”获得“什二之利”，王都则可以无成本地获得商人的租税和远方的物资，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官商利益共同体”。
此时，标识地名的青铜铸币就是一种仅限于王都和目标地兑现的“支付凭证”，这种货币的首要目的不是自由地流通，为民间交易提供便利的通货，而是为了更顺畅、更经济地获取财政收入，当然应归于马克思·韦伯口中的“行政货币”之列。
直白地说，六国的货币，是为了“点对点”的运输财富，当然也可以超发来预借财富，但其范围，却小得多，偿付能力也小得多。而秦国则无限发挥了半两钱的举债功能，甚至将其上升为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总结的，“‘债’是法律用以把人或集体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束缚’或‘锁链’，作为某种自愿行为的后果。”在秦国，债务也是吏治国家与平民建立联系的一种重要模式。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两周遗留下来的制度传统中，“仇匹”关系和“策命”制度只能在精英阶层内适用，它与精英阶层“族”的代表身份息息相关，当自然结构家庭代替“族”之后，周制统治也就失去了对社会的全覆盖。
在此背景下，承认自然结构家庭对“族”的替代是一种模式，也就是关东六国，尤其是楚国的发展方向；直接由吏治国家替代“族”的角色则是另一种模式，也就是秦汉国家延续至今的发展方向。
秦汉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将人变成官吏账本上的“数目字”，成为国家随时可以调用的资源，对人的物化成为制度。这种物化不存在例外，君王之下的精英阶层也被置于这个逻辑之下，只能通过分润权力拥有相对权利，又因权力的不稳定，随时会丧失权利。
恰恰由于“物化”进行得彻底，国家对个体的核心家庭的剥夺也就越疯狂，逼迫核心家庭的生活质量，长期处于一个吃不饱、饿不着的水平线，而国家则可以通过货币，将其生命历程未来可生产的资源大量预借，反而让被剥夺者产生一种自身进行财富积累的“幻觉”。
结语
现实是，西周制度中的“族内公有制”传统在秦制下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尤其是“所有权”的全面虚化，让秦王、秦皇帝和贵族、百姓的“私家”实则置于同一个残缺的所有权主体地位之上，故此，王室逐利、贵族逐利、百姓逐利，无论如何口头上“崇本抑末”，都无法遏止秦民走向全面的利己主义。
在此条件下，要利用利己主义就要控制“利”的承载和表征，将“利”控制在政权手中，简言之，将财富置换为国家债务，秦民积累的所有财富都是国家债务的累加，物质表征就是作为“一般债务凭证”的货币，无论是官铸的青铜半两钱还是官营手工业出产的麻布，价值基础都是国家的债务，让秦民在“拜金主义”的驱使之下，与秦政权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自觉自愿地把统治的“锁链”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创造性地解决了政权合法性问题。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0-12 06: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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