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薛小林：人为什么拒绝吃？——秦汉时期的“不食”

源济

文史知识丨​薛小林：人为什么拒绝吃？——秦汉时期的“不食”

Original 薛小林 文史知识 2023-09-25 19:31 Posted on 北京   

从“不食”讨论饮食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角度。

先民们不论是采集渔猎还是火耕水耨，都只能勉强果腹，他们经常性地吃不饱甚至吃不上，何谈“不食”？只有在解决了“吃”的问题之后，“不食”的选择才有其深层意义。春秋时楚国发生政变，楚灵王仓皇出逃，新王下令“有敢饷王从王者，罪及三族”，灵王三日不食而饿死，类似的因外部条件限制而无法得到食物的不食，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同样与楚灵王有关，“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灵王之臣的“不食”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刻意行为，此类“不食”附着了丰富的意涵。本文讨论的是有食物能吃却“不食”，这是一种偏离人类食色本能的主动选择，其背后具有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丰富内涵。

一、孔子的不食并非穷讲究。孔子对“不食”有较多的论述，《论语·乡党》中有这样一段话：“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恶臭，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儒家的教育是要成就君子，孔子提出的举止言行规范是对君子的要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并不是说孔子追求食物的精细，“精”“细”象征着人类对食物的无止境欲望，将孔子解读为一位美食家是无中生有之论。南宋大儒张栻在《论语解》中认为，“厌”是饱足之意，“圣人于饮食非有所择也，苟非如下所云不食之类，则食无精粗，皆可以饱耳”。《史记》中出现的“糟糠不厌”“疏食不厌”，“不厌”都是“不饱”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对精细的食物，夫子有所节制，并不饱足。

孔子将饮食视为个人修养与道德磨砺的途径，蔬食饮水乐在其中，而耻恶食者不足与议。《乡党》篇所云八个“不食”和一个“不多食”，并非是对食物的挑剔，更不是对五味口欲的无止境追逐。君子对待饮食的态度，有所不为，其中有的与饮食安全与养生有关，有的与顺应自然的理念有关，有的与礼仪规范有关，都是在“吃”的问题上自我约制。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认为欲望的无节制将导致个人的沉溺放纵，在这一点上儒家与道家并无不同。但儒家对食物有品格的要求，这个品格并不是口欲味道，即使是粗茶淡饭，也要按照规矩礼仪一丝不苟。例如“不得其酱，不食”，一般认为是对饮食的挑剔态度，这是由于不理解古人的饮食习俗而导致的误解，酱并不是什么昂贵奢侈之物，而是民间日常的佐食之物，“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急就篇》卷二）。每一种食物与特定的酱搭配，相得益彰。不得其酱不食，并不是要追求口味的极致或者对食物极端挑剔，而是重视食物之间的配搭，“味之和”是天地万物和合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更不是穷讲究，而是做事不苟且不随意的认真态度。

二、孝子的不食。遭遇丧葬是节制饮食的重要场合，“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在丧亲哀痛者身边肆意于饮食的饱足，是没有恻隐之心的表现，也是不合乎礼仪的。《礼记 ·间传》对有丧服者的饮食做出详细的规定：“斩衰三日不食，齐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缌麻再不食，士与敛焉则壹不食。”在亲人离世之后，按照丧服的轻重分别有三日不食、二日不食、三顿不食、两顿不食的要求，士如果参与敛的仪式，要有一顿不食。这是以不食的方式表达哀痛，并以不食时间长短的不同确认亲属伦理秩序。葬礼包括既殡、卒哭、小祥、大祥、禫等环节，孝子的食在不同阶段逐渐变化。“故父母之丧既殡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齐衰之丧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大功之丧不食醯、酱。小功、缌麻不饮醴酒”，丧亲之始，孝子悲痛万分而无饮食之意，故三日不食，以表痛怛之思，但哀礼不可过毁，“送死有已，复生有节”，故既殡后食粥，开始进食，但只是吃一点菲薄清寡之物。其他丧服者在既殡后，齐衰可疏食水饮，但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醯、酱，小功、缌麻不饮醴酒。孝子“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禫而饮醴酒”。随着时间的流逝，孝子能够吃的东西逐渐增多。禫是除去丧服，在三年之丧结束之后可饮醴酒，饮食恢复正常状态。丧礼与饮食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不食” ——对饮食的限制与禁忌表现出来的，依据丧服轻重与葬礼阶段的不同，饮食有序变化。通过一定程度的“不食”表达哀痛之情与确认亲属关系，是一以贯之的原则。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亲之人能在社会上获得声誉，朝廷的察举制度以“孝廉”为名，看重孝的品德。东汉时堂邑县百姓名防广者为父报仇而系狱，“其母病死，广哭泣不食”（《后汉书》卷四一，下文中出自《后汉书》皆不注）。这一行为令县令动容，特批防广归家殡殓。县中掾属都劝说不可，若防广乘机逃亡，县令则犯下纵囚之罪。但县令认为孝子必定忠信，防广一定会在葬礼结束后按照约定返狱。果然，最后防广在预定的时间内返回，此事广为流传，防广最后也得到减罪。和熹邓太后父亲去世时，“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申屠蟠非常孝顺，“九岁丧父，哀毁过礼。服除，不进酒肉十馀年。每忌日，辄三日不食”。三年不食盐菜，除服之后仍然不

食酒肉，在忌日行三日不食之礼，都是过度行礼的表现。过

度行礼一方面确实是丧主表达哀痛的方式，但另一方面也导致沽名钓誉、伪孝成风的现象，魏晋时期出现五日、七日、旬日甚至是二十三日不食的情况，社会上展开不食天数的内卷竞争，已经非一般人情，而只是伪孝邀取声名之举罢了。

 

丧礼中身患疾病或年过七旬者能够权变饮酒食肉，对于其他人则是以不食或疏食为主要要求。但随着社会风俗的丕变，西汉社会奢侈浇薄之风逐渐兴起，“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丧礼上竟然饮酒食肉并且歌舞伎乐。这种现象后世一直绵延不绝，宋代也流行在居丧期间大摆宴席作乐娱尸，丧礼成为亲朋好友聚会性质的场合了。

三、不时不食。从事农业的先民们很早就形成了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的观念，人的行动要与自然的节律相协调。“时则”“月令”是朝野上下都遵守的规范原则，国家的政令和民众的生产生活要与自然的节律相适配。《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礼记》的《月令》《夏小正》，崔寔的《四民月令》，写于悬泉泥墙上的《四时月令诏条》残文，都是月令性质的文献。孔子说“不时不食”，对不符合自然时节的食物是不食的。《礼记 ·礼器》记曰：“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弗飨也。”郑玄注：“天不生，谓非其时物也。地不养，谓非此地所生。”不符合时节的食物主要指反季节栽培的作物，也指动物的幼兽和植物的嫩芽。《盐铁论》中记载了“冬葵温韭”，就是温室里栽培的反季作物。在汉元帝时，宫廷中的太官园种植有冬生葱韭菜茹，其操作办法就是“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通过修建温室以及人工加热，为反季蔬菜提供生长的温度环境。当时的少府召信臣上谏“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汉书》卷八九），温室栽培暂时停止了。

到东汉，汉安帝下诏重申了“不时不食”的问题：“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牙，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供奉宗庙以及皇帝进御的食物，有的是“郁养强孰”，即温室栽培的，有的是在作物萌芽之时采摘，取其嫩鲜，但在儒家理念看来都是“夭折生长”，没有顺应自然时则的菜蔬是不适宜供奉宗庙和御养天子的。宫廷不使用“不时之物”并非严格的禁令，召信臣的上谏导致宫廷暂时取消了温室，但很快就又恢复，而且民间温室作物并未受到影响。汉安帝的诏令也只起到一时的禁抑作用，宫廷温室栽培不久后又恢复了。“不时不食”是儒家的理想理念，这一理念在现实政治中时而会发生影响，但权贵追逐滋味的要求，又会经常漠视这一理念，皇帝的诏令往往只起到表明“姿态”的作用，并未被严重看待，也没有法令禁止民间的温室栽培。从世俗生活的角度来看，温室作物可以视为汉代社会经济与饮食文化发展的产物。

四、观念与不食。食色性也，追求食物是人与动物共同的生物性。食物在前，因为观念的原因而主动不食，则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列子》中记录了一个寓言故事，有一齐国人名爰旌目，饥饿倒地，命悬一线，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飧以餔之。爰旌目吃了三口后恢复了意识，问曰：“子何为者也？”盗答曰：“我狐父之人丘也。”丘作为盗贼声名遐迩，爰旌目曰：“嘻，汝非盗邪？吾义不食子之食也。”该齐人最终不食而死。不食不义之食的态度，体现了自己的道德纯洁观念，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故事非常极端，但观念就是通过这些极端的故事得到宣扬。伯夷叔齐的“义不食周粟”，孔子说的“不食污君之禄”，两汉之际，避难天水的杜林不从隗嚣征召，拒任官职辞还禄食，都是以不食表达对权力的不认同、不合作态度。刘嘉与张竦为了阿附王莽，上书与起兵反莽的亲戚划清界限，其中讲到“臣闻古者畔逆之国，既以诛讨，则猪其宫室以为污池，纳垢浊焉，名曰凶虚，虽生菜茹，而人不食”（《汉书》卷九九）。此说应有所据，如果土地属于叛逆之臣，不食产自于此土的菜蔬，表示与叛逆之臣划清界限。

东汉周党、闵仲叔都是当世名士，“党见仲叔食无菜，遗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烦耳，今更作烦邪？’受而不食”。闵仲叔不以口欲累精神，直欲简省，过着含菽饮水的生活，周党赠送的生蒜反而成为累赘，闵仲叔感谢其好意而受，但与自己的理念不同而不食。另一位名士徐稚“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也是一种生活理念的践行。

儒家要求君子远庖厨，“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汉书》卷四八）。儒家的着眼点在于君子的心性，“不忍”之心是仁的基础，后来“见其生不食其死”成为民间禁忌和佛家戒律。东汉有一位陈伯敬特讳禁忌，“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陈伯敬遵守“目有所见，不食其肉”，并非出于儒家的教导，而是视之为一种禁忌，犯之不祥，与君子的不忍之心并不一样。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并非不食肉，但有一定的条件限制，需要“不见、不闻、不疑为我而杀之肉”。佛家的慈悲之心与儒家君子的不忍之心，反而更加接近。

不食的观念也反映在鬼神的世界。人们祭祀祖先，想象祖先能够吃到子孙供奉的牺牲粢盛，“血食”一词意味着食物来自血缘子孙的供奉。当蒙受冤屈而死的晋国太子申生的鬼魂打算使晋国亡国时，狐突劝道：“臣闻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绝乎？”（《史记》卷三九）由于鬼神不食非其血缘后代的供奉，晋国灭亡后申生自己的祀祭也就绝了。司马相如写的一篇赋中评论秦二世“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所以最终“墓芜秽而不修兮，魂亡归而不食”。民间的时日禁忌中也有很多吃的禁忌，如每逢临日不可饮食，孔家坡汉简的日书记录说，临日是正月上旬午，二月亥，三月申……帝以此日开临下降殃，不可远行、饮食、歌乐、畜生，凡百事皆凶。《风俗通义》认为“临日月薄蚀而饮，令人蚀口”。这些都是基于某种观念而产生的“不食”行为。

五、作为表达武器的“不食”。伍子胥伐楚，攻入郢都，申包胥去秦国求援，“七日不食，日夜哭泣”（《史记》卷五），以不食作为表达请求救援的哀绝与急迫之情。绝食，就是用不食的方式，以死来表达愤懑或怨怼的态度，如贾谊为梁怀王傅，小怀王不幸坠马死，“谊不食，毒恨而死”（《史记》卷一二七），以此方式表达自己的痛惜与自责。汉景帝将功臣周亚夫下狱，亚夫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作为对汉景帝打击功臣的抗议。汉元帝死后，石显失去靠山，被丞相御史弹劾，“徙归故郡，忧满不食，道病死”（《汉书》卷九三），这里的不食是因为失去权力后极度的忧虑加愤懑。王莽拜龚胜为太子师友祭酒，“胜不应征，不食而死”（《汉书》卷九九），以不食结束生命，表示对王莽的不合作立场。东汉桓帝朝外戚梁冀专权，尚书陈龟 “上疏言其罪状，请诛之。帝不省。自知必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不食而死既是预见到自己必死的命运而保留尊严，又是以此表达对梁冀专政的抗议。

在宫廷中，太后经常使用“不食”作为向皇帝施压的手段，以取得自己的目的。窦太后非常宠爱小儿子梁王，梁王也很孝顺，“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史记》卷五八），以“不食”来表达对太后的感情。梁王多行违法之事，汉景帝派遣文法吏穷治其事，梁王谋反的证据逐渐被发掘出来，“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这一行动迫使汉景帝改派宽厚长者去负责梁王案，隐没了谋反事，“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太后以“不食”取得了袒护梁王的效果。后来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

不知所为”。窦太后又一次用“不食”向景帝施加压力，后来在长公主建议下，景帝立梁王子五人为王，女五人食汤沐邑，太后乃悦，“为帝加一餐”。汉武帝时，田蚡与窦婴的斗争最终闹到皇帝面前，汉武帝偏袒窦婴的态度令王太后非常不满，“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邪”（《史记》卷一〇七），迫使汉武帝不再袒护窦婴。对于成年掌权的皇帝，太后只能以“不食”作为施压手段，以孝治国的皇帝必须做出妥协回应。

在皇家之外，其他家庭的长辈也经常以“不食”作为向晚辈施压的方式。万石君石奋，“子孙有过失，不谯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史记》卷一〇三）。以不食的方式令子孙反省改过。雋不疑为京兆尹，每次去属县复核刑狱，其母都要问他“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如果多有所平反，母则喜，若无所平反，“母怒，为之不食”。这位母亲是一位慈仁之人，以慈悲之心教育儿子，并以不食给予压力，所以雋不疑为政“严而不残”。长辈能以“不食”给晚辈施以压力，晚辈有时也以不食反向规劝，东汉杨厚九岁时，其母与前妻子相处不和睦，杨厚为了家庭和睦，“乃托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这种“不食”一般多运用在家人关系中，家人会在乎你的不食，所以成为一种博弈的手段。

六、养生修炼与不食。不食的另一个系统是道教修炼与医学养生中的“不食”。张良在刘邦当皇帝后，就以修习导引辟谷之术，来躲避政治猜忌。马王堆帛书中有一篇《却谷食气篇》，却谷就是“辟谷”，这一篇文献张良很可能看过。辟谷就是不食五谷，其背后的理论如《抱朴子 ·杂应》所言“欲得长生，肠中当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太平经》中说：“食者命有期，不食者与神谋，食气者神明达，不饮不食，与天地相卒也。”辟谷并配合一套呼吸吐纳的导引之术，是很常见的修炼长生之术。李少君作为汉武帝时期得宠最早的方士，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史记》卷一二），其中的谷道就是辟谷不食之道。《淮南子》记载了一个鲁人“不衣丝麻，不食五谷，行年七十，犹有童子之颜色”，大概辟谷能起到“却老”的效果。

在道教看来，食物的层次是“一气、二药、三谷、四果、五菜”，除了“气”

之外都是植物性的食品。辟谷是层次较高的修炼，不食五谷，当然更不会吃果、菜之类的。辟谷可以配合金玉、芝英、黄精、白术、松柏等药物与呼吸吐纳进行长生修炼。辟谷与药引是较高层次的修炼，一般修习者能做到不吃荤腥就不错了，不食荤腥的素食成为道教修习的重要方法，魏晋时期多见“不饮酒食肉”“断酒肉”的修习者。他们的素食并非因为经济实力的限制，而是修炼需要的主动选择。

汉代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对于食物与疾病的关系形成系统的认识，有些食物因毒性不能吃，有的食物合食会造成伤害，某些病症有忌口要求，有的食物与特定药物相冲。“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 ”（《金匮要略》），这是基于食品安全卫生的基本认识。张仲景指出最好不要食用动物肝脏，“凡肝脏，自不可轻啖，自死者弥甚”，王充就说“走马之肝杀人”，汉武帝诛杀文成将军但对外宣布是由于误食马肝而死。外形奇异、色彩驳杂的动物被认为是“羽虫之孽”，不能食。虽然与灾异观念有关，其实外形奇异、色彩艳丽的动物一般毒性较大，或含有未知病毒，不食羽虫之孽也是食品安全的考虑。张仲景认为青牛肠不可合犬肉食之，鸡不可共胡蒜食之，芥茱不可共兔肉食之，否则将成恶邪病，对不同食物相冲的性质有深入的认识。病人服用药物时也有一定的忌口要求，例如毋食彘肉、鲜鱼。如果服用“赤豆麻洙”，则不能吃葱、蒜、韭等，若正在治疗金伤病则不能食用猪肉、鱼肉、马肉、龟肉、蛇肉，否则久伤不愈。这些都是建立在医药卫生知识基础上的认识。

人类“吃”的历史早已超越生理需求的层面，附着了多层次的社会政治文化意涵，张光直就说，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吃什么、如何吃是理解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关键性问题。同样，主动选择的“不吃”与“吃”构成一事之两面，出于各种情景、观念、关系的“不食”，也是观察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颇有意味的视角。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