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汉代的和亲公主,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会是王昭君。千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对美人西去独留青冢的萧索结局扼腕叹息。实际上,和亲政策作为大汉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一环,仅西汉一朝,派往西域的和亲公主就达十余人。这些和亲公主,大多出身宗室,或是宫中宫女,但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或封号者却寥寥无几。我们能知道名号的汉代和亲公主仅细君公主、解忧公主与王昭君。在这些仅有的留名公主中,细君公主、王昭君最后都郁郁而终,唯有解忧公主一人,不但在汉匈战争起到了“断匈奴右臂”的重要作用,还最终落叶归根、回到长安。解忧公主的祖父是第三任楚王刘戊,为西汉宗室。刘戊何许人也?单看名字或许一时间想不起来,但楚王刘戊与吴王刘濞掀起的“七国之乱”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刘戊本是汉高帝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但他行事荒唐,在薄太后丧期间饮酒作乐,被人告发。汉景帝碍于与刘戊的堂兄弟之情,未采纳部分大臣诛杀刘戊的建议,但也借机缩小了刘戊的封地范围,收回了东海郡。刘戊不满,遂与吴王刘濞通谋反叛。次年,刘戊起兵与吴、赵等国西攻梁,与汉将周亚夫战,战败后自杀,军队随之投降汉廷。刘戊的家人匆忙将他下葬于徐州狮子山的楚王陵。后来,汉景帝并未过多追究其家人的罪过,并同意了刘戊按诸侯王规格下葬王陵之中。解忧公主便出生在这样一个血统为皇室宗亲,身份却是罪臣之后的没落贵族之家中。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和亲乌孙的细君公主薨逝,解忧公主奉命远嫁乌孙昆弥军须靡。两位前往乌孙国和亲的公主在身世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细君公主为罪臣江都王刘建之女,解忧公主为罪臣楚王刘戊之孙女,皆是“罪臣之后”。弱势的母家、女子的身份、罪臣后代的束缚,这些都意味着,她们是汉廷可以随意利用与抛弃的政治“工具”。以大汉公主身份嫁入乌孙后,解忧公主并未从一开始就在乌孙国后宫获得最高的礼遇身份。在嫁给军须靡之前,骑墙的军须靡同时娶了来自匈奴的左夫人与来自汉廷的右夫人(即细君公主),解忧公主作为细君公主的接替者,同样被封为右夫人,三人的关系与汉、匈奴、乌孙三国之间的关系紧密关联,乌孙王宫的后宫情势之复杂可见一斑。然而,就在解忧公主嫁入乌孙不久后,军须靡便死亡了。依乌孙旧俗本应其子继位,然而其子尚年幼,故而将王位传于堂弟翁归靡,但有一个要求,即在他的匈奴夫人生的儿子泥靡长大成人后,由泥靡继承翁归靡的王位。从这个遗嘱可以看到,亲附匈奴的思想在当时的乌孙统治集团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翁归靡继位后,解忧公主改嫁给了翁归靡,两人感情十分融洽,共生育三男二女:长子元贵靡,次子万年,三子大乐,长女弟史,次女素光。
那么,为什么解忧公主需要再嫁给翁归靡呢?原来,是因为游牧民族历来奉行的“收继婚制”。“收继婚”,又称续婚、转房。是指女子在丈夫离世后不得守寡,而是应当转嫁给家族内的其他人,夫君的兄弟、无血缘关系的儿子或是族中的其他亲属。
解忧公主与翁归靡的这段婚姻,对汉与乌孙的联合、汉匈战争的最终结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解忧公主以汉家公主的身份转嫁给翁归靡,代表着汉廷对翁归靡继任乌孙王权的法统承认。其次,解忧公主与翁归靡的蜜月关系又有助于汉与乌孙的联合,翁归靡从此转变了乌孙在汉与匈奴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度,全面投向汉廷。最后,解忧公主取得翁归靡信任后,在乌孙国政治生活与军事行动中积极活动,发挥了“断匈奴右臂”的重要作用。元康二年(前64,一说神爵二年,前60),翁归靡死,军须靡与匈奴夫人所生之子泥靡嗣位。解忧公主又改嫁之,并生一子,名鸱(chī)靡。因泥靡暴虐无道,失去民心,解忧公主本欲于甘露元年(前53)与汉使魏和共谋,谋杀泥靡,却未成功,还被泥靡之子细沈瘦困于赤谷城(位于伊塞克湖西南伊什提克)。所幸西域都护郑吉等人将解忧公主救出。解忧公主出身“罪臣之后”,身为皇室宗亲却不受重视,甚至接受三次“收继”,令人唏嘘。但解忧公主并未因此自怨自艾,她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乌孙政局中大放异彩,更协助汉廷“断匈奴右臂”的筹谋,使得乌孙国彻底由在汉匈之间摇摆,甚至趋向于匈奴的状态,转变为归附汉廷。翁归靡统治时期是乌孙国力最强的时期,也是乌孙与汉友好关系的高潮,这里离不开解忧公主的助攻。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后,使乌孙由惧匈奴疏汉逐渐变成叛匈奴亲汉,这也引起了匈奴对乌孙的嫉恨。昭帝末年,匈奴大举西伐乌孙,并发骑兵占领车师,与车师联兵,共侵乌孙。在这一紧要关头,解忧公主上书昭帝,及时报告了匈奴在西域的军事动向,并请求汉朝派兵,共击匈奴。汉朝得悉这一消息,“养士马,议欲击匈奴”(《汉书·西域传》)。宣帝继位后,解忧公主又与翁归靡上书宣帝,言匈奴出重兵夺取乌孙的车延、恶师等地,并要乌孙交出解忧公主“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中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汉书·西域传》),汉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这样一来,西汉与乌孙由亲戚关系发展成事实上的军事联盟。影视剧中解忧公主的和亲车队。来源/电视剧《解忧公主》截图本始二年(前72),西汉与乌孙实现了对匈奴的联合作战。在这次战役中,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由东面击匈奴;乌孙王翁归靡亲自率领翕侯以下五万骑,在汉使常惠“使护”下,从西方入,直捣右谷蠡王庭,俘获匈奴单于的叔父、嫂子、公主,以及名王、犁汙都尉、千长、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人,获马牛驴骤骆驼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东部战线五将军各出塞二千余“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汉书·匈奴传》)。这次战争,“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匈奴遂衰耗,怨乌孙”(《汉书·匈奴传》)。常惠因护乌孙发兵有功,被封为长罗侯。汉朝为表彰乌孙立大功,又派常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 (《汉书·常惠传》)。匈奴单于不甘心失败,这年冬,他亲率一万骑兵袭击乌孙,掳掠了一些老弱民众。结果恰逢天降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 还者不能什一” (《汉书·匈奴传》),匈奴反而又遭一次沉重打击。这时,曾经臣服于匈奴的各个部族也开始反攻匈奴,并取得胜利。匈从此走向衰败。对汉廷来说,这一连串的胜利是汉武帝反击匈奴以来六十多年间的决定性胜利,是“断匈奴右臂”的一次决战,汉武帝长期经营西域的事业至此才得以付诸实现,其影响十分深远。其中,汉与乌孙和亲的效果在这场战争中被充分展现出来,若没有解忧公主及时递出的情报与计策,汉军也很难做到兵贵神速,并与乌孙快速形成联盟。汉与乌孙联军进攻匈奴的战争路线示意图。来源/纪录片《河西走廊》截图身在乌孙的解忧公主一直思念故乡。她时常派遣自己的子女去长安,学习汉族的文化,当然这一行为也促进了汉与乌孙之间的使者往来。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解忧公主遣其长女弟史到长安“学鼓琴”三年。后来,汉朝特派侍郎乐奉护送弟史回乌孙。解忧公主的次子万年也曾到长安生活过一段时间。宣帝五凤年间(前57-前54),解忧公主还有“侍子”(古代属国之王或诸侯遣子入朝陪侍天子、学习文化,所遣之子称侍子)在长安,汉朝曾派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送侍子回乌孙。通过这一系列友好往来,汉廷与乌孙,乃至西域得到充分交流。乌孙原来不善冶炼,“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后来“颇得汉巧”而有所改进。解忧的女儿弟史嫁给龟兹王绛宾时,夫妻双双来汉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徽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汉书·龟兹传》)汉宣帝还赐弟史“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倚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汉书·龟兹传》)。汉地的文化与技术也进一步在西域传播,这些自然离不开解忧公主个人的呕心经营。解忧公主的子女后来也大多活跃于乌孙政治舞台,这对促进乌孙与汉的友好关系起到积极作用。她的长男元贵靡,后来作了乌孙的大昆弥(受汉册封的一种乌孙王国的名号);次子大乐是乌孙的左大将(乌孙国的官名,掌军事);小女素光嫁给了乌孙贵族若呼翎侯。元康二年 (前64),翁归靡通过汉使常惠上书,主动提出“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立为太子。为了进一步巩固与汉的亲密关系,翁归靡要求汉朝准许元贵靡“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同时表示坚决“畔绝匈奴” (《汉书·西城传》)。这是乌孙方面主动采取的加强与汉友好的重要步骤。这项要求虽然遭到萧望之的反对,汉宣帝还是批准了它,“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翁归靡、元贵靡以及乌孙贵族派出三百余人的使团,入汉迎娶公主。汉宣帝以解忧公主的侄女相夫为公主,许配元贵靡。但是,相夫一行走到敦煌,得知乌孙政情变化,翁归靡死,乌孙贵族拥立军须靡的匈奴夫人所生儿子泥靡继位,元贵靡不得立。汉宣帝便召还了相夫。汉乌关系遭受了一段波折。泥靡继位后,号“狂王”,复娶解忧公主为妻,两人关系不好。狂王“暴恶失众”“为乌孙所患苦”,失去乌孙人心。在这一情况下,解忧公主与汉使合谋,于酒席中刺杀狂王。但剑刺斜,狂王负伤而逃。狂王的儿子细沈瘦起兵包围。解忧公主和汉使藏于赤谷城。后来幸好得到西域都护郑吉的救援方才脱困。这时,翁归靡的匈奴夫人还有一子名叫乌就屠,他依靠母家支持,袭杀狂王,自立为王。乌孙一时出现了倒向匈奴的局面。西汉一面派破羌将军辛武贤领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准备以武力征讨,另一方面由解忧公主的侍女冯嫽进行斡旋调停。圉(yu)人呈马图。作者/[唐]韩干,来源/大都会博物馆冯嫽“能史书,习事”,为解忧公主提供了许多计策,是个颇有政治素养与外交才干的人。她的丈夫乌孙右大将与乌就屠关系密切。西域都护郑吉便利用这一关系让冯嫽去说服乌就屠。冯嫽向乌就屠分析形势,晓以利害,使其答应让出王位,“愿得小号”。为了详细了解乌孙政局,汉宣帝召冯燎回长安,亲自询问。又派冯燎作为汉朝使节,“锦车持节”前王乌孙处理这一事。冯嫽把乌孙贵族和乌就屠召到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均赐以汉朝印绶。由于冯嫽的斡旋,“破羌将军不出塞还”(《汉书·西城传》)。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鸱靡皆病死。此时的解忧公主已经年逾古稀,她向汉宣帝上书,陈言自己的故土之思:“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宣帝对这位将大半美好年华洒在西域的公主颇为同情,便准许其回京。解忧公主归汉后,宣帝赐公主级别的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礼仪也比照公主。根据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出土的汉代简牍《敦煌悬泉汗简释粹》记载,解忧公主由常惠护送,甘肃三年(前51)十月由阳关入塞,编号195简云:“甘露三年十月辛亥,丞相属王彭,护乌孙公主及将军、贵人、从者,道上传车马,为驾二封轺传,□请部。御史大夫万年下谓渭成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202号简云:“……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可见迎护解忧公主回京之盛况。《汉宫春晓图》(局部)。作者/[明]仇英,来源/中国台北博物院虽得以回乡,但京城早已物是人非,再加上年岁已高,回京后不过两年,解忧公主便寿终正寝。幸而,纵然一生命途多舛,最后也完成了中国人落叶归根的夙愿。千古以来,评价和亲政策的文人不胜枚举,大多持贬斥态度。唐朝诗人戎昱在《咏史》一诗中称:“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全唐诗》卷270)唐人刘贶认为:“高祖之和亲,不能久安。”(《全唐文》卷378)北宋司马光认为:“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资治通鉴》卷12)鲁迅亦撰文批判和亲是“以美女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鲁迅《坟·灯下漫笔》)。让我们先回到和亲政策制定的“起点”,即开国不久便发生白登之围的汉初。从汉初到武帝,匈奴正处于上升时期。冒顿单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败东胡、赶跑月氏、兼并楼烦,控弦之士达三十多万,自然会对西汉十分蔑视。而汉初的情景如《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因此,和亲是当时众多维系和平的举措中,对汉王朝而言成本最低的选择。解忧公主的和亲对象为乌孙国,相较于与汉长期敌对的匈奴,乌孙处于“中间地带”,和亲的目的更在于怀柔拉拢。和亲女子跋涉千里之外的边疆,忍受着与故乡完全不同的文化与风土,强忍自幼接受的“礼”的思想而被迫奉行收继婚姻,这些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但正如清人刘献廷和陆次云所言“汉家长策在和番”“安危大计在和亲”,解忧公主终其一生都在履行汉王朝赋予的使命,无论改嫁、教育子女还是深度参与乌孙政局、向汉传递重要情报,她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令汉廷多了一个“盟友”,匈奴多了一个“敌人”,尽可能维护了两地人民的和平生活。可以说,“女强人”解忧公主“以柔克刚”,利用十分有限的资源,在异国他乡促成汉与乌孙,乃至西域的友好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历史贡献不亚于沙场之上的将军们。黎虎:《解忧公主出塞的历史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于伟平:《论解忧公主的历史功绩》,《新疆地方志》,1996年第2期。姚景洲:《解忧公主与汉代西域初探》,《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俞明:《细君、解忧公主和亲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王云度:《秦汉史编年》,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秦永洲:《中国社会风俗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常建华:《中国古代女性婚姻家庭》,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0年。孙晓:《中国婚姻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