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一年（1498）十月，当太监李广自杀的消息传来，大明朝堂之上，有人欢喜有人伤心。
明孝宗朱祐樘是那个伤心的人。多年来，李广是他最亲近的“道友”。他对李广的“法术”深信不疑。李广自杀，他第一时间不是追究其自杀的原因，而是赶紧派人前往其府中搜查，希望找到“教主真人修炼速成指南”之类的秘笈。
然而，没有秘笈，只发现了李广的收账本，上面记满了文武官员馈送的“黄米”“白米”各千百石的数字。
天真的朱祐樘问，李广的饭量很大吗？要这么多粮食呀！
左右告诉他，这黄米、白米不是粮食，是金、银的隐语。
至此，李广生前大规模受贿之事才浮出水面。那些曾向李广行贿的官员，一个个惶恐不安，连夜跑到朱祐樘的小舅子、寿宁侯张鹤龄那里求救，史载，当晚，张鹤龄府前，“月下见轿影重重”。
大明立国130周年之际，一场权力斗争一触即发。
作为太监，李广自杀前在内外朝的权势极大，按史书的说法，叫“驸马贵戚事之如父，总兵镇守呼之为公”。文武大臣向他行贿，得排长队。他甚至能够干预内阁人选，有史料记载，丘濬由礼部尚书进入内阁，便有李广从中出力，二人的私交不一般。
弘治八年（1495），朱祐樘为自己的妹妹德清公主招驸马，有个名叫袁相的富二代提着钱往李广家跑，结果被“内定”为驸马都尉。这事被捅出来后，言官集体弹劾李广，但朱祐樘只是让重选驸马，对李广收钱等关键环节置之不问。
连皇帝的妹妹都敢坑，被揭发了仍然毫发无伤，可见李广有多受宠。
李广的权势，缘于皇帝的宠信；而皇帝的宠信，缘于李广的身份和本领。
史书普遍将朱祐樘塑造成中兴明君，论据来自其对父亲明宪宗一朝弊政的纠偏，包括压制宦官势力和取缔道教斋醮。明宪宗在位时，在宫中养了大批僧道，堪称“真人遍地走，国师多如狗”。朱祐樘即位后，光罢遣禅师、国师、真人就有一千余人。同时，那些为非作歹的宦官，如梁芳、陈喜、汪直、韦兴等人，也均遭到罢黜。新君朱祐樘这一系列动作，被称许为将“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
但史书普遍忽视了朱祐樘的另一面，在新君烧完三把火以后，他便逐渐走上了父亲走过的弯路：开始醉心斋醮炼丹，重新扶植宦官势力。
弘治三年（1490），朱祐樘即位已三年而没有子嗣，有点着急了。作为一个皇帝，正常的做法是广纳嫔妃，普降甘露。但践行“一夫一妻制”的朱祐樘，想法异于常人——下令再建祈圣嗣醮，祈求子嗣诞生。
有言官上疏提醒他，皇帝应该遵循“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之义”，选良家女以充六宫，远离斋醮方术才对。朱祐樘嘴上说爱卿言之有理，实际上却不为所动，仍然通过斋醮仪式求子。
谁知道，第二年，皇太子朱厚照真的诞生了。朱祐樘这下对道教斋醮死心塌地，对道教正一派第四十七代天师张元庆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加赏赐。从此，他崇尚道教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不仅恢复父亲成化时期的斋醮场所，还在各地疯狂修建道观。由于他身体虚弱，通过方术炼丹吃药，也成了他祈求长生不老的现实需要。到弘治十五年（1502），他更是在武当山玉虚宫举办“吉祥好事”斋醮，长达四十九昼夜。
与此同时，以宦官为内臣，牵制外朝官员，亦成为朱祐樘治国理政的一个手段。
朱祐樘跟宦官的特殊感情还在于，他早年从被承认为皇子，到保住储君之位，背后都有宦官的身影，所以他对宦官是有感情的。宦官的地位由此得到尊崇，特别是在国家礼仪的正式场合，太监总要压外朝官员一头。
一个让士人集团气愤的例子是，有一年，朱祐樘命少傅、太子太傅兼兵部尚书马文升和司礼监太监李荣一起阅兵，马文升想要和李荣“并坐”，“往返言再三，（李）荣竟不允”。对此，时人陈洪谟在《治世余闻》中说：“夫以保傅之官，掌本兵之柄，又值弘治之世，而宦官乃若此，其可骇也矣。”表面是宦官权势骇人，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宦官的背后是皇帝在撑腰。
在此背景下，懂方术的李广以宦官身份获宠，便是顺其自然的事了。《明史》的说法是，“中官李广以烧炼斋醮宠”。早在明宪宗时期，宦官梁芳等人正是依靠“丹术符水”而崛起，如今李广不过是如法炮制罢了。在朱祐樘眼里，李广不是普通的宦官，而是自己修道路上最亲密的“道友”。而李广得宠后，更进一步强化了阉党集团的地位，梁芳、汪直、刘瑾等宦官通过他的襄助，或重新回朝，或崭露头角；也进一步助长了皇帝对于方术的迷信，朱祐樘“视朝渐晏”，从勤政之君变成了怠政典型。
直到一次偶然的天灾，阻止了朱祐樘持续下坠的势头。
李广权势最盛时，整个朝廷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捧他的人，另一种是反他的人。所以，即便一个人能量再大，他也控制不了所有人。反李广的声音，便是在李广最得意之时，一点点集合、扩大，并形成了风潮。
按照惯例，朝廷的政治斗争还是得借助天灾说话。
弘治八年十二月，河南、江西、陕西等多地发生地震。户部主事胡爟趁机进谏，将天灾与太监干政联系起来：“地震之类，灾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东南饥疫，骨肉流离，大变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广、杨鹏引用刘良辅辈，左道惑乱圣心，斋醮縻费财用。差遣在外，如虎横行，吞噬无厌，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宦官、贵戚，交相贿托，不以为耻……阴盛阳微，灾异何由弭乎？”
但这封指名道姓的奏疏递上去后，被朱祐樘压了下来，未能在朝堂上激起一点水花。
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包括时任内阁首辅徐溥在内，陆续有官员站出来提醒朱祐樘远离“奸佞之人”。朱祐樘心知肚明，还曾对李广说：“讲官云云，意指若曹也。”意思是要李广收敛一些。但他从未对李广采取实际措施，二人依然每日修炼斋醮。他也未对“多嘴”的官员进行惩处，相反，每次有人上疏劝谏，他总是“嘉纳之”，表现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虽然实际上并未做出任何改变。就是这样一种和稀泥的态度，让朱祐樘在历史上赢得了极佳的口碑。
徐溥上疏之后，鉴于朝臣的压力，朱祐樘召集阁臣于文渊阁面议政事。这是弘治十年（1497）三月的事，也是朱祐樘即位十年来首次召见阁臣议政。由此可见，朱祐樘荒废政务、依赖宦官到了何种程度，但就是这样一次召见，却被阁臣们视为“盛事”，从弹劾李广的舆论转变为对明君圣主的歌颂。
哎，中国的士大夫对皇帝的要求实在太低了，只要皇帝对他们表示重视的态度，他们就可以将他吹捧成一代圣君。
然而，实际问题却压根儿没有解决。
一个月后，给事中叶绅上疏，矛头直指李广“八宗罪”：诳陛下以烧炼之名，而进不经之药；拨置皇亲，希要恩宠；盗引玉泉，经绕私第；首开倖门，大肆奸贪……每一条都足以致李广于死地。对此，朱祐樘依旧装聋作哑。
到弘治十一年（1498），李广才走上了末路。《明史·李广传》记载：“十一年，（李）广劝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成，幼公主殇。未几，清宁宫灾。”这是两次偶然事件的叠加，首先是李广劝孝宗建毓秀亭，毓秀亭建成后，年仅四岁的太康公主却身染重疾，医药无效，李广运用道家方术为公主治病，导致公主薨逝；随后是朱祐樘祖母孝肃皇太后居住的清宁宫发生火灾，宫中传言火灾乃建毓秀亭犯太岁引起。本就对李广不满的孝肃皇太后怒斥李广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兴工动土，致此灾祸，累朝所积，一旦灰烬。”
史载，火灾当夜，“（李）广惧，饮鸩死”。
李广自杀后，朱祐樘对其法术仍然深信不疑，专门派人去李广的府邸搜寻奇方异书，结果只找回了一卷李广受贿的账本。事情传开后，酿成了一起大风波。
那些曾向李广行贿的官员，一个个惶恐不安，纷纷寻求洗白。而科道言官们则兴奋不已，纷纷上疏要求根据李广纳贿账本，清算李广余党。一时间，包括保国公朱晖、恭顺侯吴鉴、吏部尚书屠滽、户部尚书周经、礼部尚书徐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等在内的武臣8人、文臣24人遭到实名弹劾。公侯贵戚、尚书侍郎，均赫然在列。六部尚书中，除兵部尚书马文升之外，其他五人无一幸免。可想而知，这起事件的波及面有多广，如果全部清算下来，整个朝廷的秩序可能面临瘫痪。
这时候，朱祐樘终于展现了他作为一国之君的危机处理智慧。
他找到内阁班子，询问处理意见。当时的内阁由刘健、谢迁、李东阳组成，三人皆以道德文章著称，故面对皇帝的问询，一致主张按照李广受贿账本名录重惩行贿官员。
朱祐樘反问道：“但六部尚书，五人被劾，怎么办？”
内阁答复，参照账本，有则追究。
此时，朱祐樘撒了个慌，说：“本无簿籍，究之恐滥及耳。”意思是，所谓的李广受贿账本并不存在，追究起来恐怕打击面太大了。可以看出，受贿账本的真实内容可能仅有朱祐樘本人看过，连内阁成员都没看过，所以朱祐樘为了平复此事，故意声称压根儿就没有账本存在。
内阁却依然执着，说，让我们拟一个惩处意见吧，一定不会扩大打击面。
朱祐樘不同意，又说了一遍：“此籍不知有否，姑宜已之。”都跟你们说了，这个受贿账本并不存在，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不再追究了。
但李广事件的余波仍未平息，尽管朱祐樘表明了不再追究所谓“李广余党”的问题，大明王朝的西北还是传来了一个噩耗：弘治十一年十二月（1499年1月），在前线领兵抗击鞑靼的老将王越，忧愤而逝。
李东阳在王越的墓志中隐晦地说，王越是焦劳过度而死。
实际上，王越是因为陷入了李广事件，被言官们弹劾、指责为“奸佞之首”，不胜忧恚而病死。李广自杀后，被言官实名弹劾的官员中，王越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不是王越人生中第一次被指结交权阉，但这一次，73岁的老将终于没能挺过去，成了李广事件中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王越是一位文武全才，为人狂傲不羁，却能屡立战功，并以文臣封爵。但他的一生大起大落。朱祐樘的父亲明宪宗在位期间，王越便与权阉汪直结交。有了靠山，王越才能大胆地总制三边，抗击鞑靼，并取得红盐池之战、威宁海之战等战役的胜利。成化十六年（1480），王越因军功卓著，受封为威宁伯。
但到成化十九年（1483）汪直败落后，王越受牵连，遭夺爵除名，谪居安陆。朱祐樘即位后，王越多次上疏诉冤，朱祐樘最终恢复了王越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衔，命其致仕。这个平反过程，便有新一代权阉李广从中出力。王越因权阉而跌落，亦因权阉而重新蓄势待发，这是王朝政治权力格局的分配使然，当然也与个人的选择与站位有关，但士大夫集团由此认定他依附宦官而否定他的战功，对其评价充满了矛盾。
王越复出的转机出现在弘治十年（1497）。这一年，鞑靼的达延汗屡次率军骚扰大明边境，朝廷决定重设延绥、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官，先后推举了7人，均未符合朱祐樘的心意。吏部和兵部还因为人选问题陷入纷争，据史书记载：
部之再推也，屠襄惠（屠滽）以襄敏（王越）知己之恩，欲用之，马端肃（马文升）执不可，襄惠谓：“此担亦须用此辈人担。”端肃厉声谓：“屠滽担不得，马文升却担得！”
时任吏部尚书屠滽力荐王越出山，但向来为人正直的兵部尚书马文升不耻于王越结交权阉的人格，故极力反对。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人选却早就被更有权势的人内定好了，“内意则已定矣”。按照明朝史家王世贞的说法，“内意”指的就是李广。李广当时还在个人权势的巅峰，他看中的人选正是王越；而王越赋闲多年，时刻想着复职建功立业，所以两人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但这也为一年多以后，李广自杀、王越被劾忧愤而死埋下了伏笔。
朱祐樘同意了李广和屠滽推荐的人选，准允王越加封太子太保，总制甘、凉边务，后又兼制延绥、宁夏两镇。老将王越终于可以在边疆大展拳脚了。
接下来的弘治十一年是个多事之秋。七月，王越兵分三路，直捣贺兰山，取得与鞑靼战争的胜利。朱祐樘获悉捷报后，进王越为少保兼太子太傅。但三个月后，李广自杀，李广事件爆发。又过了两个月，陷入李广事件而遭到接连弹劾的王越在甘州（今甘肃张掖）逝世。
失去猛将的明朝，面对鞑靼的侵扰，又回到了败多胜少的被动局面。《明孝宗实录》称，王越死后，“守边出帅者，多庸懦无能，而冒功费财者滋甚。求如（王）越比，盖亦难其人焉”。
王越之死，对于渴望用人的朱祐樘形成了重大的内心冲击。为了政局的稳定，朱祐樘虽然没有追究李广事件的牵连者，包括被弹劾的五部尚书也未被撤职，但是，因李广事件而分化的朝廷势力却越演越烈，并日渐影响着他的决策。他终归要面对这次政治动荡的后遗症。
弘治十三年（1500）五月，大明境内出现日食和彗星，这在古代被认为是灾异叠现。
借助灾异，监察御史刘芳等人重提李广事件，希望皇帝罢黜两年前被弹劾而仍在位的五部尚书。有意思的是，朱祐樘的态度跟两年前相比，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立马对这起旧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要求有关部门“详议以闻”。因此，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此次言官再次弹劾尚书，极有可能已得到朱祐樘的授意，二者配合才会如此默契。
于是，在上苍示警和言官弹劾的双重背景下，北京的朝堂上发生了整个明朝规模最大的一次高层人事“大换血”：吏、户、礼、刑、工部尚书屠滽、周经、徐琼、白昂、徐贯五人同时上疏乞致仕，而皇帝也没有挽留，同意他们全部退休。
也就是说，六部尚书中，除了“正直者”、兵部尚书马文升之外，其余五个尚书都走人了。
这么大规模的高层人事调整，朱祐樘竟能从容应对，可见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明史》的记载更有深意，说吏部尚书屠滽等人的离去是“罢”，而不是“辞”，这或许更能说明五部尚书不是主动求去，而是被罢职的。
总之，时隔两年之后，朱祐樘终于对李广事件来了一次总清算，这也表明他要重启新政的决心。
五部尚书致仕后，朱祐樘在短时间内对六部和都察院进行了重组，由此确立弘治朝最后五年的人事格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人事重组中，原南京刑部尚书戴珊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原来在养病的户部侍郎刘大夏被任命为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二人逐渐成为朱祐樘的股肱心腹。史载，“帝晚年召对大臣，（戴）珊与（刘）大夏造膝宴见尤数”，君臣之间传为一段佳话。
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升任兵部尚书，但他推辞了好几次才就任。一见面，朱祐樘就问：“朕数次提拔你，你数次称病，为什么？”刘大夏回答，近年四方人穷财尽，易于生变，兵部掌管朝廷机务，万一生变，以臣下的能力难以处理，故忧惧不敢来。这个回答，表面是谦虚，核心却是向皇帝揭露帝国存在的严重危机。朱祐樘也不含糊，被“人穷财尽”四字深深触动，一直铭记在心。
从此，朱祐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勤政治国，“无日不视朝”。根据阁臣李东阳的记载，从弘治十年（1497）三月二十二日至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六死前，朱祐樘共有召见阁臣的记录二十一次。可与之对比的是，朱祐樘在位的前十年，从未召见过阁臣。
最后的几年，朱祐樘周围聚集了一帮贤臣和直臣。以刘健为首的内阁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以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人为代表的部院大臣，倾心尽力，一同辅佐皇帝革除弊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也许是李广事件的影响太大了，朱祐樘在位后期尤其注重官员的考核，按官员级别明确为三年一考察、五年一考察、六年一考察等不同标准，使官吏的升迁纠察进一步制度化。考察的目的，是对不称职者和贪官污吏进行罢黜惩处。史载，每逢考察大年，被撤换的官员均达两千多人。
作为一个守成之主，朱祐樘没有魄力改变大明日积月累的社会危机，在内忧外患中难以有大作为，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但作为一国之君，他有魄力进行自我革命，迷途知返，终于在人生的最后数年摆脱了李广事件的影响，从一个慵懒、堕落之君转变为勤政、开明之君。如此爱惜羽毛的君主，在历史上也确实罕见。他自己曾说：“吾不自治，谁能治吾？”没有人可以治他，他只能通过高度的自律，来克制自己的言行，从而赢得历史的尊重。
人生的最后数年，朱祐樘始终记得刘大夏说过的“人穷财尽”四个字。弘治十七年（1504），他曾召见刘大夏，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卿前言天下民穷财尽……何今日至此？”刘大夏列举了朝廷政策执行中的种种弊端。朱祐樘又问起军士的情况，刘大夏回答道：“穷与民等。”对此，朱祐樘只能深深叹息：“朕临御久，乃不知天下军民困，何以为人主！”
但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一年后，明孝宗朱祐樘突然驾崩，年仅36岁。
朱祐樘的死非常突然，从生病到死亡，中间仅八天时间，这引起了朝廷主要官员的怀疑。朱祐樘病逝于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死后第五天，吏部尚书马文升便上陈《追究庸医用药非宜明正其罪事》，请求太子朱厚照对明孝宗死亡的原因进行调查，矛头直指太医用药不当。
很快，朝廷通报调查结果，称明孝宗因偶感风寒，命太监张瑜与太医院议药方，但张瑜与太医院院判刘文泰有私交，未走诊视程序便“妄进药饵”，致使明孝宗因药不对症而死。
可叹，一代明君命丧于此。
史书对明孝宗朱祐樘多有谬奖，称他统治的时期为“弘治中兴”，但这与明朝中期的困弊还是出入颇大。不过，作为命定的帝王，我们还是钦佩其自我反省的魄力，看到他人生最后七年的历程，仿佛看到一个普通人摆脱心魔、重焕新生的过程。
若处在他的位置，我们能像他一样成功蜕变吗？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明]刘健等：《明孝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陈洪谟、张翰：《治世馀闻·继世纪闻·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朱子彦：《论明孝宗与“弘治中兴”》，《求是学刊》，1989年第6期李哲武：《太监李广之死与弘治朝政治》，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9-8 10: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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