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方虽没直说，但是话里话外都没有放过坠楼的学姐，他们说她“想不开”，最后的最后，以“一人坠楼，全屋保研”为这件事情彻底划下句号。
最初被选中为我们学校心理中心的咨询师助理的时候，我内心是无比快乐的。那会儿我刚看完一个剧，改编自一本小说，男主是一位外表优雅、风度翩翩的心理医生，暗地里也是个作案手法高超的连环杀手。我一度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一直想亲身体验一下在心理咨询机构工作的感觉。
中心有两位负责人，都是在编老师，知名院校的心理学博士毕业，也是《心理健康》必修课的主讲老师。这门课在大一开设，所有专业的学生都要修。不需要授课的时候，她们就在心理中心坐班，管理办公室的大事小情。
之前一直以为学生给学校干活就是白干，第一天来上班后，我才知道做咨询师助理是给发钱的，拿工资就意味着工作不会太闲，我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接待来访者、收集整理来访者资料、复印病历、对接咨询师、跟进咨询、对接学院辅导员、对接校内外医院精神科、网站维护、视频剪辑、公众号运营、会议记录、海报设计、各类心理活动和科普宣传、财务报销、咨询费核发、打扫咨询室卫生、养花、订饭……总之就是一堆碎事儿。
北京话里有个词叫“催巴儿”，我感觉它能简明扼要地概括做助理的自己：什么都得会一点，但什么又都不精通，就像酥皮点心一样，看起来精致漂亮，稍微一捏就碎成渣渣了。不过，中心的工作氛围比较好，第一天干不完的工作，我们会自动顺延到第二天，从来不会被骂或被指责。
我还有两个搭档，其中一个负责跟进几位咨询师，这样就能cover掉工作日所有时段的咨询。大家共用一本工作笔记，就留在工位上，每人都要写明在自己负责的时段里做了什么事，以及还有什么事项是待做的——这是中心的强制性规定，为的是尽可能在“翻旧账”的时候有迹可循。此外，每日的工作文件也必须建立单独的文件夹，按日期分类放置，无论当天的事项是否做完，结束工作后都要上传系统留档。我们会配备统一的公用手机及微信号，工作时间不允许用个人微信联系任何来访者和咨询师。
面试的时候虽然说了几句洋文，但是来中国的留学生，不出意外都能叽里呱啦讲中文，时不时还能蹦出个“我去”“卧槽”，一般来说，几乎没有那种鸡同鸭讲的局面。所以说，这个助理工作没啥门槛，就是活儿细，得按规章制度办事。
有意思的是，一旦别人知道你干着这份工作，就会自动把你脑补成一个稳重、靠谱、值得信赖的人。我也确实在这份工作之外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重量。
学校的咨询全部设在工作日，上午3个时段，下午3个时段，每个时段40分钟左右，每个时段会固定排给1个来访者，常规情况是每周1次，每学期最多8次，也就是说，一位来访者在2个月左右就会结束自己的咨询。我们的咨询是免费的，中心会外聘咨询师，按小时计费，费用由学校出。
每学期预约咨询的学生人数不少，很多人一开学就预约了，但也往往要2、3个月之后才能排到。受限于咨询师人数和场地，我们2个咨询室即使是同时不停歇运转，每天最多也就能安排12位来访者，每学期末依旧会有安排不上的学生，只能后面给他们安排一次评估，顺延到下个学期。等待的这个过程，不少学生就放弃了。
学生那边远水不解近渴，咨询师这边意见也很大——有时候来访者情况不太乐观，仅仅8次的咨询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即便申请延长咨询，最多也就多出1到2次，学生无奈，就只能去校外机构。
我们的免费手册上印着北京市各大医院相关科室的简介和联系方式，但是绝大部分都需要自费。微信各种群里经常会有一些患病校友的募捐链接，大多是肿瘤，或是一些慢性病。尽管很多学生负担不起精神疾病的治疗费用，但几乎没人会因精神疾病募捐，或许还是害怕被人知道，被人诟病无病呻吟。
接待来访者和安排咨询是我们身为助理的“头等大事”。学院路这边的高校都设有心理中心，校园里一切有需求的人都可以来求助。各个学校的预约流程都差不多，同学们只需登入系统，填写一些基本情况，当然，也可以在上班时间给中心的座机打电话，值班助理接听后会把需求信息登记在系统里，再分配给时段合适的心理咨询师。
来访者永远是我们工作的最优先，比如，我正在给咨询师做咨询费表格时——这种细活儿很容易出错——若突然有来访者敲门，我是一定要放下手里的事情的。除非来了两个来访者，我们才会让其中后进来的那个“等一下”。久而久之，只要一有人敲门，我就会条件反射地坐直身体，注意力“唰”地集中到门那里，确保那道缝隙被拉开的瞬间，让门外的人首先能看到我专注平和、面带微笑的大脸。对于来访者而言，这会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被重视的，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看清楚他们是怎样的状态。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这样做是不是为预防那些手里拿着致命凶器的绝望者，毕竟电影里都这么演，就像DC漫画里的Joker，上一秒，他乖乖坐在一边，下一秒，“砰”，警察局就炸了。
办公室的屋子设计得精巧，视野最开阔的地方是我们助理所坐的位置，等候区在我们正对面，可以360度无死角关注来访者的一举一动。来访者通常会在咨询正式开始前的5到10分钟过来登记，签到之后待在等候区，然后自行去往相应的咨询室。等咨询结束，再出来登记，然后就可以离开了。
等候区日常会摆上一些饼干糖果之类的小零食，就像去海底捞等位的时候的样子。大家在外面的时候，会很自然地想吃就吃，但在这里，一些来访者在拿零食前会先问一句：“我可以吃吗？”等我回答“当然可以”后，他们才会吃，甚至，他们还会问：“我可以再吃一个吗？”
大部分来访者都显得小心翼翼，我也知道他们的内心正在剧烈波动，他们不会在咨询室以外的地方表露出来，可能是想保持某种形象，可能是不希望把无助的一面展示给不相关的人。我见过一个梳高马尾，背双肩包的女孩，她会坐在等候区背单词，背一会儿，就叹气，然后吧嗒吧嗒掉眼泪，明明我们桌子上就有抽纸，她却还是用自己包里带的，然后把用过的纸捏成一团握在手心。
中心在学校里的位置本来就相对偏僻，平时走廊也没什么人，我们工作分工到位，基本不需要沟通，大多数来访者也都安安静静，所以，这里大部分时间都极静。
但也偶有例外。我遇到过一个女孩子，她留着可爱的“公主切”，会蹦蹦跳跳地卡着步点进门，像森林里的小兔子。她的标志性动作是左手抱个椰子，一看就是顺路从学校的小超市买的，价签还没撕下来。最初我觉得她对于咨询就像闹着玩儿一样，随性得很，总是不按常理出牌，过了约定的咨询开始时间，咨询师就会给我们发微信问来访者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几乎每次我都要给她打电话问她人到哪里了。
直到后来有一次，她的咨询师去跟负责人报告，说她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每次还抱着一个椰子来，说了没几句就开始哭。”咨询师讲到这里，还看了我一眼，“你有印象吧？”
“有，但是她每次来都特开心……”我其实已经非常心虚了，因为听完咨询师的叙述，我立刻察觉到，她可能是在假装开心。
“你听说过‘阳光型抑郁’吗？”咨询师问。
我摇摇头。
中心负责人见我一副傻了吧唧的样子，就见缝插针地给我科普，还说：“这种类型在学生中还挺常见的。”
心理中心也会有些计划外的访客，他们脸上通常会摆着一种“只是单纯过来问问”的表情。比如会有没预约的博士生过来唉声叹气，讲一下自己被导师为难、出力又不能顺利毕业的事，把茶几上的纸巾抽走几张，说完，又走了。我的搭档们也会遇到这类莫名其妙的情况，但我们只是偶尔互相讲一讲，并不会记到本子上，因为人不预约，我们就无法跟进。
一天，一位外表儒雅的中年男士走进我们办公室，敲开门就问：“你们负责老师是哪位？”
他很高，有点发福，往屋里一杵就让人感觉很窒息，他脸上没有多余表情，一对眼睛不怒自威，浑身散发着教育精英的气息，一看就觉得不会是那种会轻易向别人低头或者求助的人。
我们负责人不认识他，问他是哪位。中年男士回答说，“XX学院的教授，想给女儿咨询”。负责人说，“不能代替预约，得要本人过来”。那位教授又继续讲，说自己的女儿就是这所学校里的学生，但是休学了，因为重度抑郁，要经常吃药。他说这情况令他感觉不可思议，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就不能上学了？他又说，问了很多人才找到这里，刚才差点迷路。
我想，这种最基础的常识，这位教授完全可以问女儿的医生，或者自己上网搜索，但他骨子里可能自带“追寻真理”的基因，凡事都要多方求证。
我们的负责人跟他讲，是否能上学，取决于病人的病情，自己都没见到他女儿，也没办法评估，如果他女儿已经去看过医生，他倒是可以和医生进一步沟通。但那位教授并不肯罢休，他里外里描述了一通女儿的状况，说女儿现在只能在家里待着，经常哭；他跟我们的负责人一个来回一个来回地反复拉扯，不断叹气，诉说自己教育的失败，给人的感觉是在讲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
到最后，我们连他女儿在哪个院系都不知道。
有时候，学校各个院系的辅导员也会打来电话，讲述一些他们处理不来的复杂情况，像什么学生想探望服刑的父亲学校没批假的、爸妈趁女儿上研究生偷偷生二宝的、年过半百的爸爸领小三回家的……我发现很神奇，学生似乎天生会“反向筛选”——如果他们主动找辅导员，可能也就是上述类型的问题；如果他们主动找中心，则基本会是些伤害性比较大的问题，比如暴力、霸凌，或者伦理引发的一些事件。
接辅导员们电话的时候，如果负责人不在，我们助理就会先记录再转交。记录的时候，我时常有“这种问题辅导员也会处理不了吗”的疑惑。后来，咨询师们说，因为很多学生在成为辅导员之前，可能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学校，而且他们大多出自比较稳定的家庭，岗位招新时也是按这个标准筛的，所以，很多问题他们处理不了，很正常。
想想，咨询师说的不无道理。按要求，辅导员每个学年都要和所负责的每一个学生谈一次话，还会拿着一个印着校徽的统一格式的小本子记录。我和我的辅导员那次的单独谈话特别尬，她问我：“为什么XXX先叫我‘狗’，又叫我‘爸爸’？”我说这么叫是因为好玩儿。她就说这么叫感觉很奇怪，以后不要叫了，“女孩子要注意语言美”。
大多数辅导员并不会强烈建议那些跟他们倾诉的学生来心理中心做咨询，但会劝他们“休息一阵”——因为每个学期，心理中心都会给学校提交各院系的“咨询情况单”，如果哪个院系“出问题”的学生太多，可能领导和老师的面子上也不太好看——所以这些独自面对着鸡零狗碎的学生们，都会殊途同归地“回家”。有时候，辅导员们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给学生批一小段假，但如果学生要休学，就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他们便会建议学生们去三甲或专科医院，因为我们心理中心也是没办法开具符合休学规定的诊断证明的。
表面上，学校里的各个部门通力协作，实际上，大家更像是同坐一个大课堂里的学生，一个学生犯了错，其他同学都不愿意拆穿，会选择包庇下去。当某个部门的工作出了一点问题，他们首先会选择自己解决，尽量不要让别的部门知道，哪怕不专业会办坏事，他们也觉得求助实在过于“烫嘴”。但心理中心不一样，我们通常会尽量把事情往复杂化考虑，一旦咨询师们发现来访者们存在一些难以处理的状况，就会立刻上报，中心就要马上讨论评估。
周四是督导时间——中心负责人解释，天天听别人吐槽，倾听者内心也会压力繁重，咨询师也会有心理问题，所以会请一些外聘专家过来。这也是“交流情报”的时间，上一周别的高校发生了什么大事，这天我们就能知道了。
一次，一个外聘专家气定神闲地来到中心，一边在我这里登记签到，一边讲述着她不久前的离奇经历：“在楼梯间遇到一个开窗正要往下跳的姑娘，顺手就给救下来了。”
她讲话的语气格外平静，而我被惊得眼珠都快要瞪出来、下巴都快要掉地上了。她轻飘飘扫了我一眼，然后对屋里其他人道：“这个助理小姑娘是新来的吧？”
后来，我就基本上习惯了。有时候，一个咨询师说：“我那个来访者已经休学了，因为情况太严重。”另一个便接：“呀，这种情况，我这边也有一个。”或者就是，谁突然来一句：“X大昨天夜里跳了一个。”
有些高校对于学生轻生的事，甚至做到能事后不走漏任何风声（当然，我们学校里的坠楼事件也差不多是这个待遇）。这些死亡的年轻人的事，能否被众人知晓，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坠楼的时间和地点。大多数时候，他们会在深夜结束自己的生命，除了巡逻的安保人员，几乎没人会目睹第一现场。咨询师说，这种情况普遍处理得很快，警方和医务人员过来瞧过，学校的人就可以处理了。
在高校里，有人怪诞，有人阴暗，有的人离经叛道，有的人高傲偏执。他们往往最容易成为这个世界上挣扎于生死边缘的人。我开始曾希望自己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但实际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我未入职心理中心时，曾以为从事心理这行的人就像保护神，只要求助者有需求，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出手。然而，这里并不是保护神聚集地，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普通又微小的存在。曾有个咨询师和我说，学心理的人大抵分两种，一种是真正出于兴趣，另一种是希望能依靠所学的知识来“疗愈”自己。她就属于第二种——她是双生子里的姐姐，从小一直被教育要“让着妹妹”，对这种不公，她一直耿耿于怀。
办公室就这么些人，工作久了，慢慢就会变熟，话题几乎也是百无禁忌。
一天无聊时，我扯了一段塑料绳，开始捆工位上的玩偶，正巧有个没大我几岁的咨询师姐姐过来签到，便赞叹说我的手法好专业。我扒拉出手机里的漫画截图，跟她讲，只是在照葫芦画瓢而已。在这类题材的大多数作品里，Dom（控制方）和Sub（顺从方）都比较挂相，我追的那部漫画里的Sub就长得乖巧软糯，咨询师姐姐看了一眼，就夸“他好可爱”。
她请我考虑，要不要成为她的研究对象。我没有犹豫，直接拒绝了。她就自己圆了场子：“你做助理的话，我就不能研究你了。”是的，心理中心规定，做助理的就只能做助理，如果有助理想去做心理咨询，那就不能再干这份工作，等咨询结束，才可以接着回来做助理。
当然，我拒绝的原因，更多是因为觉得太别扭了。她要是单纯的“同担”也还行，如果搞研究的话，多多少少会让人有些介意自己在某份研究报告或者论文里现身。
不过，之后我们还是会经常聊些相关的事情，甚至会互相分享一些大尺度漫画图。
作为北京本地人，周五我妈会来接我回家，我时常在路上玩手机，会玩着玩着突然笑起来吗，我妈会问我聊什么呢这么开心，我说你可能猜不到，我在和我们咨询师聊小黄图呢。
我妈马上就回说，她早就看出来了，我们那一屋子人都不是正常人，“一个屋里出不来两种人”。
咨询师姐姐说，她之前的一个来访者会用绳子绑住身体的一部分，然后不停DIY，又常为自己的性癖感到苦恼。
“他过来（心理中心）是想找一个克制自己的办法吗？”
“不是，他来这的原因，是他很纠结，他怕以后只能依靠这种方式感到兴奋，怕未来的妻子不接受或者笑话他，也害怕其他人会觉得他很奇怪。很大概率，他还是会和同龄人一样结婚生子的。”
她问我：“你会怎么看待他们呢？”
我问她，为什么要问我呢？她答，因为我和她的来访者是同龄人。
于是，我回答：“我觉得没什么，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其实，我有个同学就跟女朋友在外面开房，专门玩这种游戏，虽然是你情我愿，但是后来被家里发现了，就被骂成丢了全家人的脸。那个同学是个很温柔的男生，父母都是体制内的，我俩一开始也不是特别熟，因为一起追美漫慢慢熟了点。后来，在家庭施压下，他确诊了抑郁，不得不休学一年，再见面的时候，他开玩笑地喊我“学姐”。我有时会想，如果家长没有撞破他的事，他的结局会不会很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大都有一些私密的癖好，通常只分享给自己的同好。即使我和导师关系再好，我也不会什么都给她分享。如果亲密度可以打分，年龄就会成为一大扣分项。我以前觉得，如果“外行”能分等级，我应该是最顶级的那一个，因为我有很多东西理解不了。但和上一辈人对话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些我能接受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往往是难以破除的障碍。
自从我去心理咨询中心后，也会有些同学来找我打听情况，比如陆怡。她是我大学期间的好友，我俩同系同班，宿舍同一层。我俩兴趣爱好相似，追过的很多剧，刷过的很多番，看过的很多文，如今都几乎无法再从正常途径访问。辅导员说我是三观跟着五官跑，陆怡说我宿舍一屋子挂的海报，上面的人看起来都不像好人。我不知道陆怡怎么看到那些海报的，可能是宿舍大检查的时候？宿管阿姨是我心中的女神，她们对每个人都很好，只管收违规电器，而辅导员，则总试图挖出大家的脑子来看一看。
陆怡说，是安安托她来问我是不是在心理中心上班。她俩是在一门专业选修课上结识的，刚好在同一个作业组。我们念的专业属于商科，90%的课都是大课，通常是一个系或者两个系的人一起上课，随机分作业组的时候，不同专业不同班的也会被分到一起。我和安安也算点头之交，或者说“宿舍厕所”情谊吧——我们仨的宿舍在同一层，本科是四人间，每个屋有独立的厕所，但人有三急，总有不够用的时候。
之后，安安又自己来开门见山问我：“如果情况不好，会告诉家长和辅导员吗？”
我回答说：“如果评估完，结果确实不好，是会通知的。”
安安问过我之后，也没有来预约咨询。但她会时不时找我一起说说话，她先开口，有时候在课间的教室，有时候在宿舍走廊尽头的水房，有时候是在晚上一起压操场。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安安申请了助学贷款，成绩又很好（从她开始念书时就是如此），每年还有奖学金可以拿。不过她几乎不怎么去食堂吃饭，而是经常自己在宿舍里煮东西吃。她桌上有一片区域专门用来摆案板、刀和各种调味料。学生宿舍用不了正常功率的家用电器，一插上就会跳闸，只能用低功率的，用完也要认真藏好，否则赶上宿舍大检查就会被没收，所以，煮东西会熟得很慢，而且容量有限，一次只能做一人食。有一次，安安喊我去她宿舍吃饺子，我以为是买的速冻水饺，没承想居然是现包的。她自己调馅儿，自己擀皮，自己包，我尝了一个，特好吃。安安说，她觉得学校食堂的饺子不好吃，还贵。
安安也不去学校的公共澡堂洗澡，总觉得那是一件暴露隐私的事情，她在宿舍里装了洗澡神器，一端接在水龙头上，另一端放在装热水的桶里，还可以调节水温。
安安跟我说，她非常介意我们心理中心的“报告制度”——上报流程大抵如下：咨询师要对来访者的情况进行评估，如果情况确实非常不好，那么就会上报中心负责人，负责人再通知来访者的辅导员，辅导员认为有必要的话，就会和来访者的家长沟通；当然，倘若来访者是教职员工，那就会通知他们的所在部门——总之，在学校的规定里，通知的环节是必须的。
而来访者“情况不好”，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在咨询中，发现TA有比较严重的危机，可能有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倾向，那么咨询师就会上报，咨询也会继续，毕竟，来咨询的人多少都不会太“阳光”。另一种就比较复杂，来咨询的人面临的问题千奇百怪，远超常人想象，不仅有考试考不好、工作找不到、父母催婚、恋人分手，也包括各种时政问题，已经超出了心理领域范畴。这类问题经常会让咨询师们头疼，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进行，通常会直接中止咨询——这跟咨询师的水平高低无关，仅关乎问题本身。
有些来访者相当介意咨询师将自己的“情况不好”进行上报——确实跟打小报告似的。这些工作流程，别人问到我，我都如实说。因为就算他们不问，来咨询的时候，也会现场填一张《告知书》并且签字，咨询涉及到的操作流程，《告知书》上都会写。来访者们必须填上一个紧急联系人，不能是自己，大多数人都会填室友，所以TA做过心理咨询的事，除了心理中心全员，也有一定可能性被告知给与这件事不相关的人。
安安说，她已经在医院看过病了，她在心理中心的公众号上的预约流程里看到，如果有就诊经历，就要带着病历过来。她问我是不是看过很多病历？我说，我确实会去复印病历。
我们中心要求，此前有过就诊经历的来访者，必须要把病历复印留档，以备咨询师查看，如果和在医院做的治疗冲突了，还需要来访者同医生沟通。咨询师也会有判断，倘若他们觉得冲突，会要求来访者去医院补开可以在学校心理中心咨询的证明。有的来访者会隐瞒实情，不过，一般藏不了多久，最后要么去补开证明，要么终止咨询。
“那你会看别人的病历吗？”安安又问。
真实情况是，我只会留意病历复印时摆得正不正，能不能把所有内容都照进去。我脑子不好使，成绩常年徘徊在年级倒10，永恒的奖学金绝缘体，怎么可能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每天事情又杂又多，根本不可能成天看别人病历玩。如果我闲下来，只会玩手机。但我肯定不能这么说，否则安安会觉得我是在骗她，所以我说：“我复印完，就直接拿给咨询师看了。”
“所以，如果你们那里的老师觉得有必要，还是会告诉辅导员的，对吧？”
我说：“嗯。”
我不知道安安平时和辅导员处得怎么样，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是同一位辅导员——基本上，一个院系，每个年级只会设一位辅导员，大一就确定下来了，会一直陪伴学生到毕业。期间，辅导员会慢慢知晓每个学生的一些事情，只要你不是特别优秀或者特别差劲，也没犯什么大事，辅导员对你的认识就会停留在知道长相和名字以及平时和谁玩的这种程度。
大二夏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学姐从宿舍楼高层一跃而下，坠落地点是楼下自行车棚，车棚周围当时有许多胡乱摆放的自行车，来来往往的学生更是不少。
我那个周末回了趟家，一般情况下，外面进学校的临时车辆是能直接开到宿舍楼下的，但那天学校门口聚了很多人，走得还巨慢，我妈想上厕所，实在受不了，就连人带东西直接将我扔在校门口了。我背着换洗衣服和床单被罩，像顶了个乌龟壳，周围人嘀嘀咕咕，基本都传到我耳朵里了——他们说，有人跳楼了，人已经拉走了。
大多数情况下，警车和救护车进入学校仅会亮灯，不会鸣笛。走到宿舍楼下，我看见了醒目的红蓝双色灯。现场极其惨烈，有同学在一旁形容当时的场景，“一部分挂在车上，一部分掉在地上”，我顿觉头皮发麻，原来回到现场，仅需只言片语。
辅导员很快介入，陆怡这时候突然站了出来。因为学习不好，我平时几乎不会跟老师battle，甚至巴不得他们忘记我这个人。但总有人会为了一些事情去“硬刚”。我至今都记得辅导员义正词严地对陆怡说教：“你想干嘛呀？你们想干嘛呀？事闹得越大，你们越高兴是嘛？这是什么好事啊？闹得人尽皆知，你们脸上有光是吗？你还是不是咱学校的学生啊？”
“脸上有没有光”，是辅导员对这场惨剧的形容。我们被强制删除了发在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言论，各班班长在班级群里一直劝大家闭嘴，别议论了。但我们当时一身反骨，许多人对辅导员“出了事就压舆论”的做法不满，结果就是，上边抓人删帖，下边讨论继续。
陆怡爸爸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打小就显露出了出色的文学功底，能看能写，连磕cp的立场都是万分坚定。所以她的受众也分两派，一拨爱她，一拨每每“光速出警”。陆怡从来不在意，她骂别人时嘴上也毫不留情。她人不坏，正直，有种侠女般的快意恩仇。
可这次，她惨败在辅导员的嘴皮子下，删除了朋友圈里义愤填膺的檄文。
小道消息私底下仍旧像风一样到处流窜，跳楼的女生是我们同学院的学姐，宿舍楼在我那栋对面。那位学姐住5层，但她又往上爬了3层，从8层的楼梯间一跃而下。
我心里默算：8层，一层楼大概3米，宿舍楼的一层还要再高一些，那8层楼，大概就是比24米还要多。
班里没人认识这个学姐。在大学里，大家顶多知道高一级的学长学姐的名字，再多了，就属于陌生人了。
事情发生后，学姐的妈妈在坠亡地点声嘶力竭地吼了好几个小时，宿舍楼本来就是几栋围在一起，吼一声能颤三颤。她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讲着事情经过、女儿坠楼的惨状及全家人的心碎绝望，这一下子，学姐的事儿就变得人尽皆知。
这次事件以一次年级大会终了，院长亲自发言。他在台上诚挚地代表学院做了反思，并且让同学们有不开心的事情，随时去找老师们谈心，还嘱托我们留意身边的同学。他还打出感情牌，说负责处理此事的辅导员怀孕了，心力交瘁，经常夜不能寐，出现了先兆流产的情况。
后来回想，领导们的讲话，似乎是在翻来覆去、有意无意diss那些“传播”此事的学生。他们说，辅导员本来和这件事没太大关系，为了和各位凑热闹的同学沟通，才导致的先兆流产；他们说，在宿舍楼下悲泣的学姐妈妈是在扰乱秩序，本已让校方极为头疼，我们却在声援这种行为。总之，我们这些信谣传谣的“熊学生”，既损害了学校面子，又给辅导员添了麻烦。
校方虽没直说，但是话里话外也都没有放过坠楼的学姐，他们说她“想不开”，最后的最后，以“一人坠楼，全屋保研”为这件事情彻底划下句号。
于是，那天，唯剩一个失意的年轻人了。
心理中心绝大部分时候都是按部就班地接待来访者，唯一一次打乱节奏的，是新生心理测评。
每年9月新生入学，学校会对新生做心理测评，网上做问卷，评估分数，然后根据分数筛出可能有潜在心理危机的学生，挨个评估。每年新生成千上万，虽说可以筛出谈话名单，但是当长长的excel表单出来后，每个助理看过去的第一反应都是大呼救命。
这些表面上活蹦乱跳的大学生，实际上并不是100%健康的人。心理中心2个咨询室还要兼顾日常咨询，就算天天连轴转也不可能腾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得和学校借用其他场地，比如那些闲置的会议室。这个过程十分艰辛，跟学校行政部门打交道是一种残忍的内耗——有审批权的部门通常和我们中心同级，因此，我们大概率会被晾着。在我们第N次跑腿被“你们自己解决困难”怼回来后，中心的负责人决定亲自出马一战。后来，我们助理也摸出了门道——得选择直击对方部门的大BOSS。
10个咨询师每个人都被分了1张名单，大家几乎全员“加班”。一般初筛访谈时间会比较短，20分钟左右，中间不休息，一个接一个，一天谈完20到30个人。就这样，也得用1个星期才能筛完。
初筛结束，我们会得到一份“高危名单”。彼时作为小助理的我，并不懂上级领导“催名单”有什么用——他们非心理学专业出身，也不找学生们谈心，只是一个劲儿地催。当压力给到心理中心后，大家为了赶进度，只能速战速决，缩短访谈时间。
用10年都未必能了解一个人，更何况就10分钟？
刚入学时，我也参加过心理测评，在学校机房做了一份长问卷，一题一题，答完一题才能跳出下一题。题目年年会更新，我答的那版已经不记得了。我没有问题，但陆怡说她被辅导员叫走“单独谈话”了——时隔2年后，我才觉得有些诧异：因为我经手的测评里，被筛出来有潜在心理危机的学生，应该是先要被专业的咨询师评估的。
等到了春季学期，最忙的事莫过于“团体咨询”。这个活动会进行好几周，由同一个咨询师全程跟，每次2个小时，一次能带大概10个人。期间我们助理就是工具人，主要负责签到和拍照。
第一次，我被分到了“正念冥想组”。说实话，这种活动挺受欢迎，不愁“客源”。虽然主打“体验”，但是来的人基本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
团体咨询都安排在晚上，所以人往往会扎堆。我管完签到就能回办公室歇着，然后一个人在办公室“看家”，陆怡会时常过来找我。心理中心里有很多负责人采买来的零食——在别的办公室，公款买零食可走不了报销流程——同许多影视剧里的场景类似，咨询师经常抓一把糖果给来访者吃。陆怡每次来都从柜子里拿，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我也让她吃，因为很多零食都快过期了——一般，来访者们的心情通常不太好，摆出来的零食，经常是走的时候啥样，下次上班的时候还啥样。
陆怡可喜欢窝在等候区的沙发里，一次，她没话找话：“她们不觉得你也有病吗？”
“有病不见得就干不了这行。”我说。实际上，我有个搭档就是轻度抑郁。
“安安来咨询了吗？”她突然又问。
再去中心上班时，我说了安安的情况。
“她是你的室友吗？”负责人问。
“不是，但是我俩在同一个系。”
“她有没有来预约咨询？”
“没有”。
负责人说如果她来，尽量把她排给别的助理和咨询师。
但安安一直也没来。
我们有一门课叫《风险管理》，期末考试不划重点，考一整本书，而且是全英文原版教材，考试时间又极其魔幻，夹在考试周最中间，早上8点开考。这意味着留给考前突击的时间会非常短暂，如果一个学期没怎么听课又想靠瞬时记忆飘过及格线，大概率得刷夜。
学霸在寝室里凤毛麟角，大家大概率都主打陪伴式摆烂，考前晚上10点，我们宿舍才开始互相检查背题。宿舍门隔音还可以，一关门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儿，如果透过门还能传进来声音，那外面的动静就相当大了。考试周大家一般都在宿舍里背书，除了大四的学姐们外出实习回来会赶在澡堂11点关门前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去洗澡，闹上一阵子，也就安静了。
那天门外传来喧嚣，我们估计也是学姐们，想着忍忍算了。直到一个室友去外面接热水冲咖啡，端着杯子拉开门，又突然退了回来，对我们说：“927（宿舍）的人和辅导员都在屋门口哎！”说完，她就把杯子放下，要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室友出去了好一阵儿，也没回来。宿舍走廊虽然长，但没有拐弯，不会让人迷路，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即便是一边玩手机一边龟速行进，2分钟也就到头了。如果是突发疾病，120上来抬人，也压根不用学生上手，同宿舍去一个人就足够了。
终于，那个室友回来了，神色疲惫，说：“安安坐在窗户上，你们知道吗？”“她要跳楼，说是自己复习不完了。”
我们一屋子人顿时都精神了，也想要冲出去看看情况。
“别去了，刚给劝下来了，辅导员说没关系的人别去927了。”室友说，她其实看到一半就想走，但是觉得中途离开太过于冷血，所以一直等到安安被劝了下来。
我们问：“然后呢？”
“辅导员说让927的人今天晚上多看着她点。”
我们还想多问点什么，室友说安安一直在哭，没人敢说话，然后她回到桌前：“不去学习吗？”那语气跟辅导员一模一样。
第二天早晨去考场的路上，我遇到了安安，她除了眼睛有些肿，和平时没什么不同。卷子如预期中的一样不好答，但是刚刚开考没一会儿，教《风险管理》的老师突然进来跟我们说，这次期末考试会算上平时分，大家安心答卷。
“平时分+卷面分”是大学考试里的常态，基本三七，偶尔四六，犯不着由任课老师在期末考试当天来考场特意强调一遍。考试10点结束，9点就有人开始提前交卷，我坚持答到了最后。很多内容都只有一点点印象，最后的几道论述题，我坐在座位上疯狂编废话。特别神奇的是，卷子上还有一道题，是问对《风险管理》课程的评价和感悟……
收卷铃响，安安已经不在座位上了。后来，这门课全系没人不及格。
安安考前一夜的举动在年级小范围内流传了一阵，竟然有人赞叹她“勇敢”，说这次大家都能及格，大部分是她的功劳。不过，没人在朋友圈或者是社交网络上提这事，话题局限于927宿舍的人和辅导员，大家和安安照旧相处。也有人讽刺说安安是故意的——因为她最后从窗户上下来了。这话我之前也听了不少，类似什么“那个寝室剩下的3个女生能保研，还得谢谢那个跳楼的室友”。
可当它发生在你熟悉的人身上时，真的不一样。
之后，安安开始在朋友圈晒手腕上的伤口，一刀一刀，划得又密又乱。927宿舍其他3个女生惊惶不已，她们不知道安安是什么时候自残的——宿舍都是上床下桌，许多人会在床上挂床帘，帘子一拉，私密性就很好，安安想做点什么，轻而易举。她们更怕的是，安安哪天会一个想不开就爬出窗子。辅导员给她们仨也只交代了“多关注一下室友”，但她们实在力不从心，这也不是学生所必须承担的事情。她们再次去找了辅导员，辅导员又去找了安安。
期末之后就是暑假，安安本来准备留京实习的，但最后她回家了。从那以后，她手腕上的伤就没好过，旧伤刚好，就添新的，她隔一段时间会po个图，像养成习惯了。927宿舍的人也似乎慢慢习惯了，毕竟安安已经在按时就医了，她确诊了抑郁症，药只能在北医三院开。所以，安安每次说去北医三院，室友们心里就会感到踏实。
陆怡跟我说，当年她被筛出来后，辅导员不仅找了她，还会经常联系她家长，现在安安不再来找我，可能是对我缺乏信任。我和她再没有私下里聊过了，只偶尔见面打个招呼。除了去心理中心上班，我也不在学校长待，甚至宿管阿姨都以为我休学了。
大四因为事情太多，安安中断了治疗，再者，她父母始终觉得女儿没病，每当安安自掏腰包去北医三院看病，他们还会怪她浪费钱。中心负责人指派我去带新人，学妹和我当年差不多大，也是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总是教三步忘两步。
后来，又有一个学院跳了一个男生，也是因为期末考试没复习好。他是夜里从1号教学楼最高的露台上跳的，清晨5点晨跑的学生出门时，保安已经用大皮管子把血迹都冲掉了。一个人没了，只需要短短几个小时，就可以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坠楼男生不是心理中心的来访者，我们也没什么能做的。坐在办公室里的我们，只是能比其他学生更早知晓这些噩耗而已。那个学院没开年级会，也没领导出来说对不起。
“再说了，那是学校，怎么会出那种事情呢？”有人这么说。
大部分失意的年轻人，都没有办法被看见。人们会自动把校园设定成美好的象牙塔，不允许它出现任何问题，出了，就一定是管理人员的疏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场事故是单方面原因，当失意者们经历挣扎时，看热闹的、端水的、帮倒忙的其实都是故意的，大家权衡利弊、做出决定。校园里有诸多失意者，并不能自然地说出“请帮帮我吧”，即使他们求助，离能够得到的帮助，亦有一段距离。
3年助理生涯结束，中心给了我一份告别礼物——有咨询师签名的贺卡，有拼装玩具，还有一顿饭。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9-14 05: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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