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游侠，可能大家心中想到的是金庸先生、古龙先生等武侠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例如丐帮帮主乔峰、抗击元军的郭靖郭大侠、千里杀恶人的西门吹雪、侠盗楚留香等等。这些生动的形象激起了大众对游侠的喜爱与仰慕。但是，历史上的游侠形象真是这样吗？“侠”经历了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侠”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韩非子》有“侠以武犯禁”之说，但尚未对“侠”进行具体的介绍。《史记》和《汉书》则分别有《游侠列传》和《游侠传》，这是描写我国游侠文化最早的两篇作品。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这是司马迁对游侠的描述，可见，他十分欣赏“侠”的精神与行为，并认为不应该将仗势欺人的暴徒与“侠”混为一谈。此外，他还对“侠”的发展进行了梳理，但由于缺少秦以前的史料记载，故发出“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的憾惋之叹，至汉王朝，出现“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这些人虽然有的触犯了当时的法律，但是其心是出于公义，因此大家对他们也多有依附。司马迁对“侠”的记载与态度，在专制主义迅速发展的汉朝，是难能可贵的。
“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班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公子作为当时的侠，带来了不好的风气，导致背叛朝廷的行为盛行，恪守职责、遵奉君主的风气衰减。由此可见，班固对游侠的态度与司马迁不同，他的思想与专制主义王权相符合，认为游侠对于大一统的社会是有弊端的，不利于君主的专制统治。
那么，为什么两人会持不同的看法呢？主要是因为游侠文化自身的两面性。
《说文解字》载：“侠，峨粤也。峨粤，使也。使，令也。”而“游”字，章培恒先生将其解释为“交游”。所以，游侠可以说是一个圈子中发号施令的人物。而且，这个圈子一定要大，足够影响到地方乃至全国。因此游侠要广结宾客，成为圈子利益的维持者，甚至为此牺牲自己，这样才能获得大家的爱戴，季布的故事便是如此。当时季布因为得罪了刘邦而被悬赏追杀，无奈投奔朱家，尽管他是刘邦要抓的人，且私藏犯人也要“罪三族”，但为保护良才，朱家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并亲自为他上言脱罪。他的行为，充分诠释了“侠”字。
司马迁之所以对此持赞同态度，正是由于游侠们懂得尊重人才，舍己为人，言必信，行必果，足以成为社会楷模。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写道：“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司马迁对信陵君智夺兵权、却秦存赵的行为再三赞叹,认为他的名声不是虚的。而班固则指责信陵君对魏王的根本利益视而不见，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认为游侠已经成为了一种与政府抗衡的力量，而朱家胆敢私藏罪犯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我们对游侠的了解大多源于他们的高光时刻，如信陵救赵，朱家解救季布等。那么游侠们的日常又是怎么过的呢，他们“游”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
游侠之间也分等级。上层的游侠，有的是当官的，有的是贵族子弟，他们自然不乏钱财，因此招贤纳士，坐而论道，斗鸡走狗就成了他们的日常。东汉的刘备与袁术都是斗鸡走狗的忠实爱好者。但下层游侠的命运就没有那么好了，他们没有地位和丰厚的家产，只能凭借自己的方法致富。
据考察，这些游侠获得财产的方法大抵有以下几种：剽掠、掠卖、劫质、资铸、私煮、发冢。所谓剽掠，就是抢劫，具有很强的暴力色彩，很多游侠没有发迹之前都干过这种行当。掠卖，即强夺人口，以此获利。劫质，即劫持人质，以此勒索。资铸，即自己铸造质量较次的货币，以此获利。私煮，即贩卖私盐。发冢，即向死人要钱，刨人祖坟，很多人误认为曹操是这种伤天害理的恶行的始作俑者，其实不然，汉文帝墓在武帝时就已经被盗，可见其起源之早。
这些行为，是游侠总被认为不守法律、胡作非为的最主要原因。
游侠并不是完全的好人，但他们流传下来的侠文化却惠泽后世。侠文化兴起于先秦，在唐朝文学中发展兴盛，侠文化由游侠的广结宾友，形成团体力量，转变成武侠的侠义精神。宋明小说中刻画的人物大多是武侠而非游侠。不过《水浒传》是两者兼而有之——宋江招贤纳士，其下壮士各怀绝技，使整部书更添豪情。到了清朝，由于政府文化层面上的高压政策，大量描述正义的公案小说出现了，如《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此类小说在写武艺方面有着奇特的想象。在这一阶段，游侠精神微弱，侠文化观点趋于统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诞生了旧派武侠小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和白羽的《十二金钱镖》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本。这些作品拥有大量的读者，其中对道德和爱情的矛盾的描述彰显了人性的复杂，与只注重正义的公案小说有了很大不同，侧面折射出了作者此时已经受到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其作品也已经有了向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趋势。
从5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省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到今天，最能代表新派武侠小说的作者仍是梁羽生、金庸和古龙这一批人，他们的思想与中国传统观念的距离进一步扩大，使作品人物渐渐有了独立的人格。
总之，在新派武侠小说中，“游侠”精神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发展，其内涵也不断丰富。中国侠文化中以班固看法为代表的、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已经失势。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司马迁的观点是对班固观点的批判继承。而这一切，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小说家在这一时期受到了五四运动后新思想和西方现代社会的观念的影响，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就有了一定的创新性。
从游侠到武侠，我国的侠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游侠”一词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司马迁与班固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侠也持有不同的观点，而侠文化本身也因自己的两面性而备受争议。随着时代的发展，侠的定义愈发丰富，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次数也愈加频繁，最终诞生了我们现在普遍熟知的武侠。所谓侠义精神，文史君认为正如金庸先生所云“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今日之侠，便是热爱着中国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汪涌豪：《古代游侠日常生活之考究》， 《殷都学刊》1993年第4期。
章培恒：《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
韩云波：《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师大春秋学社）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9-6 08: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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