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朱庆馀最有名的一首诗,曾经改变了他的命运。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乍一看,这首诗写的是新婚夫妻的甜蜜生活:新娘即将拜见家中长辈,在镜前梳妆,但不知道自己的妆容是否合适,于是娇羞地问新郎,我的眉毛画得如何?
实际上,这首诗叫《近试上张水部》,是朱庆馀在进士考试前写给大臣张籍的行卷诗。
什么叫行卷呢?
唐代科举考生在开考前,可以将自己所作的诗文投赠给达官贵人,此即“行卷”。考生的诗文如果能得到肯定,便会被推荐给主考官。唐朝科举还未全面实行糊名制,考官会事先按照印象分,列成一个可供参考的“通榜”,这将影响之后的录取名单。
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正是一首成功的行卷诗,他将自己比喻为新娘,希望得到文坛前辈的认可。他行卷的对象水部员外郎张籍,是与韩愈齐名的文坛领袖,咖位高,人脉广。
张籍对朱庆馀的才华十分欣赏,当即回了一首诗:
越女新妆出镜心,
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人间贵,
一曲菱歌敌万金。
结果,朱庆馀果然考中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的进士。
这段文坛佳话的背后,是一个诗人内卷的时代。
自武则天大开制科后,越来越多的下层知识分子对科举考试心驰神往。
科举考试在不断吸纳一般地主士人的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关陇贵族和功臣贵戚集团。
这一时期的科举,本质上是一次政治大洗牌。
武则天掌权后,先后任命的宰相中有20人为明经、进士出身,占其统治时期总数的一半左右。
到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科举出身的宰相人数达到三分之二,如宋璟、张九龄、陆象先、韩休等名臣,都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
盛世之下,科举考生人数也更加庞大,如《通典》记载,“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录取率则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稍微简单些,“得第者十一二”。
唐玄宗时期,还有一项重要的举措,即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被正式确立下来。
如此一来,参加进士科考试的诗人不仅考前行卷要用自己平时写的诗文,到了考场上,还要考诗赋。
南宋诗人严羽有一个独到的见解,认为唐人之所以那么能写诗,就是因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唐代有一位学霸祖咏,留下了一首科举考场名诗,并入选现在的中小学课本。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这首《终南望馀雪》,是祖咏在开元十二年(724年)应试时所作的考场之作,描写长安城外的终南山冬日黄昏、雪过初晴的景色。但全诗只有两韵,并不符合写“五言十二句”律诗的考试要求。
据《唐才子传》记载,祖咏是开元十二年进士,可见他的诗虽然格式不对,却凭借出色的艺术成就打动了当时的考官,得以金榜题名。
当有人问祖咏,为何只写四句,他回答道:“意已极之,不必画蛇添足。”寥寥几笔,尽显盛唐诗人的才气与不羁。
此外,与祖咏同为唐玄宗时期科举中第的诗人,还有被誉为“诗佛”的王维、“独以五言古胜场”的储光羲、写“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王昌龄、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岑参、写“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崔颢等等。
每到秋冬之际,来自各地的举子与两都的国子监生相会于长安城。
成百上千的学子穿行于长安的街巷和里坊,一时“麻衣如雪,满于九衢”,每一位文士都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属于他们各自人生的长安三万里。
然而,唐代科举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一方面,行卷破坏了科举应有的公平原则。对出身寒门、不善交际的考生来说,他们往往难以通过行卷来获得认可,行卷成功的仅是凤毛麟角,而那些家境优渥、人脉广阔的子弟更容易用行卷取得先机,干预考试,说白了,就是“走后门”。
开元年间,进士出身的太子校书郎王泠然上书宰相张说,指出:“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
但身为一代文宗的张说,对此也无能为力。
唐玄宗统治后期,宰相杨国忠之子杨暄有一年去参加明经考试,成绩不合格。当时,礼部侍郎达奚珣担任主考官,他看到杨暄的试卷答得一塌糊涂,知道这人肯定不学无术,又害怕杨国忠的权势,于是让儿子达奚抚去拜见杨国忠,探探口风。
杨国忠一看达奚抚过来,以为他是来告诉自己儿子高中的喜讯,不禁面露喜色。可达奚抚真是情商感人,他对杨国忠说:“家父让我来告诉相公,令郎考试不中程式,但家父也不便让他落第。”
杨国忠怒道:“吾儿生来富贵,还需要鼠辈来卖弄吗?”达奚抚吓了一大跳,赶紧跑回家汇报情况。达奚珣无奈之下,只好让杨暄的名字登榜。
另一方面,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导致很多士子不学诸子百家和儒家经典,将这些书放在角落“吃灰”,只埋头赋诗作文,历史知识匮乏,对时事没有了解,对政事缺乏经验(“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
尽管进士及第的文士中也有不少优秀的实干型人才,但唐玄宗认为,文学之士太多,终究不利于朝廷的正常运作。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一场文学之士与吏干人才的较量摆上台面,争斗双方是唐玄宗倚重的两位大臣——张九龄与李林甫。
张九龄早年进士及第,几十载宦海沉浮,从一介校书郎干到了宰相,成为开元年间的名相。后来,唐玄宗任命官员,还时常问道:“风度得如九龄否?”
李林甫不是科举出身,他本为唐朝宗室旁支,靠门荫入仕,为人工于心计,但又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曾奉命修订整理《开元新格》、《唐六典》等法典。
这一年,唐玄宗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同时被提拔的,还有另一名大臣牛仙客。
牛仙客是边疆小吏出身,也没有参加科举,因军功累迁至地方大员,在当时属于“流外入流”的官员,有过人的从政能力。
张九龄对此次任命十分不满,上奏道:“自大唐开国以来,尚书之职只有德高望重者才能担任,牛仙客曾是区区河湟使典,现在骤然身居清要之位,恐怕会让朝廷蒙羞。”
当听说唐玄宗要给牛仙客加封爵位,张九龄又说:“封爵历来是奖励有功之臣,牛仙客身为边将,充实仓库、修理器械都是他的本职工作,不足以论功。陛下赏赐金帛即可,不可封爵。”
唐玄宗只好保持沉默,等张九龄走后,李林甫蹦出来说:“牛仙客有宰相之才,张九龄不过是一书生,不识大体。”刚刚还在生闷气的唐玄宗一听,大悦。
第二天,唐玄宗再次提及此事,张九龄仍然反对。
唐玄宗发怒了,说:“你以为牛仙客没有门籍吗?你又是何门阀?”唐玄宗说的虽然是气话,但也表明他仍认为门荫入仕是出仕的正途之一,故而暗戳戳地讽刺科举出身的张九龄。
张九龄心平气和地答道,臣本岭南寒门,不如牛仙客生在中原,但臣已在中枢多年,牛本是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加以重用,恐怕难孚众望。
唐玄宗同时擢用门荫入仕和流外入流的官员,明显是在打击朝中科举出身的文学之士。
因此,张九龄反对无效,唐玄宗将其贬逐,坚持任用李林甫和牛仙客为相。
李林甫拜相,是吏干人才的全面胜利,以门荫入仕的李林甫和从流外入流的牛仙客为代表的官员,很快取代了以张九龄为首的科举士人在最高统治机构中的地位。
但李林甫是个口蜜腹剑之徒,当上宰相后排除异己,阻塞言路,盛世的危机逐渐显现,在其当政期间,文学之士受到排斥,开元年间进士及第的文人,到天宝年间都难登高位。
朝政昏暗之际,一位诗人来到长安城,继续他苦涩的科举生涯。
他就是,杜甫。
用杜甫的话说,他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士大夫家庭。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于唐高宗年间进士及第。
杜甫从小就立志当家族的读书种子,青年时代的他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豪情万丈,志向远大,却很快遭到现实的毒打。
安史之乱前,杜甫至少经历过三次科举,耗费了他从青年到中年的时光。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24岁的杜甫第一次进京参加进士考试,却名落孙山。
这一次落第并没有给杜甫带来太大打击,因为他还年轻,有用不完的精力和磨不灭的斗志。
此次落榜后,杜甫暂时告别考场,在齐赵之地度过了五年漫游山水的生活,所谓“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这与后来那个多愁善感的老杜截然相反。
这一时期,杜甫还遇到了他的偶像李白,以及另一位大器晚成的诗人高适,三人结伴同游,到梁宋之地“饮酒观妓,射猎论诗,相得甚欢”,玩得很嗨,结下深厚的友谊。
如果用一首诗来表现杜甫青年时代的气质,那便是他在齐鲁之地游玩时所作的《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开心快活数年后,杜甫年纪渐渐大了,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欲广求天下之士,下诏开展一次制举考试,求通一艺者来京师,杜甫再次满怀壮志,进京赶考。
这一次,偏偏遇上李林甫上贺表,对唐玄宗进言“野无遗贤”,也就是说,人才都已在朝中,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
李林甫明显是在吹牛,可唐玄宗为顾及面子,竟然真把这个奸相的话当回事。
此外,李林甫担心“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因而对考生们的诗赋心存芥蒂。结果,应考士子全部落榜,杜甫又没考上。
在这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后,杜甫已成了“35+”大龄青年,漂泊无依的他面对年龄焦虑,决定留在长安,继续奋战科场,便有了十年困守长安的苦闷生活。
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他如此描述这段穷困生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在此期间,杜甫第三次参加科举,得到的结果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还是未能踏入仕途。
杜甫举进士不中,只好以诗文干谒王公大臣,十年间写了N篇求职信。曾经无比自信的他在诗中自称为“贱子”,表达科举落第后的失落情绪,并谦逊地表示:“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他还曾上街卖药,寄食于亲友家,却始终摆脱不了贫困。
最后,困守长安十年的杜甫只得到一个勉强糊口的岗位——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也就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类似于门卫大爷。
好在有个铁饭碗,杜甫赶紧到奉先县,探望寄住在此的妻儿,将这一消息告诉家人。一到家中,“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原来小儿子已经饿死了。
转眼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不得不与国家一同面临黑暗的命运。
在某种程度上,杜甫是唐代科举的一个失败例子,无论是干谒,还是考试,他都没成功,最后还不幸赶上了乱世。
但是,诗人不幸诗家幸。
参加科举的坎坷经历,让杜甫的文风发生转变,逐渐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他自称为“野老”,十年间投诗干谒权贵,却时时关心民间疾苦,写诗批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状。
他的诗比科举士子的策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后人称之为“诗史”。
安史之乱后,杜甫被叛军俘虏,囚禁一年,逃出后投奔新君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后得罪皇帝,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即杜甫辞官入蜀的前一年,他与科举有了最后一次缘分。这一年,唐肃宗下诏命州府选拔人才,进京参加进士考试。
▲唐肃宗画像。图源:网络
当时,唐肃宗已经回到长安,但唐军和安史叛军仍在河南、河北一带交战,国家形势依然危急。杜甫参加此次选拔,作了《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他结合战乱时期的社会现实,提出五个建议,包括战争中如何征收赋税以兼顾强兵、益民,以及解决民生劳弊、兵卒轮休等问题。
正如杜甫此前在《兵车行》一诗中传达征夫之苦时,发出的呼吁: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但是,杜甫的策问再度石沉大海。与功名无缘的他,不久后离开了帝国官场。
大唐也许没有眷顾杜甫,但杜甫不曾辜负大唐。
朝堂上的高官来来往往,长安城的士子麻衣似雪,但普天之下,只有一个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