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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秦二世为什么对亡国危机“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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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17 10:2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秦二世为什么对亡国危机“无动于衷”?

国家人文历史 2023-08-16 06:0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刘三解freestyle Author 刘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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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6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7 分钟


绝大多数人对《史记·陈涉世家》并不陌生,作为曾经的课文,“苟富贵勿相忘”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是网红词句,不过相对于他们埋葬的大秦帝国来说,它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了解的人要少得多,反倒是在网上有着诸多为“大秦”招魂的朋友,喜欢说的是:


如果秦始皇还活着,会如何如何……


本文就谈谈这个问题的“核心”,秦二世到底做了什么?他的反应是不是“迟缓”?更进一步说,他是不是因为能力低下,“赶不上秦始皇”,所以导致了秦朝的应对失当,以致毁灭?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陈胜、周文、武臣之流的“聚众”能力非常强悍,起兵后的人数都是以“万”为单位的:


(陈胜)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馀,卒数万人。(《史记·陈涉世家》)


(周文)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同上)


(武臣)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如果光看上述数字,感觉很干瘪,甚至会觉得“不过尔尔”,但如果配上时间再看,这种震撼感就很现实了:


(陈胜)秦二世元年七月,大泽乡起义,当月,即由九百戍卒,发展到卒数万人、骑千余、车六七百乘,同时席卷蕲、铚、酂、苦、柘、谯,直至攻下陈县,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攻克六个县,破一郡治都县。


(周文)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定陈县,派周文自陈县出发,攻到“戏”的时间是秦二世元年九月,也就是起兵后二个月不到的时间,打穿了自陈郡、颍川郡、三川郡、内史地的沿线,攻入关中,有卒数十万、车千乘。


(武臣)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在陈县给予武臣三千人,秦二世元年八月,武臣已占据邯郸郡,自立为赵王,也就是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从白马渡河后,即发展到有兵数万,先定赵地十城,又收降三十余城,方才入邯郸,力量更加壮大。


这是兵力扩张,而日后的汉高祖刘邦刚刚在沛县起兵时,有“子弟二三千人”,应该就属于《史记·陈涉世家》中所说的:


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也就是,“不可胜数”之中的一个,“九牛一毛”中的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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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反秦的“群众基础”绝不是什么“六国贵族”“野心家”的个别行动。只看其参与者的约数,已经有近百万之众,而根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的计算,这个时代秦帝国的总人口数也不过4000万左右,由此看出参与“反秦战争”的人口规模。


更值得注意的是,陈胜所辖的诸军,包括本部吴广、周文、葛婴、宋留等,以及独立的武臣赵国、周市魏国、秦嘉楚国等部的活动范围,基本上相当于如下秦郡:


陈郡、南阳郡和泗川郡、东海郡、三川郡、颍川郡、內史地一部(陈胜部)


东郡和砀郡、济北郡、薛郡一部(周市部)


邯郸郡、巨鹿郡、恒山郡(武臣部)


看似蔓延极广,其实真正的势力所及(而非切实统治)的范围,并不超过楚国淮北地、赵国太行山以东和魏国黄河以南的地盘。


哪怕是将随时而起的临淄郡田儋、会稽郡项梁、东海郡陈婴、广阳郡韩广等较大的势力算上,整个军事态势也并不比秦始皇灭六国前更差。哪怕是在陈胜大军四出的境况下,砀郡的一部分和泗川郡的北部、薛郡的北部地区,也仍然是秦朝控制下的“飞地”,类似的情况,在天下各郡都不少见。


也就是说,由于“苦秦久矣”,整个局势恶化的速度相当快,但是,秦朝仍有扳回场面的可能性。


当秦兵出关之后,整个形势也确实大变。


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上述的势力,虽然快速扩张,旬月即立国称王,却也快速灭亡,其中,周文和武臣可谓难兄难弟,都死于秦二世二年十一月,一个被秦将章邯杀死,一个被自己的部下李良所杀,前一个从几乎灭秦到身死,花费了不到三个月;后一个从称王到被杀,共四个月。


陈胜则死于次月,也就是秦二世二年十二月,被庄贾杀掉了,宝座也只坐了六个月左右(见《史记·陈涉世家》),也就是说,章邯大军出关,三个月消灭陈胜。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秦二世不早派兵呢?



真相只有一个——他不想。


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后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


翻译过来就是,陈胜反叛之后,并没有出现信息“壅塞”的现象,东方来的使者已经告知秦二世实情,但是秦二世大怒,将使者下狱定罪,之后的使者来到咸阳,面对秦二世的询问,对答就改成了,这是一群小规模盗贼,郡守、郡尉刚刚都逮捕完了,没啥可担心的,秦二世龙颜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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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地说,秦二世不爱听,也不想听。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原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


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


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叔孙通是纵跨秦汉两代的人物,也曾回答过秦二世上述的问题,注意看他的理由,后半段与上文中“使者”的说法一样,就是郡守、郡尉“逐捕”,而前半段理由则可以如下总结:


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没条件。


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輳。——没环境。


安敢有反者——没胆子。


秦二世在得了这个说法之后,还要再问一遍“博士诸生”,凡是说“反”的,都治罪,理由是“非所宜言”,而说“盗”的,全撤职撵走,唯有叔孙通说的最好,“鼠窃狗盗”,不足挂齿,让地方官抓起来就完事儿了。


总结下来就是,秦二世不想把“关东盗”当回事,根本“不想”。


他“不想”的根源就是一种典型的“力量幻觉”,也就是基于大权在握的一种“幻觉逻辑”:


(1)天下已经统一为“一家”,六国王室尽灭,战争没有理由,为谁呢?


(2)城墙坏灭、兵器收缴,秦王室不想再兴兵戈,谁又有条件反叛?


(3)君王是“圣贤”再生,法令严明且已全面推行,“好规矩”反什么呢?


(4)只要大臣、官吏、百姓,人人像辐条对准车轴一样看齐,谁敢反?


逻辑清晰,确实没有道理“反”啊,所以,凡是说有人造反的,那只能是居心叵测、非所宜言。秦二世脑中的世界就应该围着自己转,他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不想”,“事实”就不应该存在。


这不是三解的臆解,是他已经宣之于口的,见《史记·李斯列传》:


(周文军退却后)李斯数欲请间谏,二世不许。而二世责问李斯曰:……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


翻译过来就是,秦二世在知道天下乱起之后,仍在责问李斯,说,“贤人”拥有天下,那是让天下的所有都来为自己所用,让自己舒坦,这也是拥有天下真正尊贵的地方。况且,“贤人”天然就有安定天下统治万民的本事,这是一种必然、宿命,而今连自己都不能舒适,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


注意这里的逻辑,在秦二世的眼里,天下万物应该是围着他转,为他服务,让他舒坦的,有人造反,那只能是“臣民”不够好了。


所以,当“意外”来临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事儿错了”,而不是“自己错了”,他为了让自己“正确”,宁可解决掉“指出问题的人”。


比如来报告的使者,比如说真话的“博士诸生”,哪怕“博士”的本职就是“备顾问”,他也要治他们个“非所宜言”,也就是这话不该你说。



其实也难怪秦二世不信,因为他继位以来,所有的施政,几乎都是沿着秦始皇的步伐亦步亦趋,甚至还占了一个“孝道”的美德,他这样“贤明”的君主,怎么会有百姓用脚投票呢?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


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


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


秦二世的施政,几乎言必称先帝,试试效法秦始皇,巡游、刻石、作阿房宫,全都是为了“以章(先帝)得意”,他的逻辑也很简单,他爸爸“这么玩”完成了一统天下的伟业,肯定是正确之举,那么,他继续“这么玩”哪怕不能“更伟大”,总不会是错的吧?

更重要的是,他的逻辑里,不能示弱,如上面引用的:


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


所以,秦二世元年春,发生了一件大事:


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遂至辽东而还。


秦二世刚刚登基,就东行郡县,北至碣石,南至会稽,又到辽东,随路刻石,等于在秦始皇的刻石旁边,都加上了自己的印记,直到秦二世元年四月,才返回咸阳。


我们知道,秦始皇、秦二世的刻石都是“记功”“颂德”的文字,又巡行大好河山,肯定是一肚子的踌躇满志,在途中,已经开始了一套“新政”,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


这个“行诛”,实际上是秦二世在巡行途中,以使者诛杀大臣和诸公子,甚至祸及近侍、郎宦者,结果就是:


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而这也正是秦二世和赵高的目的,因为之前两人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秦二世问)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


(赵高答)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於武力,原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馀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


什么意思呢?


秦二世指出,自己即位后,大臣不服,官吏们也有力量和资历,而秦始皇的诸子也必然会和他争位,该怎么办?


赵高给的建议是,你现在出来巡游,应该借着机会抓捕、审判郡守、郡尉之类的大官,可以向天下展示权威,又可以报私仇,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下决心、下狠手的好时机,以使大臣们来不及谋划应对。


待清理完成先帝的“旧臣”不服者之后,在对剩下的亲贵施以私恩,卑贱者提拔为贵人,贫穷者提拔为富人,距离远者拉近,则“上下同心”且国家安定了。


要批量制造“自己的好臣民”,这个“自己的”要画重点。塑造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把“旧人”以各种理由“砍”下去,把“新人”提上来,具体操作者就是郎中令赵高,李斯口中的“贱人”。


见《史记·李斯列传》:


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於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财物入於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结果就是:


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


群臣人人自危,“欲畔”也就是“欲叛”的通假字,这就更印证了秦二世的逻辑,大秦帝国缺的就是“好臣民”,想“叛逃”“叛变”的,那肯定是“不好”的臣民,而这些“不好”的臣子就在他的身边,难以快速识别,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不符合逻辑”的事情,肯定是“别有用心”的谎言、谣言。



那么,最大的“谣言”,莫过于关东反叛,要知道二世皇帝当年四月刚刚完成东巡回归咸阳,海晏河清的太平盛景还在回味之中,三个月后,你告诉我“关东皆反”?


这不符合“逻辑”,所以,是假的。


直到兵临城下之际,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


“大惊”,可见二世皇帝真的“吓尿了”,这时候也不深居“禁中”了,与群臣一起谋划,问怎么办。


由这个反应来看,秦二世并不是不知道轻重的“政治白痴”,恰恰相反,在事到临头的时候,他完全明白自己哪些举动是“让自己过瘾的无用功”,哪些是“决定性的解决方案”,以及这些“方案”该找谁要,否则,他和赵高在“禁中”对坐密谋不就得了。


但是,就像秦二世在诏书中解释“复作阿房宫”的理由时,提到了一个“神逻辑”,就是秦始皇修阿房宫是为了“显摆”,如果自己停了这个“显摆工程”,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通俗地说,告诉天下人这事儿“我爸爸”办错了,这是不能容忍的。


换言之,在秦二世的逻辑,干对了、干错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不能认这个错,但是,为了“过坎儿”,什么都可以答应:


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彊,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


章邯的请求只是赦免“骊山徒”,二世皇帝直接扩大到“大赦天下”,真下了决心,也真舍得下本钱,但是,那就是为了“过坎儿”,别的,另论。


仅仅是在周文(周章)所部败灭之后,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一同进谏:


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戌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秦帝国最重要的“将相”一同进谏,事由也是正经的国事,秦二世的回复在上文中引用了两段,这里引用以下结尾:


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


秦二世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将这次“将相”进谏视为对他的一次“逼宫”,回复也很明确,就是责任在你们没法禁杀群盗,却把责任赖到我们父子的“大功业”身上,这是对我父子不忠,有什么资格坐在“将相”的位置上?


注意,他的处置方法并不是“拒谏”“非所宜言”“诽谤”,而是“案责他罪”,这个处置方式非常“老道”,从《史记·李斯列传》中李斯和赵高关于认罪、服罪的又一番暗斗可知,秦二世对于这几个“将相”老臣并没有置之死地的意思,“下吏”只是为了羞辱他们,让他们认清自己的角色,好好当自己手下的“功狗”。


但是,冯去疾和冯劫明显识破了这个“权术伎俩”,又不愿意以“将相”之尊受这个屈辱,所以自杀,而李斯这个人的“人生观”是很圆滑的,能赖活着绝不好死,典型的宁弯不折,所以才有和赵高周旋了许久,终究没能逃过屠刀。


说到这儿,其实已经可以总结结论了,秦二世并不是对陈胜吴广起义“视而不见”,他只是“不在乎”,所以“不想”知道,因为在他“权力人生”的成长历程之中,庙堂之高才是舞台,故而他眼中的“敌人”永远是“皇子公主”“将相公卿”,乃至于“近侍郎宦”,这些人才是真正能够在他的“龙体”上插刀流出蓝色高贵血液的“威胁”。


至于四方的黔首、小吏,他们是帝国的“工蚁”,是堆砌帝王梦想的瓦砾,唯独不是人。


在秦二世的逻辑里,犯错的,只能是那些卑贱的“臣民”,所以,对他们只能用严刑峻法来说话,也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的:


於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积於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在这一点上,秦二世真的没有什么“基因突变”,还真是秦始皇的“好儿子”,只不过他的运气不好,他父亲就像一个“败家子”,早就在十几年间把祖业挥霍得只剩个“空架子”,等到他即位,哪怕亦步亦趋、不改父政,“破产”也是迟早的事情,更何况他还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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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刘三解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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