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田氏齐国的最后一代齐王建出降，秦军进入临淄城（今山东淄博临淄区），战国时代宣告结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秦诞生了。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作为巩固统一的措施向天下颁行。由此，原本作为秦国文字的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行于天下。那么，在文字和语言都没有统一的先秦，不同地区的人们是怎么交流的？
秦小篆体十二字砖。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从产生了语言，就有了差异。氏族社会时期，中小部族众多，交通不便，语言的差异性非常大。进入商周时代，即便已经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各地区之间的语言相差仍然巨大。《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左传·襄公十四年》中也记载：“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同，言语不达。”《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说的就是当时各地的民众语言互不相通的情况。
春秋时期全图（局部）。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当时各地的语言差异，至少表现为词汇差异和读音差异两个方面。如《左传·宣公四年》记载：“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故命之曰斗谷于芜。”说的是楚国人把乳汁称为“谷”，把老虎称为“于菟”，因此就把他（令尹子文）称之为斗谷于菟。《诗经·周南·汝坟》释文“齐人谓火曰毁”“吴人曰𤈦”，意思是齐国人和吴国人对火的读音有区别。《孟子·滕文公上》也说“今也南蛮鴃舌之人”，说的是楚国人说话发音与中原地区的人不同，被讥为“鴃舌”，即像伯劳鸟说话。关于楚国人说话，《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了一件趣事：有一个楚国大夫想让他的孩子学说齐国话，让齐国人做老师，结果每次齐国人教他儿子说齐国话时，都有一群楚国人在那里干扰，这孩子也就一直没有学会齐国话。这个大夫很愤怒，天天鞭打孩子也没有任何效果。后来他把孩子送到齐国临淄庄、岳的闹市区住了几年，这时纵使又鞭打孩子去说楚国话，也是不会说了。（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这种语言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相距较远的地区之间（如齐楚），即使是距离较近的地方，语言可能也不相通。例如，作为楚国人的鄂君子皙出使越国时，听不懂越国人欢迎他所唱的歌曲，要求为他翻译。又如，因为担心秦国任用士余，晋国让魏寿余带领魏地假意叛乱诈降。秦国朝野相信了，派员接收。这时魏寿余要秦国派出懂得魏地语言的官员。（《左传·文公十三年》：“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楚、越是邻国，作为楚人的子皙听不懂越人唱歌；魏地和秦国也仅隔河相望，但语言却并不相通，如果交流，需要懂得对方语言的人从中翻译，可见当时语言差异之大，给人们的交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尽管普通话的概念始于现代，作为共同语的语言，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之。明清时期，这种语言被称为“官话”，在秦始皇统一之前，“雅言”是上层社会作为交流的共同语。
“雅言”最初见于《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在孔子时代，诵读《诗》《书》和主持典礼时均采用“雅言”。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认为，这是“古西周人语称雅，故雅言又称正言，犹今之国语，或标准语”。
马克思曾对这类共同语作过论述：“方言经过政治集中和经济集中而集中为全民族的共同语。”这实际上揭示了作为共同语的通用语言的发展历程：方言是共同语的发展基础；共同语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并且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从语言学发展脉络看，雅言起源于华夏先民的语言。对此，有人认为，“雅言”即“夏言”，因为“雅”与“夏”同义，而“夏”即中夏，指黄河中部一带。传说中的黄帝部落入主中原后，兼并各个部落，其本部落语言与其他氏族语言融合，开始形成共同语。至传说中的夏禹时代，中原各大部族的语言进一步交融，发展为部落联盟的共同语。当时因处于夏王朝时期，这种语言被称为“夏言”。如《墨子·兼爱》篇记载了大禹伐苗时的誓词：“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作为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禹所发的誓词，应当是对联盟内部各部落首领发布的，假若没有共同语，则命令无法发布、事务无法协调、军队无法配合，战争也就无法进行，遑论取得胜利。由此可见，“雅言”的雏形在原始社会末期、夏王朝早期就已出现。
夏时期全图（局部）。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商周已降，“雅言”作为贵族语言逐步被推广。特别是周王朝建立后，为了维护统治，在语言上不遗余力推进融合。比如，当时设立了掸人和掌交等官员，巡行天下各诸侯国，以王畿地区的语言讲述国家大事，负责与诸侯国之间的联络。（《周礼·掸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之。”《周礼·掌交》：“掌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使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掌邦国之通事而结其交好。”）又比如，通过设立外史等官员，推广规范文字以推进语言的统一。（《周礼·春官外史》：“外史掌书外令，……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西周“颂”青铜壶。器颈、腹部内壁铸有铭文，记述了作器者颂受到周王的“册命”。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除此之外，周王朝还将各地语言通过翻译的方式纳入“雅言”体系。比如设立译官，将各地方言用雅言予以音译，翻译东方各地语言的称为“寄”，翻译南方的称为“象”，翻译西方的称为“狄”，翻译北方的称为“译”。（《周礼·大行人》有“象胥”之职，郑玄注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类之本名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周王室制定了制度、设置了官吏推广作为共同语的“雅言”。毫无疑问，如果能够推广流行，将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更能方便人们交流。不过，当时各地毕竟都有方言，作为外来语的“雅言”怎么走进人们的日常呢？
“幼学如漆”，对于语言学习，最好的启蒙时段幼年，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点。当时，诗歌乐曲的学习是贵族早期教育的重要内容，而雅言的学习，则作为启蒙学习的重要内容被涵盖其中。《礼记·内则》记载：“十有三年，学乐、诵诗。”意思是，在少年十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音乐、诵读诗书。在乐官的口语教习之下，各国的贵族少年用雅言诵读诗书、演唱歌曲。
除了教学，贵族读书、作诗以及交游也会使用“雅言”作为通用语，而书籍的编订更将“雅言”用文字固定下来。比如《诗经》中的305篇诗歌虽然收集的是各地民间诗歌，在传唱之初使用的是各地方言，但经过周朝乐官用“雅言”进行的编订整理，在各地推行这些书籍时，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雅言”诵读，这样就将雅言推广了。今天我们研究《诗经》时不难发现，其中的诗歌韵部系统仍然一致。而作为重要典籍的《书》《易》更是使用“雅言”撰写，所以才有孔子说的“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说的是孔子在诵读《诗》《书》以及行使礼节的时候，使用的是雅言。
孔子像图页。作者/（宋）马远，来源/故宫博物院
当然，诵读诗书并非一定要用“雅言”。这在今天也十分常见，有的人在读书时仍然使用方言，甚至有的方言歌曲还非常流行。但正如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所说：“读先王法典，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以作为通用语或标准语的“雅言”诵读，典籍会显得典雅、庄重，并且也容易传播。而在强调庄重严肃的朝、聘、令、盟等官方场合，“雅言”更是作为必须必备的语言在使用。
当然，各地方言也不可能就此消失。同一地区的人们在日常交流时，仍然使用方言。只是在诵读典籍、重大场合时，才使用雅言。而在使用者的身份上，对于一般平民而言，或许听不懂也不会说“雅言”，但对于贵族，则是必然懂得“雅言”的。对此，章太炎有一段论断：“雅言者，正言也。谓造次谈论，或用方言，至于讽诵《诗》《书》，胪传典礼，则其言必一出于雅正……田夫野老，或用方言，而士大夫则无有不知雅言者。”说的就是在诵读典籍、外交等重大场合使用的情况下，“雅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也由此进入各地。
周王朝全盛时期，“雅言”凭借政治权力而占据强势地位，但随着历史的车轮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之后的“陪臣执国命”，以周王室所在地王畿为基础形成的“雅言”的地位也受到挑战。正如《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所言：“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脱离周王室的同时，在文化上也逐渐趋于分化。他们开始抛弃雅言，逐渐以本国国都的方言作为区域内的标准音。这样做使得本就存在的方言差异愈演愈烈，也使雅言的标准地位遭到巨大挑战。面对这种现象，孔子曾大声疾呼：“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这里所谓的“正名”，并非仅仅指书面文字，还包括与政治相关的名分、名称，当然也包括语言在其中。在各地“言语异声”的背景下，孔子认为要以雅言为标准。但由于诸侯纷争，天子衰微，孔子的呐喊并没有引起诸侯的关注。
然而，在各地语言分化的过程中，还是在局部形成了基于方言的较为统一的通用语。比如，在当时的南方地区，因楚国的强势崛起，就形成了与“雅言”（又称“北音”）相对的“楚音”，即“南音”。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拓展后，到战国后期，楚国在长江流域有了很大发展，其国土东到大海，北至黄河，西据巴蜀，南有黔巫，几乎占据当时大半个中国。楚国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从中原积极汲取文化营养，另一方面则从征服和接触的南蛮与百越等民族中吸收悠扬的巫歌和想象力奇伟瑰丽的神话传说，创造了迥异于中原文化的楚文化。就语言而言，楚语或者说楚音的地位在得以发展和巩固后，与“雅言”共同构成了南北两大语音系统。
公元前350年楚国形势。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当然，语言不仅是分化，还有融合。在由以“争霸”为主的春秋时代进入以“兼并”为主旋律的战国时代后，语言的融合大大加强，特别是强大的诸侯国征服、兼并了其他小国后，必然会将自己的通用语强加到这些被征服者身上，这就是局部融合。楚国在统一南方后，又企图问鼎中原。此时的南北两大语音系统，又开始出现融合。比如《诗经》中曾经提到“以雅以南”，说的就是当时的部分诗歌也可以用“南音”诵读，也不失韵味，说明作为南方语音的“楚音”与作为北方语音的“雅言”已经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融合。
总之，语言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通用语的出现、发展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因素驱动。“书同文、车同轨”的秦始皇尽管没有统一语言，但“大一统”历史的发展，推动着人们推进语言的统一。在“雅言”之后，相继出现了“汉言”“洛阳正音”“官话”“国语”等对标准通用语的称呼，这种通用语或共同语的演变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普通话，不仅加强了各地的联系、增进了人们的交流，更从文化上夯实了统一的基石，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资料：
①《左传》，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②《孟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③《礼记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
④《说苑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⑤《墨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⑥《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⑦《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⑧王兆春：《“雅言”形成的历史、特点及历史意义试析》，《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⑨史鉴：《战国时期语言文字的变迁》，《语文建设》，1995年3月。
⑩孙世洋：《雅言、乐语与<诗歌>——试论周代诗乐体系传习雅言的职能与机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3期。
⑾ 苏炳社：《周代“雅言”浅探》，《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⑿ 张德鑫：《从“雅言”到“华语”——寻根探源话名号》，《汉语学习》，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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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3-8-17 10: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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