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6年5月30日，明天启六年五月初六。上午9时许，北京城西南隅的的王恭厂火药库附近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
据《天变邸钞》记载，在巨响传出的一瞬间，一个特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巨响声中，天空丝状、潮状的无色乱云横飞，有大而黑的蘑菇、灵芝状云像柱子那样直竖于城西南角。
紧接着，爆炸中心方圆十几里内尘土飞扬， 数万间房屋轰然倾倒，许多大树连根拔起。位于爆炸中心附近的象房被震塌，象群仓皇奔逃，踩死踩伤路人甚多。
伴随着激烈爆炸，附近的人们几乎一瞬间被剥去了身上所有衣物，一丝不挂。爆炸冲击波并未导致周围发生火灾，人们只见大量的木材、石块、尸体等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砸死砸伤地上多人。
时值明末天启年间（1621-1627），故这次爆炸在历史上被称作“天启大爆炸”。
当天清晨，工部照常安排工匠入宫修缮大殿。爆炸发生时，受冲击波影响，正在施工的匠师们通通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死伤无数。
按照皇帝起居的时间安排，这个点，正好是明熹宗在乾清宫进早膳的时间。
许是接收到“天人感应”的信息，听到巨响，前一秒还在专心吃饭的明熹宗，后一秒就一个箭步冲出乾清宫。速度之快，身旁竟只有一名侍卫能跟上。
明熹宗一行逃至建极殿时，就连紧紧跟随在皇帝身后的侍卫也被“高空抛物”砸死。见状，明熹宗赶紧找了张大桌子，龟缩其下。
而明熹宗唯一存活的亲骨肉——三皇子朱慈炅，则显然没有他爹运气好。爆炸的巨响，直接给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婴儿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几日后，三皇子薨，明熹宗朱由校从此绝嗣。
这么一场危害社稷的大爆炸，事后官方当然需要展开大规模调查。
由于不清楚爆炸的具体原因，受惊匪浅的明熹宗做的头件大事，就是“亲诣太庙恭行慰礼”。为了让上天尽快平息怒火，平日里只想钻研木工的他，竟学着历朝皇帝琢磨起了“罪己诏”，深刻检讨自己的从政过失，并自掏腰包一万两赈济京师灾民。
皇帝犯错，自然得有人背锅。
身为掌管全国土木工程的最高长官，工部尚书董可威当然难辞其咎。在皇帝的厉声斥责下，董可威被撤职严办。
然而，在大爆炸中，他也是一名受害者。
当时，正赶着进宫面见皇帝的董大人，轿子被掀翻，朝服及身上所有的衣物皆随风消散。更加悲催的是，赤身裸体的董大人还被随后掉下的物体砸断了双臂，奄奄一息。
董可威被撤职后，时任工部侍郎的薛凤翔顶替了老上司的职务。
作为大爆炸的幸存者，薛凤翔当日也遭遇了与董可威相似的境遇。只不过，他幸运地躲过“高空抛物”，毫发无损。因此，由他组建的灾后工作小组对事故发生后的现场勘探做得尤为细致。
据其奏报，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爆炸发生于王恭厂附近。爆炸产生的巨大破坏力，使王恭厂内形成了一个长三十步，宽十三、四步（每步约合今1.6米），深二丈有余的地陷坑洞。
除此之外，位于爆炸点中心附近的都察院、天仙庵、保安寺、白虎庙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紧挨着王恭厂的石驸马大街上的一对石狮子，每只重达五千斤，均震飞出顺承门外。
▲1626年王恭厂大爆炸位置示意图，今天北京西城区的光彩胡同及永宁胡同即旧时的前王恭厂胡同和后王恭厂胡同。据学者考证，王恭厂遗址范围约在今光彩胡同2号至39号以及永宁胡同17号至39号之间。图源：最爱历史
爆炸发出的巨响，同时间，距离京城百八十里外的昌平、密云、通州等地的百姓也有所耳闻。
根据巡城御史李灿然与工部的统计，此次事故统共造成“塌房一万九百三十余间，压死男妇五百三十七名口”。
如此巨大的伤亡，让平时难得上班的明熹宗，也认真研究起文武百官在大爆炸后汇总的情况。
爆炸次日，在都察院上班的河南道御史王业浩即递交了一份关于此次事故的见闻录。在这份证词中，王业浩写道：“辰时（7-9点）入署办事，忽闻震响一声，如天折地裂。须臾……见火焰之烛天，四边颓垣裂屋之声不绝。”
王业浩的说法，得到了当时身处皇宫的大太监刘若愚的认可。据刘公公回忆，在爆炸发生时，他“忽”闻大震一声，随后隐约嗅到空气中有股火药味。
很显然，爆炸跟京城王恭厂附近存放的爆炸物相关。王恭厂内有明廷直接掌管的大型火药库。每年由此出产的夹靶枪、连珠炮、铅弹等黑火药、火铳达数十万斤，直接配发京师神机营列装。
于是，集合来自各方的证词，明廷最终将此次爆炸定性为火药库失火意外。
但好好存放的易燃易爆物品，怎么会突然爆炸？朝廷方面，一时摸不着头脑。
还是王业浩，他在上疏阐明自己的所见所闻后，又向朝廷奏报了一件事。
他称，前不久接到塘报：“奸贼差奸细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齐至京师，潜图内应。”想来，近日王恭厂爆炸与此间关系不小。
天启年间的大明帝国，外有金兵侵扰，内有农民起义，正值国难当头。无论是北方的努尔哈赤还是内部的叛军捣乱，炸京师火药库无疑都是暴击明军战斗力的上上之策。
然而，按照明朝职官设置，王恭厂隶属工部，厂内除有一名掌事太监外，平时还有匠头60名和近百名禁军。如果这么一伙奸细悄悄潜入王恭厂，不可能不惊动守备的禁军。因此，王业浩的怀疑很快被一些反对意见所掩盖。
当时人沈国元写了本《两朝从信录》，专门搬运天启、崇祯两朝的邸报内容。在援引了《天变邸钞》的说法后，他又做了补充说，王恭厂爆炸后，官方曾救出一名小太监吴二。吴二说，爆炸前，天有异象，“但见飚风一道，内有火光，致将满厂药坛烧发，同作三十余人尽死，只存一人”。
吴二的“证词”，后来也被《明熹宗实录》所采纳。
不过，同作三十余人皆死，只有吴二不死的概率很低。那么合理的解释，无非两种，要么这场大火是吴二放的，要么就是有人在吹牛逼。
如果说大爆炸是吴二故意引爆的，那么，他是否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根据史料记载，他独自完成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明朝自发展神机营以来，对火药的制造和管控把握得相当严格。对于硫磺、硝石这两大制造黑火药的主要原料，官方采取统一购置。作为战略物资储备，硫磺和硝石在民间也不能随意贩卖。要是没有宫引凭条，私自贩卖者，一律以夹带私货罪之。
《大明律》规定，凡贩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斩。
想来这个相当懂得保命的太监吴二，还不至于蠢到会选择这种自投罗网的方式。
由此推测，吴二作案的最佳机会，就只有在王恭厂的黑火药堆里做手脚了。
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黑火药非常敏感。只要有些许火星，哪怕是一道雷击，都足以引燃。因此，吴二作案后逃离现场的假设根本不成立。
那么，爆炸的真相到底如何？
事实上，无论是《天变邸钞》还是《明熹宗实录》，都难逃明末党争集团“东林党”的把控。
在《明熹宗实录》的编撰团队中，东林党人贺逢圣就曾任总纂官，参与修史。
而据学者研究，最早将《天变邸钞》当作一手史料收录的，除了实录外，还包括了明代文集《颂天胪笔》和《碧血录》。这两本书的共通点便是“适当魏党歼灭时，故记被害诸臣之事。”
说白了，这就是东林党人主导的政治主张宣传读物。
▲《天变邸抄》是1626年在北京一份由民间报房编辑发行的邸报。内容集中报道了同年5月30日（天启丙寅五月初六）王恭厂大爆炸事件。图源：网络
众所周知，明末的东林党与阉党水火不容。
学者因此怀疑，《天变邸钞》很可能是东林党人在王恭厂爆炸后，故意夸大捏造出来的“人祸”。其目的就是为了借天谴，营造一种魏忠贤及其党羽倒行逆施，惹得老天爷大怒的社会舆论，进而解救此前因故被捕下狱的同伴们。
因为就在爆炸发生的一年前，天启朝最大的太监魏忠贤刚完成了一次对东林党人的大屠杀。出身东林党的大臣杨涟实名举报了魏忠贤二十四条杀头大罪，随后，遭到后者拷打致死。
▲明朝谏臣杨涟。图源：影视剧截图
而迫害杨涟致死，不仅未能如预期般成功打压了东林党的敌对气焰，甚至还导致了黄尊素等人在皇帝面前对魏忠贤等阉党人士发起二次冲击。
于是第二年，天启六年，握有黄尊素、周顺昌等人曾试图营救东林党人汪文言的证据，魏忠贤决定再次如法炮制。五月，黄尊素、周顺昌、李应升、周起元等人被捕入诏狱，史称“东林七君子”案。
谁知，才过去没几天，王恭厂就爆炸了。
这种种的细微联系，难免不令人思虑到东林党与阉党的明争暗斗。
在爆炸后流传的《天变邸钞》中，除了有对当时灾难现场的民间描写外，也大量着墨于上层人士众生相。据记载，大爆炸发生后，钦天监官员曾有占卜言，地鸣者，当是朝中有奸党，是为大凶之象，宜天下群起而攻之。魏忠贤听后二话不说，直接命人将此官员杖杀。
另外，大爆炸发生时，除了董可威之外，另一反对东林党的大臣潘云翼也在大爆炸中丧命。但与潘云翼许久未见，且一直吃斋念佛的夫人，在大爆炸发生后，被人发现“抱一铜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动”。而前屋中日日与潘云翼偷欢的妾室，此刻却“俱压重土之下”。
爆炸之烈，亘古未有。潘夫人房中竟然片瓦不动，基本已可断定有极大的造假成分。可见，《天变邸钞》写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利用“天谴”，将社会舆论导向至某些反派人物身上。
尽管王恭厂爆炸事件朝廷官方早已定性为火药意外爆炸，并相对精准地完成了事故发生后的伤亡报告。但囿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该场大爆炸的具体原因至今仍无定论。
当时详尽记载王恭厂爆炸的资料，除了《天变邸钞》外，具有参考价值的还有刘若愚的《酌中志》和朱祖文的《丙寅北行日谱》。这两本书，都曾提到此次爆炸“不焚寸木”，“凡坍平房屋炉中之火皆灭”。再结合《天变邸钞》中记录，爆炸发生前几天，山东济南知府曾往当地城隍庙上香。随行众人及知府本人在推门入内的那一刹那，全部晕倒在地的怪异现象。现代学者王岩推论，此次爆炸或与当时地下天然气泄露有关。
▲在人类历史上，天启大爆炸与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印度死丘同列三大自然之谜。
根据他的说法，爆炸发生前后，京城周边的蓟州、密云等地连震三日，轻微余震甚至波及天津、宣大、山东以及河南等地。轻微地震虽不至于对地面造成多大影响，却有可能使地壳运动出现裂痕，从而引发地下天然气溢出。
从《天变邸钞》记录爆炸当日，宫中火神庙的守门内侍曾听到殿中有一阵音乐之声此起彼伏，吓得他们赶紧推门入内，谁知“忽见有物如红球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一会儿，王恭厂就炸了。而天然气泄露通常都会发出忽粗忽细的哨声，宛如人在吹哨，也是此起彼伏。
另外，王岩先生还提到，天然气爆炸是一种放热反应。气体急速膨胀产生的能量会以冲击波的形式往外传递，也就是《天变邸钞》中吴二所感受到的那股“飙风”。
天然气的爆炸具有很强的推动和破坏能力，完全足以将王恭厂内的满屋子炸药引燃，如此便产生了两个爆炸中心。在破坏力的相互作用下，两个爆炸中心间会形成如同龙卷风般的旋转气流，加重破坏程度。
如果此时人在天然气聚积的地方，除了会被卷入龙卷风的旋转气流中，更会因气体急速膨胀而出现肢体断裂、撕毁的现象。这也暗合当时史料称“死者之肢体多不全，无论男女尽皆裸体，未死者亦多震褫衣帽焉”的记载。
那北京地区是否会暗藏地下天然气呢？
事实是有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地质报》就曾援引美国方面研究，指明北京地下潜藏石油和天然气。
虽然王岩推论天启大爆炸与天然气大爆炸有一定关系，但他也实在拿不出特别有力的证据。
对于这场大爆炸，史学界、科学界只能从另外的角度继续探索其起因。因此，继“天然气爆炸说”后，学界又相继衍生出了“地震说”“陨石说”“内热地核强爆说”“飓风说”等多角度的分析假说。
但无论哪一种假说，都无法消弭这场超级大爆炸背后引发的帝国大震荡。
在魏忠贤的压力下，东林党人并没能通过《天变邸钞》制造的舆论成功营救狱中的伙伴。
天启六年六月，东林党的智囊黄尊素，穿上囚服，自行前往衙门自首。随后，在得知狱卒已受命准备谋害自己，为免伤及他人性命，他选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赋诗一首，自尽了结。
▲一代经学家黄宗羲即为黄尊素长子。
与黄尊素一起被魏忠贤列入必杀名单中的其余“六君子”，同样举止特异。他们连逃都不逃，乖乖在家等待东厂抓捕。
起初，仗着魏忠贤的权势，东厂拿人的流程走得还蛮顺的。李应升、周宗建等四人本着东林党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东厂带走。
而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则干脆在特务们还没上门前，就自绝于世。
但到了抓捕周顺昌时，阉党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周顺昌祖籍苏州，是东林党人魏大中的亲家，为人仗义，最喜欢在家乡做好事。以往有人蒙冤受屈，他总要找到有关部门陈情说理。因此，当地百姓听说周顺昌被抓，个个义愤填膺。
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以及杨廷枢等人甚至带领众人阻拦负责此案的阉党重要成员毛一鹭的去路，要求对方给予周顺昌公正的判决和公开的说法。
在周顺昌被捕期间，苏州百姓自发上街暴打东厂、锦衣卫人士。还有几人根本与东林党争毫无瓜葛，但他们更希望沾上东林不屈之气节，暴打官方人士后，主动揽下所有罪行，陪周顺昌走向鬼门关。
随着“六君子”“七君子”们的人头落地，魏忠贤的末日也不远了。
▲魏忠贤。图源：电影截图
王恭厂爆炸一年后，天启七年五月十八日，明熹宗朱由校在一次游园活动中，也如明武宗般不慎落水，受到惊吓，不久即驾崩。
由于皇子朱慈炅之前的不幸夭折，导致这时大明帝国内部出现权力真空，明熹宗并无子嗣可继承皇位。故而，朱由校在已知自己命不久矣时，亲自指定弟弟、信王朱由检继承帝位，是为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素来对魏忠贤祸国殃民的行径嗤之以鼻，因此，在他的支持下，嘉兴贡生钱嘉征历数了魏忠贤十条大罪，给皇帝一个杀他的机会。自知难逃一死，魏忠贤在被抓捕过程中，也想到了自尽。然而，其百死亦不足赎罪。崇祯皇帝诏令将魏忠贤肢解，悬头于河间府，以息众怒。
可惜，大明帝国中毒已深，单杀一个魏忠贤根本无法扭转败局。
在余下不足二十年的时光中，东林党再度崛起，他们的结党营私，令初为人君的朱由检颇为忌惮。作为一名迟疑不决的君主，朱由检又寻回了从前权倾天下的阉党余孽。然而，无论是谁做君主，政见不同的两派终究不能和平共事。
在李自成大军步步紧逼之下，曾被认为最有可能力挽狂澜的崇祯皇帝，最终吊死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
当大明帝国无声覆灭的时候，人们是否会猛然想起：十八年前，天启六年的那一声巨响，像极了一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地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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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6[明]朱祖文：《丙寅北行日谱》，齐鲁出版社，1996王立兴：《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耿庆国、李少一等：《王恭厂大爆炸——明末京师奇灾研究》，地震出版社，1990刘雪萍：《从明末邸钞看明末党争》，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END -
作者丨大唐梁金吾
编辑丨艾公子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3-19 10: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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