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曼调停，纳粹德国为中日“友好”操碎了心，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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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曼调停，纳粹德国为中日“友好”操碎了心，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Original 文史君 浩然文史 2023-02-19 17:30 Posted on 山东

纳粹

全面抗战之前，纳粹德国应中国政府之邀，派遣了一批援华顾问团，并给中国出售了大批军火，只因纳粹看中了中国资源和市场，所以中德关系较为亲密。当中国的抵抗击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阴谋时，日本的准盟友德国就向日本展现了善意。由此日本以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驻日大使狄克逊为中介，意图沟通中国政府高层，商讨议和。这就是陶德曼调停。

一、德国政策的转型

按照《希特勒德国对外政策》所说，在纳粹执政的头几年，德国远东政策实际陷入混乱。因为国防部门和经济部门的重点在对华关系，而里宾特洛甫等纳粹党机关则倾向日本。

纳粹高官们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混乱呢？

1933年纳粹上台，相似的国情，使得德日关系日益密切。1936年，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双方成为“准盟友”关系。

我们先看德国对中国。因为中国市场广大，德国的工业基础还在，对华输出稳赚不赔，为了展现德国对华善意，德国多次派遣了军事顾问团，所以中德关系也很亲密。

德国军事顾问团

就这样，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虽然中日矛盾已经不可调解，但德国采取的仍是双面政策，等距离外交。卢沟桥事变后，德国双面政策行不通了，虽然德国外交部在7月20日就宣布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但实际上德国对日本侵华十分不满，一再表示“不要期望德国将赞成日本的行动”，德国甚至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撤回军事顾问团、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火的要求。

但是德国也不能抛弃“准盟友”日本而完全倒向弱国中国，由此德国的远东政策越来越倾向“调停”。

纳粹德国和希特勒

二、中日的和谈意向促使德国转变政策

之前德国的骑墙态度让中日双方都不爽，中日都希望德国站在自己一边。又因为中日战争陷入胶着，按照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所说，日本国内对这种无休止战争产生了厌倦和谴责的情绪，日本被迫在战争之外去找结束侵华战争的办法。而中国由于实力太弱，国民政府虽然一方面顽强抵抗，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和谈之路。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

1937年10月21日，日本表示“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日本这种暧昧的议和语气，马上得到了德国的响应。第二天，德国外交部就指使驻华大使陶德曼劝中国和日本谈判，以德国驻华大使命名的“陶德曼调停”正式开始。

三、第一次调停

陶德曼调停历时3个月，日本提出了三次条件，期间蒋介石有过暂时接受丧权辱国条约的想法，但都因机缘巧合而失败，所以陶德曼调停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交涉，以中国接受调停开始。蒋介石让日本先停火退出占领区再谈议和，而日本是让中国先卖国再停火。

10月22日当天，陶德曼在上海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特使马奈木敬信，商讨了一般原则。11月2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询问了日本的议和条件，并将其转给陶德曼。11月5日，陶德曼将日本提出的条件交给蒋介石。

《建国大业》中的蒋介石

日本的条件为：蒙古“自治”、关内建立满洲国非武装地带、上海非武装区扩大、反共、停止抗日、降低对日关税。蒋介石表示，“日本必须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否则，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虽然陶德曼和法肯豪森对蒋介石连哄带骗、软硬兼施，但蒋介不为所动。

德国援华顾问团长法肯豪森

此时国内、国际的局势对中国极为不利。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而九国公约国家不给中国实际帮助。德国活动又起。11月末，陶德曼再次劝说蒋介石，蒋介石无奈地同意以11月2日的日本提议为底稿和谈。

四、陶德曼第二次、第三次调停

第二次交涉，以12月2日蒋介石接受了11月2日日本的条件为起点，蒋介石同意先议和再讨论七七事变等问题。12月3日，德日会晤，日本参谋本部同意和谈。12月4日，德国将调停制成文件，12月5日、7日分别将其交给中、日政府。

但，日本又变卦了。

因为日军进展迅猛，上海沦陷后，首都南京岌岌可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表示，议和之事容后再议。

广田弘毅

果不其然，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了。为了威慑中国政府，配合议和条件，南京沦陷后日军进行了南京大屠杀。12月22日，日本单方面提出了新的议和案，内容极其苛刻，加上直接要求中国承认“伪满”、中国对日赔款的条件，这种直白的卖国条款连陶德曼、狄克逊都认为，“日本如今的和谈条件远远超过了 11 月 2 日的条件，中国政府几乎不可能接受”。

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被害

果然，此提案交给中国后，蒋介石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党史概要》），决心一战，并重新调整了战力部署。就这样，此次交涉又失败。

此后中日又进行了第三次交涉，即1938年1月10日，日本提出新条件，这次的条件较第二次虽有所减轻，但日本仅是改变文本中的强硬的措辞，实质上和第二次的条件没有什么区别。

再看德国，还是没有放弃调停的希望，督促中国尽快回复，1月13日，中国政府回复“中国本准备以 11 月 2 日的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至于 12 月 22 日的新条件，中国愿意详细了解它的性质和内容，以便进行认真研究，做出明确的决定”。

其实，这已经变相承认了中国不反对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东北可以“独立”的无下限妥协。

《长沙保卫战》中的近卫文麿

1月3日，日本内阁认为国民政府是拖延战术，遂决心放弃和谈。1月16日，近卫政府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1月17日，陶德曼向国民政府转达了“近卫声明”，表示“鉴于这份声明，德国作为信使的角色结束”。至此陶德曼调停彻底失败。

《长沙保卫战》中的日本内阁

文史君说

  陶德曼调停，真可谓机缘巧合。如果蒋介石在第一次交涉时就同意了日本的条件，中日战争有极小的可能不会进行下去。只能说这个可能性极小，毕竟日本侵略成性，不可能被条约束缚。但是一旦签署，那就意味着东北、蒙古的实际“独立”，中国的百万疆土将全部丧失。其实蒋介石第一次交涉也仅仅是提出让日军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连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都没提，可见一旦日本松口，就能实际控制东北。当蒋介石明确同意第一次交涉条件的时候，日本又不同意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太大，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贪心不足蛇吞象，最终中日战争就这么打下去，日本深陷中国战争泥潭，无法自拔。

参考文献

杨智友：《陶德曼调停始末》，《档案春秋》2015年第9期。

袁玮蔓：《谁为调停买单——再论陶德曼调停》，《抗战史研究》2012年第2期。

张皓：《德国对七七事变的矛盾态度及原因》，《安徽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