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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水浒后传》中的梁山好汉为何在海外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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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16 08:5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水浒后传》中的梁山好汉为何在海外建邦?

 孙雪童 国家人文历史 2023-02-15 22:00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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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4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min


明末清初,有位小说家陈忱给《水浒传》写了续书,名叫《水浒后传》。书的结尾中,众好汉全员团聚金鳌岛,并在暹罗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虽说大团圆的结局落入了古典小说的俗套,但海外建邦的结局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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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后传》书影。来源/国家图书馆


作者是如何把眼光放到海外的?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回明朝末年。


海上版的大团圆


《水浒后传》是明末清初小说家陈忱所著的百回本《水浒传》续书。陈忱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生于浙江乌程,年少时喜爱读书,但自觉一事无成,于是游历东南诸省,结交天下名士。清军入关后,陈忱等人不愿在清做官,自称古宋遗民,在山林间隐居,并创作了《水浒后传》。


《水浒后传》全书包含历史线和小说线。历史线主要是北宋联金灭辽、宋金之战、靖康之耻,一直到南宋建立,故事则从征方腊后开始,仍然在世的梁山好汉在海上重新聚义。《水浒传》中大多数事情的发生地点,是梁山所在的山东地区和东京汴梁所在的河南地区。而后传的主要地点与原传有了很大不同。除了河南和山东,北至燕云地区、南至暹罗国都有剧情的进展。其中有十六回的内容与海洋有关,或直接发生在海上。对于全文仅有四十回的后传而言,海洋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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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历史地图,《水浒后传》发生的地点远至东南亚地区。来源/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小说的第二回中,梁山好汉重逢的事件与海洋贸易相关。扈三娘的兄长扈成在扈家庒被毁的情况下,做起了海上贸易。但因其货物被当地土豪劣绅无端劫走,幸得梁山好汉阮小七等人帮助夺回货物,从此开始聚义之路;小说的结尾是众好汉全员团聚于金鳌岛,在暹罗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可以说《水传后传》的情节从海洋走向陆地开始,又以从陆地走向海洋结束。作者能够写出如此情节,这自然与明朝历史,尤其是明末清初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说版的郑成功


南明时期,郑成功、张煌言分别在台湾岛和舟山岛建立了海上根据地。随着南明隆武帝被出卖以及清军对闽浙地区西部大片土地的占领,郑成功寡不敌众,跨过台湾海峡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占领的台湾岛,期待东山再起;而张煌言作为鲁王政权的重要大臣,在危难的情况下,先后占据了东南沿海附近的多个岛屿,将其作为抗清根据地。由此可见,清军南下进攻是东南沿海抗清人民走向海洋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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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漆木雕郑成功坐像。来源/闽台缘博物馆

反观宋末元初,南宋君臣面临的局面与南明相似,却并未走向海洋。蒙元占领北方后,对南宋发动了长达四十余年的进攻,南宋节节败退,最后退守到两广地区,在崖山与蒙军展开最后决战,最终兵败灭亡。从宋朝君臣的南撤路线可以看出,他们在江北沦陷后,可以撤离国都,逃到偏远的福建、两广,但在他们看来,一旦到了大陆最南端则已无路可退,于是在崖山地区与蒙军发生决战。在宋朝,尽管海外贸易频繁,造船业和航海业发达,但在宋人观念中,依然只有大陆才是国土,海洋只是道路。宋高宗在金兵南侵时,“乘楼船次定海县,给行在诸军雪寒钱”,最终还是逃到了更南端的大陆。当陆地全部沦陷,也就意味着国家没有任何希望。由此可以看出,在宋朝君臣观念中,不存在远渡重洋寻找海岛、整顿力量准备东山再起这一概念,同时也可以看出清军南下仅是东南沿海人民走向海外的直接原因,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明朝建国后,为了防止倭寇骚扰沿海地区,实行了海禁政策,严禁百姓自行出海,也阻止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结果事与愿违,海滨百姓难以维持生计,与倭寇勾结进行劫掠,对沿海地区造成了危害。嘉靖年间,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等名将得到重用,在军事层面剿灭了东南倭寇。但军事征服只能起到一时的作用,无法根除东南匪患。抗倭名将谭纶认为,应当开放沿海地区,允许民间出海。


隆庆帝继位后,听从大臣意见,宣布解除海禁,开放通商。隆庆帝在位仅六年,驾崩后其子万历皇帝继位。万历年间,“复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黄。已而两市舶司悉复,以中官领职如故”,来自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多从东南沿海地区进入中国,西学开始东渐。同时,出海的限制也被取消,人们得以将眼光投向海洋,出海捕鱼或进行通商贸易,也开始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交往。从隆庆开关到明朝灭亡有将近八十年的时间,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江浙、福建等地,人们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观念或文化的影响,对于海洋的认识与中原地区的汉人出现了一定差异。


这也是为什么核心统治区在江淮一带的弘光政权和最后占据广西、云贵地区的永历政权的逃遁路线均是向南方的陆地撤退,与南宋的路线相似,唯独隆武政权有多位重臣将目光放在了海上。弘光政权的主要大臣,如史可法等人,多是北方人,在崇祯帝自尽之前被派往南京担任官职或在北方沦陷后逃往南方。他们只有陆地观念,在原先的城池失守后,除了血战或投降外,只晓得向离敌军更远的陆地逃亡;永历政权的主要力量是孙可望、李定国等张献忠旧部,他们多出生于川陕地区,不太可能对遁走海上有任何概念;而隆武政权的骨干多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如张煌言生于浙江鄞县,夏允彝父子、陈子龙是松江人,郑芝龙更是出身于海盗,长期在海上劫掠,与荷兰、葡萄牙人频繁打交,而且娶了日本人为妻,生下郑成功。在时间上,他们均出生于万历后期,处于明朝历史上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时代,地理上又是与外国人和海洋接触最为方便之地,因此,他们对海洋有着相对充分的认识,并且愿意在海上建立根据地。


不论张煌言还是郑成功,在海洋思想上都有局限性,在建立海外根据地上也出现了较大失误,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其中,张煌言着眼海洋时间较早,在隆武帝遇害后不久就把舟山岛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以此为保障进攻江淮闽浙一代的清军。张煌言的主要目标依然是收复南京等重要城市,常年在东南沿海地区作战,对岛屿的经营始终不够充分,且诸岛距离大陆较近,多次被清军占领、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很难将精力用于岛屿开发。郑成功将目标定为被荷兰占据的台湾岛。台湾岛距离大陆较远,易守难攻,但直到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才发动东征。而当他于次年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岛后不久,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不久,他自己和李定国先后去世,明朝大势已去,郑氏也无力反攻。明郑政权又存在了二十余年,最终在康熙年间被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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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经过。来源/《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可能是意识到了郑成功、张煌言的失策,《水浒后传》中,李俊占据金鳌岛之路更加顺利。李俊等人早在联金灭辽之前,就进行了乘船出海,找到了距离大陆较远的金鳌岛,进行了数年开发,在军事、经济、民生各个方面较为完善。加上原先在山东征战的梁山好汉的加入,金鳌岛在经历了暹罗国、日本国和金人的数次进攻后,仍旧岿然不动,并在暹罗国发生内乱后出兵消除了乱党,成为暹罗国新的国主。陈忱笔下李俊的一系列举措,或者说陈忱本人的海洋意识,在目睹了南明的土崩瓦解后,显然又比张煌言、郑成功等人有所进步。


超越时人的观念


小说第九回,在苏州隐居的李俊拾到了刻有“金鳌背上,别有天地” 的石碣,认为它有所指。在下一回,已经故去的宋江托梦李俊“金鳌背上起蛟龙,徼外山川气象雄”,天意和人心皆指示李俊应当到海外发展,寻找一番新天地。终于,众豪杰乘海船、驾长风,开创了金鳌岛上的基业。此时的李俊并不是因为被逼无奈才远走海外,他与童威、费保等七人在太湖打渔为生,逍遥自在,家中又颇有积蓄,生活富足。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主动走上海外,占据了金鳌岛。与此同时,剩余的诸多梁山好汉依然在山东地区,聚集于登云山、饮马川等地与官府和金兵抗争。不久后,金兵南侵,攻陷汴梁城,二帝被俘,蒙尘于北国,黄河以北的土地大多沦陷。登云山、饮马川也陷入金兵的包围,宋高宗姑息求和的政策又令他们寒心。面对这种三面受敌、一面临海的情况,他们没有选择从陆路尝试突围,而是抢夺了金人的海船,南下金鳌岛与李俊会和,共同在暹罗国复兴梁山大业。当然,在全书的最后,李俊等人还是受到宋朝皇帝的敕封,并没有完全独立于朝廷。全书的中心思想仍然是继承了《水浒传》本身的忠义思想,提出只反贪官横行和民族压迫,对朝廷忠义,即使作者笔下的君主是昏庸、懦弱的宋高宗。这也是作者的生活时代和背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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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李俊。来源/电视剧《水浒后传》截图

李俊占领、开发金鳌岛,给这块蛮荒之地带来了社会经济层面的大幅度提高,但又与西方通过屠杀、劫掠、传播疾病的血腥殖民有着本质区别。面对单纯又缺少文化素养的当地人,李俊等人传授耕织技术,在用汉文化对他们进行开化的同时又尊重其风俗,使他们知廉耻仁义又不失往日的淳朴。积极促进两方通婚,在血缘层面拉进距离。在文化传播层面,又与汉唐盛世对少数民族进行文化融合有着相似之处,李俊等人眼中与土著联姻是正常的婚姻,要实现“两相情愿,彼此一家,阴阳合德,自此再无隔碍”,实现和平共存、共同发展。可以说,李俊的形象既有西方着眼海外、对外开拓的进取,同时又保持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共存的传统道德。


在海岛发展层面,李俊等人“凡有荒岛都加开垦,爱民练卒,招徕流亡,与客商互市,日渐富强”,不仅发展农业和军事,同时积极对外通商。此前的小说中,啸聚山林或占据小城主角团队实现一方繁荣富强的措施只有“自种自吃”“抢劫贪官污吏”等简单粗暴的方法。但金鳌岛位于海洋中,少有官吏经过,不可能抢劫。如果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最多能让金鳌岛富庶,并不能令其强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李俊等人选择与海外通商,从而发展金鳌岛。此外,书中对于商人形象的刻画颇为形象,比如最早做海外贸易的扈成,在水浒原传中出场较少,形象不鲜明。在后传中,他表现出侠肝义胆、足智多谋的性格特点,与传统作品中重利轻义又胆小怕事的商人形象形成反差,这同样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颇为罕见的,反映了作者对海洋贸易的正面态度。


尽管隆庆年间实现了对外开关、俺答封贡,但重农抑商的观念依然存在,人们大多重视耕种而轻视通商,陈忱却有着超越时人的观念,在重视农业的发展的同时,也支持商业发展,尤其是海外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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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沉船“南澳1号”“万历号”出有大量瓷器,反映明代海上贸易情况,图为青花象首军持。来源/展览《牵星过洋:明代海贸传奇》资料


作为南明知识分子,陈忱已经意识到单纯发展农业,即使风调雨顺,能实现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场面,最多能使百姓安乐,并不能使国家富强。唯有农商并重,放眼海外,才能使国家强大。但清廷统治者显然没有这样的海洋观念,其一系列做法使得陈忱的构想仅仅停留在小说中。为限制郑成功等人,清廷推行迁海令数十年,禁止与外界联系。尽管后来以展海令取而代之,也对商贸有诸多限制,技术和思想交流更是少之又少,这导致人们与海洋越来越陌生,直到一百多年后,在洋枪洋炮下被迫打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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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孙雪童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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