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来到了他的身边，
用铁钩拉起这冰冷的躯体，
抛进高耸的尸堆。
面无表情地垫上几根木头，
然后点燃熊熊烈焰。——莱蒙托夫《瘟疫》
1770年的11月，第五次俄土战争期间，一场灾难性的鼠疫降临莫斯科。在瘟疫最严重的1771年，民众不堪忍受政府的无能，掀起了反抗政府的暴动。这使莫斯科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疫情得以继续蔓延。
危难之际，坐镇圣彼得堡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派得力干将格里高利·奥尔洛夫伯爵出征莫斯科。奥尔洛夫在莫斯科限制人口流动，建立临时医院等，终于使莫斯科在1771年结束之前摆脱了鼠疫的威胁。
而此时，莫斯科已有10多万人丧生，约占莫斯科总人口的一半。
1770年是第五次俄土战争爆发的第三个年头。战争初期，奥斯曼苏丹穆斯塔法三世不明智的宣战行为，给自己的帝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训练有素的俄罗斯军队在苏沃洛夫等名将的率领下，从陆海两方面围攻奥斯曼帝国和他们的波兰人、鞑靼人盟友。
到了1770年，战争越发朝着对奥斯曼帝国不利的形势发展，俄国人接连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块今天归属罗马尼亚的领土。越过奥斯曼人苦心经营的多瑙河防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庞大的军队和拥挤的军营成了滋生传染病的温床，一场灾难随着受伤士兵的增多而悄然发酵。这些从前线返回莫斯科的士兵，除了满身的血污之外，还带回了一种致命的传染病——鼠疫。
11月的一天，一名军官突然病死在莫斯科陆军总医院的病床上，瘟疫的潘多拉魔盒启封。很快，他的主治医师也倒在了病魔手中。即使在迅速的隔离管制措施之下，瘟疫依然夺走了这个病区27个病人中22个人的生命。
随后，这些鼠疫杆菌迅速偃旗息鼓，隐蔽在白雪皑皑的严冬之中，整个事件被当作了一场意外。
就这样，莫斯科人安稳地度过了1770年的冬天。
次年3月，在莫斯科河畔区的大型呢绒厂内，爆发了一种迅速而凶猛的疾病，许多工人出现了发烧的症状，随后便是不停地打冷颤、死亡。工厂老板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派人简单一埋了事，但这种刚刚复活的病菌，并没有随着宿主的死亡而被埋葬，而是迅速从工厂传播到了莫斯科的大街小巷。
很快，整个莫斯科的医疗卫生系统便拉响了警报，这时莫斯科市长萨尔蒂科夫（Салтыков.П.С.）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匆忙地关闭了陷入恐慌的莫斯科呢绒厂。但为时已晚，恐惧随着工人们的小道消息连同瘟疫快速摧毁了莫斯科人的生活，落后的卫生习惯和陈旧的卫生系统对瘟疫的扩散无能为力，整座城市加速滑向了鼠疫的深渊。
远在首都圣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并非对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市长萨尔蒂科夫和莫斯科卫生系统的负责人早已向女皇汇报了灾难，然而帝国一开始对来自底层医生的汇报不置可否。因为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已经让帝国喘不过气来，圣彼得堡方面不得不竭力维持着国内平安无事的假象，来向欧洲展示俄罗斯赢得战争的决心。
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一边派人象征性地封锁了莫斯科通向首都的道路，一边向人民保证这并不是什么大瘟疫，只是一种可防可控，而且只具有一定传染性的新型发热症。
显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莫斯科市民难以将政府“普通发热”的承诺与身边尸体被成车拉走的现实联系起来，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随着危机的严重而不断强化，在饥饿与死亡中挣扎的市民忽视了隔离令，民意如同高温下的火药桶一般蓄势待发。
“莫斯科人是不惧怕瘟疫的，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对子民的惩罚，但他们却反而害怕医生、医疗所和检疫站，人民相信这些‘新事物’是魔鬼的造物。”人们的愚昧加剧了疫情的严重，市长萨尔蒂科夫发现他既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实施整个城市的隔离，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救治本就陷入宗教狂热的市民。
在阻止疫情无望后，萨尔蒂科夫将权力移交给了主管医疗卫生工作的埃普罗金（Еропкин, П.Д.），自己逃离了城市，莫斯科进入了无政府状态。
谣言成为了引爆民意的导火索。
1771年的秋天，坊间传闻莫斯科中国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与中国无关！于与中国无关！与中国无关！）圣芭芭拉大门上的玛利亚圣母像，有驱邪治病的功能，绝望的人们便纷至沓来，用祈祷和捐款的方式祈求上帝的垂怜。
整个圣芭芭拉大门前挤满了前来祈福的莫斯科市民！
莫斯科大主教安布罗斯（Амвросий ）明白，疫情期间人群聚集无异于是为瘟疫的扩散提供可乘之机，于是他命人取下圣像，藏在其他教堂里。不幸的是，这个举动为他招致了杀身之祸，愤怒的民众认定安布罗斯主教是在阻止上帝的拯救，于是祈祷活动立刻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骚乱，可敬的老主教逃到另外的教堂里，却被冲进来的乱民找了出来并残忍杀害。
莫斯科的街头一片地狱般景象，人们捣毁了医院和检疫站，抢劫与谋杀充斥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此时，莫斯科实际上的最高长官埃普罗金将军纠集了莫斯科和周边躲避疫情的军队来镇压民众暴动，埃普罗金开枪打死了其中的一些首恶分子，暴力逐渐平静下来。
这出插曲渐渐画上了休止符，然而疫情却仍在持续。
莫斯科的民众暴动让叶卡捷琳娜二世意识到了危机的紧迫性。她派遣宠臣奥尔洛夫伯爵（Орлов, Г.Г.）担任莫斯科的新市长。奥尔洛夫一抵达莫斯科便意识到，当下最紧要的事就是恢复秩序，并防止瘟疫继续扩散。在他的命令下，来自圣彼得堡的军队接管了城市，违法行为得到了遏制，城市秩序得以恢复。
紧接着，奥尔洛夫颁布了更严格的隔离令，整个莫斯科成为隔离区，任何出入莫斯科的行为都必须得到市长的亲自批准。新的隔离措施在军队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实施，莫斯科事实上变成了一座孤岛。
同样是根据奥尔洛夫的命令，所有运抵莫斯科的物资都被运送到了莫斯科郊外远离城市的地方，市民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前往购买。这些市场内都储备了足够的醋，在细菌学说尚未建立的18世纪，人们普遍相信熏醋能消毒，但其实并没有什么作用。不过，这刺鼻的味道的确有效减少了人与人的接触，进而阻止了瘟疫的传播路径。
在卫生方面，奥尔洛夫下令兴建临时隔离所和传染病医院，并大幅提高一线医护的薪水。新政府承诺对医护人员提供包括工作补助、染病补助和牺牲补助在内的一系列保障，大大提振了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士气。政府还为自愿隔离的病人提供金钱奖励，同时也奖励任何举报藏匿病患的行为，鼓励人们积极入院治疗。教会也在政府的支持下大力开展防治瘟疫的布道活动。
这些举动恢复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人们逐渐意识到医院并非恶魔，瘟疫也不是什么惩罚，而是可以战胜的一种疾病。当然，机敏的奥尔洛夫也吸取了之前骚乱的经验，在城市周边部署了足够的军队，随时准备扑灭任何潜在的暴动。
在那个灾难的9月，奥尔洛夫像天使一样出现在大街小巷的检疫所和收容儿童的庇护所，为无数受灾群众带来了战胜疫情的希望。
除了做好防疫工作，保障民生也被新政府提上了日程。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之后的一个月里，奥尔洛夫意识到失业对民众的威胁比瘟疫本身还要大，在他的部署下，防疫工作进入了保障民生的新阶段。
莫斯科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为徘徊在市内无事可做的民众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无论是疏浚脏乱的莫斯科河，还是组织人手扑杀携带细菌的流浪动物，莫斯科人都兴高采烈地投入到这些有钱可赚的工作中来。
虽然国库为此付出了一笔巨资，但总的来说，瘟疫的破坏性被奥尔洛夫的防疫措施降到了最低。到了1771年的冬天，政府宣布城市的公共设施将会逐渐有序地开放，莫斯科得救了。
1770-1771年间的这场瘟疫，夺走了莫斯科一半的人口，约10万人的生命。如此巨大的损失同政府早期错误的抗疫方式脱不了干系。好在天才的奥尔洛夫在充裕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下，圆满地处理了莫斯科的瘟疫，既阻隔了瘟疫传播的途径，也为因瘟疫而无法工作的民众提供了工作和食物，甚至还趁机改进了莫斯科的公共设施，可谓一举三得。
叶卡捷琳娜二世以隆重的礼仪迎接奥尔洛夫归来，圣彼得堡给予了这位伯爵英雄般的礼遇，竖起了铭刻着其事迹的凯旋门。人们将奥尔洛夫比作罗马神话中冲进深渊拯救罗马的英雄马尔库斯·库尔提乌斯（Marcus Curtius），以此来歌颂他拯救莫斯科的壮举。
在逐渐恢复活力的莫斯科，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逐渐减少，虽然一直到1805年，仍然有零星不幸的人感染上这种可怕的耶尔森氏菌，但总的来说，奥尔洛夫的抗疫举措取得了超越时代的重要成就。事实证明，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隔离仍然是最高效的抗疫手段。
这场灾难是鼠疫在俄国最后的盛大演出，此后鼠疫逐渐退出俄国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霍乱这种工业时代的“宠儿”。对俄国来说，奥尔洛夫在这场抗疫斗争中的天才表现为俄国赢得了将近60年的和平期。不幸的是，在霍乱改头换面席卷俄罗斯大地的未来，民众还会再一次把屠刀对准被认为是“象征恶魔”的医生，历史还将再一次重演，人们应对各种流行病大爆发的脚步依旧步履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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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3-3-15 02: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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